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明抗清”的农民军之独立地位问题

明末农民战争后期，由于清军入关，民族矛盾激化，各支农民军先后实行了“联明抗清”（用农民军的话说是“合师剿寇”[1]）的政策。对此，史学界的评价很不一致。其中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在与地主阶级抗清派合作的条件下，农民军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持自己的独立地位？我的看法是：尽管抗清斗争中的农民军各部素质不完全相同，他们对明政权的态度也有差别，但总的看来，不论是大顺军还是大西军，基本上都遵循了一条“积极联明，独立抗清”的路线。他们坚持独立自主地位的斗争，是当时抗清阵营内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的集中反映，其中的经验教训，是很值得我们研究的。

一、“联明抗清”的过程

“联明抗清”一开始就是经过激烈的阶级斗争才得以实现的。

李自成于顺治二年（1645年）四、五月间牺牲后，大顺军各部先后入湘；五月，右营刘体纯部由武昌入平江县北乡。七月，太平伯吴汝义自宁州入平江东乡，据黄龙、幕阜、东阳诸山。泽侯田见秀亦以是月入据平江中洞等寨。县北虹桥乡一带尽为义军所据。[2]这时刘体纯、郝摇旗联军四五万人已占领湘阴，离长沙仅百里，王进才、牛万才部进至新墙，袁宗第、蔺养成部由平江向浏阳进逼，[3]长沙已处在农民军包围之中。但当时农民军鉴于民族矛盾激化的新形势，不想与明军决战，而愿意与明军联合，共同抗清。

当时驻长沙的南明督师何腾蛟，“初至时仅有巡道标兵二千，满目荒墟，调兵不应，募兵不及”，闻义军入湘，惊呼：“数十万闯贼奔逸，满山亘水，突如其来。”[4]但他当时并没有想到要与农民军平等合作，甚至当有人提出“抚议”时，他还“力持不可”[5]。在他的授意下，长沙知府周二南匆匆纠集了“铁骑营”“燕子窝营”的明军，率黄朝宣等出城攻击农民军。两军战于浏阳城东官渡。农民军“暗以众渡上流，首尾夹击，官兵溃，杀伤无算”，当场击毙周二南，执杀参谋军事吴愉，黄朝宣仅以身免。农民军乘胜占领浏阳城[6]，直下长沙城外的蕉溪岭。何腾蛟“急遣人招安，皆被杀”[7]。正措手不及间，义军“四十八部之哨马已入长沙城矣”[8]。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军以民族大义为重，乘战胜之威，“逼明抗清”，迫使南明当局接受了“合师北拒”。何腾蛟不得不“以郑公福、汪伯立前往，改‘招安’二字为‘合营’，（农民军）乃允从而遵节制”[9]。农民军不受“招安”而愿意“合营”，表现了他们“联明”而不降明的原则立场。

当时，大顺军经过一年多的抗清战争，损失很大，而且从西安失守以来，在撤退中一直被分割为几个部分，未能重建统一的指挥系统。自成死后，“众无主”，各部间原有的矛盾逐渐暴露，各驻一方，互不统辖，更削弱了战斗力。而另一方面，隆武政权这时仍控制着长江以南大部分地区，它的军队虽然腐败不堪且派系林立，没有统一指挥，但数量还相当可观。农民军联明后，南明君臣们自以为有些本钱，说话气也粗。如金堡就上书隆武帝，提出，“今日天子宜为将，不宜为帝，湖南有何腾蛟新抚诸营，皇上亲入其军，效光武铜马故事，此皆战兵可用”[10]，想效法刘秀“击铜马于鄡”“悉将降人分配诸将”的故事，以军事力量为后盾使农民军就范，把这支“健将如云、骁骑如雨”[11]的农民武装控制在自己手中。因此，当时南明当局力图用裁减、改编农民军以及设置监军、督师、“以旧军参之”等各种手段，夺取农民军组织上、军事上的领导权，使之成为自己的“亲军”。

南明统治者的这些伎俩收到了什么效果呢？史学界不少人认为，由于“农民军对南明王朝丧失了警惕”，“故联合以后，何腾蛟对大顺军进行改编，把大批农民军遣散归农，在改编后的农民队伍里安插明军官等等，可是大顺军领导人对保持农民军独立地位缺乏认识，接受了这些措施，使部队战斗力受到影响”[12]。他们的根据不外乎下面两条史料：

当是时，降者既众，腾蛟欲以旧军参之，乃奏授朝宣、先璧为总兵官，与刘承胤、李赤心、郝永忠、袁宗第、王进才及董英、马进忠、马士秀、曹志建、王允成、卢鼎并开镇湖南北，谓之十三镇[13]。

何谕之曰：若等来降，自当题请受爵，为国家建立大功，但苦无粮饷，奈何？贼众曰：我等所储甚裕，毋贻军门忧。何又虞贼众甚夥，狼心未测，于是下令愿归农者听，又分莅其众，贼党散者大半[14]。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所谓“欲以旧军参之”者，不过是何腾蛟、堵胤锡单方面的愿望。所谓十三镇就是十三支军队，并非混编成一军，既没有拆散农民军原来的编制，更谈不到被“改编”的问题。实际上十三镇中不要说农民军，就是原来的明官军诸镇如刘承胤等也是各自独立的。何腾蛟的副手章旷曾为此抱怨说：“与其以有用之金钱，养进止自如之外镇，不如养可予夺遣发唯命之亲兵。”[15]

