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清民族运动的兴衰与南明的覆亡
一、南明弘光政权与“联虏剿寇”政策的失败
弘光政权的建立
李自成攻占北京后，以崇祯帝为首的明中央政府灭亡了，但南方的半壁山河仍在明朝官绅手中。在清军入关的同时，明朝官绅也在南方重建明王朝，史称南明。
南明的第一个小朝廷以福王朱由崧为首，年号弘光。弘光政权是在南方统治集团内部的激烈党争中建立的。明末东林党与阉党的斗争，在崇祯帝处死魏忠贤以后仍未停止。魏忠贤党羽阮大铖被革职为民后寓居南京，倾资结好官吏，招纳门徒，“谈兵说剑，坐客常满”[155]。宣府巡抚马士英因罪遣戍，也在南京，遂与阮大铖结为死党。当时东林一派的名流周镳、顾杲、杨廷枢、吴应箕等140人曾联名提出《留都防乱公揭》，驱逐阮大铖，轰动朝野。于是双方结怨更深。崇祯末年，马士英为凤阳总督，御“贼”有功，势力渐大，并与阮大铖及南京守备太监韩赞周、诚意伯刘孔昭等相交结，成为一方的实力派。南京六部虽掌握在东林系统的史可法、高弘图等人手中，但并无实权。
甲申之变后，宗室福王、潞王、周王等避难于江淮。他们之中福王与帝系血统最近，但素有昏庸之名，而且明末的党争中东林党曾力阻老福王（朱由崧之父朱常洵）夺嫡继位，结怨于福藩，因此东林系统的大臣都不愿立福王，而倾向于立“伦次疏而有贤声”的潞王。马士英则玩弄诡计，一面向史可法表示“立君以贤，伦序不宜固泥”，骗得了史可法关于福王继立有“七不可”的信件，一面却串通握有防江之权的刘孔昭、主管内宫的韩赞周和拥兵江北的将领黄得功、高杰等以兵迎福王过江，并移书朝臣，胁立福王。史可法这才发觉上了当。在马士英等造成的既成事实面前，东林诸臣只得认可。顺治元年五月初二（1644年6月6日）福王监国于南京，十五日（19日）即皇帝位。
弘光政权建立时，史可法、高弘图、马士英、姜曰广、王铎均入阁为大学士，朝臣也多是东林一派的官僚。但马士英以拥戴功自居，并有意向福王透露史可法等曾反对立他为帝的事实，因而大得福王信任。不久史可法便被排挤到江北去督师，姜曰广、高弘图也相继被排挤去职，马士英于是独揽朝中大权。不久阮大铖也东山再起，出任右佥都御史、兵部尚书。在马、阮的活动下，阉党中仍然活着的杨维垣、虞廷陛等也都重新起用，已死的刘廷元等20人则得到平反赠恤。而东林系统的大臣张慎言、刘宗周、吕大器等纷纷被罢斥出朝，另一些东林派人士如钱谦益之流则见风使舵，以巴结马、阮来维护自己的地位。这样，与崇祯时期相反，在弘光政权中阉党的势力占了上风。
东林、阉党都是缙绅地主阶级的代表，而且到这个时候政治形势已发生很大变化，晚明党争中原来具有的正直与邪恶对立的色彩已大为淡化。但相对而言，马、阮及其所扶植的阉党余孽仍然是更为腐朽的力量，在它控制下的弘光政权因而也比此前的明王朝更为腐朽。
在军事方面，弘光政权以黄得功为靖南侯，驻镇庐州；高杰为兴平伯，驻镇泗州；刘泽清为东平伯，驻镇淮安；刘良佐为广昌伯，驻镇临淮关，以上号为“江北四镇”，共有军队30余万，是弘光政权的主要支柱。这四镇都是跋扈的军阀，防区内“一切诛戮署置，盐课商税以及正供之赋，俱得便宜从事，俨然藩镇”。[156]他们各拥兵自重，内讧、纠纷不断，军纪败坏，又各与朝中权贵拉关系，督师史可法根本无法加以节制。此外，驻军武昌的宁南侯左良玉有兵号称20万，是明末留下的旧军阀。他与东林一派关系密切，后来便成了党争中的重要砝码。所有这些军队在这年七月以前都是为对付大顺农民军而部署的，至于抵御清军，那时还根本不在弘光君臣的考虑之列。
弘光政权的内外矛盾与危机
弘光政权建立后，大顺军为抗清向西收缩兵力，宿迁、归德、开封、汝宁等地相继复为明有。到七八月间其控制区最大时大致包括黄河下游以南、今京广线黄河长江间段以东、武昌上游的长江以南的半壁江山，人力物力资源都是当时中国境内四个政权（清、南明、大顺、大西）中最丰富的。然而它的统治也是最腐朽的。以福王为首的统治集团“清歌漏舟之中，痛饮焚屋之内”[157]，醉生梦死于危急存亡之秋。当时的南京，“秦淮灯船之盛，天下所无。两岸河房，雕栏画槛，绮窗丝帐，十里珠帘。客既称醉，主曰未归，游楫往来，指曰：某姬在某河房，以得魁首者为胜。薄暮须臾，灯船毕集，火龙蜿蜒，光耀天地。扬槌击鼓，蹋顿波心……喧闹达旦。”[158]福王本人在为世子时便以荒淫出名，此时在马士英等人的怂恿下更是忙于兴营造、选淑女、配春方，穷奢极欲，不问政事。执政的马、阮集团则卖官鬻爵、贪污纳贿、横征暴敛。福王即位时，曾许诺蠲免练饷，裁汰漕粮中各种加派，取消崇祯十四年后各项积欠钱粮等等，但实际上一项也未实行。相反地，到五月底下令三饷“仍入考成”，“责成全完，不许拖欠”。[159]十二月又行税契法，实即加税，“凡民间田土，熟田每亩二分，熟地每亩五分，山塘每亩一厘，给予弘光元年契尾一纸。”[160]同时又“佃练湖、税洋船、瓜仪契盐，芦洲升课，甚至榷酤，升一文，”[161]百计搜刮，弄得民不聊生。
这样，弘光政权的危机便日甚一日，各种矛盾日益激化了：
首先是缙绅权贵地主集团中的党争愈演愈烈。马、阮上台后，阉党的翻案文章越做越大，甚至企图利用福王对万历、天启年间“三案”的旧怨，重颁《三朝要典》，算东林党人的老账，并彻底推翻崇祯初年清除魏忠贤党羽时所立的“逆案”。阮大铖还造了正续《蝗蝻录》《蝇蚋录》，以东林为“蝗”，复社为“蝻”，和从诸臣为“蝇”“蚋”，又作“十八罗汉、五十三参、七十二菩萨”的黑名单，网罗东林、复社人士以及南渡之初主张拥立潞王者千余人，而以史可法、高弘图、姜曰广为首，企图将之一网打尽。在历史上不是阉党的马士英没有阮大铖那样走极端，但出于结党营私、排除异己的需要，他对东林旧臣及其他以“清议”自诩的人士也不遗余力地予以打击。由于崇祯时的朝臣多属东林系统，其中不少人在李自成入京时曾降附大顺政权，于是马、阮之流便在南京大兴“顺案”，以与东林派执政时的“逆案”相对立。“降贼”后逃归的东林名士周钟、光时亨首先被杀，又借题发挥，把周钟之兄、当年草拟《留都防乱公揭》的周镳与复社名流雷祚也处死，其他被治罪的不一而足。
面对马、阮势力的威胁，反马、阮的官僚也加紧活动。他们除揪住“逆案”的辫子不放外，还借“南渡三疑案”做文章。所谓“南渡三疑案”即僧大悲冒充崇祯帝案、“童妃案”和“伪太子案”。关于童妃与太子的真伪问题当时是众说纷纭的，但不少东林系统的官僚提出这事显然是为了发泄对马、阮的不满。最后，倾向于东林的军阀左良玉便在这些人的鼓动下借救护北来太子为名起兵东下“清君侧”。于是朝廷中的党争演变成内战，而弘光政权也就在这种混乱局面中灭亡了。
缙绅阶层内部的党争之外，又有整个缙绅地主阶层与平民地主阶层间的矛盾。所谓平民地主是指那些不享有优免特权的“庶民之富者”或“豪民”，他们人数众多，具有很大的潜在力量。在明末的动乱中，他们作为国家赋税的承担者反对缙绅权贵当局的横征暴敛，而作为富人，他们又与缙绅权贵一样仇视起义农民，因而其地位“介于似贼似民之间”。[162]当时在明、清、大顺之间的广大地区遍布着这些有“身家”而无“功名”“以力雄人”、号召“乡党”“族人”，以及所属“诸寨村佃”而起的土豪、寨主，其中有的且由“寨”入城，成为地方上的实力派，如汝宁刘洪起、洛阳李际遇、南阳萧应训等。当甲申之变、阶级斗争白热化、农民军的“劫富”活动达到高潮时，他们都纷纷向缙绅当局靠拢，由“土贼”变为“义师”与“豪杰”，与缙绅合作“恢复地方”“杀伪官自效”，从而成为逐鹿天下的各方都必须重视的社会势力。
弘光政权建立后，各地土寨纷纷归附。南京许多官员也极力强调争取土豪。如户部尚书王铎上疏请“合豫郢荆襄诸土寨”，“北寇，即鼓舞山东诸城砦豪杰与俱”[163]。中书舍人葛麟也说：“大河南北、山东之间豪杰之夫，据土寨而为雄长……国家当急起而收之。”[164]依靠“豪杰”的力量“恢复地方”而发迹的南明河南巡按陈潜夫更是大声疾呼：“山东河南皆王土也，其间豪杰结寨自固，大者万数，小者千人，莫不引领以待王师！”[165]南明也确实发布了一些诏敕来笼络这些平民地主势力。
