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定洲之乱与大西军入滇

张献忠牺牲后，大西农民军在孙可望、李定国等领导下，挺进滇南，并以此为基地，在此后十余年间横扫半个中国，“两蹶名王，天下震动”，揭开了清初历史上辉煌壮烈的一幕。对这样一场无论从深度或广度、时间或空间来说都是规模浩大、影响深远的斗争，很少有人从农民战争史的角度加以研究。这是因为除了对清初社会矛盾的总的看法有分歧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大西军入滇是打着为明黔国公沐天波“报仇”、讨平“沙定洲之乱”的旗号。

笔者认为对沙定洲之乱和大西军入滇有必要加以探讨。

一、沙定洲之乱的真相及其实质

明代的云南，是个多民族聚居、多种经济形态共存的地区，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与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相互交织，并常常以“土司叛乱”的形式表现出来，“明朝三百年号曰全盛。然两迤土司无十五年不用兵之事。”[1]明末云南各种社会矛盾激化，“土司叛乱”就更为频繁了。然而，这些叛乱的社会背景与性质却差异很大。表面上是“土司叛乱”，实际上却是以汉族为主体的云南地主阶级统治集团内部两派的斗争，具体地说，是明中央政权在云南的代表机构“三司”（布政司、按察司、都指挥使司）“两院”（巡抚、巡按）官僚集团与云南土皇帝、世袭贵族沐府之间矛盾激化的产物。

明代的云南，封建地主经济已占主导地位，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领主制、奴隶制的土司经济仍有相当比重。经济上的多元化决定了政治上的多元化，明代云南不但在土司经济与地主经济并存的基础上建立了“土官”与“流官”并存的制度，而且在汉族地主经济的“领主化”色彩的基础上形成了“沐府”与地方行政当局相抗衡的二元化局面。

云南的沐氏家族，是有明一代权势最大的异姓勋贵，其始祖沐英明初开滇后以平蛮总兵官世守云南，由于地处边陲，沐氏手握重兵，居然成为朱元璋大杀功臣后的硕果仅存者。自沐英至沐天波，这个家族出了二王、一侯、一伯、九国公、四都督。

明王朝站在中央集权的立场上，对沐府既存戒心，又要利用，对双方矛盾总是采取表面上的平衡政策。放纵沐府鱼肉人民，而对其中有“异志”者则予以打击。明末三司两院为了对抗沐府，“倚普名声为卫”，求助于土司武装，这样就把汉族统治者内部的矛盾扩大到了土司中间。

明代云南土司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元代以前传下来的根深蒂固的旧土司，如“三宣六慰”及“三大土府”等，这些土司割据已久，常常互相攻伐，发动叛乱，对明朝中央集权统治威胁较大，是明廷全力防范、压制的对象，明中叶的改土归流主要是针对他们而来的。另一类原来仅是一般的“土舍”“目把”（村长、保甲长之类），由于战功或其他原因被明政府提拔，授予种种世职或成为土司，他们是明朝扶植起来的、在云南推行以夷制夷政策的主要工具。“初为马者哨哨头”，后来被提拔成为阿迷州土知州的普名声就是其中之一。沙定洲也属于这一类，他的父亲沙源，原来只是王弄山地区的一个土舍，万历三十八年以“击贼有功，委掌王弄山”，[2]不久，沙源就逐渐兼并了蒙自附近的诸土司。天启间，杨、安之乱发生后，沙源积极参加平叛，在嵩明、杨林间大败水西安效良军，于是明廷又提升他为宣抚司，加宣慰使衔。[3]并把一些已改流的地区也划归沙氏。不久，阿迷州土知州普名声死，沙定洲入赘普妻万氏。当时云南土司中“普、沙二兵最劲”，[4]沙普合流后，“兼有（王弄山、教化、安南）三司及阿迷地”，西至元江、南连交趾、东抵广南、北达广西，“亘绵数千里，称兵二十万”，“诸土司中沙氏最强”。[5]

