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武汉空城攻守战及其前后

在淞沪会战与第一次长沙会战之间，有官书所谓徐州会战与武汉会战，以及南昌与随枣两次会战。

在第一次长沙会战与第二次长沙会战之间，又有规模甚大的冬季攻势，与五次南至广西，北至山西，弥漫了鄂北豫南及赣西的五次“会战”，称为桂南、枣宜、豫南、上高、晋南。

我把这许多次“会战”，归并在一起，加以叙述，称之为“武汉空城攻守战及其前后”。

其中，徐州与武汉，不宜称为会战。徐州的事，先为台儿庄之“遭遇战”，是日本人吃了我们一个大亏；次为双方在台儿庄外围增兵，均想大干一番，最后我方保全实力，来一个突围，叫日本人扑了一个空。称它为徐州突围，比称它为会战，较为恰当。武汉呢？打得十分猛烈，是在日军进向武汉之途中，而不是在武汉的城下或其近郊。

其它七次都是硬拚，有些确是会战，例如南昌与随枣(随县与枣阳)、桂南。有些仅是大战斗而不是会战。冬季攻势，是我方采取全面攻势，到处对日本人打，而不是专对一个地方打。豫南是他们又扑了空，晋南是我方挨打，枣宜是运动战，上高是敌人企图由赣入湘，被阻。

因此我不把这许多次的“会战”平铺直叙，而合成一篇文章，称为“武汉空城攻守战及其前后”。桂南与晋南虽不在中国中部，其战事却也不妨作为中战场的插曲。

说明：A李宗仁与廖磊淮北兵团　B汤恩伯陇海兵团

C孙连仲鲁南兵团　D孙震二十二集团军

E关麟征五十二军

地图一　徐州被围与我军突围

一、徐州突围

在台儿庄之战之后，日本急于一雪战败之耻，调来了十三个半师团，兵力达三十万人，超过了淞沪会战之时。我方也逐渐投入了六十四个师，兵力总数是四十五万六千零八十五人。看样子，似乎是双方均想在徐州与台儿庄之间进行一次决战。

日军所采取的战术，是把徐州孤立，将徐州外围的城市逐一占领。我方统帅部的战术，是希望徐州的守军死守，同时由外围各城市的部队合拢来，把日军反包围，像台儿庄之战的经过一样，而规模大得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突然在五月十九日下令放弃徐州，令我方几个大兵团分路突围。

这一件事，谁是谁非，尚无定论。李宗仁位居司令长官，可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然而他不于事前向统帅部做建议，是不对的。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决战这个方针也许值得检讨，虽则论火力与人力，我方确占优势。

二、豫东之战

突围的结果，据裴轸说，我方丧失了不少的兵员与武器。

幸亏蒋委员长紧急处置，亲临前线，凑集了俞济时、黄杰、李汉魂、桂永清、宋希濂，五个军，交给薛岳以第一兵团总司令的名义指挥作战，于五月二十七日在兰封与罗王砦打了胜仗，其后又一度包围日军土肥原贤二的第十四师团于三义集等地，使得载满军民的四十二列火车得以安然西驶，也使得在开封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有时间从容布置。

程潜在六月上旬下令放弃开封，又下令把黄河堤炸开。这两件事，是否于事前获准统帅部同意，待考。

我个人以为放弃开封，是慌张；决河堤，是幼稚。人民所遭遇的伤害，远过于战场上所谓阻滞了日军进度的收获。日军毕竟在十月下旬依然占领了武汉。开封不放弃，黄河堤不决口，日军也未必能提前三、四个月到达武汉。在开封与汉口之间，有颍河、汝河、淮河，及其它的河，又有桐柏山、大别山、若干的山，况且我军倘能以其后潢川之战及“豫南会战”的精神于六、七月间便在河南对日军节节抵抗，日军也不可能长驱直入。

三、日军分三路西向，扑取武汉空城

日方由于在取得南京前后，拜托希特勒经由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对我方劝降失败，只得进一步跳下泥淖，向武汉进军。日方的有识之士，明知拿了武汉，局面更难收拾，越陷越深，欲罢不能，徒呼奈何。

日方攻取武汉不是容易的事；我方要守武汉也不是容易的事。中国太大，安徽、河南、江西、湖北等于欧洲的四个国家，过去以弓箭刀矛从事战争，其经验已非今日的枪炮飞机之时所可仿效。日方于煞费周章以后，决定了分兵三路。第一路沿着淮河之南而西进；第二路沿着长江之北而西进；第三路沿着长江之南而西进。