但是，弘光政权腐朽习气极深，它一成立便毫不掩饰地声明“行仁先及缙绅”，[166]对农民固然毫不让步，即使对向它靠拢的平民地主也仍然极为刻薄寡恩。顺治元年十一月（1644年12月），马士英的亲信越其杰巡抚河南，诸土寨“颇有归意”。南阳土豪萧应训遣其子来献捷，这位巡抚大人竟然“倨辞色以见之，诋为贼”。[167]主张笼络土寨的陈潜夫不久就被排挤去职，继任的凌也主张依靠土寨，但朝廷对他的一再吁请仍然置之不理。弘光初立江北四镇，滥给总兵、将军之衔。但陈潜夫力请予刘洪起挂印为将军，“马士英不听”，只给个副将衔，后来又称为“劝农总兵”，[168]也就是民团首领而已。刘洪起在诸土豪中兵最多功最大，又从未“降贼”，尚且如此，对其他人自然又等而下之了。而南明不仅横征暴敛有增无已，而且因缙绅优免导致的赋役不均也变本加厉。这样，南明缙绅权贵与中原平民地主在镇压农民起义的基础上形成的合作不久便解体了。
相反地，新兴的清王朝不但以高官厚禄来收买汉族缙绅，而且在笼络平民地主上很下了一番功夫。清军进入河南时便倡言“清地亩，均赋役”[169]，下江南时又在南京、无锡等地宣传“新政八款”，而以“均田、薄税”为首[170]。明遗民朱之瑜说：“逆虏乘流寇之讧而陷北京，遂散布流言，倡为均田均役之说。百姓既以贪利之心，兼欲趁机而伸其抑郁无聊之志，于是合力一心，翘首傒后。”[171]所谓“均田均役”显然针对明末缙绅“产无赋、身无徭”而平民“殷实者不胜诛求之苛”[172]的弊端而言，意在争取平民地主的支持。清廷在政治上对土豪的招徕更比南明先声夺人。入关不久，河北一带的许多“土贼”便纷纷拥清，“率乡壮为四路巡缉矣”[173]。这年七月多尔衮又大力褒奖刘洪起、韩甲第、李际遇、李好等土寨首领“杀贼报仇”的“忠勇”，并“各授总兵职衔”。[174]这与南明方面直到十一月才有陈潜夫的请求，最后只给刘洪起一人以总兵衔，还要加以“劝农”二字入为另册的傲慢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于是这年冬清军一过黄河，便顺利地“招营头一千五百四十六寨”[175]，中原的平民地主与缙绅在清朝旗帜下站到了一起。
江南缙绅鼎盛，平民地主势力远不及北方。但弘光政权的政策同样导致了“豪民”们的不满。弘光年间浙江东阳的许都起义，便具有平民地主反对缙绅权贵的色彩。弘光一朝江南频繁的“奴变”与“佃变”中，有不少是富有的“豪奴”或“佃棍”（佃富农或二地主）领导的，这实际上也包含着平民地主反对缙绅的成分。
最后，弘光时期的社会矛盾中更深刻的是劳动群众、主要是农民与包括缙绅、豪民在内的整个地主阶级的矛盾。甲申之变后，明、清、大顺三方对峙的局势不仅没有缓和、反而大大刺激了南方人民的反抗斗争，而弘光政权的倒行逆施更使斗争激化。在弘光政权统治中心的苏南地区，甲申之变消息传来，吴江人民“传于市中曰：李自成坐却龙廷矣！”[176]江阴县“四月三十夜始得都城凶问，市井不逞之徒乘机生乱，三五成群，各镇抢掠焚劫，杀人如草，县主无如之何”。[177]太仓县“自崇祯帝晏驾北都信确……市井卖菜佣人奴不肖……各置兵器，先造谣言，如鱼腹陈胜王故事，谋于八月中大举”。[178]昆山县流传着“富家莫起屋，贫人多食肉”的童谣。[179]嘉定县“时贼陷京师，海内震惊，嘉定沿海不逞之民，多结党伺衅……酒佣灶养皆起为乱”。[180]在浙江海宁，“燕京信至，金陵未立，邑镇有大家奴乘间煽诸毒怨于大家者，揭竿而起”。[181]在安徽黟县发生了宋乞领导的“奴变”，奴仆们声言“天之授我，此其时矣”，[182]“皇帝已换，家主亦应作仆事我辈矣。”[183]在福建，“甲申国变，兴（化）、泉（州）贼大炽。”[184]“闯贼陷燕京……奸宄飚举，闽中自是苦盗矣。”[185]甚至连边远的云南，不堪压榨的少数民族也在“已无朱皇帝，何有沐国公”[186]的口号下联合黔国公沐天波的庄佃发动了起义。当时的南方形势正如一个南明官员说的：“反侧之状，在在有之，大抵乘国变而纷纭，人人有不复君长之意”，[187]“都城陷没、帝后蒙难之问至，山河无主，人心易面，昔年革面，今复狼心，四出行剽，动至千百”[188]。社会处在剧烈动荡之中。
这一时期，平均思想在南方农民中广泛传播。江南的闽、赣、湘、粤四省在明代共发生了十一起自号“铲平王”的起义，其中有六次发生在甲申之变后。但是南方农民在斗争形式上却与北方有很大不同。相对地说，北方自耕农与平民地主较多，在明季连年灾荒之下又受到官府的横征暴敛，农民面临的是死里求生的问题。在官逼民反、催科激变的形势下，“官民”对立掩盖了主佃、主奴的对立，“免粮”的呼声淹没了免租的要求。而面对共同的直接敌人——中央集权的官府，也就易于形成大规模的、以政权更迭、改朝换代为使命的农民战争。南方的情况则有所不同，这里的农民主要是佃户和奴仆，自耕农很少，在以土地税为主的时代，他们不是国家征课的主要对象，其中缙绅权贵的奴仆与佃户更可能由于主人特权的荫庇而完全不受官府的征课，但却要受到主人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同时南方也没有北方那样骇人听闻的饥荒，农民面临的不是死里求生，而是争取人身地位与经济地位的改善。因此主佃、主奴对立比官民对立更突出，抗租减租、摆脱奴籍的呼声也远比免粮免赋的呼声强烈。由于斗争的直接对象是各自的主人而不是统一的官府与朝廷，因此多表现为分散的行动而不易形成大规模农民战争，也难以提出建立政权的任务。
在南方各省之间，斗争的形式又各有特点。一般地说，江苏、安徽多发生奴仆、佃仆要求获得自由的斗争，即所谓“奴变”，而江西、福建发生的则是佃户抗租减租、争取永佃权、废止征租时的各种陋规的斗争，即所谓“佃变”。此外湖南的“矿寇”，广东的“山寇”，也十分活跃。
总之，弘光政权内部缙绅阶层各派之间、缙绅与平民地主之间、整个地主阶级与劳动群众之间关系都极为紧张、危机四伏。然而更严重的威胁来自外部，即与它鼎足而立的清朝与大顺的势力。正是在这里最明显地暴露了弘光政权的腐朽。
“联虏剿寇”与“先西后东”
清军在阶级矛盾尖锐的时刻入主关内，迎来了地主阶级从北到南的一致喝彩欢呼。弘光政权的将领刘泽清曾致书吴三桂，声称：“当长安（按：这里指弘光朝的首都南京）未闻此音之先，泽清曾有成议，约结清王入驻内地，共图灭闯。今亲翁此举，正与初议暗合也。”[189]这就是说，即使是三桂不引清军入关，弘光政权也要这样做。吴三桂既然有此大“功”，在弘光朝看来他便是“古今第一人”了。因此弘光政权破格封他为蓟国公，赐诰书表彰他“气壮山河、功格天壤”[190]，甚至明知其“无心本朝”之后还要在自己兵饷匮乏的情况下运米十万石粮饷吴三桂军。
应该说，在清廷尚未表明彻底灭明之图并对南明正式用兵之时，南明这样做还可以理解为一种外交姿态或者弱者的缓兵之计。但当时弘光政权在内部也把吴三桂树为楷模，这就是由衷之举，不仅仅是一种策略姿态了。正如户部侍郎贺世寿所说：“今日更化善治，莫若肃纪纲而慎刑赏。如吴三桂奋身血战，乃可言功，若夫口头报国，岂遂干城？”[191]因此，举朝上下充满了对吴三桂“壮节孤忠”，“至割父子之亲，甘夷狄之俗，反仇作援，辱身报主，卒挫狂锋，逐凶逆”的赞誉之词[192]。这时南明缙绅的心情，正如时人所云：“譬人之父有为贼所杀，度己之力不能报复，忽有义士焉，为我手刃之，则即以此身相报，犹存乎见少，况此身外之长物哉！”[193]
