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隋唐

赵剑敏著

本书是“细说中国历史丛书”的一种，以讲史形式阐述自隋文帝建立隋朝至宋太祖统一五代十国建立宋朝之间的历史。涉及的重要人物事件有隋炀帝，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魏征、玄武门之变、安史之乱等。作者系著名通俗历史读物作家，沿袭黎东方“讲史”笔法，把一部隋唐史叙述得生动活泼、故事性极强。

序言(沈渭滨)

《细说秦汉》《细说两晋南北朝》《细说隋唐》《细说宋朝》序言(沈渭滨)199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征得旅美史学前辈黎东方教授同意，以《细说中国历史丛书》为题，将原由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黎先生大著《细说元朝》、《细说明朝》、《细说清朝》、《细说民国创立》四书，在大陆出版发行。

书出之后，众口交誉，大量加印，不胫而走，黎先生闻之欣喜。为完成“细说中国全史”夙愿，以老骥伏枥之壮心，再应责编崔君美明约请，续写《细说秦汉》、《细说两晋南北朝》、《细说隋唐》、《细说宋朝》四种，并将已经成书之《细说三国》先行交付出版。不料，执笔至1998年最后一天，夜睡不起，猝然仙去。大愿未竟，良可哀痛。

出版社为竟黎先生遗愿，亦为众多爱读“细说体”史书之读者计，乃多方筹划，约请黎先生高足及京、沪两地素有研究之学者，分担撰著。经数年努力，新撰四种“细说”之书，终于面世。至此，《细说中国历史丛书》集两代史学家之心智，大功告成。黎先生九泉有知，当可欣慰也乎!

“细说体”是黎先生开创的一种新的叙史体裁，底成于早年在重庆之讲史盛举。

讲史古已有之。古之讲史者，诚如邓广铭先生所论，都不是读过史书，更遑论有所研究的民间艺人。所讲内容，只是以某一朝历史或人物为由头，加以演义和穿插逸闻传奇，增添一些故为热闹的场面，与真实历史相距甚远。由此形成的文本，历代相传，几经润色，成为“演义”、“平话”一类文学作品而入于古典小说之林。

黎东方先生在重庆讲史，则以历史学家的睿智讲真实历史。既不虚构情节，又不增添传奇，完全依史实本身的曲折复杂，凭藉精熟的会通和高度识见，以逸趣横生之辞锋，勾起听众兴味，引发历史与现实的联想共鸣，倾倒四座，轰动山城。由此形成的著作，不仅独辟历史通俗化的蹊径，而且开创了不同于古代之纪传体及现代之讲义体通史、断代史一类著作的新体裁。这种体裁，黎先生自己称之为“细说体”。

由讲史发为著述，“细说体”史书的撰写自有其要领可循。

一是融会贯通。黎东方先生不仅对已逝的历史过程，有上下、前后、左右的纵横融通，而且对各家研究得失了然于胸，尤其精熟于职官、典制、地理、文化、学术之嬗蜕演变。故而开讲中能统而贯之，信手拈来；著书时能信而有征，言之成理。分之，各为一朝信史，合之，则成中国通史，前后赓续，上下一体。虽然，会通本是治史者必具的要求，但如黎先生之对数千年历史及相关学问精熟融通、备知种切，臻于太史公所言“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者，何其难得。所以，作“细说体”史书之难，窃以为首先就难在必须对中国历史做到真正的融会贯通，才能写好一朝之信史。

二是取精用宏。会通既是讲史的功底，著史的基础，又是睿知之所养成，卓识之所由来。黎先生即是因会通而悟得历史发展之关键，历史人物之功过，学术流变之精髓，典章制度之张弛，在在皆有独识精到之论。凡关乎全局者，详为论说而不厌其烦，细为阐述而不吝篇幅;无关宏旨者，则一般交代，点到为止。既具大体，犹见要领，取精用宏，洞其底蕴。所以，“细说体”史书，不像讲义体断代通史那样举其大略、面面俱到，而是人事相依、突出重点，谋篇布局、主次分明;设题自如而不受章节拘束，各题详略不强求平衡，全依重要与否为转移，显得活泼而富有个性。读其书，真可谓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三是深人浅出。“细说体”史书既从讲辞而来，讲史要吸引听众又不失历史真实，深人浅出、顺畅达意自是题中之义。黎先生所著嗒细说三国》、《细说元朝》等书之所以备受欢迎、洛阳纸贵，就在于叙事明白晓畅而不洁屈尊牙，立论通俗易懂而不故作深奥;考镜源流时条缕清晰、精要毕具，辨章学术则见微知著、要言不烦。既可使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得历史知识，又能给治史者以启迪。好读耐看，雅俗共赏。虽然，黎先生著书的本意在使历史知识普及化，所著诸书被邓广铭先生评为“标准的深人浅出的历史读物”，但其考求前人研究得失而定其取舍从违，校订“正史”之误而于不疑处有疑，未尝不能使治史者受益:所以，凡能真正做到深入浅出的史书，必定是可以稚俗共赏的作品。