我方统帅部把淮河流域与长江北岸划给了第五战区，仍由李宗仁任司令长官，以孙连仲第三兵团与李品仙第四兵团划归他指挥。长江南岸设立第九战区，以陈诚为司令长官，下辖第一兵团薛岳、第二兵团张发奎，武汉总司令由陈诚、罗卓英先后兼任，事实上交给郭忏负责。此外另有江防司令刘兴，与若干直属两个司令长官部而不属于某一兵团的若干军、师、旅、团等等。

日军的统帅是华中派遣军长官畑俊六，下辖两个军，第一军军长冈村宁次，专管长江以南的一路，兼管航行长江江面的一路(亦即所谓波田旅团)。第二军军长稔彦王，又称东久迩宫，管长江北岸的一路，兼管大别山之北、淮河南岸的一路。

畑俊六直接掌握了四个师团与一个航空兵团，另以五个师团与一个重炮旅团，一个坦克联队，一个机械化兵团，一个海军舰队，一个海军陆战队，交给冈村宁次；又以五个师团与一个重炮旅团，一个坦克联队，一个海军陆战队，数目不详的东北伪军于芷山部，交给稔彦王。

总结起来，日方有十四个师团，两个重炮旅团，两个坦克联队，两个陆战队，一个舰队，一个航空兵团(飞机三百至五百架)。日军十四个师团每一个师团有两万多人，加上其它部队，总兵力在三十五万与四十万之间。

我方有四个兵团，分为若干集团军与军团。各集团军与军团所辖的军与师，人数不齐。就我在史料上所已见的番号而言，计有四十四个军，一百零五个步兵师，一个骑兵旅，若干要塞部队，与空军、海军。兵员人数在一百万以上，实际参加了战斗的为七十万人左右。

日方希望分进合击，一举而席卷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四个省，挖取中国的心脏武汉，消灭中国仅余的若干部队，使得中国的继续抵抗不再可能。

我方的对策是步步为营，节节抵抗，以空间换取时间，以人命消耗人命，把日军拖垮。同时在后方加紧征兵练兵，扩充军事学校，加紧储备粮食，制造军用品，也竭力利用广州这个港口，与伊犁、龙州、河口，这几个陆地上的门户，向外国输入军用品及民生日用的必需品。

我方在武汉及其外围，曾经由陈诚负责，不惜人力物力，以两年的工夫造了现代化的工事(详见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使得日军不得不用雄厚的兵力。

地图二　日军进向武汉

轰轰烈烈的大战争，分别在许多著名的与不著名的地点爆发。它不像淞沪会战之呈现在西方帝国主义者的眼前，而是进行在那些唯利是图的外国商人与怕死的外国记者所不敢去的地方。因此，这个以武汉为攻守目标的大战争，在西方的报纸与杂志上便极少报导，而产生了此役仅仅是日军向华中长驱直入，华军毫无抵抗的错误印象。

我军壮烈牺牲于河南潢川及其东南与西南，壮烈牺牲于湖北广济、田家镇，及其周围，以血肉抵住了长江南岸的日军，让他们大多数滞留在鄱阳湖西岸及江西德安以东，南昌之北，直到我们在二十七年十月下旬放弃了武汉空城以后。

我军一共伤亡了二十二万五千多人。倘若不曾打，会伤亡这么许多人吗？

敌军也伤亡了十万以上。我军与敌军的伤亡比例，由淞沪的三点六比一，进步到二比一。

日军于二十七年六月十二日以海军陆战队攻占杨森部队一个团所警戒的安庆，那可算得上是这场武汉大战的开始。

十一天以后，我军失了马当，那是毋庸讳言的一大挫折，我不可不写。由于附近的香口，有敌军波田旅团的兵登陆，守马当的五十三师师长周启泽奉军长李韫珩之命，前往抵抗；李军长把马当的防务命令一六七师薛蔚英接替。薛师长不曾按时到达，其后与马当要塞的司令欧阳格均被枪毙。敌军在事实上突破了长江的一道封锁，对北岸南岸的战事均获得了便利。