由于弘光政权要臣民以吴三桂为楷模，于是在一个时期内清军所到之处便形成了这样的局面：像吴三桂、冯铨等彻底卖明投清的缙绅固然是大多数，即使那些仍然忠于南明的官僚，也肩负起所谓的“抚东之命”，“劻襄两国而灭闯”。他们同时向明、清称臣，接受双方的官职，用双方年号，与北京、南京间都有章奏批答不绝，一时出现了“天有二日”“忠臣事二主”的怪现象。如明官僚凌甲申五月在临清“起义”后，南明授他山东巡按，清廷又授他兵科给事中[194]。他一面为清朝监军，镇压山东农民军的抗清斗争，并受清命“招抚河南”，一面又向弘光政权“驰奏急宜恢复”，“出示称顺治元年，然于南京亦发疏不绝”[195]。原明真定知府丘茂华既受清廷任命署保定巡抚事，为清朝抵御山西方面的大顺军，又上疏弘光帝“自称固守臣节”。原明兵部主事叶廷秀在崇祯时因进谏被廷杖问遣，家居濮州，弘光政权起用为光禄寺少卿，是著名的“忠直之士”。然而他又同时当了清廷委任的河南道监察御史，还曾以乡宦身份请清军来镇压家乡一带的农民军。类似情况还有张缙彦、韩昭宣等人，都是同时效忠于二主，“暗通南北”[196]，“但知清、明为一家，不知其有异视也；但知清、明之为一事，不觉其为两界也”[197]。这种局面维持了半年之久。就连弘光朝第一号忠臣史可法，也在致多尔衮的答书中表示，对清朝的功德要“长跪北向，顶礼加额，岂但如明谕所云感恩图报已乎？”[198]
这时候，在南明方面还无所谓抗清派。弘光政权以“北连虏、西灭闯，则恢复之势成”[199]为基本国策。为此史可法等曾一再致书清廷，要求“合师进讨，问罪秦中”，与清廷联合消灭农民军。当时弘光政权内部一致认为，为了“联虏剿寇”，必须割让统治权益，只是在价码上有争议：有人认为可“以两淮为界”，有人则主张“当界河间”；有人认为弘光应该当儿皇帝，尊清帝为父，有人则说：“彼主尚幼，与皇上为叔侄可也。”[200]最后，弘光政权终于决定先试当侄儿，于是在七月下旬派左懋第、陈洪范、马绍愉为使臣，出使北京，要求与清帝结为“叔侄之君，两家一家，同心杀灭逆贼”[201]。然而清廷却不认这个侄儿，把送来的礼物收下后只丢下一句话：“无多言，我国不日发兵下江南。”[202]使团在北京受尽屈辱，首席使臣左懋第和马绍愉等被扣押，只有陈洪范因降清愿为内应，才得放回。
清廷之所以如此蛮横，完全是看透了弘光政权软弱无能。本来在入关初期，清朝对自己能否一举夺得全国的统治权没有把握，抱着“得寸则寸，得尺则尺”的心理[203]，对南明的态度还是很有分寸的。
但是，由于入关后进军十分顺利，使清廷对自己的能力有了信心，而弘光政权却败象百出，了无生气，于是清廷的态度很快强硬起来。而仕清的汉族官僚，除了几个人如凌等力劝清廷专心“剿贼”而对南方“勿兴大兵，勿劳大众”[204]之外，绝大多数为了博得新主子的垂青，对平定江南显得比新主子还热心，极力出谋划策，鼓吹早“定东南之局”[205]，进一步促使清廷决策拒和。于是七月间多尔衮便致书史可法，一改前日的审慎语气，骄横地命令南明“削号归藩”，弘光政权“联虏剿寇”的美梦破灭了。
多尔衮的骄横，使臣的被扣，使弘光君臣大为丧气。当时有人提议再次遣使降低条件求为儿皇帝，朱由崧说：“我往被拒，只取辱焉，”[206]遂罢其议。可见他们对和议已绝望。但即使如此，弘光政权仍没有抗清的打算。当时的朝中，醉生梦死，不理政事的朱由崧和只知搜刮、党同伐异的马、阮之流可称为偷安派，而以史可法为代表的一些正直官僚可称为进取派。在求和无望之后，这一派中少数人提出了“先东（指东部的清朝）后西（指西部的大顺）”的主张，他们认识到“南下之意，非虏不即来，疑有闯在也”[207]，不能因为清军战胜“流贼”而盲目庆幸，对南明来说清朝比大顺更危险，主张把军事重点放在东线。早在七月间，同时兼仕于明、清的凌得知清廷决策南下，便密报南京，要求弘光“名为西讨，实作东防”[208]。八月间，吏部侍郎黄道周更明确提出了“复燕京而后可都钟陵”“先理山左而后可复山右”“先靖河淮而后可定江汉”[209]的“先东后西”战略。这年冬，清廷集中全部精锐西攻大顺，东部与南明相邻地区兵力极为空虚，御史沈宸荃、总督王永吉以及黄道周、王铎等人纷纷上疏，要求本着“防虏为急，贼次之”[210]的原则，趁清军西顾之机进军山东，以图扩地自强，乃至恢复北京。他们反对出师攻闯，认为“发东南以取西北，力殚于仰攻，志衰于画守”[211]，就像安史之乱时唐军“不先图范阳而急取关中”一样必遭挫折[212]。更何况清军一旦平定了西北，“全副精神总在江南”，南明的灭顶之灾将至！因此“今有势可乘，无时可待”[213]，“不于此时急图之，他日犯我江北，悔不能及矣！”[214]的确，在当时的形势下，乘虚出击东线，是挽救弘光政权的唯一机会。
然而这种“先东后西”论在弘光一朝始终不成气候。马、阮之流的偷安派自不待言，即使在进取派中绝大多数也是“先西后东”论者，其中陈邦彦的论调十分典型：“臣观今之议者，一似虏寇并营，无复次序，又一似先齐鲁而后楚豫，臣窃惑之。夫齐鲁之交，当逆闯伪官布满之日，举朝不争，而今顾与虏争耶！审如此，则将速虏之来，而又以宽闯之罪。”[215]这种对农民军偏激敌视而丧失理智的见解在进取派的头号人物史可法那里尤为突出。北使招辱后，他清楚地知道“和议断断不成也”，然而他由此得出的结论不是加紧抗清，而是“今宜速发讨贼之诏，严责臣与诸镇悉简精锐，直指秦关”。按他的逻辑，清朝之所以构成威胁，正是因为南明“复仇之师不闻及关陕，讨贼之诏不闻达燕齐，晏然以不共戴天之仇置诸膜外，遂使北朝翻得以僭逆加我，羁我使臣，蹂我近境”。因此清廷越是虎视眈眈，南明越应该拼全力去打李自成。否则“以清之能行仁政若彼，而我之渐失人心若此，臣恐恢复之无期，而偏安未可保也”[216]！
于是，弘光政权“联虏剿寇”的美梦未醒，又唱起了“先西后东”的高调。当清军倾巢西攻大顺军的三个月（顺治元年十一月至二年正月）中，弘光君臣于抗清防清一无作为，只是蹲在长江边上，为“逆闯”的失败而欢腾鼓噪，为不能助清军一臂之力、使彼独占“仁义”之名而自怨自艾。直到清军摧毁了西北大顺政权，免除了后顾之忧，调头东向，于顺治二年三月（1645年4月）向南明猛扑过来之时，史可法还在为“受命十月而一旅未西”耿耿于怀。面对必欲置南明于死地的清朝大军，他想的竟然还是“我之大仇在寇，不寇是讨，而敌是防，已非微臣渡江之初愿”[217]！
扬州之战与弘光政权的灭亡
顺治二年二月，攻占了陕西的清军兵分两路，一路由英王阿济格率领追击李自成，一路由豫王多铎率领进取江南。清军在河南如入无人之境，于三月二十四日占领弘光政权在中原的统治中心归德。明总兵王之纲溃逃，河南巡按凌被俘，多铎劝降不屈，自缢而死。
凌是南明官僚在北方搞“曲线救国”的典型人物，作为南明忠臣任清朝官职达半年之久，为清廷监军山东、招抚河南，剿“逆闯”，平“土寇”，立下了汗马功劳，也为弘光政权和他本人的墓坑狠挖了几铲土。直到甲申十一月，眼见清朝就要发兵南下，他才逃离清朝营垒，渡河回到南明境内，却已“兵微不得一战”，只有束手待毙。临死时他遗疏南京，自称“辱使命，徒一死塞责，无益国家事。臣负罪于九原”[218]。凌之死是一个悲剧，更是对弘光政权曲线救国政策的极大讽刺。
清军攻下归德后，兵逼淮上。南明督师大学士史可法名义上拥有军事全权，但跋扈的将帅并不把他放在眼里。江北四镇中只有高杰被他的忠义所感，还能听调遣，却又在这年正月在睢州为叛将许定国所杀。许定国降清，高杰部众四散，史可法徒唤奈何，只得退保扬州。这时，从陕西败走湖广的李自成逼近武昌，左良玉一方面想躲避大顺军，一方面又受马士英的政敌、东林派官僚黄澍的鼓动，沿江大举东下，声讨马、阮。马士英下令调黄得功等江北诸镇西向抵御左军。史可法见清军来势凶猛，请求和平解决左良玉的兵变，留下江北诸镇堵御清军。马士英却扬言：“宁死于清，不可死于良玉手。”于是清军便趁明守军调去打内战时长驱渡淮，四月十八日，把孤立无援的史可法及其所部包围于扬州城。
史可法苦心支撑弘光政权近一年，一心想“讨贼复仇”，对弘光政权的联虏剿寇、先西后东政策负有重大责任，尤其是甲申秋后弘光政权中一些较有远见的人提出“先东后西”的正确意见后，他仍然固执地推行先西后东的方针，在战略指挥及政治谋略方面，其傲慢、迂腐、短视、偏见，是不能仅用阶级局限性来解释的。但他毕竟与马、阮不同，他为人正直，兢兢业业，为羁縻悍将、调停党争做了不少工作。当清军包围扬州后，他从忠君爱国的立场出发，尽力坚守孤城。总兵刘肇基曾建议趁清军未集，背城一战，史可法未能采纳。清军主帅多铎派降将李遇春来劝降，也被拒绝。城中部将李栖凤等见形势危急，萌生异志，史可法恐生内变，听任其出城投降，于是城内兵力益弱。二十四日，清军调来红衣大炮，在猛烈轰击下发动总攻，次日城陷。史可法被俘后拒绝多铎亲自劝降，壮烈殉国。他以宁死不屈的气节和生命最后时刻的抗清业绩，得到了人民的怀念。
