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日军一号作战

日本大本营见到史迪威在缅甸轻举妄动，便抓住机会，在民国三十二年十二月决定对华做最后一次的致命打击，称为“一号作战”。这一号作战包括我方史料上五次会战：豫中、长衡、湘粤赣、桂柳、豫西鄂北。前四次会战，都是我方挨打，上峰不许还手。

谁该负责？第一是：史迪威及其支持者马歇尔。他把我军的精锐抽调了五分之四，也把积存在印度的我方军用品，与一九四三及一九四四美国运到印度以租借给我们的军用品，都一概扣留，以进行第二次滇缅之战。诚然，我北缅的驻印军五个师及滇西的两个集团军因此而在缅甸滇西战胜了日军，占领了北缅与中缅的几个据点，也收复了腾冲与龙陵两个废墟；却同时使得我国本土的名城洛阳、长沙、衡阳、桂林、柳州、郴县、韶关、赣州、与西峡口、老河口，落入敌人之手；平汉铁路、湘桂铁路、桂黔铁路、粤汉铁路，都被敌人打通。整个的中国，由北到南，从河南到湖南、广东、广西，都被敌人囊括而去。中国被劈成两片，重庆岌岌可危。战败亡国的可能性，显然可见。

地图一　我军在缅所得与在华所失

第二个该负责的，是军令部次长刘斐。他是某方潜伏我国军政机构的间谍，不断的伪造蒋公命令叫我军处于不利之地，也叫我军采取必败的战略与战术。例如：叫我军分散在许多地方，让敌军来各个击破；叫我军各部队只许死守，不许还击，更明令“未奉上峰命令以前，不许移动”。于是，一个一个的部队，死完为止，或溃完为止，或投降了日方与汪精卫的伪政府为止。我举一个例：蒋公有命令给刘茂恩，叫他在洛阳“守七天”，以配合其它部队的攻守行动。刘斐转给了刘茂恩的命令却不是“守七天”，而是“死守”，“守到最后一人”。结果，刘却守了十二天，而刘斐却又报告蒋公，说刘茂恩及其部队“没有打”，“不战而逃”。

第三个该负责任的，是美国财政部次长亨利·花埃特(Harry D. White)，他扣发扣运中国政府所购买的两亿美元黄金，使得中国政府无法按期以黄金收回市场上大量的法币，以平衡物价。结果，我国的通货膨胀成为恶性，而全国的军民都陷入于饥饿之中，加上在河南于民国三十一年大旱及三十二年蝗灾，民间已无存粮可言，早已倚仗草根树皮活命，饿死了二、三百万人。然而军政当局仍旧征粮、借粮、搜粮，人民如何不恨？

河南一省地方虽大，但西部山区的出产极少。当年军阀时代，全省的多余粮食只能养两三个师的兵，当督军的每每只是一个师长而已。自从民国二十六年抗战以来，河南总是挤满了我军几十个师，与日本几个师团。到民国三十三年，已经有七年之长。即使没有黄河决堤，没有旱灾与蝗灾，也足够造成民不聊生的危险情况了。何况此次日本对我进行一号作战，来了八个师团之多，我方也从各方加派来了若干个师，新旧总数有四十三个师之多呢！

我们的同胞真是命苦。珍珠港事变以后，美国变成了中国的盟邦，使得中国人以为从此胜利在望。美国确也先后派来了若干顾问，其中之一，寇理(Lauchlin Currie，旧译居礼)建议我国政府向农民“征实”，也就是不准农民以政府自己所发行的法币缴纳田赋，而用“实物”即小麦、大米等等作为田赋。从此民间已没有多少存粮可言。

不久，政府又在“征实”之外加了“征购”，强迫农民除了缴纳若干粮食作为田赋之外，再卖若干粮食给政府，换取政府天天跌价的法币。最后，又强迫农民“征借”，亦即除了“征实”的田赋与“征购”的粮食以外，加缴更多的粮食，换取政府一纸“借条”，这借条写明胜利了以后才还钱。人民不敢指望何年何月胜利可以到来，使得借条可以“兑现”，只是苦得全家对泣，叫天不应而已。有田的农民尚且如此，没有田的穷人，其生活就更加不堪设想了。让我们感谢寇理顾问的美意吧！

