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三国
黎东方 著
本书是《细说中国历史丛书》的一种，系已故旅美历史学家黎东方先生所著。作者以生动别致的“讲史”形式详细讲述了自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到三国归晋这一历史时期的重要人物和事件。书中不但将三国时期的各种事件和人物剖析、介绍得清清楚楚，而且还加上作者自己的判断和评论，让读者更深刻、更有兴趣地了解历史真相。作者还善于用现代人所了解的名词去解释历上的各官职和家族关系等，使全书显得通俗易懂。本书则是丛书中最富可读性的一种。
出版说明
一、本书原由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分为上下两册出版，今合为一册。
二、由于两岸政治环境与史学观点的差异，经作者同意，在这次出版时，我们对书中的某些观点、提法稍作修改。因受上下行文限制或其他原因而难以修改的部分，仅代表作者个人的观点。
编者
代序(序一) 顾毓琇
人类有文化，文化成历史，历史即文化。
黎东方教授将重印《细说三国》，函嘱以诗词代序．一九九二年以后，余已停作诗词，因此只能抄录旧作若干首，以应雅命。
满江红
长江赤壁(上阙)
滚滚长江，浪淘尽，英豪俊杰。叹蜀相，鞠躬尽瘁，出师未捷。借箭东风烧赤壁，抚琴天水悲明月。至今留，两表见忠贞，空心血。
临江仙
用李清照韵
玄武名湖湖水涨，紫金山色青青。挑灯夜饮到天明。春归碧霞岭，人老石头城。 金粉六朝多少恨，秦淮旧事伤情。苍松犹在放芳馨。玉笙吹散曲，花影惜飘零。
南乡子
用辛稼轩韵
滚滚大江流，无限风光黄鹤楼。天下兴亡多少恨，休休。明月轻舟赤壁游。 极目望神州，大地丰收众志酬。千古英雄无敌手，悠悠。如画江山何所求。
菩萨蛮
用辛稼轩韵
贺兰山下西江水，长安北望离人泪。街雁报平安，可怜江上寒。 春光留不住，江水东流去，江岸有垂杨，能教夏日长。
以上数词，分咏南京(吴)、成都(蜀)及长安(魏)。兹录二词，祝文艺复兴，以颂黎东方教授的历史名著。
临江仙
文艺复兴 一九九一年
文艺复兴今日事，开来继往精神。山河大地尽回春。九州同意志，五族一家亲。 诗圣词仙书画妙，况加科技更新。年丰物阜最堪珍。仁人心日月，天际摘星辰。
一 剪梅
一九七二年
浩荡长江卷浪花。大哉中华，美哉中华。黄河一泻倾天下。复兴文化，发扬文化。 雪耀昆仑映日斜。易水悲笳，胡马鸣笳。巍峨五岳彩云霞。爱我邦家，护我邦家。
黎东方教授受业于梁任公先生。任公先生在清华讲《历史研究法》，东方教授得其真传，留学巴黎，讲学美邦，著作丰富，发扬文化。
作此代序，祝寿而康。
一九九八年十月于费城
时年九六
附诗四首
(一)和李白《忆东山》
奇才楚屈子，汨罗起浪花。
江山摇落处，空忆贾长沙。
(二)和王之涣《登鹳雀楼》
长城延万里，黄河九曲流。
千年大雁塔，天际耸层楼。
(三)和杜甫《蜀相》
锦城翠柏早成林，丞相祠堂最足钦。
自有丹心昭日月，长留华表矢忠忱。
三分天下隆中策，六出祁山汉帜临。
昭烈帝陵呵护在，英雄终古感知音。
(四)和杨慎(升庵)《武侯祠》茅庐三顾怀先主，诸葛画谋史迹闻。
剑阁关山愁落叶，锦城江水漾秋分。
回想蜀汉争雄日，怅望峨眉入暮云。
五丈原头想往事，猿啼巫峡绿沄沄。
说三分(序二)唐振常
说三分——序黎东方先生《细说三国》(序二)唐振常黎东方先生既以九二高龄于一九九八年初逝世美国，他那写完出齐从史前到民国的“细说中国历史丛书”的雄伟计划，自然中道而废，这于黎先生的名山事业自是莫大遗憾，而对喜读“细说中国历史丛书”的众多读者来说，更感损失无穷。所幸黎先生生前已有台湾传记文学丛刊《细说三国》上下册之刊行，上海人民出版社信守前约，今兹出版《细说三国》大陆版，我承命续为之序，今番拜读黎先生两年前寄来的这部大作，写下这篇序文，惜不能就正于黎先生之前了。