扬州陷落时，南明军队中的内战尚在进行。五月二日，黄得功等在板子矶击败左良玉之子左梦庚（左良玉已在东下途中病死）。左军溃败后投降了清朝，这时清军已打到长江北岸了。而福王尤在醉生梦死中，“以演剧，未暇视朝”。七日，马士英召集他信任的大臣16人商议对策，会上有人公然宣称：“便降志辱身，亦说不得了！”[219]投降活动已在进行。九日，清军自瓜洲大举渡江，明军溃散。次日晚，朱由崧与宦官数十人出奔太平府（今安徽当涂），躲进黄得功军营，马士英挟太后逃往杭州，留下的文武官员以忻城伯赵之龙、大学士王铎、礼部尚书钱谦益为首于五月十五日（6月13日）开南京城降清，历时一年的弘光小朝廷遂告灭亡。一周后叛将刘良佐在芜湖袭杀黄得功，把朱由崧俘献清军。次年五月，朱由崧在北京被杀。
二、隆武、浙东政权与抗清运动的第一次高潮
闽、浙立国与抗清民族运动的兴起
弘光政权覆亡后，原先避居杭州的明潞王朱常淓奉弘光太后之命于顺治二年六月八日（1645年7月1日）监国于杭州。但这个被东林派官僚们寄予厚望的“贤藩”却是个软骨头，监国仅五天，听说清军逼近，便不顾黄道周等的劝阻，在浙江巡抚张秉贞、总兵陈洪范的鼓动下向清军投降了。
然而南明的抵抗并未结束。不久，东南地区几乎同时建立了两个南明政权：闰六月七日（7月29日），明福建巡抚张肯堂、礼部尚书黄道周、南安伯郑芝龙拥明唐王朱聿键监国于福州。二十七日（8月18日）即皇帝位，改福州为福京天兴府，以明年为隆武元年，是为隆武政权。次日，明兵部尚书张国维、行人张煌言等拥明鲁王朱以海监国于绍兴，是为浙东政权。
隆武政权与浙东政权虽然也是由缙绅地主建立的，但它们与弘光政权存在着明显不同。首先，唐、鲁二王在个人素质上是不同于福王那样的荒唐王爷。朱聿键出自所谓“高墙罪宗”，自幼因皇族内讧被囚禁达20年，31岁嗣唐王位后不久，又因擅自起兵勤王触忌，被关进凤阳高墙（明代监禁有罪宗室的特殊监狱），直到弘光南渡后才被赦出，是个历经磨难、有志进取的人物。朱以海所在的鲁王府曾于崇祯十五年“壬午之役”中清军攻破兖州城时惨遭横祸，他的哥哥、前鲁王朱以派自缢身亡，他本人也被清军俘获，险些丧生。因此他对清朝原来就怀有国仇家恨。显然，唐、鲁二王从个人来说比福王更倾向于抗清，是不难理解的。
更重要的是：闽、浙立国时的国内社会矛盾与政治形势已发生很大变化，因而这两个政权的基本国策与历史地位自然也不同于弘光政权。
首先，李自成与朱由崧这汉族内部两大对抗阶级的首领都于乙酉五月的两周之内先后被俘杀，大顺与弘光两个敌对政权斗争的结果是在新兴的清王朝打击下同归于尽。从此农民军的反明斗争渐失其意义，而南明方面与清朝妥协的幻想也彻底破灭了。严峻的现实使这两股势力中不愿向清朝屈膝的人们不能不彼此靠拢，造成了农民军联明抗清、南明“抚贼北拒”的政治条件。
其次，清朝占领广大的西北地区和富庶的长江中下游一带后，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都为其所控制，弘光政权两大军事力量左良玉部和江北四镇的绝大部分军队以及部分农民军也为其收编，政治、经济、军事力量都已居绝对优势。然而入关后短短一年便取得如此成果，也使清朝统治者忘乎所以，改变了入关初期比较缓和的统治政策，变本加厉地强化民族压迫与野蛮征服。如攻占扬州后，清军纵兵焚杀淫掠，屠城十天，“百万生灵，一朝横死”[220]，造成了“扬州十日”大惨案，繁华城市沦为青磷出没之所，开创了清军入关后大规模屠城的恶劣先例。
而伤害汉族人民心灵最重的，则是重颁剃发令一举。如前所述，清军入关初期，由于顾虑人民强烈的反抗情绪，曾宣布取消“甚拂民愿”的剃发令，允许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清军下江南时，也把“随俗”作为“新政八款”之一，在南京、无锡等地广为宣布[221]，多铎在入驻南京时也曾出示，声明官民无须剃发，“尔等毋得不遵法度，自行剃之”[222]。本来，南方在清军进占后并未发生像北方那样的圈地、投充之风，屠城则多为对抗清斗争的报复，它虽激怒人民，激发了更强烈的抵抗，却不是抗清运动发起的原因。如果没有剃发一举，许多地方的秩序是容易安定的。但清廷得胜后趾高气扬，不仅以军事征服者自居，而且以文化征服者自居，于六月十五日（7月8日）悍然恢复剃发令，而且以极残暴的手段强制推行，“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威逼人民十天之内尽易装束发式以从满俗，甚至连孔府的“衍圣公”和演戏的优伶都不许留发。这对于文明历史悠久而且富于自尊心的汉族人民是极严重的侮辱。
因此，剃发令一下，国内民族矛盾遂严重激化，清军已占领地区秩序顿趋动荡，未占领地区的反抗也显著加强。像江南的江阴、嘉定等地，在剃发令颁布前本已归附并接受了清朝任命的守令，一些不愿附清的绅士也仅以夷齐之节自诩，并未起兵反抗。然而剃发令下，形势顿时激变。正如江阴军民答清朝劝降书所说：“方谓虽经易代，尚不改衣冠文物之旧，岂意剃发一令，大拂人心，是以乡城耆老，誓死不从。”[223]在无锡，“闰六月十一日闭门剃头，十二日民变”[224]。在嘉兴，清军初来时“从俗不剃发，以故百姓竞引睇北望”，“剃发书突下，急，党闾咸激怒……狂呼曰：必去吾发，反奈何”！[225]当时有诗云：“昔迎戎帅至，兵骄马亦疲。三吴望风附，弓矢弃不持……剃发令朝下，相顾为发悲，三吴同时沸，纷纷起义师。”[226]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在湖广地区，李自成死后处于涣散状态的大顺军余部大都曾向清朝表示愿意投降，连斗争意志最坚决的李过、高一功等也一度“似有归顺之意”。但他们都不愿剃头。李过甚至表示如能免去剃头之举，愿意为清朝攻取湖南[227]。然而清廷却坚持民族压迫政策，强令大顺军接受剃头令，谈判终于破裂。而一度已经投降的田见秀等也“以不剃发为名”重举义旗。[228]
剃发令之类的民族高压与强制同化政策引起人民和有志节的士大夫的强烈抵制，却给无耻之徒以“乘势渔猎”之机[229]。他们肆意摧残人民以向主子邀宠并借以自肥。洪承畴承认：“江南各提督、镇守、总兵等官，多纵兵扰害地方”，“焚烧房屋，掘地挖壁，人烟尽绝”[230]。当时清朝急于寻求走狗，只要率先剃发，往往用一些“少年佻达”“素无行”[231]的地痞充任官吏。
所有这一切使隆武政权与浙东政权能够打出抗清的旗帜，并在这个旗帜下组织广泛的联合阵线。隆武政权建立后，黄道周即上疏称“宛叶初会平林，遂有昆阳之绩”[232]，要唐王学刘秀联合绿林军反莽的故事，利用农民军来反清。唐王也授权臣下“搜罗豪杰，一切草泽、翰科俱得而拔擢之”[233]。有的官僚还主张：“人无分于盗贼，事无分于大小，能发愤而起，与敌为难，斯则义矣。”[234]甚至还有人说服受农民军打击过的地主曰：“绿林青犊古来用，功成不扰理所无。尔不闻诏书久悬晋贤爵，乘舆早晚跸洪都，尔诉所病何区区”[235]！
隆武、浙东政权在人民抗清运动的感召下也坚定了抗清立场，从而使抗清斗争以空前的规模迅速展开。清统治者惊呼：“昔王师所到，率土皆宾，兵不血刃而地方大定，今反侧时见，处处弄戈。”[236]“一年之间，中原归顺，捷于风草；迄今三载，负固弥坚。”[237]
江南人民的反剃发斗争
江南在清军进入后曾平静了一个时期，“适下令剃发，乡民皆惊”[238]，轰轰烈烈的反剃发斗争立即在各地兴起。“头可断，发不可剃”[239]，“宁为束发鬼，不作剃头人”[240]，成为各地人民与有骨气士大夫的坚定信念。一时“义师”“乡兵”纷纷而起，重要的有：明兵部主事吴昜、举人孙兆奎起于吴江，诸生陆世钥起于苏州陈湖，兵部侍郎沈犹龙等起于松江，前抚治王永祚等起于昆山，行人卢象观等起于宜兴，吏部尚书徐石骐等起于嘉兴，等等。其中，江阴与嘉定的斗争最为著名。