美国确也“借”给了我们以相当于“送”给苏联的十分之一的物资，也就是“送”给英国的三十分之一的物资。这些租借给中国的物资，并非同苏联英国一样，是交给苏与英的政府，而是交给史迪威，由史迪威全权监督，不久便由史迪威全权支配。于是史迪威只肯在缅甸打，为他自己一雪第一次滇缅作战之时的惨败之耻而打，坐视中国本土濒于全败与亡国。

史迪威有命令给美国十四航空队司令陈纳德(Claire C. Chennault)，不许他支援守洛阳的我军，叫他专心保卫那美军飞机场所在的成都！成都远在大后方的后方，并未受到日军的进攻。史迪威的同路人美国驻华大使馆的秘书，也打电报给罗斯福，说日军在河南只有两三个师团，并无大举进攻之意。

一、豫中会战

现在，我简叙这一号作战的第一部分：豫中会战。

所谓“豫中会战”是从我驻印军攻占缅甸“西通”(Seton)城的后一天开始，亦即民国三十三年四月十七日。日军用橡皮艇在中牟县渡过了“黄泛”(因程潜决堤而造成的一片泛滥地带)。然后，南边、北边的日军分别由信阳北上，由新郑南下，在遂平会师，打通了平汉铁路。我军克复遂平，他们绕道正阳，又在明港会师，再度打通了平汉铁路。同时，日军于攻占新郑、许昌以后，分兵西向，席卷临汝、密县，猛攻洛阳。另一股日军，由垣曲渡过黄河，到渑池，由渑池向东夹攻洛阳。在五月二十五日把洛阳拿了去。

守洛阳的是刘茂恩的部队，第十四集团军的第十五军，军长为武庭麟，有两个师。这两个师在洛阳城郊死守。城内担任巷战的是九十四师，属于李家钰三十六集团军的第四十七军。这三个师都是战到粮弹俱绝，兵员非死即伤之时为止。仅仅在城郊成仁的，便已超过了六千人。那时一个师的兵员总数，也不过是七、八千人而已。这些详情，是当时参战而侥幸未死的赵新老弟告诉我的。赵在当时是一名排长。

a. 开封　b. 中牟　c. 许昌　d. 新郑　e. 偃城　f. 遂平　g. 信阳

h. 正阳　i. 明港　j. 商水　k. 郏县　l. 鲁山　m. 方城　n. 郑州

o. 密县　p. 洛阳　q. 临汝　r. 伊川　s. 卢氏　t. 垣曲　u. 渑池

v. 陕县

地图二　豫中会战

日军以孙良诚与孙殿英两支汉奸伪军为前锋，如入无人之境，一直冲到了豫西的庐氏县，烧了我军放在该县的仓库，毁了无可数计的物资。另一支日军几乎进了潼关，被胡宗南派了五个军挡住。

汤恩伯的第三十一集团军，已由王仲廉接充总司令，所受批评最多。事实上，汤部不是不肯打，而是打了没有人知道，例如十三军军长石觉，指挥第四师在登封打了一个胜仗，日期是四月二十四日，对方是日军第一一〇师团。

倘若汤军没有打，为什么会伤了二万五千三百零七人，死了二万二千六百一十人呢(何柱国第十五集团军的伤亡数目尚未计算在内)。

汤本人是第一战区副长官，所统率的号称有四个集团军，加上一个直属的军。这四个集团军除了第三十一集团军以外，是何柱国第十五集团军，陈大庆第十九集团军，李仙洲第二十八集团军。直属的一个军，是赖汝雄第七十八军。

事实上，这些军队全由军令部直接控制。军令部叫他们以二十九个师“死守”二十九个县，不相往来！不相呼应！不许机动。中国每一个县，常常是东西一百多里，南北一百多里。此时我军每一个师只有七、八千人，如何能守一个县？