在中国历史长河中，三国史只不过是短短的一段。但人物多，事件多，头绪纷繁，错综复杂，治这段历史的人或如治棼理丝，或如串置散钱，能够综而贯之，然后考其得失，论其精要，以为后世之鉴，殊非易事。偏偏这段历史又很热闹，又很有趣，吸引了后世众多的读者。这就形成一种现象：欲知根底，便深读历史；可是往往深读而仍不明究竟，甚至是愈读而问题愈多。陈寿的《三国志》，分写魏蜀吴，实是不得已的办法。正因为分而写之，每成割裂，人物与事件不能综贯，甚至同一事件，在不同的《志》中说法不同，读者取舍难定。读陈寿书，如不辅以裴松之《注》或其他材料，往往使人糊涂。此本是史书常见之事，不独《三国志》为然。但于三国历史，尤增人困惑者，则在古典小说名著《三国演义》之盛行。《三国演义》真真假假，大大影响了三国史，造成了读者印象中三国史的假假真真。小说紊乱了历史，以此为最。加上京戏舞台上搬演三国故事最多，亦复掺假。历史之有演义，非只《三国》一部。而《三国演义》最为深入人心，说明三国史之吸引人。三国史之吸引人，非从《三国演义》成书开始，应该追溯到讲史之“说三分”。
“说三分”是民间口头文学的一种形式，起初专门说讲三国故事，以及摭而大之。陆游“夕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争听蔡中郎。”蔡中郎者蔡邕，东汉末人，不过这并非“三分”之主题故事政治与战争，而衍化成了赵五娘琵琶记的爱情专题。从陆游此诗，一可见说书听书的盛况，一已显露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矛盾，当然，放翁轻轻的一笔“身后是非谁管得”，如今发展到了伊于胡底的种种怪现象，颠倒黑白，指鹿为马，历史被糟践到了不成样子，远非放翁当年所能想象。
黎东方先生是前辈史学家，又继承了讲史说三分的民间传统。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后方各大城市多作历史演讲，讲得最多的是三国故事，他是真正的“说三分”专家。当时，学生，教授，商人，市民，军人，各阶层的人都喜欢听他讲史。他所讲的是历史，不是演义。难得他多少年以后还坚持下去，尽管他或许不作口头的讲史了，却以其治史讲史所得，笔之于书，于是，我们读到了他的“细说中国历史丛书”已成的元、明、清、民国初年诸史，和现在这一本《细说三国》。
《细说三国》是真正的说三分。全书三十八章，第一章“合久必分”，是总纲，简述东汉末年形势。第二章至第三十七章，多冠以人名，由人物带出事件，间插入事件的命题，仍归结于人物，第三十八章“分久必合”，是收尾，写蜀、魏、吴的灭亡，殿以刘禹锡《怀古》“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从今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战争过去，人世循回，怀古念今，意气油然。话题转入各章中所未曾及的三国时代的制度、学术、文学、艺术、科学诸方面，约而举之，以为结束。
读竟全书，以为黎东方先生所写是真实的历史，信而有征，事皆属实。正因他对三国史深有研究．每在叙述过程中，能指出正史之误，对于陈寿《三国志》他不轻信，指出所记不实或各传互为矛盾之处甚多，如诸葛亮究竟斩了马谡与否，陈寿本人就有三个不同的说法。黎东方先生于此，提出“历史不可深考性”，这是实事求是的说法，与胡适之先生引张载说，指出研究当于不疑处有疑，是从事之两面去探究真实的科学原则。黎东方先生写三国史，必然时时会意识到《三国演义》的存在与真真假假的混淆历史，他指出了《三国演义》的以假乱真，如张飞绝非莽汉，而是写得一手好字、善画的文雅之人。《捉放曹》的陈宫非真实，陈宫叛曹另有原因。凡此，皆一新耳目。尤难者，辈东方先生在维护真史的基础上，能指出野史之有可信。举一例，孙策讨黄祖，为父报仇，卢溥《江表记》引野史《吴录》载孙策所上《表》一篇，黎东方先生以为绝妙之文，引之书中，读后确感是佳文。黎先生细考《表》中所记从征将领。在《吴志》各传中皆有如实记载，断言此《表》为真。如黎先生所言：“野史包括了真实。”
其二，读史书，往往最弄不清官制与地名。而二者一经混淆，便成混乱。《细说三国》对于宫制和地理沿革，大费功力，作了认真考订，乃得其实。如当时所谓扬州刺史，其治地并不在今之扬州，应是九江郡的寿春(安徽寿县)，辖境包括今日的安徽、江西、浙江与长江以南的江苏，就是没有扬州。今日的扬州，在东汉末年属于徐州，称为广陵。又如，火烧赤壁实是火烧乌林。赤壁在江南，乌林在江北，赤壁之战只是序幕，火烧大战实在乌林。凡此，不搞清楚，必误读历史。官制变化多端，更须注意时代之异。邓广铭先生曾有解读古史三把钥匙之说，信乎其言。《细说三国》随分点染官制、地理沿革的变化，使读者得明真相，真是一大功德。