江阴是长江下游的商业重镇，有人口28万。六月二十八日（7月21日）清朝知县方亨出示公布剃发令后，全城立即骚动起来。次日，江阴百姓推举代表向方亨请愿，要求留发，竟遭辱骂。于是群情激愤，在诸生许用德、城北民季世美等倡议下，全城罢市，四乡农民十余万人也涌入城内。城乡人民揭竿而起，于闰六月二日逮捕方亨，杀死清朝派来强迫剃发的士卒，据城而守。本县主簿陈明遇被推为领袖。他又推举有军事才能的前任典史阎应元来主持城防。在阎、陈二人的领导下，全城进行总动员，筑工事、修守具，精壮者组成武装，富商捐出财产，距城五六十里内的农民也“荷戈负粮，弃农不顾”，进城参战[241]。清军调兵十万，由降将刘良佐等率领，围攻江阴。阎应元等带领江阴军民在孤立无援的形势下宁死不屈，拒绝招降，坚守了80天之久，击毙清军将佐18名和士卒无数。到八月二十日，清军运来红衣大炮，昼夜猛轰，城墙崩塌。次日，清军李成栋部攻入城内。江阴军民与敌人进行了英勇卓绝的巷战，陈明遇战死，阎应元力竭被俘，壮烈牺牲。清军对江阴人民疯狂报复，“满城杀尽，然后封刀”，被害的据说达17万多人，仅有53名老小幸免于难。
在江阴城守战激烈进行的同时，嘉定人民也发动了反剃发起义。闰六月十七日（8月8日），清朝嘉定知县张维熙逼民剃发，激起众怒，而清军李成栋部驻扎县境，又纵兵淫掠。于是王家宅、石冈镇、南翔等地乡民首先发难，焚烧清军水师船只，清将梁得胜与知县张维熙狼狈逃走。义军进城后，推举复社名士、左通政使侯峒曾与进士黄淳耀等主持其事，树起“嘉定恢剿义师”的大旗，清军前来围攻。由于嘉定是个土城，又遇连日大雨，城墙倾圮，遂于七月四日失守。侯峒曾、黄淳耀自杀殉难，城内人民被杀者达两万余人。清军屠城后退走，义士朱瑛重新入城，收集余众，重举义旗。七月二十六日，嘉定再次被清军攻破，居民又一次遭到血腥屠杀。八月十六日，明把总吴之蕃起兵江东，反攻嘉定，为清军所败。嘉定第三次惨遭屠城之祸。这三次事件史称“嘉定三屠”，它是江南人民反抗民族压迫的又一悲壮事件，也是清军野蛮屠城的又一例子。
九月以后，江南各城镇由士绅领导的反剃发斗争在清军残酷镇压下相继沉寂下去，此后的反清斗争转变为两种形式：一是官绅士大夫外联南明政权（主要是浙东政权）、内联清朝军政官吏中一些策反对象的密谋活动，其中以顺治四年四月（1647年5月）驻守松江的清军提督吴胜兆“反正”事件最为著名。参与策反吴胜兆的有著名士大夫领袖陈子龙、顾咸正等，他们在吴胜兆与鲁王政权间牵线搭桥，策动吴接受鲁王所予的肃虏伯封号，密谋起兵。但因内变事泄，鲁王派来策应的张名振、沈廷扬军又遇台风袭击和清军拦截而溃散，起事遂告失败。陈子龙、顾咸正等均被捕死难，反剃发斗争后幸存下来的江南士大夫抗清势力受到毁灭性打击而基本停止了活动。
二是乡村和山湖地区的人民抗清武装，如太湖、淀山湖一带赤脚张三领导的渔民起义军、“白头军”、各地由反明转为反清的奴变、民变武装如金坛奴仆的“削鼻班”“珐琅党”、太仓的“乌龙会”，等等。他们中有许多与前明缙绅的抗清活动相结合，如湖区赤脚张三、柏相甫、扒平大王领导的农、渔民武装便接受进士吴昜、举人孙兆奎的领导；句容农民“联结七十二村啸聚子弟至八千人”，奉明宗室朱谊、朱谊泐为主，曾在顺治三年（1646年）三次进攻南京[242]，江南震动。而吏部主事钱棅在嘉善发动农民抗清时，曾以放弃地租来号召佃户[243]。但由于明代江南缙绅势大，压迫人民凶，也有不少起义人民在反抗民族压迫的同时也继续打击缙绅地主。如“乌龙会”“珐琅党”都是如此；赤脚张三的渔民义军，一方面与吴昜等抗清缙绅合作，一方面又“日执富户拷剥之，名为助粮”，“至若贫家则不犯”[244]；吴江一带“义兵飚起，皆闾左垄上耕佣，聚千人至我族索饷，不则一炬焚之”[245]；常熟义军中，泥水匠出身的胡来贡率领其“蓬头赤脚者”组成的队伍，与兵部主事严栻所率地主武装也势同水火[246]；江阴县缙绅与起义奴仆间的冲突在围城紧急时仍然继续[247]。复社首领杨廷枢曾说当时的义军是“忠”（指反清复明）而不“义”（指打击富人）[248]，这反映了当时缙绅地主对人民起义又联合又排斥的双重态度。
“时穷乡隘巷，无不揭竿执田器，自为队伍，保其畔者。北尽苏松，南迄宁绍乌……然众皆乌集，各自以为勤王，不甚受教令，又互寻其仇。”[249]由于抗清队伍中缙绅与人民群众之间、各阶层各派别间矛盾重重，地域上的狭隘、孤立性也十分突出，所以江南抗清斗争尽管声势很大，但未能形成统一的反清力量。各地、各股义军各自为战，与鲁王、唐王政权的军事活动也缺少配合，因此很快为清军所镇压。反剃发斗争退潮后，江南缙绅地主更加动摇。薛寀以为清朝入关剿“贼”固然是莫大功德，即如清军进占江南，如能扶弘光为儿皇帝，正“父子之伦，除君侧之恶，洗贪淫之政，布置既定，委之而去”，亦不失为千古义举[250]。夏允彝更致书清朝，声称“南土卑湿多疫，水险江深，毒蛇匝地，聚蚊若雷，呕吐霍乱，以时而发”，清朝得之无益，不如学金朝“中原之地亦举以授张邦昌、刘豫，而不自有”之策，存明之一系而“责其岁币”，则于清朝更为有利！[251]这些荒唐言论表明江南缙绅的斗志已完全衰竭。顺治四年后，江南仍然“盗贼滋蔓日甚”[252]“太湖震泽之畔，民半为盗”[253]“自吴江至宁国广德，上下数百里，处处是盗”[254]。但这已逐渐演变为单纯的下层群众的反抗，缙绅已不再参与，反清复明的民族斗争的色彩也日渐淡薄了。
大顺军余部的联明抗清
隆武、浙东政权时期的抗清斗争中最重大的事件，是大顺军余部与南明的联合。
李自成的军队是在明末农民战争后期才由人数不多的“闯营”迅速扩大为百万之众的，在此过程中兼并了其他多支义军，因而内部派系原来便比较复杂。加上他生前并未培养出如大西军中的孙可望那样足以服众的继承人，从西安撤退时又因过于仓促，陕北及西北各地驻军未及相随，直到他牺牲时仍未恢复统一的指挥系统。在兵败过程中，原有战斗序列不复存在，一些“偏裨”拥众自立，俨成巨镇，一些大帅却从者零落，几不成军。所有这一切使得李自成死后大顺军中潜在的弱点暴露出来，虽然余部尚有20余万之众，但群龙无首，四分五裂，彷徨依违于明、清两大势力之间。当时追击李自成的八旗主力阿济格军已北归，坐镇武昌的清朝八省总督佟养和手中既无足以胁降大顺军余部的兵力，又无法满足大顺军余部“不剃头”的要求，且隆武政权驻守湖南的总督何腾蛟、巡抚堵胤锡所恃的只是几个跋扈而毫无战斗力的杂牌军阀，几乎等于“空拳徒手”[255]，他们很清楚：“不招降，能张楚乎？”[256]因此对与农民军的合作持较为开明的态度。
这样在全国抗清民族运动要求各抗清力量实现合作的总形势下，湖广的具体条件决定了这种合作的具体形式。
随李自成撤到鄂东的大顺军各部损失较大，部队涣散，处于重新组合之中，一时无法对清作战。他们于顺治二年六月先后进入湘东北的岳州、平江、浏阳、湘阴一带，一面向清朝卑辞请降，一面又积极与南明联络。何腾蛟起初对“流贼”犹存敌意，派长沙知府周二南率官军前往镇压，结果在浏阳官渡被农民军打得大败，周二南阵亡。何腾蛟还来不及布防，农民军“哨马已入长沙城矣”[257]。最后经过谈判，何腾蛟“改招安二字为合营”[258]，换取了农民军承认南明的宗主地位，在此基础上实现了联合。最先与何腾蛟达成协议的是刘体纯与郝摇旗二部，此后袁宗第、蔺养成、王进才、牛万才、田见秀、吴汝义相继而至。但何腾蛟以饷乏为理由，只把郝摇旗、王进才留在“麾下”，其余诸部任其自谋发展。于是袁宗第、田见秀等纷纷“夺舡而行”，由水路北上荆州附近，与李过等会合了[259]。
李过、高一功率领的另一大顺军集群是在关中失守、李自成南去后由陕北绕道汉中、川东而进入鄂西的。他们由于没有遭到清军主力的穷追，部队损失较小、编制较完整，战斗意志也较高昂。当时清方在对他们的策略上分为两派：总督佟养和、巡抚何鸣鸾、荆州道刘汉祚等以清方实力不足考虑，主张招抚；而荆州守将郑四维是大顺的叛徒，急于向主子表忠，因而主剿，并得到巡按马兆煃的支持。李过等于是一方面就“归顺”问题与清方主抚派进行谈判，提出“请讨地方安插”“请旨封爵”和“不肯剃头”等强硬条件，同时先后释放了吴三桂之子吴应桢、总兵郝效忠等清方要员以示和意；另一方面又坚决打击主剿的清军，于七月间发起第一次荆州战役，围攻叛徒郑四维，又于十月间大败来“剿”清军，俘虏总兵郝效忠，清军“折去万人”。