新撰四种“细说”的作者，都能追摄前贤，深知要领。他们虽然不像黎先生那样由讲史而发为著述，但因为都在大学中教授中国历史而又有深人研究，对黎先生已出各书多所心悟，所以在体例上自可接续。其中，《细说秦汉》，黎先生原有部分遗稿约11万余字，由黎夫人嘱托先生高足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副教授陈文豪先生整理。因内容不齐，崔美明女士又约请中央党校教授、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王子今先生补写巧万字左右，合成完整的(细说秦汉》一书。则其体例、风格，当可与黎先生相合。

《细说两晋南北朝》，由原上海教育学院现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沈起炜教授撰著。沈教授著述丰硕，长年在教学第一线。听过他讲课的人，都为他熟谙史事、雅谑风趣所折服。他追慕黎先生细说体裁，深得三昧。我拜读过他写的这部著作的校样，觉得无论在文风上、论析上都堪称一流。

《细说隋唐》，由上海大学赵剑敏副教授承担。赵先生对“细说体”钻研亦深，观其《自序》即可概见。《细说宋朝》由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虞云国教授撰写。虞教授系上海已故十大史学家之一程应谬教授的嫡传弟子，治宋史逾20年，论著颇丰，心得良多。他把撰著此书视为研究宋史的阶段性小结，并对宋史中不少相关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寓学术研究于深人浅出的叙述之中，正合“细说体”雅俗共赏的特点。

以上四种新撰“细说”，虽然整体上都承袭了黎先生开创的路径，但因成于不同学者之手，在写作风格上自难以一致，在各个断代之间若干文化学术的承袭转合和典章制度的上下通贯方面，也稍有疏忽之处，难能如独立著书之一气呵成。这些都属众手修史习见的缺憾，毋需苛求。若就“细说体”之特点、则例而言，新撰四种，俱能踵武黎公，与先出之五种，庶几乎珠联璧合。

(细说中国历史丛书》是改革开放以来，上海人民出版社为适应社会不同层次对史学诉求而从事的系列出版计划之一。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该社就约请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主编多卷本《中国通史》，穷十余年之功，集众多学者之力，终于在l性净)年出齐了这套迄今最完整的大型学术性通史著作，代表了当时中国通史研究的最高水平。五六十年代起，社内有识之士就有编辑出版“中国断代史系列”的计划，并付诸实施。90年代中期，又将自远古至清代的中国历史，按各个断代，重版该社已经出过的有关专著，再约请有精深研究的专家学者分别撰著或缺的部分，以期配成一套高质量的断代史学术著作。近些年来，已出版了王玉哲的《中华远古史》，杨宽《西周史》、《战国史》，林剑鸣《秦汉史》，王仲牵《魏晋南北朝史少、(隋唐五代史》等8种。另有胡厚宣等的《殷商史》、陈振《宋史》、汤纲《明史》等5种，正在撰写或在修订。有鉴于以上两项都是适应专家、学者及高校师生教学研究之用，于是如年代后期，责编崔美明女士乃有为适应中等文化程度读者之需要而编辑《细说中国历史丛书》，普及历史知识之计划。

这套中国历史通俗读物的配齐出版，不仅使该社长期来为之努力的系统工程，在结构上更趋合理，而且为历史知识普及化、通俗化，提供了可资参酌的路向。

历史普及化，是一项提高民族文化素质，涵养爱国情操的大业。先哲有文脉中断谓之亡天下之说。太炎先生称:“夫读史之效，在发扬祖德，巩固国本，不读史则不知前人创业之艰难，后人守成之不易，爱国之心，何由而起?”一个漠视自己历史的国家是没有前途的。加强对青少年的历史教育，普及历史知识，无论对培固国本，弘扬民族精神，接续中华文脉，都具有深远意义。就此而言，《细说中国历史丛书》的出版，称得上是嘉惠当今、造福后代的大好事。

黎东方教授原拟在写完计划中的四书之后，请唐振常先生作一长序。不意唐公匆匆而去。致使黎公遗愿未得实现。责编崔美明女士转而要我承乏，推辞不得之下，只好诚惶诚恐写了上面几点，聊充序言。

2002年5月于蒲溪抱墨轩

自序

细说历史，是黎东方先生别开一门的历史叙述法。

细说历史，是有别于通史、断代史那种举其大略的历史叙述法。

细说历史，不是戏说历史(在语音上，“细说”和“戏说”是难分彼此的，常需要费些口舌解释)。细说历史，和所有史学意义上的叙述一样，有着确凿的史料作依据，并无随心所欲的臆造处:细说历史，不是琐碎的唠叨，不是罗列青菜豆腐流水账，不是事无巨细地笼统拿来，而是在筋骨过多的枯燥的历史文本之外，还以已风干的历史人物的血肉，还以已湮灭的历史事件的灵动，还以已枯竭的历史长河的激浪，还以已黯淡的历史天空的明月。