至于“归农者听”“分莅其众”“散者大半”，更明显是文秉的记载失实。首先，“联明”后的大顺军确实分为几大股，各自活动，但这不是何腾蛟“分莅”的结果，而是农民军内部固有矛盾在自成死后逐渐暴露的结果，这早在联明以前就发生了。当时有所谓“四十八部”之说[16]，从档案中也可以看出这点[17]。其次，粮饷困难也是迫使农民军分兵的原因。当时“饷缺，降者稍稍解体，贼帅袁宗第及田、高诸部掠舟而去，独郝永忠、王进才留麾下”[18]，“高李十三部散入施州卫，因粮歇马”[19]。这些“掠舟而去”的农民军并非“归农”去了，而是分赴各个战场。相反，正是在联明以后，大顺军各部才得以相对集结起来，改变了过于分散的状况。如原随李自成南下的田见秀、吴汝义、张鼐等就是在这时与李过、高一功率领的大顺军后营合并的。再次，与“散者大半”说相反，大顺军各部联明后总兵力未减少，反而更为增加了。大顺军在联明前的人数，各书记载不一，张岱说“众尚数万余”，王夫之说“不下五十万人”[20]，还有十余万、二十余万、三十余万等说法的。我认为较准确的数字可从档案记载中求得：据负责追击李自成的阿济格称，自成南下时有众“西安府马步贼兵一十三万，并湖广襄阳、承天、荆州、德安四府所属各州县原设守御贼兵七万，共计二十万”[21]。经过沿途几次战败与刘忠、王体忠、郑四维等人的叛变，到自成牺牲后，这部分军队总数不会超过十万。当时负责“招抚”大顺军余部的佟养和曾报称刘体纯、刘芳亮、张鼐、郝摇旗、田见秀、吴汝义、袁宗第等的总兵力共十一万人[22]，实际数目只会更少。而李过率领的自榆林经汉中、达县、夔州南撤的义军在到达当阳、远安时的兵力是“众数万”，与李友、马重禧等“十余股”汇合后总数也不过“近十数万”而已[23]，两者合计，共二十万左右。何腾蛟在《逆闯伏诛疏》中称：“此二十余万之众，为侯为伯，不相上下”，这个数字是近乎实际的。而农民军联明后出师北伐时，仅围攻荆州的高、李部就有“数十万”[24]，农民军自己也“号称二十余万”[25]，而围攻襄阳的刘体纯、袁宗第部据说也“拥数十万众”[26]，这些数字虽不免夸大，但阿济格、李可学等奏报的数字也有夸大的可能，故两相比较还是可以看出大顺军兵力消长情况来的。最后，据清湖北巡按马兆煃说，农民军联明后“其势愈大，复立李自成弟，引贼数十万北下”[27]，一些史籍也说是“众益盛”[28]，王夫之还记载了郝摇旗等联明后“各招市井无赖……农甿被迫亦释耒而为兵”[29]。可见“散者大半”“战斗力受到影响”之说是没有根据的，而《烈皇小识》的那段记载，恰好说明了农民军从粮饷来源到军事行动都不依赖永历政权，完全是独立的武装。

当然，何腾蛟、堵胤锡都想控制农民军，他们不仅自任“督师”，还派了不少官僚前往农民军中任“监军”，如陈经、郑国元、臧熙如、赵振芳等人，但农民军并不买他们的账。“腾蛟骤节制之，有所号令，多不能从，腾蛟亦无如何也”[30]；“郝永忠……受抚后素不奉约束”[31]，“腾蛟不知所裁”[32]，“督师之尚方，穷于无所施矣”[33]。“督师”尚且如此，小小的监军就更不在话下了。

何、堵为了拉拢农民军将领，给他们中的许多人封爵授官，如给李过、高一功封“左、右军侯”、郝摇旗“恢剿左将军”“南安侯”，又封“王进才澧阳伯”、“李来亨三原侯、马腾云高陵侯、贺登云泾阳侯、党守素兴平侯，袁宗第、刘体纯、张光翠等共二十余员，各晋爵列侯”[34]，然而农民将领们对这些东西与南明官僚的繁文缛节很不感兴趣，“胤锡为制进贤冠、袍笏、舆伞、仪仗以宠之，诸将皆轻侻弇鄙，始受命服冠带，皆如负芒刺”[35]。

以上讲的是总的情况，然而具体到各支农民军，则因其素质不齐，独立自主的程度也不尽相同。李过、高一功率领的忠贞营是以原大顺军后营为基础而建立的，原来就是大顺军中的精华。甲、乙之际曾在陕北抗击清军主力阿济格、吴三桂部，直到西安失陷、后路被抄，才绕道经汉中南撤，途中没有受到清军追击，进入荆湖前又在西山进行了短期休整，到荆湖地区后，又合并了田见秀等部，兵力最强，也最为南明当局所重视。联明后，堵胤锡亲驻其军，“就在彼中制师”[36]。但他能够对这支农民军施加的影响十分有限，农民军仍然“至营中，称高氏为太后，及具疏，称自成为先帝”[37]，并公然“立李闯三弟为主将”[38]，“号三千岁”[39]，并藏有“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玉玺”[40]。李过在军中照样使用“闯贼铸给榆林制将军印”[41]。堵胤锡对这些“桀骜”行为，也不得不“隐忍听之”“无如何也”。

顺治三年（1646年）初，在李过、高一功指挥下，忠贞营进行了荆州战役。但由于战线侧翼的何腾蛟率领下的南明军不战而溃，致使清军得以越过何的防区，突袭忠贞营的后方，使农民军遭到了严重挫折，堵胤锡逃到了常德，而大部分农民军则在李、高的带领下退回西山，从此“不相听命”于堵胤锡[42]，完全独立地经营起西山根据地了。

刘体纯、袁宗第率领的大顺军右营，是随李自成南撤的义军中最大的一股，联明后，何腾蛟派陈经去“监其营”，但刘、袁没有把他放在眼里。顺治二年十二月，右营义军逼近襄阳，“发光山伯府遣牌二面至城下，语殊无状”[43]。当时清方文件也都把刘体纯称为“伪光山伯”[44]，而我们知道，光山伯是大顺政权对刘体纯的封爵，右营义军坚持使用这一称号，其意义与李过“称自成为先帝”是一样的。

