细说抗战
黎东方 著
本书是“黎东方讲史丛书”之一，由旅美著名历史学家黎东方先生撰写。讲述了那一段可歌可泣又血流成河的历史，其中包含着悲壮、忠诚和背叛。
其内容来自作者在《传记文学》的连载。
自 序
读者对于作者，喜欢问一个问题：“你为什么写这个？”我之所以写这个，首先是有感于抗战为中国历史上千古未有的大事：全民奋起，一致对外；它也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以至弱对至强，而奋战到底。
其次，是为了想报答忠勇的将士，包括三百多万的伤亡之人，与百战归来的幸免于伤亡之人。他们封国家尽了心，出了力，流了血，花费了他们一生之中最好的八年。我呢，忝为国民一分子而请缨被拒，于深感愧疚之余，决心也贡献八年的时间，把他们的史诗，用我的笔写出来，以表彰他们之中已经走了的，安慰他们之中还和我们活在一起的。
再其次，我极想把我的几位为国捐躯的亡友藉此机会让国人知道他们的简单事迹。第一是吴君怀仁，他在东北的女儿沟矿厂目睹日军在九一八前后的暴行，毅然以平民身分参加了民国二十一年上海一二八之役，阵亡。他的壮烈，与胡阿毛烈士互相辉映。胡阿毛是卡车司机，被日军拉去运子弹，他把卡车开到北四川路大桥之时，故意翻车入河，毁掉那些子弹，毁掉卡车，杀了押车的日兵，也牺牲了自己。吴君怀仁是混入敌阵，用手榴弹炸死了不少日军官兵而被捕成仁。
另一位好友，何君世杰，在法国留学与我同时，我学历史，他学陆军。回国以后，他参加了中央军校教导团，于民国二十六年八月十三日以后的淞沪会战之中阵亡。
死得甚惨的是徐君公图与史君灿棠。徐君是湖北人，原名志坚，在中央军校读书，于九一八以后决心抛弃锦绣前程，不等候军校毕业而只身远赴东北，与小白龙马锡三在一起对日军游击。他负伤，被弟兄背回北平，住入协和医院，取出子弹。我把他接了出院，住在我家半年，于康复之时再上前线。兵败退入察哈尔，到达二台子，被吉鸿昌的坏部队暗算，抢去了枪械，而且杀了他的弟兄。他本人因被杀之时大骂坏人，而被坏人用刀在腰部砍他，成为两段。
史君灿棠，江苏溧阳人，青年党的党员，与国民党党员徐公图是好友。他们两是在东北抗日之时相识的。苗可秀烈士逝世以后，史君和十多位朋友回到关内，在北平找后援，结果很不够理想。他们把身边所藏的炸弹，抛在酣饮狂舞的那些不知亡国之恨的民族败类的身上；也炸毁了几家专卖日本货的百货公司。有时候，官方搜得紧，炸弹便存在我的寓所。
黄郛签了塘沽协定，把日本人所还不曾开口硬要的土地与权利，先送给日本以换取苟安，而且签字以前并不向汪、蒋二人请示。其后，北平当局应日本的要求，通邮通车，在事实上承认满洲国。通车是恢复北宁铁路北平沈阳之间的火车。史君灿棠和他的朋友十分愤慨，便决定了以剩下的几颗炸弹，炸第一次开往沈阳的火车。他们把火车炸毁了一列；不幸，也炸死了几个老百姓。北平的当局抓了人，要处死，史君灿棠投案，说这件事只是他一人所为，所抛掷。当局把其他的人放了，将史君押往刑场，枪决。我当时在广州任教于中山大学，特地借中山大学礼堂为他举行了追悼会；也写了信给怀孕待产的史太太，嘱咐她，生下的孩子可取名“史复”，以继承乃父光复河山之志。直到今天，我还不曾遇到姓史名复的溧阳人、年龄在四十四、五左右的人。我希望能遇到他。
同样令我怀念的是在汤玉麟既已逃离承德以后，带了若干年轻朋友奔进兵营，取出汤所弃而不顾的炮，对日军抗了一阵的王蕴萍；与单独在法库用手枪及手榴弹杀死很多日寇的徐春圃。徐春圃当时是一个中学的女生。这两位到北平均和我见了面。王君不久去了新疆，被盛世才关押，我托了一位徐先生将他救出，再其后大陆变色，音信杳然。徐春圃和史灿棠合作了一段时间，也有她自己所带来关内的十几位男女志士。我去了广州以后，她和这十几位跋涉万里也到了广州。可恨当时很多在口头鼓吹抗日的人，并不肯用实力对真正的抗日行动予以有效的支援。