本来，黎东方先生欲用“细说”这体裁，来勾画纵跨五千年的中国历史。然遗憾得很，他在开创了这个体裁，并完成了五部著作后，以九十高龄在大洋彼岸资志以没。这个遗憾，不仅仅是黎东方先生个人的遗憾，而是整个史学界的遗憾。为弥补这个遗憾，负责“细说”大陆版的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崔美明女士，不辞辛劳地到处物色人选，以完成黎东方先生的未竟之志。

笔者不才，承崔美明女士垂青，嘱撰“细说隋唐五代”一段。

若以统一、分裂、兴盛、衰亡为周期，以此考察中国古代社会，其中有两个周期最引人注目。一个是“秦汉三国”，一个是“隋唐五代”。这两个周期，在历史状态的起伏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秦、隋各自结束了它们前面的分裂时代，建立了大一统的王朝。这两个大一统的王朝，在它们的末期，都以苛政严刑、草营人命，引发了遍及全国的大起义，从面导致了王朝的崩溃，且都是二世而亡。

通过起义，通过击败各个对手，汉、唐两个大一统王朝在秦、隋之后得到了确立。这两个第二代的大一统王朝，汲取了殷鉴的教训，借助大乱之后人心思治的有利条件，各自促成了大治局面的形成，并形成了盛世。然而，泰极否来，汉的王莽之乱，唐的安史之乱，皆腰斩了盛世，使帝国走了下坡路。尽管有光武帝、唐宪宗的中兴，可帝国的积弊越演越烈，终于彻底覆灭。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东汉末群雄逐鹿的结果，是产生了三国;唐末板荡纷争的结果，是产生了五代十国。天下共主消失了，大一统消失了，历史再度进人了分裂时期。然这两个时期的分裂是短促的，仅仅数十年而已。在这数十年间，又长足地酝酞了统一的因素。

然而，尽管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隋唐五代毕竟不同于秦汉三国，其自有其自己的历史特征以及表现状态。

当时代进人隋唐后，一种成熟气象，弥漫在历史河床之上。这是种大成熟，一种万千气象的大成熟，其犹如日中天，犹如人之壮年，犹如秋季的稻田，充满了魅力，充满了精气神，充满了丰收的景象。

内政是成熟的，德、刑的调用，踏上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外交是成熟的，文、武的张弛，进人了得心应手的阶段;制度是成熟的，三省六部、科举考试的推出，奠定了政治的基业;文化是成熟的，诗赋、艺术的创造，涌现了一批出神人化的人物;经济是成熟的，均田、租庸的匹配，成就了殷实的社会…所有的一切，汇成了综合国力，无与伦比的超一流综合国力。这个综合国力，于青史居了巅峰，在东方执了牛耳，给世界提供了难得的模本。

辉煌!合成了盛世。

大辉煌!合成了大盛世，黄金般的大盛世。

然事情正像西谚所说的那样，一枚硬币总有两面。成熟未必全是好事，在正极成熟之际，各种负极因素，在汲取了恶的历史经验后，继之也成熟了。军阀成熟了，掌生了野草般的藩镇割据;阉人成熟了，滋长了毒瘤般的宦官专权;士人成熟了，掀起了逐浪般的朋党之争;皇帝成熟了，上演了戏剧般的昏君故事;官僚成熟了，腌养了酱缸般的贪官群体。

在恶的因素如蛀虫一样将帝国大厦蛀空后，正常的社会生活遭到了大破坏，民不聊生以致不可遏制地激起了此起彼伏的民变。民变未能改变小民的生活，却成全了无数的草莽英雄。草莽英雄在把蛀空了的大厦毁成废墟后，各自开始称王称帝，由此进人了五代十国时期。

大一统虽是传统并深人人心的观念，但当大一统的弊病糟糕得不能再维持大一统后，分裂也就成了无可奈何的趋势，成了纠正大一统弊病的不得已的历史选择。在五代十国时期，不是纯然无序的，而是在貌似支离破碎的状态下，一个个实力与权力中心在膨胀，其膨胀的程度与其是否采取利民的政策成正比。统治者的利民，在于巩固其政权，在于发展其政权，在于壮大其政权。当某国壮大其政权的行为，能接二连三地吞食邻国的领土时，便形成了统一的架式。这种统一的曙光，产生在后周。然在统一曙光微露之际，却因君主身体的原因暂告中断了。

继承后周衣钵的北宋，终于让曙光变成了旭日，让大一统的态势重临于中华大地。

笔者细说这段历史，是按着黎东方先生留下的葫芦在画瓢。

然瓢毕竟不是葫芦，终究难以画得像。此外，隋唐五代的历史洋洋大观，断非一本薄书所能概括。故而，不得不寻找重点加以叙述，寻找要点加以勾勒，寻找特点加以表现。由此，笔者在画龙时，画的是龙睛;在画凤时，画的是凤尾。这龙睛，是历史自身的传神处;这风尾，是历史自身的华彩点。

笔者虽曾梦过笔，然笔上却未开花，以未开花之笔，来撰写这段中国的巅峰史，必然捉襟见肘。奉命之下，无奈只能以这一襟一肘，来博智者仁者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