至于郝摇旗、王进才、牛万才、张光翠等部，问题比较复杂。郝原属白旺所部，而白旺在大顺军南撤时曾有闹分裂的倾向[45]。而王、牛、张三人则是“革左”旧部，分别为贺一龙、马守应与蔺养成的部将，与老“闯营”也有隔阂，由于这些历史上的原因，他们或“与高必正有隙”，或“为（李）过等所不齿”[46]，因此与南明政权就较为靠拢。联明后不久，高、李等部即分头独立活动，“惟王进才、郝永忠依腾蛟留长沙”[47]，何腾蛟也“自领进才、郝永忠为己属”[48]，荆州战役后，“惟牛万才随胤锡屯常德”[49]，南明朝廷自然大加笼络，“信爱之”了。郝摇旗在这几部中最强，何腾蛟便通过永历把他从“恢剿左将军”、南安伯一直晋封到南安侯、益国公，一时“腾蛟复恩遇过厚，至令永忠等之敬爱反逾旧人”[50]。结果直到顺治四年全州之战前，郝营在抗清军事上无所作为，却屡次听命于何，进行一些无意义的活动。顺治三年夏，郝摇旗受何之命“入赣迎驾”，而“腾蛟以便宜制楚，文武将吏皆出其门，不忍失权藉”，不愿让隆武帝来湖南，借口“上若幸楚，则虏当聚力攻楚，恐未易支也”[51]，使郝营迟迟不进，而南明官僚们却群起攻击郝“逗留钞掠”。顺治四年秋，郝又奉命对“拥乱民数万，称监国”的明宗室崇阳王“进兵征讨”[52]，参加统治者的内讧。何腾蛟曾得意地声称：“吾荐拔将帅至王等多矣，能为我效一臂者，郝南安一人而已。”[53]这对于郝来说，自然是不光彩的。但另一方面，这些农民军备受南明官军的歧视，“新营终是响马，性习凌烁，三标呼为蛮子”[54]。而这几支部队也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农民武装的传统，并不是那么服帖的，如郝摇旗就被指责为“素不奉约束”。因此郝、王、牛、张等人在这期间也屡次与南明军队发生冲突，如顺治四年初在长沙，何腾蛟的“亲兵副将姚友兴与王（进才）营争营房，相攻杀”[55]，就是一例。

顺治四年十一月，清军进攻广西，郝摇旗部农民军联合南明官军卢鼎、焦琏部在全州大败清军，将其逐出广西。全州之捷是永历政权成立以来抗清作战的第一次胜利。是役，郝摇旗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勋镇共以首功归永忠”[56]。但郝营回桂林时却受到南明官僚们的排挤，桂林城外地主武装水东十八寨也与农民军为敌，禁止村民与农民军来往，致使农民军的物质供应发生困难。农民军不得不采取措施，“破水东之十八村……诸生为团长者状招立团之意出自守辅（瞿式耜）、旧督（于元烨）”[57]。这些地主团练武装的后台原来就是南明当局！这不能不使郝摇旗感到气愤。此后，郝渐渐认识到过分依附于南明政权的危害，向“自成一军”的方向发展。而王进才则在长沙陷落后即脱离何腾蛟而投奔堵胤锡，后来堵将其与牛万才、张光翠、马进忠合编成了“忠武营”。

二、反对党争与军阀

顺治四年春，清军攻陷湖南，何腾蛟、章旷等的“督标亲军”如满大壮、姚友兴等部土崩瓦解。永历东逃西躲，君权衰弱到了极点。不久永历迁到武冈，成为军阀刘承胤的掌中物。这时“亲兵”既已消灭，“外镇”又专横跋扈，他们内连朝中朋党，相互角逐混战不已，永历被搁至一旁，形同傀儡。

这时农民军虽然损失也很大，但由于依托西山这个根据地，在人民支持下，忠贞营的力量迅速恢复。“李赤心、高必正等十营兵颇强，驻扎楚界，声言欲入湖南”[58]，加上袁、刘、郝等部，农民军在抗清阵营军事力量中所占比重相对增加了。永历政权已不再幻想遣散、改编农民军了。忙于党同伐异、钩心斗角的军阀官僚们，看到农民军的强大，纷纷拉拢农民军，企图用之以倾轧异己，作为党派斗争的工具；一旦目的不能得逞时，又往往恼羞成怒，向农民军寻衅，造成军事冲突。因此，这一时期农民军保持独立地位的斗争，就主要表现为反对党争与军阀混战，粉碎南明各派地主阶级诱使农民军卷入党争的企图，并以军事手段回击他们的挑衅活动。

南明一朝，党争不断，最先与农民军发生关系的，是顺治四年到六年间的“朱容藩之乱”。

朱容藩是明楚藩通城王宗室。顺治四年四、五月间，他“奉命以佥都御史入蜀经理，先至建始，李赤心等……遂请受容藩节制”。这里所谓“受节制”云云，与联明时“改招安为合营，乃允从、而遵节制”一样，只是名义上的关系，并不影响农民军的独立地位，但只要朱容藩积极抗清，农民军是愿意与他合作的。朱容藩正因为首先取得了农民军的支持，才得以站住脚跟，并以农民军开辟的西山根据地为基地，聚集了李占春、于大海、王光兴与姚黄农民军的兵力，先败清军于忠州湖滩，继占重庆，清将柏永馥北遁，至十一月底，除保宁一隅外，“全川尽附永明王”[59]。

然而没落贵族朱容藩的野心很大。这年八月清军攻陷武冈，永历南逃，川东一时“不知行在消息”。朱容藩便乘机“称监国”，“即楚王位，后改吴王”[60]，并向不肯“推戴己”的南明地方势力李乾德、袁韬等发动进攻。接着永历方面的吕大器、钱邦芑、杨乔然、堵胤锡等纷纷“传檄讨逆”，一场内战爆发了。

川楚边区的农民军，对这场钩心斗角的火并是深恶痛绝的。当朱容藩割据称王的野心一暴露，农民军便收回对他的支持。“李赤心、王友进等不复用容藩号令，容藩亦损威名，而事去矣”[61]。另一方面，当堵胤锡等到川楚边区向农民军游说时，农民军也不理会永历政权对朱容藩的“传檄致讨”，拒不出兵向朱大问“僭乱”之罪。顺治五年内，川楚边区的各部地主武装互相攻杀、火并，只有高、李农民军仍坚持兵锋东向，对清作战，并取得了辉煌战果。这年春，农民军攻破当阳，杀汉奸知县扈坤[62]；七月一日，农民军“水旱数十万”攻占夷陵，驱走道臣卫之琯[63]，二十六日又大败清郧襄抚标中军程尚俊部于当阳河溶，进占宜城[64]；不久乘胜进军湖南，连克益阳、湘潭、湘阴、衡山、宁乡等城，十一月十一日包围长沙[65]。