顺治二年，大西军占领四川，滇黔大震，为调兵防御，三司二院联合要求沐府“助饷”，遭到拒绝。沐天波不但声称“迩年多费，不能助一缗，奈何！”[6]而且反过来敲三司的竹杠，指使其管事“索饷公帑”，这些人“恣肆贪婪，索饷藩司过急”。[7]这种劫夺国库的行为等于公开宣战，于是抚按三司结沙定洲为援[8]，形势一触即发。顺治二年“吾必奎之乱”发生，沐氏调土司兵往平，沙定洲因于十月间率兵到昆明。沙定洲到省后，目睹沐氏之腐败、沐府与行政当局关系之紧张以及沐府内部众叛亲离之状，才起了异心。他只不过想发一笔横财而已。只是在云南缙绅地主反沐派的策动下，他与沐天波的矛盾才变成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

十二月一日，沙定洲假称辞行，闯入沐府，发动兵变，“传抚军令，擒国贼沐天波”。[9]

云南地方当局对这次兵变的态度是明确的，变起之时，昆明城内外驻有为平定吾必奎而调集的各卫所各土司的“胜兵数万”[10]，而沙定洲军只有五千，可见，没有地方当局的支持，沙定洲是无法占领省会的。

明王朝对沐氏的“跋扈”历来有猜疑之心，因此隆武帝得到吴兆元、王锡衮等人的奏报后，立即承认了沙定洲的势力，“升逆酋为副总兵官，敕印并下，有节制汉夷之语”。沙定洲便正式使用南明敕印、年号与署衔，发布文告对沐天波“声罪征讨”。[11]以后南明王朝又多次颁布诏谕，重申对沙定洲的支持，此外，南明王朝还对沙定洲的军事力量寄予厚望，多次派人调其“入卫”“勤王”。其中已抵滇者如太保军门孔师程[12]、监军耿廷箓[13]等，而太监孙兴祖则在赴滇途中被大西军截获[14]。大西军后来曾指斥南明“以征兵奖乱”。[15]

总之，“沙乱”既不是农民起义，也不是汉族、少数民族统治者之间的斗争或反明的土司叛乱，而是在云南社会危机深化的情况下明地方行政当局借助土司兵力而发动的一次政变。目的在于驱除沐氏势力，加强南明政权对云南的控制，以挽救缙绅地主阶级在云南的统治。沙定洲虽是土司，这场动乱却没有什么民族矛盾的色彩。

二、大西军统一云南的真相

“沙定洲之乱”标志着明代缙绅地主阶级在云南的统治已腐朽到了极点，然而统治集团的内讧削弱了自己的力量，为大西军入滇创造了条件，席卷神州二十年之久的农民战争风暴，终于刮进了这个“偏安”的一隅。

前期大西军与大顺军一样，是在满、汉统治者的联合反扑下失败的。但大顺军主要败于清朝八旗军队之手，而大西军却主要是在汉族地主武装进攻下失利的。如果说大顺军在山海关之战前正处在胜利的顶峰，那么大西军在清军入川前却已经在地主阶级打击下丢掉了包括成都在内的几乎全部根据地，不得不重当“流寇”了。同样，张献忠死后大西军的再起，也是与汉族地主阶级残酷较量后才得到实现的。重庆一役，大西军以少胜多，消灭了猖狂一时的南明军阀曾英，从而转危为安，重新取得了战争的主动权，接着在濛江桥击溃明军王祥部；活捉明遵义兵巡道监军谢琯，“官军如鸟兽散”[16]。大西军遂进入贵州，打算“入黔固守”[17]，建立新的根据地。大西军经营贵州两个多月，农民军与缙绅地主阶级又展开了一场较量。仅在定番、平坝、威清、永宁四地，因负隅顽抗被杀或自杀的知县以上文官（包括在籍者），守备、千户以上武官、卫官以及诸生以上“青衿”，姓名见于记载的就达60余人。贵州三司两院的高级官僚，除巡抚米寿图逃到湖南外，布政使唐勋、按察使张耀、都指挥使陈瑞征、巡按胡峵等全部毙命。可见尽管大西军在进入遵义后从全国形势出发提出了联明抗清的口号，但当时当地的阶级矛盾并未因此有任何缓和。

这时“沙定洲之乱”的消息传到贵州，使大西军领袖改变了“入黔固守”的计划。云南比起贵州来，具备更好的建设根据地的条件；云南地处边陲，西南北三面是土司与境外各国，只有东面与南明对峙，而且地势险要，进可攻，退可守，不像川中与贵州那样处在地主武装四面包围中，云南经济虽也陷于危机，但幅员广阔，土地肥沃，自然条件远胜于贫瘠的贵州，具有建设根据地所需的经济潜力。云南统治阶级内部分崩离析，社会危机成熟，更是个重要的有利条件，因此大西军断然放弃贵州，全师入滇。