其三，如黎东方先生所指出，中国史书多重纪传，而纪传体之失，在于分割事件，其结果乃成重人物而不明事件。《细说三国》尽管各章多以人物名篇，而着重写的则是人物所做的事，没有事件则失去了人物，因之，人与事乃相连结，索然可解。书中对事件之尤着力者，是官渡之战与赤壁之战。在两次事件中，写出了人的活动，不同性格人物的活动，所以事件与人物乃为有机构成。黎先生在他写的人物中，也时发议论，如对曹操、刘备、诸葛亮，就发了很多议论。我以为读者对他的议论，可以同意或不同意，要皆为其治史论人有得之见。中国史书纪传确有佳作，史迁班书以后愈演而愈成一种套式，只是把不同姓名的人往里面一套，以致流为履历表，于事不明，于人不可解，实在乏味。黎东方先生以其活泼之文，论人论事。也为史书增加了几分清新，其可取也。
是为序。
二〇〇〇年四月四日草，十四日修订
原出版自序
——写在《细说三国》之前
黎东方
××主编要我把当年在重庆“开讲三国”的经过，向年轻一代读者说一说。我真有点不好意思。怕说得太多了，叫人难以相信。所以，我只想轻描淡写说一下。当年在重庆捧过我的场，而今日在台湾的，人数不在五千以下；我很感谢他们，因为他们到今天还在背后捧我，见面的时候鼓励我。他们甚至“加油添醋”，给了我不少我无权接受的荣誉。例如，说我讲了《红楼梦》，又说我是中国最早的一位演讲卖票的人。
在中国最先以卖票的方式演讲的，不是我，而是战前在北京的一位名教授周炳琳。他所讲的是政治问题。在重庆最先以卖票方式演讲的，似乎是我。但是，龚德柏先生说，是他。大概是他，也许还是我，记不清了。
在外国首先卖票演讲的，可能是马克．吐温(Mark Twain)。也许是另一人。让将来的有心入。以这个题目写一篇博士论文罢。
我开始讲《三国》的一天，是1944年9月24日，一连讲了十天。地点是在重庆：中一路、黄家垭口的山东省立实验剧院。为什么要在实验剧院?因为，院长王泊生是我的好友(也是当时名叫蓝苹，其后名叫江青的一位女演员的老师)；王泊生把该院的大礼堂借给我，不收场租。
为什么要讲十天?因为，一天讲不完。说书人讲《三国》，讲上一两年。也每每讲不完。十天，只不过是把九十六年的大事与若干值得一谈的小事，浓缩了又浓缩，给听众提供一个提纲挈领的叙述而己。十天的讲题，每天换一个，第一天是“合久必分”，第二天是“董卓”，第十天是“分久必合”。
根本，为什么要讲?为什么要卖票？为什么不讲别的，偏要讲《三国》?为什么要讲?是为了卖票。不是为了讲而卖票，是为了卖票而讲。为什么要卖票?因为穷。为什么穷?因为通货膨胀。战前，我的一个月薪水，可以买一百双皮鞋，或四十担米。到了 1944年，我的一份专任薪水只买得了一双皮鞋。买了皮鞋，便无钱买米。这都是被日本人害的。
当时，有了免费的场子，我却没有现款去登报上的广告、印刷入场的票。好心的《中央日报》社同仁，特许我先登广告，后收广告费。印刷公司也让我先印入场的票，后收印刷费。在门口卖票、收票的，是几位富有活力的忘年之交，他们纯尽义务，不收报酬。
没想到，一炮打响，穷人用和平的方法翻了身。第一天，便来了三百多人。每人的门票是法币四十元(当时美金一元的官价，是法币二十元)。一连十天，总收入相当于我的教授薪水几十个月。
其后，重庆近郊化龙桥的热心人士，邀我去作了一串演讲，重庆下半城的民众也邀我到都邮街附近的合作会堂，讲了一串。这两串．我都只讲了五天。一方面，我似乎觉得钱赚得太多，会遭造物者忌；一方面，也确是精力有所不及。天天晚上站在那里，一口气指手画脚，说上两个多钟点，一连五天已经够辛苦的了(第一串，能讲十天，是因为在下午讲，并且当时颇有点要钱不要命的决心)。
再其后，到了泸州、昆明，每每只讲三天。分别以曹操、孙权、诸葛亮为主题。三天的收入，当然不比十天的多。于是，我又添了唐朝与清朝两个“戏码”。唐朝的三个主题，是唐太宗、武则天、唐明皇。清朝的三个主题，是康雍乾、太平天国、慈禧。有时候，专讲太平天国，便以洪秀全、石达开、曾国藩三个人为主题。