比我年长十岁的余井塘先生，是文人，却有军人的爽朗个性，而且律己极严，待人极厚。他在我的书房见到我几十册有关抗战史的笔记，颇为嘉许。不久，他便向中山学术基金会杨亮功与阮毅成等几位先生推荐，给了我以撰写英文本《中日第二次战争史》的机会。此书已经写成，八开二百二十八页，印在该基金会第三十二集的集刊之中。
另一位兄长，文人梁栋，一生视我如胞弟，从民国十四年在上海认识起，直到他前几年逝世，也爱护我数十年如一日。是他，梁栋，介绍了我认识方先觉与吉章简。介绍我认识刘茂恩与郜子举的，则是在抗战时投笔从戎的王兄长介一。
在身经百战，而豪迈不减当年的军人之中，也有我不少的好友。这是我平凡的一生之中最大的快乐，也是最大荣幸。名将如薛岳、丁治磐，与已故的孙震、杨森、刘茂恩、郜子举，我虽攀交了，却只敢敬如父兄。至于常相往还，而意气十分契合的，则有在淞沪未失寸土，又在独山挽回危局的孙元良，在南口、台儿庄、西峡口，三战三胜的王仲廉，以及先后在淞沪与长沙战绩辉煌的夏楚中，守了吴淞、又守黄河的吉章简；当然，还有更叫我梦寐难忘的衡阳守将方先觉与葛先才。当年在法同学而其后扬威缅甸的廖耀湘与徐懋禧，今日一亡一存，也令我怀念不已。孙立人这位世界极的名将，在清华高我几班，我只能引他为荣，却未有一面之缘。最近，有外国文件说他接受某国政府之托，在台湾阴谋叛变，我不信。某国以其在韩国与越南的作风，有可能也在台湾重施故技，而孙立人一生忠义，不是肯受收买，做不忠不义之事的人。爱护我的军界前辈，如蒋公及何应钦、顾祝同两位先生，邓文仪兄长、王修身兄长，也增加了我写这本书的勇气。
龚德柏先生把他藏之金匮的秘密著作，用中文打字机打了两份，一份交给一个在美国的某君，另一份交给了我。石觉将军也写了一本著作《从军作战记》而不愿意印出来，却交给了我，再三嘱咐我“千万不可以拿去发表”。万建藩将军于大陆变色之时，流转来台，别的书未带，只带了苟吉堂所写的《中国陆军第三方面军抗战记实》，放在身边若干年，却送给了我。龚、石、万三位如此深厚的友情与信任，令我终身感激，因此也就不敢不竭力把这几篇抗战史文章写好。
魏德迈将军也是鼓励我写这本书的英文本子的人。他在马利兰州住宅招待了我与内人，谈了一整天，答覆了我许多许多有关抗战的问题。他教我对中日双方自称的伤亡数字，要细加查勘。
关于抗战的史料，我所最常用的是国防部史政编译局所出版的一百册《抗日战史》。当时该局的名称没有“编译”二字；局长是许君朗轩。许君才兼文武，毅力过人。倘若不是他主持了这件大事，今日谁还有机会汇集出这宝贵的记录呢？有些人见到书中与他们有关的枝节被遗漏或写得不够，便对此一百册的巨著加以全盘否定，却不肯定下心来，写出自己所认为正确的经过。
我也细心拜读了吴相湘教授的《第二次中日战争史》，很佩服他的文笔与判断。另一位长住美国，似乎先在麻省理工、后在普林斯顿大学教书的刘复先生(F. F. Liu)，用英文写了近代中国军事史(其中包括抗战)。这本书称得上“言简意赅”四个字。直至今天为止，不懂中文的西方人士只能依靠刘先生的这部书获得有关我方抗战的史实。
三军参大于蒋纬国将军主持“战争学院”之时编出了十册的《抗日御侮》，内容很精审而地图极多，是范京生、朱秉正、姜剑烨三位儒将的集体杰作，也是内行人写给内行人看的专门著作。我曾蒙他们给我做了若干次简报，包括前后的三次长沙会战。这些简报事实上是为我一个人而开的课程。我做了他们的学生。希望他们知道，我不曾忘记这个荣宠。
魏汝霖将军的抗日战史，是最早的一本参考书，也是迄于今日最方便的一本。胡璞玉的抗日演义，以杜惜冰的抗日演义为蓝本，而略加修正，其贡献颇像班家父子之于司马迁。脍炙人口的王平《抗战八年》，风行了一时，可惜尚无再版。我见到了王平本人，也十分钦羡王仲公先生能教出这样的好儿子。虞奇的《抗日简史》与秦保民的《八年抗战史话》，虽简繁异趣，而造福于社会则一。