这时形势本来很好，但官僚们恶习不改，内讧又起，“朱容藩之乱”尚未结束，又发生了“常德之变”。这次事变真正的原因，是何腾蛟、堵胤锡二人的钩心斗角。

堵、何矛盾，由来已久。据王夫之记载：

初，傅上瑞弃黄州，卖武昌城，事坐不测，腾蛟拂拭奏用之，擢监司……戴腾蛟不敢贰；章旷亦以廷议龃龉，腾蛟保任……皆刺署门生如故。胤锡以清望推督学，虽节钺之命自腾蛟奏荐，而朝廷委任不在腾蛟下，雅不欲与上瑞齿，乃据旧章刺以平交相往复，腾蛟不悦。两府幕宾类无赖士，益相构煽，遂成猜离[66]。

农民军联明后，这种矛盾进一步加深，《石匮书后集》卷47记载说：

自成众尚数万余，胤锡曰：贼子锦……呼之必来，足以清应伏（？），时腾蛟亦驻节湖南，力持不可……李锦遂奉表入闽，诏赐名赤心，朝论以胤锡功……腾蛟稍忌。

于是何腾蛟便极力笼络郝摇旗，加深了高、李与郝之间原有的隔阂。

顺治四年，忠武营建立，因为“马进忠，故听腾蛟节制者也，胤锡姑安插绥抚之，而心不相得”[67]。次年金李反正后，“胤锡以腾蛟分任湖南，而长沙先陷，过在腾蛟，及是，闻腾蛟围永州未下，欲因进忠兵出复长沙以辱腾蛟，遂日促进忠出师”[68]，并声言：“督师失之，我为复之，不亦善乎？”腾蛟闻言，“颇懊憾”[69]。而马进忠“固不从……间道遣使至腾蛟所报功次”[70]，这时忠贞营进入湖南，堵的属员郑古爱又“东西唆构，诸将惑之，始各怀疑忌矣”[71]。于是当农民军入常德之际，马进忠竟放火焚城东去，忠武营其他将领也纷纷离开防区东走，湖南州县千里一空，秩序大乱。[72]

这时，忠贞营正在围攻长沙，由于农民军进军迅速，“城内猝无以备，虏镇徐勇立城上，赤心一箭中其骽”[73]，“已挖二窟，城内岌岌”。但就在这关键时刻，何腾蛟为了跟堵胤锡争功，“意长沙自我失之，必自我复之”[74]，竟然声称：“湖南郡邑在吾掌握中”，要求忠贞营撤出战斗，“移攻长之兵往援豫章，如是则功各有所属矣”[75]。农民军为避免冲突，顾全大局，撤围东去。清军得知，发兵突袭湘潭，何腾蛟指挥的军队“踉跄走”，何本人被俘死难。由于他以党派成见排斥农民军，不但自食其果，而且断送了抗清战争的大好形势。不久，忠贞营在优势的清军面前，被迫退入广西。经过常德事变与湘潭战败，农民军及其领导人李过、高一功加深了对南明官僚们的认识，进入广西后，“遂与制抚（堵胤锡）贰”[76]，独立自主的决心更坚定了。

农民军进入广西之初，南明军阀们如临大敌，李元胤派杨大福驻封川，阻拦农民军，永历并“敕鲁可藻移镇梧州，防忠贞之入”[77]。农民军越过封川西上后，南明的梧州守将总兵叶承恩、兵备道刘嗣宽等竟然派水师往袭，“箭炮交加”[78]，但腐朽的南明官军根本不是农民军的对手，忠贞营击败叶、刘后，乘胜进屯浔、梧间，“就铁冶胶角稍治器仗”，准备继续抗清[79]。

盘踞在广西的南明军阀们见无法阻止农民军入境，忽然改变了态度，开始争相向农民军讨好起来。原来，此时永历朝廷内部的“吴楚之争”已达高潮，这吴楚两党虽同为腐朽的南明官僚地主阶级的代表，但在对待农民军的问题上，两党有些不同。“楚党”仗着李成栋父子的军事实力，继承了弘光政权对农民军的极端敌视的态度，并以同农民军的关系问题作为攻击异党的口实。如金堡就曾当面指责堵胤锡：“滇与忠贞，皆国仇也，厥罪滔天，公奈何独与之昵？”[80]蒙正发更多次污蔑农民军“虽就戎索，实为祸蛊”，是“多害之溪壑”[81]等等。楚党军阀李元胤还曾拦路抢劫忠贞营的饷银[82]，与农民军积怨甚深。而比较起来，吴党中由于有堵胤锡一类人物，与农民军关系还不错，于是吴党官僚和军阀们便想借农民军打击楚党，“冀藉其力以倾东勋”[83]。陈邦傅为此甚至不惜“拜李赤心母为母，舅事高必正”[84]，“献女于高必正结好”[85]。他们先是“怂恿必正提兵入桂”，进攻瞿式耜，结果为农民军所拒绝，碰了钉子[86]。李过死后，顺治七年，高一功、党守素入梧州，军阀们一反去年陈兵相拒之常态，“朝臣皆郊迎四十里，列牛酒犒师，必正大悦，（吴）贞毓等极言朝事坏于五虎，为之主者严起恒也。公今入前，请除君侧奸，不过数语即决，公功在社稷矣”[87]。

面对这些花言巧浯，与南明官僚打过多年交道的农民军没有上当，“必正佯诺，退谓其客曰：吾……自磊落行志，安能作此狗彘行乎？”[88]次日高一功面见永历，严正指出：“皇上重处（金）堡等也是，但处堡等之人看来不如堡等，处堡等之后，也不见有胜于堡等之事。复面质王化澄徇私植党，化澄窘急，申诉不能成语。”这一下大灭了官僚们的威风，“郊迎诸公大失望”[89]。