所有的师早就没有一个依照规定有足额一万二千多人！这一种“吃空额子”的作风，不仅汤的部队如此，全国各个部队莫不皆然。原因是，管粮管饷的大官，把膨胀了的通货，看成未膨胀以前的通货，把早晚不同的飞升的物价用官话说成固定的稳定的物价。官话连篇，于是士兵的月饷只等于战前的几毛钱，甚至降到几分钱。一切副食费、办公费，都同样的无形减少，减少到官长如若不吃空额，不仅他本人会饿死，全军全师都会饿死，更不能打仗。我不曾带过兵，当然也不曾吃过空额，更绝无意于歌颂这个“吃空额”的亡国制度。我所不了解的，为什么管军事经费的人，始终不肯面对现实，在当时能像以后到了台湾，把官与兵的饷定为合理的数目，按月储存在每人的户头。(管饷的人可以回答我：军方费用要经由财政当局核发；财政当局也可以回答我，养了一千多万的兵而打了六、七年的仗，通货膨胀是无可避免的。倘若增加了军饷，物价更会跟着上升。) 最气人的，是管子弹的人，也是官话连篇，其中颇有些分子绝对不与带兵作战的军官合作。兵站和仓库分散在各县，都绝对没有派人把子弹送到前线供放枪杀敌的人使用。这些兵站的管事老爷，都一概等候各部队派兵“持凭证来领”。倘若没有兵站的上级官吏所颁发的凭证，虽贵如副长官的汤恩伯也休想领到一颗！汤于四月二十六日与二十七日，在登封碰了兵站小官的钉子，又于五月十日在嵩县碰了兵站的钉子。

以我所知，当敌人在年底打到了贵州独山之时，孙元良奉命率部以急行军，走数千里赴援，而独山附近的兵站小官，也竟然不肯发子弹与其它军用品给孙元良。

当然兵站的大官小官也有他们的苦衷，在他们上边有人管他们。我国兵站的系统与作战的系统，各是各！

最奇怪的是：我方早就在登封临汝之间筑了防御工事，而刘斐以军令部的名义所下的命令是：在一片平原，未设工事的禹密许漯(禹县、密县、许昌、漯河)决战。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虽则分了四个集团军交给汤恩伯指挥，仍有四个集团军与一个兵团供他直接指挥。蒋鼎文之无法真正对日方应战，正如他的副长官汤恩伯。真正的指挥官不是他们二人，而是刘斐！

战事紧急之时，有胡宗南从陕西派来了五个军。五个军之中，包括刘安祺第五十七军。这当然是不无小补。潼关与陕西总算是保住了。

二、长衡会战

日军由湖北进攻湖南，进行那使得我方大败的第四次长沙会战，所用的兵力是十个师团，以五个师团为第一波，三个师团为第二波，两个师团来往接应，比在河南所用的加多两个师团，也比前三次长沙会战多用了六、七个师团。

我方呢，薛岳亲自告诉了我，精兵大部分皆已被军令部从湖南调走。

留在湖南的兵，虽然仍有十六个军以上，然而每一部队的兵员皆不足，正如在河南的一样，装备由于史迪威霸占了租借物资，当然更谈不上。我们的敌人究竟是日本呢？还是美国！或是怪我们自己的外交当局瞎了眼睛。(我写下这些字，并非由于个人的恩怨。我的美国友人与美国学生极多，我在美国所受的待遇也一向比我自己的祖国给我的待遇好。两国政府间的关系搞不好，双方的官僚都该负责，与人民无关。)

地图三　长衡会战

这个第四次长沙会战，以及接续而来的衡阳之战，从开始就注定了我们必败。

日军用两、三个师团打我们一个军。我们一个军虽有两个或三个师，而兵员总数只有一万左右，相当于日军半个师团。火力呢，最多抵得上日军一个联队(团)。于是我方第二十军在关王桥被击溃，两个其它的军在益阳被击溃；五个其它的军，在浏阳被击溃。第四军独力守长沙，血战十天，终于守不下去。