七月一日，波田旅团占了彭泽；二十二日，进入了鄱阳湖；二十三日，在湖的西岸姑塘登陆；二十五日，取得了我方的九江。

八月三日，中路日军之中的第六师团占领湖北黄梅。二十日，南路日军之中的第一〇六师团进入九江与南昌之间铁路线上的星子县城，王敬久、陈安宝、叶肇、李汉魂几位军长，率领冷欣等若干位师长，把侵入的日军限制在鄱阳湖与铁路线之间的狭长地带。二十四日，日军第九师团取得了瑞昌；孙桐萱第三集团军对它已经死斗了十四天之久。关麟征接防了瑞昌以西，守到武汉弃守的前夕。俞济时在九月一日至十四日，也和这第九师团与其他日军单位战了十四天，其后守住了德安，直至武汉弃守以后。

九月六日，中路日军占了湖北广济的县城。我方守将覃连芳、韦云淞，会同萧之楚、何知重等人反攻，在八日把它克复，却不幸仍在九日失去。不过，他们仍守住了广济之西的山地。广济既失，田家镇变成腹背受敌，李延年在镇里苦撑，刘汝明、萧之楚等人在外边策应，战到九月二十九日，才失去。

北路日军的第十师团在九月六日，从我军孙元良的旧部八十八师手中夺去了固始。八十八师从八月十八日开战，已经死守了固始二十天。八十八师此时由七十一军军长宋希濂指挥。宋希濂的其它部队八十七师与三十六师，在固始之南的富金山，战了十五天之久，其后守住了打船店。

壮烈千秋的张自忠将军，在潢川的表现，正如当年在喜峰口，在临沂，也可歌可泣。他率领五十九军苦守潢川的两个城，守到了九月十九日。其后，又守住了经扶县城，守到了武汉弃守以后。

1. 随县　2. 枣阳　3. 南阳　4. 舞阳

地图三　武汉前后之各次大战

台儿庄的老英雄，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是指挥张自忠与宋希濂等人的。他和他的老部队田镇南与冯安邦两军，包括池峰城的第三十一师，守住了沙窝，也守到了武汉弃守以后。北路日军由潢川西进，在罗山与孙震的第二十二集团军打了一次硬仗，也与胡宗南的第十七军团撕杀了一番。其后，胡宗南不依李宗仁的命令守信阳，于是武胜关落到日军手中。李宗仁一生功罪难以衡量，错事做了不少，但这一次不能算是他错。

在整个“武汉空城战”之若干大小战斗之中，最精彩的一次是第一兵团总司令薛岳在前线亲自主持的德安之西万家岭之役。他调兵遣将，打了一个星期，在十月十日双十节歼灭了日军两个联队以上，使得日军第一〇一与第一〇六两个师团一时不能继续作战。

我方最后在武汉不战而退，是日军不曾预料得到的事。我方之所以如此，由于在北路、中路、南路，都以节节抵抗争取到宝贵时间，把集中在武汉的物资与人才全部输送到了后方；同时，也因为广州不幸失去，经由香港而来的物资已不再来。于是，在日军于十月二十五与二十六两日先后进了汉口与武昌之时，武汉在事实上已经是两座空城。

日军所得到的，是“战胜”的虚荣，而所失掉的却无可弥补。他们失掉了什么呢？他们失掉了主动。从此以后，守武汉的责任，落到了日军的肩上，而威胁武汉日军的是我军。他们由主动

变成被动。他们失掉了安全感，惟恐我军随时去反攻武汉。因此之故，他们费很大的力拿南昌，拿了南昌又向北想拿随县、枣阳；拿到随县，却拿不到枣阳；于是向南，想拿长沙，有了一次、两次、三次的长沙会战，连吃三次败仗。

这三次长沙会战，我留在本文下篇里说。

现在，谈谈南昌、随枣，等等几次因武汉空城战而产生的后遗症。

四、南昌之战

日方在取得武汉以后，撤消华中派遣军，及其第一、第二两军，调稔彦王回日本，把防守武汉的责任交给了冈村宁次。冈村宁次的官衔，由华中派遣军第二军司令官，改为支那派遣军第十一军司令官。

冈村宁次所最担心的，是南昌尚在我军之手。我军以修水为防线在修水两岸皆有重兵。冈村准备了四个多月，在三月十七日以五个师团发动攻击，战了十天，才把南昌拿去。

我方这一次遭到惨败。不仅是惨，惨到死伤失踪了十二万二千七百多人，死了两万三千多，失踪了一万六千多，伤了八万三千多，而且在战略与战术上丢了脸。原因是，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指挥不当。