于是，从顺治二年五月至十一月，清朝与李过等所部大顺军之间处于不战不和、亦战亦和的微妙状态。一方面双方通使往来，“待以优礼，似有就抚意”[260]，清朝的使节乃至“私带弓箭刀枪等物，肆行市利”，与大顺军做起武器生意来。另一方面由于李过等“所望甚奢”[261]，双方始终不能达成协议，而战争状态从未中止。在这半年间，清朝内部主剿主抚两派之争愈演愈烈。最后郑四维疏劾佟养和“贻误封疆”，清廷将佟撤职，代之以主剿的罗绣锦，并密令勒克德浑率江浙一带的八旗满军溯江而上，准备对大顺军下手。主剿派终于占了上风。
而李过等则在此期间与自长沙北上的田见秀、吴汝义等部会合，声势更大。他们提出“指取湖南，不肯剃头”。佟养和正想利用大顺军去打南明，遂顺水推舟，“许以常德、澧州地方居驻”，[262]怂恿其向南明抢地盘。于是，李过等除留下小部分力量监视荆州清军外，主力得以在无后顾之忧的情况下于八月间大举南进，声言与南明“会猎于湖南”[263]。但是，李过等的真正目的并不是为清朝火中取栗，而是要在比较有利的条件下与南明达成合作。果然，在大势所迫之下，南明的湖北巡抚堵胤锡表现了比何腾蛟更开明的态度，他亲自来到李过等在松滋县草坪的驻地，双方洒酒盟誓，“协力同心，以建立功业”[264]。当佟养和从渔利美梦中醒来时，农民军联明抗清之势已形成，他只能引咎去职了。
大顺军余部的联明抗清，使虚弱的南明骤得“劲助”，形势为之一变，有力地推动了隆武时期的抗清运动第一次高潮。正如时人所说：“隆武此举（指“招抚”闯部），诚是鼓励人心，故能使英贤效命，至今保有沅湘，犹留中朝半壁者，卒赖其力也夫！”[265]隆武帝在福建闻知此事也大为振奋，他不顾朝中顽固派的颟顸之言，在顺治三年三月赐李过名赤心，授御营前部左军，挂龙虎将军印，封列侯；高一功赐名必正，授御营前部右军，封伯爵；命李高所部名为“忠贞营”；又封随军的李自成妻、李过义母高氏为贞义一品夫人。郝摇旗前此已被何腾蛟授予督标忠兴龙营副总兵官，此时又加援剿左将军，赐名永忠，封南安伯。其他大顺军将领也授官有差。
隆武帝这样做，一方面是对他们抗清的赞赏，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羁縻”，使之效命于南明。但实际上，多数大顺军部队在联明后仍不同程度地保持了独立地位。他们在很多场合下公然使用大顺政权时的头衔如光山伯刘体纯、淮侯刘国昌、岳侯刘世俊等，李过则不但藏着大顺留下的玉玺与“榆林制将军”银印，而且在奏疏中仍称李自成为“先帝”，称高氏为“太后”。他们在行动上往往“去止自任”[266]，“兵则听其屯聚，将则无所变更。彼其部曲依然，更假国威，又安能复钤制之哉？”[267]甚至连军装服制也沿大顺军之旧，因而民间有“白毡帽兵”之称。名义上，南明在大顺军各部中设有监军，但他们对军队的行动“不敢出一语”[268]，只起联络员的作用而毫无监督功能。到后来各部大都自选监军，视同幕僚，南明官吏往往把到农民军中任监军视为畏途，“惧其藉以加虐也”[269]。农民军还在一定程度上坚持反封建的斗争，如忠贞营驻扎广西南宁期间，“阖城绅士租禾无敢问者”[270]。
但同时也应看到，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农民军的独立性”对大顺军将士来说只是习惯而不是自觉意识。尤其是大顺军余部是在群龙无首的状况下联明的。他们与南明的联盟诚然很松散，但他们自己之间的关系也很松散，甚至更松散。“大顺军余部”作为统一的力量并不存在。从另一方面来说，南明朝廷之不能约束大顺军诸部犹如其不能约束那些跋扈的大小军阀一样，是这个政权腐败无能的表现。对此大顺军将士本身也是不满的，因此后来高一功曾痛切陈辞：“请身为诸将倡”，“括兵马归兵部，钱粮归户部，铨选归吏部，进止一听朝廷，诸帅不得以便宜专行”[271]。
由于大顺军余部联明后仍然四分五裂，各部的素质、战绩及与南明的关系也就呈现出复杂的状况。当时的大顺军余部主要包括：
（1）忠贞营，这是大顺军余部中最大的一股。其骨干为李过、高一功所率驻守陕北的大顺军后营。联明初期大顺军右营的袁宗第、刘体纯，左营的刘芳亮、刘希尧，前营的刘汝魁和大顺军中央直属部队的田见秀、张鼐、吴汝义等也曾一度合并于忠贞营，使它成为一支几乎包括全部大顺军主力的庞大军队。但不久以上诸人或独立成军，或反目出走，或投降清朝，使忠贞营又成为以原大顺军后营为主的部队。它与南明方面的堵胤锡关系较密切，而与其他各支大顺军余部都有不同程度的龃龉。除在南明后方广西曾驻扎一年半以外，它主要以川鄂边区（所谓“西山”或“夔东”）为活动基地。
（2）忠武营。包括马进忠、王进才、张光翠、牛万才四支部队。其中马进忠是明末农民军前期重要首领之一，绰号“混十万”，后来降明，成为左良玉部将。其他三人均为随李自成撤到湖广的大顺军中非嫡系部队：王进才原是革里眼贺一龙旧部，牛万才是马守应旧部，而张光翠是蔺养成的部将。他们都是崇祯十五年以后李自成兼并“革左五营”等其他农民军时才归附的，与“闯营”旧将有矛盾，“不为高（一功）、李（过）诸部所齿”[272]。在南明方面，他们先依何腾蛟，后依堵胤锡，不久又因与忠贞营的矛盾而和堵胤锡疏远。忠武营内部四家间亦常有不和，其联系比忠贞营内部更为松散。通常四家都各行其是，实际上是四支独立武装。他们主要活动于湖南西部。顺治三年忠贞营荆州战败和顺治六年忠贞营退入广西后，他们曾两度成为湖南抗清战争的主要力量。
（3）刘体纯、袁宗第、塔天宝率领的原大顺军右营，自顺治二年冬脱离忠贞营后也独立活动。顺治三年初这支部队一度分兵，刘体纯北上入陕，参加陕南贺珍等发动的抗清战争；袁宗第则南下澧州，与忠武营等活动于湘西。顺治五年刘、袁再度会师，次年败于清济尔哈朗军，退入川黔楚交界的土司地区。这支部队长期活动于敌后，没有到过南明后方地区，与小朝廷关系最为疏远，而与其他大顺军余部关系都不错，但在忠贞、忠武两营的矛盾中仍然偏向后者。
（4）郝摇旗部。郝原为驻湖北中部德安、沔阳一带大顺军白旺部的一名下级军官，在李自成溃退的混乱中掌握了一部分军队，由不知名的偏裨成为颇有实力的一军之主。李过、高一功等大顺军元臣宿将十分鄙视他。他“无所容，倾心附（何）腾蛟以自安”[273]，“遂甘心俯首焉”[274]，在顺治四年前一直是何腾蛟的“督标”亲军。顺治四年他退入广西，与南明官军一起参加保卫桂北的战斗，在桂林、柳州等南明统治区驻扎两年之久，与其他大顺军余部基本上没有联系。在此期间，他受到南明统治集团的排挤，与明将焦琏、留守瞿式耜、军阀陈友龙等多次发生冲突，终于决定离开南明统治区北上。直到顺治九年他进入夔东地区后，才与那里的大顺军余部恢复了合作。
此外，还有从忠贞营中分裂出来的淮侯刘国昌部活动于粤北，李常棠部活动于广东钦、廉沿海地区，等等。大顺军余部的涣散，严重妨碍了其作用的发挥，但是在中南抗清战场上他们仍是一支主要力量。正如瞿式耜所说：“今日朝廷所恃者，忠贞营耳！”[275]
湖广战局与荆州之败
大顺军联明后，湖广抗清战争很快形成高潮。顺治二年十一月一日（1645年12月18日），何腾蛟传檄出师，声言“四路进发，恢复武昌”[276]。但诸军多逗留不至，实际出动的只有堵胤锡随忠贞营西路进攻荆州，何腾蛟督官军马进忠、卢鼎、王允成等东路从岳州进攻武昌。