大西军确是打着拥沐讨沙的名义入滇的。然而当时南明的政策是扶沙讨沐，大西军恰与之对立。其实，拥沐讨沙只是个策略。计六奇云：“孙可望驰入贵州，据定番州休息士马，意欲入滇南取沐府三百年厚藏耳。至是闻为沙亭［定］洲所取，大惊，击案曰：此吾几上肉也，亭洲小寇，何得袭我囊中物乎？遂宵夜启行，疾入云南。”[18]这可以算是说出了拥沐讨沙的真正内容。

大西军统一云南的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占领滇东与昆明。顺治四年三月中旬，大西军向贵阳、定番出发，抵达盘江，明永宁知州曾异撰与出使云南过境的明兵部职方司郎中程玉成纠众顽抗，企图凭盘江天险阻止大西军西进，大西军挥师强渡，在西岸与永宁州城歼灭该敌，曾、程以及安南卫指挥寻鼎、乡绅张一熊、卫训导黄元正、贡生龚茂勋、儒学教授黄士正、在籍兵部主事陈某等被镇压[19]，大西军进入滇境。蛇花口之战是大西军入滇的关键一仗，沙军精锐丧尽，余众“无不殷栗胆丧，逃散思归”。沙定洲闻败，于四月十八日仓皇弃昆明南走，于是寻甸、嵩明、宜良皆降大西军。

总之，在这个阶段中，沙定洲军队是抵抗农民军的主要力量。但此时，“称兵二十万”的沙军中土司兵只占小部分，大部分都是南明委任沙氏“节制汉夷副总兵官”以后由沙定洲指挥的明朝地方军队。

第二阶段：大西军入昆明后，即扩大战果，五月间派刘文秀北攻武定，李定国、冯双礼、王自奇进军滇南，此阶段的重点是争夺迤南农业区（云南、澂江、临安三府的产粮坝区），滇南是沙定洲巢穴所在，然而在这一阶段中沙定洲的土司军却基本未参战，大西军对之也不加理会。汉族缙绅地主组织的“义师”成了本阶段大西军主要打击对象。

在这一阶段起来对抗大西军的缙绅地主武装中，既有“奉总镇沐天波命”的拥沐派，又有受吴兆元札的拥沙派，而且在共同对付农民革命的过程中二者渐有勾结的趋势。如南明派来“调兵勤王”的孔师程，“沙逆以流寇入滇，请入宅中，同据险地”[20]，是个拥沙派，但沙军撤走后，他又与拥沐派迟光启勾结起兵，“奉沐天波命”发动叛乱。江川知县周柔强原与沙定洲驻军合作，沙军撤走后又与拥沐派土司串联，等等。可见地主阶级这两派尽管平时狗咬狗，但在对抗农民革命这点上两者并无二致。值得注意的是当滇南缙绅的反抗平定后，大西军即收兵凯旋，并未到土司地区去征伐沙定洲，而仅以缙绅地主为打击对象。因为，只要缙绅地主的抵抗被粉碎，沙定洲本身是惹不起大麻烦的。事实上沙定洲坐困穷山直到顺治五年才势穷出降。

第三阶段：顺治四年八月，大西军开始进军滇西。滇西在“沙乱”时期大部为沙军所据，拥沐派仅保有楚雄孤城与永昌府，大西军入滇后，沙军东调，滇西尽为拥沐派所有，其势力一度伸到离昆明不远的安宁，沐天波也由永昌返至洱海卫（今祥云）。然而，地主阶级拥沐派并不因大西军声言拥沐反沙而减少对他们的敌视，沐天波并传檄昆阳、晋宁等地缙绅地主，要他们起兵讨伐“流寇”。大西军曾试图和平解决滇西问题，直至八月初二日还“遣人与沐、杨（畏知）二公谋和”[21]，但遭拒绝。然而这时，大西军已巩固了自己在滇东的地位，平定了缙绅叛乱，部队进行了休整，遂发动西征。八月上旬，刘文秀由富民过武定，孙可望由安宁逼禄丰，合击明金沧道副使杨畏知率领的拥沐派武装万余人于禄丰县狮子口，大败之，杨畏知退至启明桥，全军溃散，杨“中一矢，被执”[22]，遂“计穷顺贼”了。