可怜的第四军军长张德能，为国家出了一辈子的力，身经百战，却因为不放心岳麓山将要落入日军之手，便带了两个团出长沙城，前往救援岳麓山的守军第九十师师长陈侃。于是他被人告发为临阵脱逃，押解到重庆受军法裁判，枪毙。该枪毙的人太多，为什么是他？他倘若想脱逃，为什么要率领两个团，为什么不独自一人向南奔跑，而带了两个团踊跃进入炮火连天的前线岳麓山？

他当然也有罪，可能是事先未奉上级批准，可能是日军其后乘虚而占了长沙。然而战场上的事当军长的连支援部下的权都没有吗？他是否不曾留下一兵一卒在长沙城内呢？(我从未见过张德能，更不是他的同乡或亲戚。) 可佩而又也令人心酸的是方先觉。长沙在六月十九日沦陷；衡阳在六月十七日已经有敌军来攻。方先觉率领一万七千人左右的第十军，苦守了五十二天(一般人误传为四十八天)而终于在八月八日被俘。蒋公派来的援兵黄涛军与黎行恕军先后到达衡阳近郊而被日军堵住，李天霞军进展迟缓。

日军先以两个师团来攻。方先觉打伤其中的一个师团长佐久间为人，毙了日军的各级军官近一千人，使得日军的伤亡超过一万九千。最后，日军在东京的大本营奏请天皇，敕令在湖南的指挥官，第十二军司令官横山勇，速即结束衡阳之战；横山勇派了五个师团来围攻衡阳，才在八月六日攻进了城。方先觉又率部巷战了数十小时，才在八月八日的深夜凌晨、黎明以前，成为日军的俘虏。日军把他关在一个天主堂。其后，天主堂的职员帮他逃出。

他逃到宝庆，跑到重庆，见了蒋公报告一切。蒋公奖勉他，安慰他，命令他打消自杀的念头(他曾在衡阳将失之时，打电报给蒋公，说“来生再见”。告诉我：他深愧城破身俘之时，因洽求日军不杀第十军伤兵的承诺，而未当场自杀；准备谒见蒋公以后便了断自己)。蒋公把新成立的青年军交了一个师给他，叫他训练。

我到云南曲靖，向这个一〇七师的官兵演讲，遇到了方，从此与他成了好友。然而他一边竭力从事于新的任务，一边心中的结至死未能打开。他活得苦，死得更苦。

我在台湾之时，与他常相往还。我曾经以西方的人生观与军事道德，一再安慰他、劝他。然而无效。我向他说：“你对得起国家了。你在哪一点对不起国家？”他每次只是答我以苦笑，或长叹一声。他去世已久，愿他在天上泉下，忘记这尘世的一切而好好安息。

他的部下之一预十师师长葛先才，也成了我的好友。葛君与我，在台北他令弟家中谈了两天一夜，也对哭了两天一夜。谈完，他给了我一张几百个骷髅排列成几层的照片。

这些骷髅都是他葛先才在第十军预十师，同守衡阳南门的弟兄。

他流着两行眼泪向我说：“衡阳的事，离开今天也有几十年了。这几十年，曾经问过我当时守衡阳的情形的，前后不过是两个人而已！谁关心啊？这两个人一个是你黎教授，一个是蒋公。我与方军长同日被俘，也被关在天主堂。他逃出了以后，日军的管理加严。我到了抗战胜利，才被放了出来，到重庆见蒋公，报告一切。蒋公问我：‘想做什么工作？’我说：‘不想担任什么职务，只想回湖北看看母亲，然后去衡阳找到弟兄们的尸首，重新好好的葬下去，造一个坟墓，立一块碑。’蒋公说：‘好，很好。你快点去办吧，办好再来向我报告。’”

葛先才到衡阳，找出几百具尸骨，都不全，只有骷髅都是好好的。他独自一人，把这些骨头与骷髅都一一洗干净，擦干净，葬在一个大坟墓之中，立了一块碑。葬前，把骷髅排列在一起，排了几层，哭祭了一番，烧钱纸，照了相。