必须指出，对于农民军这一立场，有的同志颇持非议，认为农民军“卷入派系旋涡而悠然自得”[90]。这种指责未免欠妥。农民军卷入了哪个派系？吴党吗？显然不是。楚党吗？高一功再三说过：“皇上重处堡等也是”“五虎是自该处的”[91]，显然他并未站到楚党立场上去。楚党与农民军的关系历来极坏，没有理由相信农民军会在楚党崩溃之时莫名其妙地突然加入其行列。从金堡后来对高一功的态度（“必正以百金为堡药资，不受”[92]）看来，他也不把高看作是党中人。不错，不少史料都说到钱秉镫游说高必正的事。但第一，那些记载均源于钱本人自撰之《所知录》一书，不难发现该书有浓厚的自我吹嘘的成分，同时在朝的其他人如鲁可藻、王夫之的记载，就没有这段事。第二，钱本人也不属楚党，他的书中对“五虎”也颇加指责。就算高一功从他那里了解一些情况，也不能说是卷入了党争。由于“五虎”垮台后，楚党已经瓦解，农民军把斗争的锋芒主要指向执掌朝政的吴党，这也是很自然的。反之，如果认为农民军“卷入派系旋涡”，那就势必会把此后农民军与陈邦傅辈的斗争看作是“党争”的继续，这既掩盖了它的阶级斗争实质，又为陈邦傅开脱了罪责，我们是不能同意的。我认为，作为封建时代的农民阶级，又处在与地主阶级抗清派合作的条件下，能不为官僚们的百般诱惑所动，并断然拒绝充当他们倾轧异己的工具，揭露他们“徇私植党”的“狗彘之行”，确是难能可贵的。这种形式的斗争在农民战争史上还是首次出现，它充分反映了这些农民将领们在当时所能达到的觉悟程度。

此后，吴党军阀们恼羞成怒，开始向农民军寻衅，由“高必正朝回，陈邦傅嗔其不附己，潜遣标将袭其老营”[93]，又“阴使其将姚春登连结土司，以诛流贼为名，会李来亨、马腾云等调兵土司，遂相仇杀”[94]。对此，农民军给予了坚决的回击，“稍稍夺其兵马粮仗殆尽，邦傅乃窘”[95]。经过农民军的坚决斗争，陈邦傅未敢妄动，他“欲犯驾以降”清的阴谋，也因“畏必正，不敢入南宁”而不得不推迟实行[96]。

在忠贞营进行上述斗争的同时，其他各支大顺军余部也对南明官僚们的拉拢与挑衅活动进行了斗争。

“水东十八寨”事件后不久，郝摇旗部在兴安独力抵抗清军，遭受损失，退入桂林。但南明的某些官僚、军阀却企图乘人之危，落井下石。“巡抚于元烨请老以坚壁，闭城弗纳”[97]。焦琏更声称与农民军“势不能两全，愿移师至桂……俟贼乏食，统兵四面击之，贼兵可尽”[98]。这种恶毒的阴谋，激成了顺治五年二月的“桂林兵变”。农民军把南明官僚的各衙门“搜掠且尽”“各官无不被劫”[99]，地主阶级顽固派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他们气急败坏地说：“以天子之尊，而不敢一触其凶威，胁之东则东，胁之西则西，被时时以甲申燕京之事横在胸中，目中且无其主，又何有于大僚？”[100]这正好说明，郝摇旗的部队尽管走过一段弯路，但“甲申燕京”的革命精神仍然保持在这支部队里，在联明过程中，农民军并没有为地主阶级所融化。

“桂林兵变”后，郝摇旗脱离了南明政权的羁绊。这年夏，他率农民军到湘西南开辟根据地。这里的武岗、靖州一带时为陈友龙所盘踞。这个反复叛降于清与南明之间的军阀是个聚敛能手，“派饷一倍十倍，以致百姓迎虏”[101]，“残民备遭蹂躏”[102]。“以派饷失人心，土宄勾郝（摇旗）间道至”[103]，忍受不了陈友龙苛敛的群众迎接农民军进驻武、靖地区。陈友龙逃到广西，南明朝廷却封他为远安伯，让他“奉敕仍入黎、靖”。这个军阀自以为有南明地主阶级政权撑腰，“欺郝人少，奋击之”，向农民军发动进攻[104]。郝摇旗在当地人民支持下予以反击，黎平中潮一战，击毙陈友龙，歼灭了这股地主阶级顽固派势力，控制了武、靖地区。

这时何腾蛟已死，郝摇旗“遂自为军，奏报皆绝”[105]，只在名义上仍奉永历，接受封号，坚持联明抗清。不久他回师西山，顺治九年攻占房县，建立了根据地，“僭号益国公，私刻符印，设伪职”[106]，在永历政权名义下独立地治理房、竹地区达十年之久。

三、孙可望的兴衰与李定国的抗清

顺治八年，大顺军的主力忠贞营在李来亨领导下重返西山，原大顺军中的各部，除了参加忠武营的牛万才、张光翠、王进才三部以外，都先后聚集夔东，形成了著名的“十三家”。另一方面，大西军余部孙可望等在与地主阶级顽固派长期斗争之后，于是年派贺九仪率兵入南宁，“逼明抗清”，迫使永历朝廷承认了“秦王”政权，建立了合作抗清关系。这样，抗清阵营内部的阶级斗争进入了又一个阶段。

这一时期，永历政权已经只具有象征的意义了，它的军队，“亲兵”固随何腾蛟、瞿式耜等的败死而瓦解殆尽，“外镇”也在几年来清军的镇压、诱降与军阀间的自相残杀中消灭了。正如时人所说：“天子自扈从外，无一卒一民为朝廷有矣”[107]，永历“名虽为君，实与流离琐尾之民无异”[108]。孙可望曾声言：“人或谓臣挟天子令诸侯，不知当时尚有诸侯，诸侯亦尚知有天子，今天子已不能自令，臣更挟天子之令以令于何地、令于何人？”[109]这样，农民军就成了抗清阵营中几乎是唯一的武装力量。如果说顺治二年大顺军的联明曾被描写成“闯孽”如何“归降”何腾蛟的话，那么到了顺治八年大西军联明时，事情就倒了过来：张先璧、马进忠“入黔归可望”、胡一青、赵印选“皆相率来归”[110]——不是“献孽”归降明将而是明将归降“献孽”了。