敌人在三月十日便集结重兵于修水以北，我方统帅部命令第九战区立即发动攻击。第九战区长官部受了罗卓英的影响，借口整补未毕，请求稍缓才发动。这样，先就错了一着。

冈村宁次的才略，不是罗卓英所能望其项背。俗语说，“打仗打将”。孙子兵法里也有“将孰有能”四个字。我方以罗卓英抵挡冈村宁次，太错了。

冈村宁次只不过是略施小计而已。冈村宁次对涂家埠佯攻，罗卓英派重兵去死守。冈村宁次出罗卓英之不意，由虬津渡过修水，直奔安义，拿了安义，一面又对奉新佯攻，一面由安义向东偷袭南昌，在三月二十七日取了南昌。罗卓英却已经把最精锐的部队李玉堂第八军，和俞济时的七十四军，放在无用之地，以李玉堂攻瑞昌，以俞济时守高安。罗卓英派在南昌任守军的是来自四川的夏首勋七十九军；派在武宁做守军的也是来自四川的韩全朴七十二军与彭位仁七十三军。四川的将士的忠勇不在任何一省的将士之下，然而在装备与训练上比日军差得太远。

胜败原是兵家常事。重要的是中日整个战争最后的胜利，而不是中途的小胜利。我叙述南昌之战到此为止。

南昌失了不久，统帅部下令反攻。负这个反攻责任的人，第九战区仍旧派了罗卓英。罗卓英也确有一雪战败之耻的决心。可惜他仍旧分散他的兵力，虽则抽了一部分精锐部队做直攻南昌之用，却不曾估计好敌人在南昌的实力究有多少。简单说来，他从四月二十一日攻到五月九日，大败全输，损了陈安宝这位猛将，与五千名左右的好兵。陈安宝是二十九军军长，攻进了南昌的飞机场。他壮烈牺牲，功虽不成，而其忠其勇，流芳千古。我写到此句，热泪流在纸上，双眼迷糊，只得暂时搁笔休息。我追怀陈安宝，也追怀郝梦龄、张自忠、与成千成万的名将，以及三百万以上的伤亡军人。国家今日情况如此，他们的血是否白流？

五、随枣之战

差不多与我方的反攻南昌同时，日军也在随县与枣阳蠢动，从民国二十八年五月一日开始，到五月二十二日结束。

南昌与随枣两战，均可称为会战。虽则南昌是我方战败，而随枣的规模并不很大。称之为会战，是双方面对面交手，他们打过来，我们也打过去，并非是片面的死守若干据点，节节抵抗(仅管节节抵抗有它在战略上的价值)；也不是到最后把太原或武汉以放弃作为收场。官书上的太原会战，正如武汉会战一样，并非没有打，事实上均包括了打得很精彩的若干大小战斗，例如南口之役、平型关之役、忻口之役、娘子关之役，我不主张以太原会战这四个字总括这些战斗，是因为到了太原，傅作义反而不打。

南昌会战，是在南昌及其外围打的；随枣会战是在随县与枣阳打的，而且双方都出了手。称之为南昌会战与随枣会战，名实相符。

随枣会战的经过是这样的：日军用十五个联队(团)，十一万三千二百人来攻；我方用四十一个师，包括十五个较为完整的师，总计二十二万人左右去抵抗。不是坐以待敌的抵抗，死守一点一点的抵抗，而是他们打过来，我们也打过去的抵抗。

日方的指挥官是冈村宁次；我方的指挥官是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

日方在五月一日先由应山出发，占了随县，再经过郝家店、塔儿河、厉山，攻击我方的八十五军；又经高城、唐王镇，攻击十三军，在五月七日占领天河镇。另一支日军由信阳攻桐柏县城，于五月十一日加以占领。他们对八十五军与十三军死打硬拚。

我方由丁治磐率领二十六军于五月五日由沙洋渡襄河(汉水)向东，袭击瓦庙集，在五月十八日打到京山县城，于五月二十日奉令撤回。

日方在五月八日攻占了孙震第二十二集团军所守的枣阳，我方在五月十九日由张自忠第三十三集团军把枣阳克复。

日方在五月十日从河南的西南部，别廷芳先生所领导的民团之手，取得了新野县城。我方在第二天，仍由这个民团从日军手中将新野县城夺回。

日方在五月十二日从孙连仲第二集团军的第三十师之手，取得了唐河县城。我方在两天以后，五月十四日，仍由这第三十师从日军手中把唐河县城夺回。

五月十五日，日方撤兵停攻，于五月二十二日恢复原态势。他们赚得了一个随县，却未能保有枣阳、新野、唐河。他们使得汤恩伯第三十一集团军的两个军(八十五军与十三军)伤亡了一万五千人左右，却未能“捕捉”或歼灭他们所最恨的这一“支那军”的全部。