十一月间，忠贞营由松滋渡江，占领荆门、夷陵，包围荆州。城内清军“闭城月余不敢一出，以为偷息旦夕耳”[277]。在此声势下，大顺军降将冯养珠反正于荆门。江北寨堡首领如黄冈易道三、王光淑、景陵王启民、蕲水刘时叙、周从劻等原来已降清而不愿剃发者，此时皆起兵反清，原明将王斌也在房县起义响应李过。十二月，大顺军刘体纯部进占宜城，于十八日火烧樊城，围攻重镇襄阳。随后又进攻光化、均州、邓州，攻陷内乡。鄂豫一带原大顺军降将韩榴子、郝如海等纷纷重举义旗。义军猛攻邓州不克，挥师西进，破竹林关入陕，于顺治三年二三月间攻占山阳、商州，兵锋直指关中。刘体纯的用意显然是要与围攻西安的陕南大顺军贺珍部合力收复故地，可惜的是，贺珍等已于一个月前战败退走，西北清军主力定西大将军何洛会得以统率八旗兵扑向大顺军北伐部队。刘体纯部在商洛地区战败入山，后来到陕南与贺珍残部会合，继续坚持抗清斗争。
在刘体纯北伐的同时，包围江汉战略重镇荆州的忠贞营也于正月二十日（3月7日）向守敌发动总攻，连续12日“炮火蝟集攻城，日夜不休，城无完堵”[278]，至二月三日，“城且陷”。守敌陷于绝望，“男女号于陴”[279]。但就在这一天，忠贞营却“垂成而溃”，遭到了空前的惨败。
忠贞营战败的原因很多，如决战之际刘体纯分兵北上，影响了攻城实力。对清朝内部的剿抚之争估计失算，抱着侥幸心理，企图以“阳顺阴叛”的手段不战而“赚”得荆州，因而屯兵城外达两个月之久，迟迟不发起攻击，坐失战机。而此时清方主抚派已失势，坚决主剿的罗绣锦新任湖川总督后，不仅积极增援郑四维，还亲自到荆州督战。而勒克德浑的满蒙精锐则于上年十二月十八日自江宁星夜兼程，扑向湖广。但李过等对此茫无所知，毫无防备。而何腾蛟指挥的东路明军望风先逃，更直接导致了全局的瓦解。
原来，尽管此次战事由隆武政权号召，以何腾蛟为名义上的指挥，但清廷心知南明的抗清全依赖农民军，所以给勒克德浑的命令只是“剿除流寇余孽一只虎（李过）等”，并不把何腾蛟放在眼里。然而即使如此，从江宁到荆州要经过何腾蛟的防区，如果他能对来敌略加牵制，或者在败退时通报李过，局势便会大有不同。可是何腾蛟部将观望推诿，直到正月初二，他本人才到达集结地湘阴，半月后（十六日）才从岳州出师，此时忠贞营包围荆州已一月有余。当天明军一入长江，看见勒克德浑的船队，立即掉头南逃。何腾蛟等“相顾诧愕”，随之狂奔。官军逃到长沙犹“不肯驻足”，“马进忠往常德，王允成往湘潭，卢鼎往衡州，各择内地为偷安计，门庭置之不问矣”。这时何腾蛟才知道，“其实贝勒是往西湖袭扑一只虎，非来星沙者也”[280]。然而他在庆幸之余竟然也没想到把敌情向仍在江北作战的忠贞营通报。
结果，清军不费一矢便通过何腾蛟等拱手让出的防区，横渡洞庭，“轻骑潜抄”，突然袭击忠贞营设在江南公安县境内的老营，而李过等“竟不觉，尚尔攻城”。二月三日，荆州城外“大雾，赤心（李过）等蓐食帐中”，突然被清军两翼包抄，城内清军也趁势杀出。李过等万万想不到清军主力会突然从江南、从自己的后方扑来，直到哨兵报告时，他们还“不之信”！结果措手不及，在清军满、蒙、汉精锐的步骑水陆围攻中遭到毁灭性打击。刘芳亮在战斗中牺牲，“兵死者万数”，“其降者几数万，饥困荆州，捆载下石头城，死者十九，僵尸载道”[281]。李过等分头突围，向当阳、远安、南漳、襄阳、夷陵等地溃退，堵胤锡则丢下危难中的义军，逃回常德，途中堕马折臂，“呕血几死”[282]。勒克德浑分军四出，穷追农民军。曾在李自成死后被余部推戴为主的自成三弟李某[283]和昔日大顺军中位高权重的大帅田见秀、张鼎、吴汝义、李友等被清军巴布泰部追及于夷陵道口，竟率余众5000人向清军投降，并献出了大顺政权留下的玉玺，但清朝统治者并没有放过他们。四月间，多尔衮下令把这批“穷而来归，降叛反复者”5000多人全部处死[284]。
而李过、高一功、李来亨、马重禧（改名马腾云）、张能等率领部分义军也在当阳长坂、远安呼儿洞，以及房县、南漳的喜峰山、关王岭等地几次被清军追堵，“尝两三日不得一食”，[285]但他们艰苦奋战，终于在襄阳界上摆脱了追兵。清军“传其死，师乃归”[286]。李过等遂转至夔东山区，在那里重整旗鼓，图谋再起。
第二次荆州之战是这次抗清运动高潮中最关键的战役。李自成死后历尽艰辛集结起来的大顺军主力又一次遭到沉重打击，其损失之惨重在大顺军战史上只有李自成兵败长江可以相比，“自是忠贞营之精锐耗矣”[287]。大顺军余部从此已无力承担抗清运动所赋予他们的重任。而这次抗清运动高潮也因之急剧退落。荆州败后，江北的抗清武装次第失败，清军立即转为攻势，从荆州、岳州两路南进。虽然这年五六月间袁宗第在西路的草坪、何腾蛟在东路的潼溪获得小胜，暂时阻住了清军攻势。但数月之后，清军再度进攻，半年之内三湘尽失，粤东沦陷。清廷不动用满洲劲旅，仅靠孔有德、李成栋等几个汉将便把南明军从洞庭湖畔压到了广西一隅之地。
隆武、浙东政权的覆亡与闽浙赣诸省抗清斗争
在抗清民族运动兴起之际建立的隆武、浙东两个南明政权都以抗清为己任，在一定程度上也能与下层群众的抗清斗争相合作，“抚赤眉铜马之雄”[288]以御敌。隆武政权不仅在湖广实现了与大顺军的联合，而且在江西战场也采取类似政策。明末大帽山义军“隐田自占”，“山无赋税……不畏官府，百余年来官不能讨”[289]。清兵入赣，隆武属下的明永宁王朱由𣚅招其出山，这些义军与南明“有司抗礼而道路以目，莫可谁何”[290]，但在抗清事业上“遂与同事，提兵出湖东，复建昌，乘胜拔抚州及进贤县”[291]，“饶、信、抚、建群盗响应”[292]。另一支“峒贼”武装“四营头”也以“受抚不受约”为条件，与隆武政权的杨廷麟等合作保卫赣南[293]。鲁王政权也曾授“故大盗”陈万良、徐龙达总兵衔，不付一兵，令以其“故党”独成一军以攻清。
隆武政权除在湖广联合大顺军抗清外，还在江西抗击清军。弘光政权覆亡时，左良玉部将金声桓和大顺军叛将王得仁降清而据南昌，为清朝取江西。隆武方面吏部主事曾亨应、揭重熙起兵抚州；左庶子杨廷麟、左中允刘同升起兵赣州，联合赣南农民军奋起抗击。顺治二年内抚州、临江、建昌等地得而复失，争夺激烈，曾亨应与右佥都御史、陈泰来、永宁王朱由𣚅等均败死。清军沿赣江南下，连克峡江、袁州、吉安等城，杀明江西巡抚旷昭，南明的抵抗中心遂移到赣州。隆武帝改赣州为忠诚府，授守臣杨廷麟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又命万元吉为总督，入赣协守。杨、万坚守赣州一年多，立“忠诚社”，招集民兵2万余人，又联合四营头等农民军4万人，隆武帝又先后派广东、云南援军及广西俍兵（土司兵）数万支援赣州军民。于是原来兵单力薄的赣州成为隆武时期坚固的抗清据点。顺治二年九月至次年年初，明军以赣州为基地先后收复泰和、万安、峡江及吉安全府，声振一时。杨廷麟等并请隆武帝迁都赣州以图恢复。后来由于万元吉等军事上的一些失误和南明各军间的矛盾，形势再度恶化，吉安等城复陷于清。顺治三年四月，赣州被围。杨廷麟、万元吉率军民宁死不屈，一直坚守到隆武政权覆亡后，才以粮尽力竭于这年十月四日（11月10日）被清军攻破，杨、万以及五省督师郭维经、广东巡按姚奇胤等均自杀殉难。
与隆武政权相比，顺治二年下半年浙东鲁王政权面临的清军压力更大。平定江南的满洲八旗军在多铎回京后，由勒克德浑、博洛等率领，沿钱塘江与鲁王政权的方国安、王之仁等对峙。在江南人民反剃发斗争支援下，鲁王政权以浙东一隅之力居然能在一段时间内对清取攻势，所谓“义师初起，人人有直下黄龙之志”，“江上兵每日蓐食鸣鼓，登陆搏战”[294]。从顺治二年七月至顺治三年四月，浙东明军先后渡钱塘江收复过富阳、分水、于潜等县；渡杭州湾收复过澉浦；派陈万良、徐龙达等“大盗”潜袭崇德、桐乡等县，“横行内地十日”[295]，还于顺治二年十月，顺治三年三月、四月三次进攻杭州，虽为勒克德浑所败，但在当时情况下南明军队敢向八旗满军进攻，这本身已属难得。
但是，隆武、浙东政权仍然是明朝缙绅地主的政权，其腐朽习气之深与以前各帝并无二致，其灭亡的命运也就不可避免。