这时南明朝廷内党争仍旧，但如果说在顺治六年的吴楚党争中，陈邦傅还“嗔高必正不附己”的话，那么顺治八年以后，就不是农民军“附”不“附”这些官僚的问题，而是这些官僚们纷纷“党附”孙可望的问题了。

在这种情况下，抗清阵营的领导权完全为大西军所掌握，“秦王权倾内外”，“官皆孙可望、李定国之官而非永历之官，封皆孙可望、李定国之封而非永历之封”[111]，“生杀予夺，任意恣肆，帝在安龙，一不与闻”[112]。永历的开支要“皇帝一员、太子一口”地“向秦府开销”[113]；军事上更是“调兵催饷，皆不上闻”[114]，南明政权原有残余武装也必须听命于大西军将领们。

这时的南明地主阶级，既无力量强使农民军“附己”，也无一兵一卒可向农民军寻衅，更谈不上改编和遣散农民军了。这样，地主阶级企图控制农民军与农民军保持自己独立地位的斗争主要地转移到了思想意识领域，地主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力图用封建皇权思想、等级思想、名节思想等等来腐蚀农民将领，加速其地主阶级化，从而使农民军也蜕变为地主阶级的军队。

大西军的联明，可以溯源于顺治四年，当时孙可望等人根据张献忠“我死，尔急归明”的遗训，挥师入滇，在以军事手段打败南明地方势力的基础上，与吴兆元、杨畏知、沐天波分别在昆明、禄丰、永昌达成了“共扶明室，恢复江山”的协议，一大批地主阶级分子与南明官员纷纷“降附”[115]。起义军对他们抱有戒心，“以勋旧礼待之，不复假以事任也”[116]，并继续实行保护农民阶级利益的政策，内部组织也仍然保持着联明以前“四将军”议事制与“掌盘子”制度等平等作风。

顺治六年至顺治八年，大西军与永历朝廷进行了“胁改秦封”的斗争。应该说，在当时情况下，尚未完成封建化过程的孙可望作为大西农民军的政治代表，他的“逼允秦封”，不管其主观动机如何，客观上是代表着农民军藐视明王朝“异姓不得封王”的“祖制”，要求南明统治者承认农民军的实力地位，承认农民革命在云南的既得成果，承认农民军在抗清阵营中的独立地位与领导地位，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合作抗清的斗争。正如孙可望致永历书中所称：“今之奏请，为联合恢剿之意，原非有意以求封爵也。”[117]李定国、刘文秀虽与可望不和，但在这一点上当时是一致的。南明统治者对这场斗争的性质也很清楚，瞿式耜就认为允封秦王等于向“献孽”投降，“可望未我降而我先降之，可望未父师我而我先父师之，可望未纳土请官而我先纳土请官之”[118]。因此，这场斗争就主导方面来说，是抗清阵营内部的阶级斗争。

但在“胁改秦封”的过程中，南明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看到永历政权的衰弱无能，便力图加快大西军的封建化进程，在其中寻找能比永历更好地代表自己阶级利益的人，并鼓动其取永历而代之。而南明地主阶级中与永历政权命运相连的那部分人，也力图从大西军中寻找保护人。这样，“胁改秦封”的直接结果是农民军战胜了南明统治者，而其间接结果却是大西军封建化的加速。到“秦封”问题解决后，事情就变为站在孙可望、李定国二人背后的南明地主阶级两派的斗争了。

“胁改秦封”起源于胡执恭的“盗宝矫诏”。胡执恭“奉（陈）邦傅之意旨：可望而就抚也，则远交近攻为挟可望以胁朝廷之地，可望而不降也，则执恭且为邦傅纳款之使，暗通可望，外输国情”[119]。为了达到其目的，这一派地主阶级向孙可望大肆鼓吹取而代之。“缙绅附可望，劝进者累累”[120]。“故御史任僎，滇人也，倡议称可望为国主，设六部……乃驻贵州，大造宫殿，署百官，以明臣雷跃龙、范鑛、任僎、程源、龚彝、朱运久、张重任、方于宣等为宰相、九卿、科道、翰林等官……而方于宣尤谄谀，为可望起朝仪，易印章，立四庙、制卤簿、九奏万舞之乐”[121]。孙可望对此本感到“是亦太甚”，颇不习惯，但不久便习以为常了。

与此同时，南明地主阶级中的另一派也在对李定国下功夫。原先钱邦芑曾致书孙可望，要他“文武之升降一禀于天子，征伐之行止必请于朝命”[122]，但一心想当“国主”的孙可望对此听不进去。于是钱邦芑、范鑛、黄应运等人转而拉拢李定国、白文选，怂恿他们“统率罴虎，扫荡不庭……他日分茅胙土，传之奕世，中山、开平不足比也”[123]。对于这些淳朴的农民将领来说，这种忠君爱国的“春秋大义”比任僎的那一套更能迷惑人。如果说孙可望对任僎、方于宣的说教还曾经感到“太甚”，李定国则连这一点不习惯都没有，就决心效法“关、张、姜伯约”，把自己捆在了永历的战车上。

这样，在顺治八年以前，大西军已经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流贼之习尚少改，渐明礼义”[124]。云南地主阶级原“只谓不复得见天日矣，谁知复有今日！乃不三四年而孙可望等革故鼎新，一洗前辙，养民恤民，急图善治”[125]。这些“革故鼎新”的措施主要有：

顺治四年八月，四将军具太牢，亲祀孔子于文庙，又命严似祖考试生员，取三十三人，观政选官[126]。

顺治五年二月，“大兴土木，既建四王府……殿宇将台，穷极宏丽，民力甚苦之”[127]。

顺治六年，下令地方“不论绅士军民，有为地方起见，即一得之愚，亦许进言”。“凡政有不便于民者，许地方头人赴诉，立即除之”[128]。

同年大试童生。李定国召见应试者曰：“诸生用心读书，不日开复地方，就有你们官了”[129]，于是“文教渐复兴”。

“逼允秦封”后，这种趋势更为明显。南明官僚马吉翔等，认为“今上困处安龙，大势已去，我辈追随至此，无非为爵位利禄耳。揣时观变，当归秦王”。“今秦王权倾内外……我内入作秦王心腹。公等作羽翼，然后徐谋尊上为太上皇，让位于秦王，则我辈富贵无量”[130]。早已为孙可望所器重的任僎，更声称“明运已终，事无可为”，并借“大乙六壬”之术，宣扬孙可望与永历为“二龙”[131]。孙可望于是“自谓九五之尊，舍我其谁”[132]，利令智昏地要建立以他为帝的“后明”国，密谋“择期于五月十六日登殿受百官朝……有不臣者即发兵擒之”[133]。这样，他与李定国等人的关系就一步步走向破裂了。最后，孙可望终于因野心未遂，叛变降清，成了阶级与民族的罪人。