禄丰之战后，大西军进占楚雄，招降沐天波，沐天波不应，从洱海卫遁归永昌。但这时拥沐派已土崩瓦解，土司龙在田、许名臣迎降，大西军“兵不血刃”而入大理[23]。沐天波成了丧家之犬，“跟随惟亲信十余……余皆溃散。”[24]大西军再次“命杨畏知以书招之”[25]，沐天波只派他儿子到大理，还想讨价还价，拖延时间，大西军采取断然措施，派刘文秀抢渡澜沧江，突入永昌，“执沐天波回省”[26]，这个土皇帝终于“叩谢可望而归降焉”。[27]大西军开进边境，永昌人民“争焚香迎之”[28]，统一云南的过程至此完成。

大西军的西征比前两个阶段要顺利些，但这并非由于大西军与拥沐派达成了什么妥协，而是因为拥沐派的实力远不及拥沙派。

总之，大西军在滇东面临的是缙绅地主拥沙派与沙定洲土司势力的反抗，在滇南遇到的是缙绅地主拥沙派与拥沐派的联合叛乱，在滇西则粉碎了拥沐派的绝望挣扎。一句话，大西军不是从“叛乱土司”的手中，而是从明统治者、从缙绅地主阶级手中夺取云南的。

三、后期大西军政权的建立及其性质

大西军镇压了缙绅地主阶级的反抗后，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当时无论农民军本身、他们的敌人或一般人的心目中，这个政权都是张献忠大西政权的继续。它“受命先王”[29]，“恪遵先志”，“王绳父爵、国继先秦”[30]，它为张献忠立“世庙”，“军中呼张献忠皆曰老万岁”。[31]它“撰国史，称张献忠为太祖高皇帝，作太祖本纪，比崇祯帝为桀纣”[32]，人称“又一张献忠也”。[33]因此在它不再使用大西国号的情况下，称它为后期大西军政权更为合适些。

这个政权有许多措施制度直接沿袭四川大西政权，如实行军事管制，设“四城督捕”，以中军都督总管首都军政，严门禁；官制、军制，甚至政权中各人的地位与分工，都基本上保持了四川时的安排。然而最能体现其阶级性的，是这个政权经济等方面的关键性政策。

大西军是打着拥明的旗号入滇的，然而却完全否认原明各级地方政权的合法性，除在入滇过程中镇压了大批反抗的缙绅并“骈戮定洲（实为云南明地方当局）所置官吏”[34]外，还下令一律“追各官印”[35]，把明王朝颁发给官吏们作为权力象征的印信符札全部收缴，连颁发给土司的“牒物并敕诰俱被罄尽”，[36]“隐避不缴付”者俱“受刑殒命”。[37]然后农民军再根据自己的标准重新任命官吏，“各官皆换伪印”。[38]以后大西军占领区扩大，但这项规定长期未变，如顺治七年大西军消灭南明军阀皮熊、王祥，再克贵州后，也“令黔属文武各官呈缴滥札”，“会勘平越各官，戳奸（恶）蠹民者”[39]，于是“滇黔二省地方官皆可望委任”。[40]通过这种方式，大西军摧毁了旧政权，建立了新的国家机器。

当然，与历代农民政权一样，大西军委任的文官仍然基本上由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组成。但他们除了必须执行农民军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外，其权力还受到种种限制，例如杨畏知虽被任命为云南巡抚[41]，但实际上“巡抚衙门久为逆贼裁革”[42]，省政大权掌握在义军弓匠出身的巡按王应龙手中；丁序琨为户部尚书，但财政大权却掌握在大西军后军都督、“总理云兴全省盐政税务总兵官”史文手中；雷跃龙任刑部尚书，但实际上司法工作依然沿四川大西政权之例，由王尚礼主持的“中军都督府”全权处理。在各府州县也是农民军驻镇“营官”说了算，“知县、典史备员而已”。[43]加之大西军“所颁仪注，轻文重武，无所不至。又见看守塘拨及刍爨小卒，虽见道府，亦无不通家弟抗礼堂皇者。若值卒骑于道，则旗仗纷纭辟易，惟恐其鞭之或下也。至于参游将领，有事经过地方，每借粮料为词，州县佐贰往往受其鞭扑，亦异变也。”[44]因此在一定时期内，一些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加入这个政权并不改变其性质。