我方一共伤亡了两万八千人(包括汤恩伯部的伤亡)；日方也伤亡了两万一千人。这比例又已不是武汉空城战的二与一之比了，更不是淞沪的三点六与一之比。

六、桂南之战

在南昌与随枣两役以后，有民国二十八年九月至十月的第一次长沙会战。

在第一次长沙会战以后，桂南、枣宜、豫南、上高、晋南，五个“会战”，与桂南、枣宜之间的冬季攻势。再以后便是民国三十年年底与民国三十一年年初的第二次及第三次长沙会战。这三次长沙会战，我将在下一篇文章合并叙述。

桂南之役，是南战场的若干战事之一，却与中战场息息相关。南战场，除了这桂南之役以外，于民国三十三年日军一号作战以前，不被日方重视。日方只是在二十七年五月占领厦门，二十八年六月占领汕头潮安，十月二十一日占领广州。其目的，是封锁中国南方的海岸而已。

桂南之役虽则是南战场战事之一，却与中战场息息相关。

它在抗战期间所有战役之中最特殊，开始规模极小，而意义极大，双方缠斗得也最久，然而结束得十分轻松。日军来得快，走得也快。

地图四　桂南之战

日军第五师团，加上一个所谓台湾旅团，在民国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五日突然在广东钦县登陆，击破中国的不足一个师的守军，向北急驰，在十一月二十四日占领了广西省的旧省城——南宁，又在十二月四日占领了昆仑关。

日方的本意可能是乘虚经贵州直捣重庆。日方不曾想到，中国方面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便从四面八方调来了二十几个师，而日军一时“陷于苦战”。

我方的杜聿明第五军，包括邱清泉的新二十二师，于十二月三十一日克复了昆仑关，杀死了日军八千人及其旅团长之一。日军以广州调来的近卫师团对我反攻，击败我军于宾阳，在二月八日重新占领了昆仑关。

其后两军相持了一年之久，日军于民国二十九年三月十七日攻占南宁之西的灵山，我军巫剑雄第一五六师与何宣第四十六军猛烈反攻，在八天以后把灵山克复。

又过了五个月，日军第五师团于法国维祺政府的屈从以后，由龙州进入越南，留下近卫师团与台湾旅团在南宁及其外围。

十月底，留在南宁的日军也撤了走。十一月十七日，在广西日军全部走光。

七、冬季攻势

蒋公为了策应桂南战场的我军，下令全国各战区一致发动攻势，于民国二十八年十二月开始。各战区的战果皆甚辉煌，这是抗战历史中最光荣的一页之一。

第一战区(河南)有孙桐萱第三集团军攻占了罗王砦车站，也攻进了开封城内，烧掉了日军某部的司令部与仓库；有郭寄峤的第九军攻入沁阳县城的西关、南关；有孙殿英以新编第五军反攻安阳；又有孙连仲以第二集团军的一个军(第三十军)与刘汝明第六十八军合组为“豫南兵团”，与汤恩伯的“鄂北兵团”及孙震的“河东兵团”连成一气，对日军差不多天天作战，于次年二月收复了高城、塔儿湾等地。(苟吉堂先生所编写的《第三方面军作战实录》，不称此役为全国冬季攻势的一环，而称之为“第二次鄂北会战”；也把随枣会战称为“第一次鄂北会战”。) 第二战区(山西)先是抵住了日军对中条山的第十次进攻，其后有卫立煌进攻翼城绛县九天九夜；率领第二十七军包围了长子县城与屯留县城；有庞炳勋率领第四十军克复了黎城、东阳关、涉县、潞安城。

第三战区(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有顾祝同率领自兼的中央兵团六个师，进攻大通、荻港，进出东流、香口、彭泽、湖口；有第十五集团军关麟征袭击南昌外围；有第十集团军刘建绪攻进杭州、富阳、余杭，烧毁敌人的仓库，也在萧山、绍兴之间击溃了敌军一部。

第四战区，有昆仑关的争夺战正在猛烈进行。

第五战区(河南、湖北)，有汤恩伯鄂北兵团、孙震河东兵团，与第一战区的孙连仲豫南兵团合作，对日军进行其自划一个战场的“第二次鄂北会战”，战线东北起长台关；东至信阳、武胜关；南至广水、应山；西至随县、高城、唐县镇；北至天河口。又有本战区的所谓江北兵团围潜山，扫荡汉水以南；右集团攻大洪山、洪梓；左集团攻随县的洛阳店、平村。