胜利以后，我在南京、贵阳、安顺也讲了几次，后来用九百六十张讲演票的收入付清了一架从贵阳到香港的小飞机“包机”的费用。航空公司的高级职员向我道贺，他说：“的确，全国还不曾有一位教授用自己的钱包过敝公司的飞机。您比胡适之有办法得多了。”我说：“哪里，哪里!我所花的却也不能算是自己的钱呢。是热心于听我演讲的，成千的可爱可感的听众的钱呢。”
为了报答这些可爱可感的贵阳听众，我特别破例写了简要的讲辞大纲，每天印了一张报纸，折起来，成为十六开的薄薄的一本“分册”，题为《新三国》，定价每分册银圆五分，一共有六个分册。
这《新三国》，其后在旧金山与槟榔屿均重印了一次。吴俊升先生交了一部给浦家麟先生，于是远东图书公司也发行了台北版(未订版权买卖契约，只是租赁版权性质)。
现在，我开始用“细说”的体裁写《细说三国》，以就正于台北及世界各地的读者诸君。这细说体裁的《三国》，应该与演义不同，也与《新三国》不同。它将与《细说清朝》、《细说明朝》、《细说元朝》等等成为姊妹篇。倘若《细说清朝》已蒙万千读者谬许为可读性颇高，则这部《细说三国》的可读性，有希望不比《细说清朝》差。因为，三国人物的本身，就比清朝的所有人物更富于传奇色彩。
我是一个大愚若智的作家。有人说我“聪明绝顶”；其实我是笨到极点的人，只是外表略带秀气而已。有许多事情我想不通，有许多道理我弄不明白，有许多句子我写不顺。我只是懂得，像我这样的笨人，惟有埋头苦干才能得救，惟有把句子一改再改，才念得顺，惟有把写成的文章一段一段地删，一篇一篇地撕了重写，才勉强敢拿出去。我这个文章“厨子”，所做出来的菜未必色香味俱备。但区区微衷，很希望读者诸君吃了容易消化。
这却《细说三国》，不是《三国演义》或陈寿《三国志》的修订本，也不是裴松之的《三国志注》的改编。这三部书各有千秋，非不才如我所能改动。
民国时代的卢弼，编了一部《三国志集解》。堪称为我们之中的裴松之。他有裴松之的耐心，抄录了不少裴松之以后的雪泥鸿爪。吕思勉、祝秀侠与姚季农、李则芬四位先生也都作了或多或少的贡献。
对《三国志》贡献最大的，直至今日为止，恐怕依然是《后汉书》的作者范晔、作补注的裴松之，与《资治通鉴》及考异的编者司马光。我的法宝，也就是他们写的这几部书而己，不惜对读者“和盘托出”，为的是让后起之秀能够写出比这《细说三国》更好的书。此外，碑铭、地方志，有关各人的文集诗集，与当代各方学者的短篇论文，也都是我的法宝，趁此一并公开。
中国大陆版自序
第一个我要感谢的人，是老友李新民教授，是他向上海人民出版社推荐了我，使得我获得该社的礼遇，得以于离开故乡父母之邦五十个年头以后，重新能与祖国史学界以文字相会，共同切磋，增进知识。
第二个我要感谢的人，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崔美明女士，全仗她耐心从事，重行校订我这四部拙著，使得用字遣词，合于大陆青年的习惯，也在若干方面沟通了两岸的术语。
第三个我要感谢的人是史界祭酒邓恭三(广铭)先生，他以九十高龄，为了我的文幸，写出洋洋洒洒飞情文并茂的介绍辞.使得当今后起之秀不再对我陌生，也同时略率愉扬，兼寓针贬。六十载的友谊充分表露于字里行间。我获得了鼓励，也获得了指示。
第四个我要感谢的人，是上海及全国各地史学界一致景仰的权威唐振常教授。他审阅我的书，予以适切的评语。他勉励我，同时也盼望我更求进步。得友如唐兄，是我生平的大幸。
我在中国大陆出版这几本书，其目的正是为了以文会友。借此机会获得新的良师益友如邓恭三先生及唐振常先生这样的多闻而善谏的。
由于他们的指教，我已决心于有生之年，把史前及上古的旧作重新整理，把待写的秦汉、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宋辽金夏，几个断代，一一补齐，就正于中外同好之士，作为本人一生工作的交代、兼告慰干父母及恩师直友在天之灵。
黎东方
1996年12月12日，于美国加州圣地亚哥*这是作者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细说元朝》、《细说明朝》、《细说清朝》、《细说民国创立》四书时所写的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