在这个政权的打击下，云南缙绅地主遭到一场他们称为“丁亥之变”的“大劫”。

首先是“搜海之役”。大西军入昆明后，滇中缙绅纷纷避入滇池、抚仙湖一带的岛屿芦荡中筑砦自固，妄图逃避农民军的清算，因此大西军进城以后立即发出第一个“招民复业”令。这个命令与五月份发布的第二个招民复业令[45]不同，后者主要针对农民，是招抚流民恢复生产，前者却主要针对地主，是勒令他们回来接受清算。此令云：“凡赴海内、山内躲避者，限三日内回家复业，如不回者发兵剿洗。不论官绅士民，有小心者急速回家，得免离散。”“果三日外贼搜海。”[46]五月七日大西军水军都督王自奇“掠舡”入滇池，冯双礼入抚仙湖，攻破各砦。

与“搜海”同时，大西军按明末农民军对付缙绅地主的常例开始了“劫富”，“大抢三日，省中尽劫一空，大家……莫必其命”[47]，分驻各“大家”宅第的农民军“挖本家窖，开本家夹墙，凡可用之物，悉为贼有”。[48]在昆明附近的安宁，“流寇入滇，遣伪将曹名臣驻州城，纵兵搜掠，凌虐士大夫。”[49]这个“劫富”过程可分两个小阶段，大西军入滇时正“饥困”，缺粮，[50]因而以“打粮”为主。“打粮至四月终，约可供一年之食”，[51]因而从五月份起转为以“追比饷银”为主。“可望初入滇，追乡绅，拿大户”，“访拿乡绅富户子弟，重刑夹拷责饷，死者无数”。[52]大西军为此成立了类似李自成在北京设立的“比饷镇抚司”那样的专门机构，由王尚礼主持，在昆明以外各地同样实行了这一政策。一些最富有的土司也被剥夺。农民军从“劫富”中所获的金银数量巨大，以至于次年便在云南实行货币改革，首次在中国历史上实行了事实上的银本位制。[53]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后期大西军政权对封建生产关系的基础——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冲击，是我国农民战争史上极突出的典型。在统一云南的过程中，农民军到处有意识地焚毁文契税籍。如在河阳县，“孙可望遣伪将张胜分镇河阳，凡衙舍、仓库、寺观及版籍碑刻拆毁焚劫，占民之居，夺民之食”[54]。该县所在的澂江府“三百年典册之遗，碑刻所记……无不芟毁殆尽，以致事多阙失，文献无证，亦澂郡之不幸也”[55]。在晋宁州，“凡简册、谱牒、碑碣、金石可以征文考献者，兵燹无复存之”。[56]在临安府，“丁亥兵燹，田籍湮没无查”[57]。而云南巡抚衙门“久为逆贼裁革，册籍散失无存，节制事宜全无可考”[58]。其他大西军控制区“册籍无稽”[59]“赋籍散佚”[60]“旧籍尽失”[61]之类比比皆是。广大农民群众乘机而起，澂江府“流寇倡乱，田亩尽为豪强侵隐”；[62]建水州地主阶级的“学田”“义田”“贡田”等或因“丁亥之变，田租无收”[63]，或因“丁亥流寇屠城，出贡无人”而“为佃氓干没”[64]。在这种“典籍沦于灰烬，更张习为成例”[65]的情况下，大西军实行了“军民田地尽占为皇庄”的营庄制度，它虽然终于斗不过封建土地私有制而成为一现的昙花，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封建时代农民试图按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的范例。

后期大西军政权存在了十余年，控制过广大的地区，最后主要由于自身矛盾的运动完成了向封建地主政权的蜕变，这在我国农战史上是个难得的范例。大西军入滇后的斗争不仅是明末农民战争的继续，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还是这场农民战争的更为高级、更为成熟的阶段。

四、总结与余论

沙定洲之乱不是人民起义或一般意义上的土司叛乱，而是云南缙绅地主阶级在社会危机中发动的一次政变；沙定洲控制下的云南并不是土司的天下，而仍然是明朝的天下，大西军不是从土司手中而是从缙绅地主阶级手中，或者说是从明朝手中夺取云南的，大西军平定“沙乱”的斗争与其说是“农民军与土司头人的矛盾”，不如说是农民军与明政权，即农民阶级与缙绅地主阶级的矛盾；在这场斗争中建立的后期大西军政权是四川大西政权的继续和发展。

原刊于《中国农民战争史论丛》第五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又载《张献忠与李自成》（论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