第六战区(鄂西)有一支队伍，经洞庭湖，在城陵矶登陆，攻占岳阳火车站与高桥火车站。

第七战区(广东)对日军在英德一带作战。

第八战区一度攻进了包头与五原，其后收复了五原。

第九战区(湖南及鄂南)有杨森率领第二十七集团军收复了湖北的崇阳、蒲圻，击破日军第一一六师团与第六师团。

在鲁苏游击区与冀察游击区，也都有零星的对日军作战。

总结起来，我方的冬季攻势于民国二十九年二月结束之时，给了日军以很大的惊讶与打击，令他们有草木皆兵之感。

地图五　华军冬季孜势

八、枣宜之战

日军一向忍受不了挫折，于是在我方冬季攻势以后，随即集中三个师团的兵力，在民国二十九年五月一日开始枣宜之战，对枣阳与宜昌两大城市的大战。

我方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以六个集团军，加上直属长官部的五个军与郭忏的江防部队两个军，鄂东游击军、王赞斌四个师、程汝怀三个师，全力应付。

这一次，敌人学会了德国人的运动战，弄得我方疲于奔命。敌人在五月五日占了枣阳，我方于五月十六日克复了枣阳；却不料敌人一溜，溜到了襄河(汉水)之西，于六月十二日偷占了宜昌。我方统帅部派遣陈诚率领十万精兵来到，未能把宜昌克复。

张自忠将军在这一次会战中，壮烈牺牲。他不是自杀而死，而是中了敌人的枪弹，因伤重而死于战场：宜城之东的南瓜店。当时他是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他成仁以后，总司令职务由冯治安军长升任。

宜昌之失，影响到川、滇、黔大后方与东边沦陷区的连络。不久以后，我方却能在豫南与上高连获两次小胜，可谓奇事；又于晋南挫败以后，连获二次大胜于长沙(第二次长沙会战与第三次长沙会战)，可谓奇之又奇。

九、豫南之战

豫南会战在民国三十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开始，于二月十日结束，前后经过了十七天。

日方用了三个师团与一个联队：第三师团、第四十师团、第十七师团欠一个联队，加上第四师团一个联队、第十五师团一个联队。兵员总数在五万六千名左右(因为日方的各单位编制虽大，此时也常常不足额)。

我方以汤恩伯第三十一集团军的五个军(似乎是十四个师)为主力，加上孙连仲第二集团军的三个军(七个师)，冯治安第三十三集团军的两个军(四个师)，何柱国第二军团的一个师与一个旅，此外有实力不详的姚沌第三十六军，与黄子华独立第五旅，独立炮兵一个团，独立工兵一个营，战车防御炮一个连。

日军的目的在于捕捉汤集团军；汤集团军叫他们在舞阳、方城、南阳，都扑了空，而在日军由南阳之东撤走，回奔信阳之时，会同友军予以追击、夹击、迎击。日军伤亡了九千，我方伤亡的人数与他们相等。

十、上高之战

上高之战是官书里二十二次会战之中最简单的一次。

日军在民国三十年三月十五日，以两个师团与一个旅团由南昌等地向江西西部出发，号称“扫荡赣西”，可能企图进入湖南，却在三月二十四日与二十六日先后被我方四个军围在上高县城外之西北与官桥，日军突了围，于二十九日撤退。我方追击到奉安与高安。

我军伤亡了一万五千人左右，日军的伤亡比我军略多。日军此次的指挥官是继冈村宁次而担任第十一军司令官的阿南维畿；我方仍是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九战区前敌总司令罗卓英。罗这一次对日军总算打了一个平手，比以前进步多了。其后在第一次长沙会战之时，成绩更为优异。

十一、晋南之战

晋南之战，是日军第十一次进攻我军在黄河北岸中条山的根据地。这一次，从民国三十年五月七日打到五月二十七日。他们的五个师团与四个旅团战胜了我们的九个军。我军丧失了中条山及黄河北岸的若干据点，包括山西的垣曲，河南的孟县、济源。

统帅部命令我军之中的八个军，留在山西活动，只许裴昌会第九军渡黄河，退入河南。(原载于《传记文学》第五十一卷·第二期)

地图六　晋南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