李定国与孙可望不同，他忠于抗清事业，为此不屈不挠，奋斗到最后，是一个杰出的民族英雄，但就阶级地位与阶级立场而言，后期的李定国是不能称为“农民领袖”的，他可以与岳飞、文天祥并列，但他已经用自己的行动，把自己从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英雄的行列里开除了。

顺治十三年，李定国迎永历帝入滇，次年击败孙可望的叛乱。至此为止，李定国对孙可望的斗争，有反分裂、反投降的进步意义，是应基本肯定的。但必须指出李之反孙，并不是反他的封建化，相反，他是站在封建“忠臣”的立场上去反孙的“鹰眼犹张、狼心未化”。他否定了孙，同时也否定了他本人与大西军的过去。在“迎驾入滇”时，“王命李定国先导，对曰：臣起群盗，恐为远人轻，不如黔国公臣天波。乃使天波导”[134]。孙败后，李定国“回滇大矫可望之失，事帝尽礼，供帝极丰，不以威凌士类……既柄国……群小争趋之，旧人失望，多怨咨”[135]。这时李定国大反孙可望的“旧人”，尽改孙可望的“旧制”，就与以前的反分裂不同，成为在反孙名义下，扫除“四将军”时期西南地区还残留的某些农民革命痕迹，加速完成大西军及其政权封建化的一种蜕变过程了。

“四将军”入滇之初，实行打击地主阶级的政策，后虽因联明需要对地主阶级实行了让步，但很大一部分西南地主阶级顽固派仍坚持反动立场，与大西军为敌。李定国入滇，干的头一件事就是大力“举逸民”，争取顽固派的支持，恢复他们在农民战争中失去的一切。孙可望败后，李定国立即“望京谢恩，叩头而哭曰：皇上真仁德君，即位以来所行国政，俱法尧舜之道。仰首叹曰：我……有负国家重任，真天地间第一罪人也！……遂出示晓谕各镇地方军民人等知悉。云南地方虽狭小，然山林殊僻，因流（寇）作乱，相连云贵四川两广明朝的乡宦在山林中隐逸者甚多，今见李王将皇上所行仁德之政各省颁示，故此这居住山林隐逸乡宦俱出，助饷的助饷，受官的受官，李王俱以优礼相待，就将来见的乡宦俱官还旧职”[136]。这些在农民军入滇时“惶遽迁蒜村，不一入城市者十年”的地主分子，兴高采烈地“踊跃归旧居曰：不图到今得复天日也”[137]。如果说，顺治六年那些地主阶级中赞成“合师北拒”的开明派感叹“谁知复有今日哉”，反映了农民军在抗清的前提下对地主阶级实行“让步政策”的话，那么这时地主阶级中最顽固分子的“复天日”，就意味着大西军最终完成了封建化，其领袖已成为地主阶级的一部分，与他们已无什么阶级矛盾可言。无怪乎时人都说：李定国入滇，“朝政一新，衣冠复振”了[138]。

联明初期的大西军，掌着行政、军事、财政等方面的实权，“总统天下兵马钱粮，节制诸文武”[139]。李定国入滇后，变为“一切事物俱称奉天子诏令，不能自如”[140]。尽管永历由于自己无能并出于对“屏翰亲臣”的信任，规定“兵马总归晋王执掌，官员悉任晋王擢用”[141]，然而李定国却仍然“军行进止，一以诏敕从事”[142]。不仅如此，李定国还一改对南明官员“不复假以事任”的传统，把极其重要的京城卫戍部队“禁军”交给沐天波执掌[143]，用以镇压“内贼”，亦即他自己原来的战友。沐天波辈在重大问题上实际已拥有了最后决定权，清军入滇前夕李定国和沐天波在撤退路线上发生分歧，结果是沐拍板定案，李只好说句“毋殆后悔”了事。

李定国不仅“往来权佞之门，蹈秦王故辙”[144]，而且比孙可望走得更远。在孙可望时期，大西军政权循明末农民军“右武轻文”之传统，“所颁仪注，轻文重武，无所不至。又见看守塘拨及刍爨小卒，虽见道府，亦无不通家弟抗礼堂皇者，若值卒骑于道，则旗仗纷纭辟易，惟恐其鞭之或下也。至于参游将领，有事经过地方，每借粮料为词，州县佐贰往往受其鞭仆，亦异变也”[145]。但后来“李定国既奉上至云南，马吉翔复谀附之，与内侍庞天寿用事如故”[146]，又“委朝政于龚铭，金维新”[147]，“吉翔与金维新朋比窃政，定国听其蛊惑，奸党布列”[148]，而农民军的“旧人”则地位日益沦落，纷纷“失职”。李定国还对他们进行进一步的迫害，曾在孙可望专权时期救济了李定国老营的王尚礼被逼死；狄三品、王会、张光翠等一大批人被降职削爵；蜀王刘文秀被无端地怀疑为“暗藏叛逆之意”[149]，不得不交出“一切兵马事务”，终于郁郁而死；他的部将陈建、邹简臣在李定国下令逮捕后被迫逃亡四川。