我在这一篇文章之中，要兼叙四次会战，一次作战，只能把长衡会战的经过，做了这样极简单的叙说。将来，我总要用英文、法文写一本这衡阳之守可歌可泣的史诗，向全世界的人士表彰第十军一万七千多位壮士的英烈与方葛两位英雄的忠义，同时也痛快斥责几十年来欺凌我们的真敌人与出卖我们的假朋友。

在美国的民间与军政人物之中，却也有中国的真朋友。陈纳德将军便是其中之一。史迪威不许他支援我洛阳守军，以致洛阳终于沦陷，他耿耿于怀，深感歉疚。到了衡阳被围之时，他不再服从史迪威的乱命，而尽量帮助“中美空军混合大队”参加衡阳上空的保卫战，给敌人以严厉的打击，也空投了不少军用品给我第十军将士。可惜，在他所能支配的汽油被用尽以后，他再也无法取得汽油。史迪威下了命令禁止主管汽油的人与他合作。

三、湘粤赣会战

湘粤赣会战正如豫中、长衡，皆不是“会战”，而是日军为所欲为，我军只能挨打，而无力反击。这个“湘粤赣会战”是从民国三十四年一月十一日开始，在二月二十六日结束。

勉强可以交代一下的，倘若我不能不写下几句，那就是：日军在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一月二十六日取得湖南郴县，是用三路军平行作战的战法，也就是在进攻郴县之时，同时进攻郴县之南的宜章与宜章之南的乐昌。它攫取曲江，是在一月二十四日，所用的方法是两路夹攻，一路由乐昌向东南打，一路由广州向北打。其后在一月三十一日占领江西遂川，在二月六日占领赣州，也都是用两路夹攻。

说明：A　J68D　B　J40D　C　J27D与J3D各一部　D　J第八独立旅团

E　J第十九独立旅团

a. 顺水桥　b. 白口　c. 望乡山　d. 竹篙塘　e. 洞口

地图四　湘粤赣会战

四、桂柳会战

“桂柳会战”四个字也极不恰当，应该称为“桂黔会战”。(会战两个字的意思是“对打”。桂黔会战在末了的一段，我方有汤恩伯率领五个军逐走在黔南桂北的日军，可以称得上是“会战”。) 这桂黔会战除了最后的一幕以外，也是我方一连串的败，而且又没有像衡阳之守那样的传奇性插曲。它的特色，只是湘桂路上一幅凄惨的流民图而已。成千成万，十万、百万、数百万湖南的同胞，不愿意留在家乡受敌军的蹂躏，或恬不知耻，腼颜事敌，当帝国主义者的顺民，都纷纷追随溃败的我军各部队之后，由湖南奔向广西，又由广西伙同广西沿途的同胞奔向贵州。

他们塞满了公路与小路，也塞满了铁路上的轨道。他们吃完了沿途饮食店的存粮，也很快因旅店住满而露宿在路旁与原野、山坡。他们受寒，受饿，得病；他们之中有很多人病死，饿死，穷死。起先，彼此同为难民而有互相怜惜之情，互相帮助之意。后来，稍有余粮余钱的人，便被其它难民所抢劫。

更不幸的是：他们妨碍了军队的行动，前方退下的兵不能依限到特定地点整补；后方来援的兵也不能依限赶到前线。他们涌向一省一城，而敌军只须跟着他们走，便进了一省一城。这个情形，很像欧洲战场上比利时的难民。那些难民曾经使得法国军队被切成南北两片，也使得丘吉尔下命令叫英军奔向敦寇尔克，搭船回国。

等到我军的孙元良等将领，以急行军从陕西南部及其它地方赶到独山一带，打退了日军，稳住了局面，又有张道藩与谷正纲等人随何应钦到了贵阳，指定了某些地点收容难民，也划出几条路来让难民走，这难民潮才降落下去。