国史馆与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已经急起直追，在这几年印出了好多本宝贵的史料。何应钦上将以《八年抗战》及有关的其他巨著以身作则，领导群伦，于是孙震、顾祝同、黄杰、王仲廉、俞济时、孙元良、李品仙、王修身诸位将军等等，也纷纷写出他们的回忆录，使我们以研究历史为职业的人受惠不浅。
陈立夫先生、吴延环先生、王蓝先生，都是名人。陈先生在战时主持教育，把若干大专学校迁到自由的大后方，又设立了若干国立中学以安置来自战区的教职员与学生。他对促进胜利的贡献不亚于披坚执锐的将士。吴先生主持敌后工作，其功劳也长留青史。他们二人的回忆录，因此也是研究抗战史的人所不能不看的。王蓝先生的《蓝与黑》，正如钮先铭将军的《还俗纪》，是小说，其实也是历史；是他们的自传，也是成千成万爱国青年的大同小异的经历。
可惜的是，有大功劳于国家的军人与文人甚多，而传记与回忆录太少。
加州史坦福城的胡佛研究所，有丰富的收藏，值得研究此次中日战争历史的人一顾。它有陈纳德与赫尔利两位将军与陈诚、宋子文等等名人所遗留的文件，也有史迪威所留下的充满脏话的文字。它附设的图书馆，藏有不少的中日英三种文字的有关书籍，能令读者于遇到是是非非的题目之时，获得较平实的看法。
西方人士，以我所知，只有两位英国人有“东西”写了出来。一位是克罗休(Crozier)，来过台湾，接受过达官贵人的礼遇，而写成一部蒋公传记，其中包含了若干有关抗战的话。然而他竟然矢口否认有过一次“湘西会战”，责备日本史家记忆模糊，说中国“没有一本书”提起过“湘西会战”。此公可能只透过译员接触到湘西会战以前所出版而其后未再版的《何上将战时报告》。此公之绝对不懂中文，于此可以证明。此公而且把所著蒋公传记标题为“失掉中国的人”(The Man Who Lost China)。
另一位英国人是狄克·韦尔生(Dick Wilson)。他的书，书名为《当老虎打架之时》(When Tigers Fight)。这就比戴维斯(John Davies)与谢伟志(John service)那些美国官僚好得太多。戴维斯与谢伟志一味的污称我军袖手旁观，静候美军来替中国拚命。然而韦尔生也说华军虽则在淞沪打得很猛；到了日军占了武汉以后，就懒得再打了。
我把《中日双方高级军官名录》、《中日英文参考书选目》，从我的英文本《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中抽出来，作为本书的“附录一”与“附录二”。
“附录三”则是我前年在举行于高雄的“孙中山先生与近代中国学术讨论会”所提出的一篇论文：《中国抗战时之财政》。
历史，也许是最难研究的一种学问。史料有先天性的种种缺憾：不全、不真、不客观、不一致。写历史的人不能不根据史料，于是免不了常常要替史料受过。孔子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我写了这本《细说抗战》，与孔老夫子颇有同感。
我一分期待读者把我写错了的地方，来信指教，以便于再版之时一一斟酌改正，或加以“说明”。
我也藉此机会向传记文学社刘社长及诸位同仁致候，并谢谢他们发表了此书的前面几章。我在决定了另行出版单行本之时，蒙刘社长赞成，退回了已发表与尚未发表之全部原稿，其盛意隆情令我十分感动。
还要感谢远流出版公司王社长及其同仁，使得这几篇文章得以单行本形式，就教于海内外重视抗战历史的人士。州立圣地牙哥大学刘丽容女士大力促成此举，更是我十分铭感的。
(原载于《传记文学》第五十一卷·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