南明的官僚勋贵们，本来对广大大西军将士都怀有阶级仇恨，在李定国支持、纵容下，他们更为猖狂。被授予“禁军”军权的沐天波，当清兵三路入犯之时，竟声称：“目今清兵虽入内地，幸得钱粮有余，我们的兵马亦不算少，量也无妨……所虑者，都中有些余贼，恐他内变，臣早已将本部羽林军俱分各处地方防守久矣”[150]。广大大西军将士尤其是前孙可望旧部，无法忍受李定国及南明统治者的歧视、迫害，刘文秀死后只过了两个多月，就发生了王自奇、关有才等人的兵变。他们占领永昌、大理等城，杀死永历政权的官吏与举人、诸生，“朝廷不能制”。这是大西军内部对李定国推行封建化政策的不满的爆发，而李定国则报之以残酷的镇压，置压境之清军不顾，亲率大军“讨平之”“诛戮频行”[151]。至此大西军已经完全蜕变成为地主阶级对农民、对“内贼”的专政工具，成为完全的封建军队了。

四、结论与余论

回顾大顺、大西军联明抗清的这段历史，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个阶级斗争问题。”这个马列主义原理在我们看来，至少包含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民族对立起源于阶级对立，民族斗争本身就是“阶级斗争的特殊形式”；二是，在民族斗争这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占主导地位的时候，一般形式的阶级斗争——即同一民族内部剥削者与被剥削者间的斗争决不会消失，并且在某些场合下，如果排除与民族矛盾相比较的意义而仅从绝对量的意义去考察的话，它甚至没有缓和，明清之际的情况就是如此。除了南明控制区内人民群众反对官僚地主阶级的斗争如弘光朝的江南奴变、隆武朝的闽中佃变、永历朝的湖南“矿盗”“山寇”等外，就是在“合师北拒”的情况下，农民军与南明统治阶级的斗争仍然进行着，有时并达到很大规模。斗争的焦点，就是南明统治者力图控制、吞并、融化农民军与农民军坚持在抗清阵营内独立自主的矛盾。这场斗争主要表现为下列几种形式：

1.农民军反遣散、反改编，保持组织上军事上的独立地位。

2.农民军粉碎地主阶级妄图把自己纳入党派斗争的轨道，利用自己做统治阶级内部各集团间排除异己的工具的阴谋，保持自己政治上的独立地位。

3.农民军对地主阶级顽固派制造的军事挑衅予以反击。

4.在意识形态领域，农民军展开反对地主阶级腐蚀、改造、控制的斗争。[152]

大致说来，从顺治二年大顺军余部联明到大顺军在荆州战败退入西山并与朱容藩发生关系时止为第一阶段，这个时期的斗争主要表现为第一种形式。从“朱容藩之乱”发生到顺治八年大西军联明为第二阶段，这一时期的斗争主要以上述的第二、三种形式为主。顺治八年大西军联明以后为第三阶段，这个时期的斗争主要以第四种形式进行。这些斗争形式的变化，是与全国范围内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的战略态势相关联的。

第二、明末农民军的联明抗清，与他们的“均田免粮”“平买平卖”一样，显示了强烈的时代特征。我国历史上每次民族征服时期，人民群众的阶级反抗斗争都有不同特点。西晋十六国北朝时代是“华夷之民相将为乱”，宋金对峙时期是北方农民武装的“附宋抗金”，到了明末清初，则出现了以农民军“进止自如”为特征的联明抗清运动。明人叶绍袁曾比较南宋与南明的状况说：“宋之南也，楚蜀樊邓间皆为盗薮，惟河东、河北著忠义之称，结山水之社，然所以破金人者，有宗留守、岳招讨为之统帅也。”[153]与南宋抗金战争中的农民武装（如各支八字军、红巾军与梁山水军等）多不能自立，总不免要在抵抗民族敌人的过程中被本民族异己阶级所把持、所吞没，做了“自己人的奴隶”相比，明末农民军各部除个别的外，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基本保持了农民武装的独立地位，这无疑也反映了封建社会没落时期农民阶级的成熟程度与觉悟程度。

第三、封建时代的农民毕竟是个自在的阶级，其阶级自觉性不能与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相比，因而他们的政策也不能与抗战时期我党在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地位同日而语。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在联明抗清过程中表现得很突出。虽然他们的积极联明、独立抗清的方针比前代农民在类似情况下的策略要前进了一步，但这仍是自发的，与其说是正确分析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形势后做出的策略，不如说是出自朴素的民族感情。而这种民族感情又难以与封建统治阶级“夷夏之防”的“春秋大义”划清界限，最后往往转化为“忠君爱国”的封建皇权思想。李定国的悲剧就是典型例子。如果说大顺农民军余部在备受地主阶级顽固派排挤、迫害的情况下能够保持自己的独立自主地位，如果说顺治八年前的大西军能够屡次在军事上打败地主阶级顽固派如李乾德、皮熊、王祥者流，那么他们在取得了抗清阵营的支配权后，却很快在地主阶级思想的进攻下败下阵来。“先秦王”张献忠的“世庙”，没有毁于对之痛心疾首的顽固派之手，却为张献忠义子的李定国下令平毁了。大顺军领袖高一功等人虽然在反对吴楚党争的斗争中表现十分出色，但他们对这场斗争的主观认识却是十分糊涂的。针对当时永历朝廷内军阀跋扈、朋党猖獗、君权衰弱、内讧不息的状况，高一功曾向永历提出：“请身为诸将倡”，“括兵马归兵部，钱粮归户部，铨选归吏部，进止一听朝廷，诸帅不得以便宜专行”[154]。这个建议固然善良，但想用这种办法来克服抗清阵营内部的危机，则未免太天真了。可以想见：如果不是当时永历慑于军阀们的势力，未敢从其议，忠贞营就会完全丧失农民军的独立性，变成十足的“官军”，而高一功也就变成李定国后来那样的统治者的“屏翰亲臣”了。

可见，时代与阶级的局限，使在民族斗争中的农民领袖们，除了孙可望一类叛徒外，就只有或走李来亨的道路——为阶级和民族而牺牲，或走李定国的道路——转变为本族统治者的忠臣，其他道路是没有的。如同在一般形式的阶级斗争中，农民领袖们除了朱温那样的叛徒外，就只有陈胜的道路与朱元璋的道路一样。农民阶级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赢得本阶级的彻底解放，也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赢得本民族的彻底解放，这些任务只有在有了新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新的阶级与政党的时代才能完成。

原刊于《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集刊》第三辑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