日军于占了衡阳以后，已无后顾之忧，便命令五个师团追击华军，长驱直入，在十一月十一日一天之内，占了桂林与柳州两个大城。

原在湖南的各军，虽则已经残破，仍有相当数量。它们都已被军委会军令部调往广东，使得广西的门户洞开。(可能又是刘斐在捣鬼，却使得薛岳背了黑锅)。

由湖南退往广西的只有杨森二十七集团军的两个军：杨汉域第二十军与丁治磐第二十六军，这两个军的兵员合起来不到一万人。杨森本已奉到薛岳转来军委会军令部的命令，叫他也率部去广东。杨森向薛岳抗辩，薛岳只得说：“你就去自由行动吧！”

杨森原有三个军，除了二十军与二十六军之外，尚有王泽濬所带领的四十四军。这四十四军不辞而别，去了广东。

于是，我方守桂林的只有广西兵第一三二师一个师。师长是阚维雍。阚维雍以一个中国式的师，如何抵得住日军几个师团？他忠于国家，不计成败，力战阵亡。

另一个在黄沙河与全县一带力战的九十三军军长陈牧农，并未放弃黄沙河，却被张发奎以“擅自撤退”的罪名处死。这正如守大同的李服膺，未曾把部队撤离大同，而被傅作义报请阎锡山下令以“擅自撤退”的罪名处死；也正如张德能之于苦守长沙的若干天后，并未放弃长沙，只是带了一部分兵力出城支援岳麓山的守军，也被人加上“擅自撤退”的罪名处死；我为这三人深抱不平。

守柳州的是丁治磐。丁治磐这时候仅有两个团，却也苦战了三天，才于张发奎在桂林放火烧城与美军在各处逢桥便炸之纷乱中，丢掉了这个柳州。

日军也顺便在十一月二十二日取了南宁，梧州则早已在九月二十日落入来自广东的日军两个师团之手。

杨森退到桂黔边界的黎明关，守了十天，把它交给了奉蒋公之命，前来抢救贵州的汤恩伯。

地图五　桂黔会战

五、我军收复黔南桂北

汤恩伯于豫中会战以后，忧谗畏讥，日子十分难过。现在，又一度受命于危难之际，在十一月三日被蒋公任命他做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兼黔桂湘边区总司令，带五个军到贵州南部与广西北部去迎击日军。蒋公同时叫孙元良做副总司令兼二十九军军长。

这五个军，除了孙元良二十九军以外，是陈素农九十七军，石觉第十三军，刘希程九十八军，陈金城第九军。

汤恩伯于十一月八日到达贵阳，十八日到达广西河池与张发奎见面，二十日驻节九十七军军部，留下孙元良在前线指挥一切。

二十七日，日军第三师团击破九十七军九十一师于广西南丹县城之南的车河镇，向北进展，经南丹而到了贵州的六寨。十二月二日，第三师团的便衣队进了六寨之北的独山县城。同一天，第三师团的另一支，绕到黎明关的东边，经宜北县城而袭取了独山之东北、都匀之东南的八寨。

黎明关仍由九十七军一个团固守着。这个团是在十一月三日奉汤恩伯之命，从杨森部队的手中，接下了黎明关之防的。

日军有可能分两路来攻都匀：南由独山，东由八寨。拿下都匀，便可以向西北经由龙里，进攻贵州的省城贵阳。

恰好这时候石觉第十三军全部已被空运到贵阳。由于史迪威的继任人魏德迈将军(General Albert Wedemeyer)作风与史迪威完全不同，这十三军已与其它几个军都得了美式的装备。它有三个完整的师，一个教导旅，一个重炮团，一个山炮团，一个反装甲团，一个中美爆破队。

石觉告诉我，他当时在贵阳已经把防务布置就绪，希望日军前来送死。他同时也和在清镇县的中美混合大队接洽好，由该大队派飞机去炸射在独山之南的公路上一长列的日本骑兵。

二十九军副军长吴求剑与九十八军军长刘希程，指挥了预备十一师师长赵季平，在十二月五日由马场坪克复八寨。兼二十九军军长孙元良在十二月八日亲自率领九十一师师长王铁麟，由平舟光复独山。独山是在十二月五日被大队的日军确实占领的。

我军这两个部队，顺利光复如此重要的两个据点，所用的战术不是迎击，而是先派兵迂回到敌后，然后由敌前敌后予以夹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