首先是诸王争位引起的内讧。隆武帝初立，便有靖江王朱亨嘉在桂林恃总兵杨国威军，自称监国，拒隆武诏，囚禁巡抚瞿式耜。后来两广总督丁魁楚遣将征讨，瞿式耜内应，朱亨嘉被捕杀。而唐、鲁交恶，隆武政权与浙东政权的冲突更是水火不相容。鲁王监国后，隆武帝颁诏浙东，浙东方面钱肃乐、朱大典主张承认隆武帝，鲁王改称皇太侄；而张国维为维护其开国元勋地位，坚决反对臣事隆武，结果他的主张占了上风。于是闽、浙势成水火。张煌言自请充使赴闽释双方之嫌，结果不得要领。隆武帝遣佥都御史陆清源带饷银十万犒浙东诸军，鲁王大将方国安竟杀死陆清源而夺其饷。浙东方面更派张煌言抽调抗清军队去防闽，还发敕封隆武政权的重臣郑芝龙兄弟为公，挖隆武帝的墙脚。隆武帝盛怒之下，也把浙东来使陈谦处死。于是双方仇恨越结越深，清朝得以坐收渔人之利了。
其次是闽、浙政权各自内部的纷争。弘光时那种阉党与东林之间的党争在隆武、鲁王时期已不复见，但朝臣、将领中仍然宗派林立、钩心斗角，尤其是军阀专权、拥兵自重的弊端比弘光时更严重。鲁王以方国安为全军统帅，他专横跋扈、排斥异己，导致诸将离心、纪律涣散，遂有江上之败。后来鲁王逃到福建重建政权时，又落入军阀郑彩的掌握中，重臣熊汝霖、郑遵谦皆被郑彩所杀，钱肃乐忧愤而死，连鲁王本人也被逼得几乎跳海自杀。而隆武帝更是始终为军阀郑芝龙等所左右。朝中一些正直的大臣如黄道周等不愿坐以待亡，要求出闽抗清，却为郑芝龙所制，无兵无饷。郑还散布流言，诬陷黄道周“外交诸藩”。黄道周愤而组成一支千余人的队伍，怀着传统士大夫的死国之志，率领这支毫无作战能力的小部队经江西进至皖南，结果在婺源被清军一举歼灭。黄道周被俘至南京，拒绝洪承畴等人的劝降，英勇就义。实际上，他的死可以说是被郑芝龙所逼的。为了摆脱受制于郑氏的状况，隆武帝一直有心移跸赣州或湖南，但始终未能实现，其原因除他本人优柔寡断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某些自专一方的要人出于私心不欢迎他前来。如何腾蛟“以便宜制楚，文武将吏皆出其门，不忍失权藉”[296]，因此暗令前往迎驾的郝摇旗“鹅行鸭步，迟迟不进”[297]，直至隆武帝败死汀州，“迎驾军”尚未出湖南境。号称忠臣的何腾蛟尚且如此，他人更不必言。如此一盘散沙的政权当然不是新兴的清王朝的对手。
顺治三年二月，清廷任命博洛为平南大将军，统兵征闽浙。五月二十五日（7月7日）趁天旱水浅，在富阳渡过钱塘江，三天后鲁王江上诸军皆溃。六月初二（7月14日），清军占领鲁王政权的首府绍兴。鲁王退守台州，不久乘船逃亡海上，鲁王的军事统帅方国安以及马士英等均降清。到八月初，唯一进行了认真抵抗的金华在被围月余后陷落，鲁王阁臣朱大典自焚死。接着清军又攻占了为隆武政权据有的衢州。三个月内，浙东八府全部陷落。鲁王从此长期漂泊海上，先后依靠郑彩、张名振、张煌言、郑成功等保护。其间虽然在顺治四年登陆占领福建三府一州二十七县，重建政权，但不久又为清军所败。顺治八年九月初二（1651年10月15日），鲁王政权最后的根据地舟山岛在经过12天的激烈抵抗之后被清军攻占，大学士张肯堂、明将阮进等文武大臣与鲁王宫眷皆遇难。鲁王与张名振等因出征崇明在外，得以幸免，遂往依郑成功。郑遥奉永历，侍鲁王“为寓公而已”[298]。顺治十年三月（1653年4月）鲁王自去监国号，浙东政权正式结束。
隆武帝的命运比鲁王更悲惨。顺治三年八月，博洛统率清军在平定浙江之后立即挥师南下，分兵两路经衢州、广信（今江西上饶）扑向福建。这时在隆武政权内掌握兵权的军阀郑芝龙一方面对隆武帝杀陈谦以及企图移跸内地深为不满；一方面也看到清朝势盛，早已暗中准备投降。清朝方面的洪承畴也利用与郑的同乡关系派人来拉拢。于是郑芝龙私下许诺清朝“遇官兵撤官兵，遇水师撤水师”。到清军兵临福建的门户、天险仙霞岭时，郑芝龙的部将施福果然弃关不守。清军从容过仙霞关，八闽望风瓦解。郑芝龙把福京库藏劫掠一空，遁回家乡南安，后来在那里向清军投降。隆武帝闻清军入闽，从延平向西逃走，但他没有料到各府县瓦解得这么快，仍带着大量书籍上路，走得很慢。八月二十八日（10月6日）才到达汀州，便为清军追骑捕获，押回福州处死[299]。
当闽浙崩溃的前夕，双方一些官员感到了鹬蚌相争的悲剧，开始合作抗清。如浙东政权的永丰伯张鹏翼与隆武政权的金衢巡按王景亮合守衢州，所谓“诸臣皆仕于闽而兼臣于鲁也”[300]。闽浙沦没后，双方残余力量在海上的合作进一步加强，如隆武重臣张肯堂辅佐鲁王于舟山、鲁王名臣张煌言与唐王遗臣郑成功联军于沿海等。从而使沿海抗清运动能延续20年之久，给清朝以一定的威胁。
闽浙内地的抗清义师在沦陷后也活跃一时。其中缙绅领导的义师以王翊的四明山寨最为有名。余姚生员王翊，鲁王时起乡兵从军，授兵部职方主事。浙东瓦解后他在四明山区的大兰山结寨抗清，曾攻破上虞、新昌等县，坚持四年之久，直到顺治八年才最后失败。浙南、福建的义军则多从明末的民变武装转化而来，明清均称之为“山寇”。如浙南括苍山、仙霞岭地区的“山寇”何兆龙起于明末，顺治七年冬清朝总督陈锦奏称：他“啸聚数万，自鼎革后从未归化……延袤千余里悉被蹂躏，而温州所属尤甚。故地方虽入我版图，其实城郭之外皆系诸贼分割征粮，民非我民而土非我土，以山为巢，以海为援”[301]，其斗争规模远比大兰山寨要大得多。鲁王势力顺治四年在福建一度再起，这些武装实起了很大作用。当时“福州城外营头千种，皆禀监国鲁王令，农夫渔翁，俱认都督，衣穿袄袯，腰系印绶。至村妇化僧，亦授职衔掌兵，城中饿夫逃出者悉隶其籍”[302]。当时的“山”（明末民变武装）“海”（唐王、鲁王的海上残部）同盟，是下层群众与抗清派缙绅统治者在闽浙一带合作抗清的特殊形式。所谓“山寇海氛……呼吸相应。山海合为一气，遂至扑灭为难”[303]。“山海并发，四面蜂起”“阖郡乡村百姓，剪辫蓄发，乌合从叛”“贼众我寡，愈杀愈多”[304]，沉重打击了清朝的统治。
全国抗清民族运动的第一次高潮及其消退
为期仅一年有余的隆武政权，在清初全国的抗清运动中具有突出的地位。尤其是顺治二年秋至顺治三年春的半年内，忠贞营围攻荆州，大顺军右营围攻襄阳、北伐陕西，贺珍、孙守法会攻西安，江南反剃发斗争尚在延续。而鲁王江上之师屡攻杭州、唐王赣南之师也反攻赣中，连克吉安、抚州、建昌诸名城。再加上华北与山东义军的抗清斗争，形成了抗清运动的第一次高潮。它持续时间虽短，却是清军入关后闪电式推进的终结，是抗清力量在全国战略局势中第一次采取攻势。它显示了人民群众与统治阶级抗清派联盟后的力量。
但清朝充分利用了抗清阵营的弱点，发挥其出色的战争艺术，用汉军维持各地局势，而把精锐善战的满洲八旗骑兵集中起来，作为机动打击的力量，及时投放于最关键的战场。结果豪格、何洛会大捷于西北，勒克德浑大捷于湖广，其他战场的命运也就决定了。
三、永历政权与抗清运动的第二次高潮
永历政权的建立及其初期的危机
隆武帝遇害后，两广的南明诸臣总督丁魁楚、巡抚瞿式耜、巡按王化澄等拥立万历帝的孙子桂王朱由榔，于顺治三年十月十四日（1646年11月20日）监国于广东肇庆，十一月十八日（12月24日）称帝，改明年为永历元年。
永历帝生性庸懦，其嫡母王氏也说他“非拨乱之才”[305]。他即位时正当抗清高潮退落，清军从长江流域向珠江流域进逼；大顺军余部自荆州大败后已难有大的作为；明军更加兵乏饷匮；朝廷威望更加低落，骄兵悍将愈发跋扈；朝政也更加混乱，内批、廷杖、宠信宦官以及朋党之争等明末积弊在隆武时期有所改变，永历即位后又死灰复燃。永历政权初建时所控制的领土已缩小到只有广西、云南和贵州三省以及湖广、广东之一部，其中除湖广、广东的残存州县外大都是边远贫瘠的少数民族聚居省份，而且多已被大小军阀割据自专。永历朝廷是如此虚弱，以至于清朝曾认为它已不值得满洲贵族去劳神攻打了。与隆武时期满蒙铁骑在浙闽、湖广、陕甘、山东四处奔袭形成鲜明对比，在永历初期清朝有近二年之久没有动用满蒙精锐，只派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沈永忠等“三王一公”和李成栋这批汉将汉军，便把永历君臣几乎逼到绝境。
面对如此严重的危局，永历朝廷仍然以内讧为能事。当桂王刚被拥立时，以前隆武朝大学士苏观生为首的另一批官僚“欲与共推戴事”[306]而被丁魁楚拒绝，遂另立隆武帝之弟唐王朱聿于广州，并抢在永历之前于十一月五日称帝，改元绍武。永历帝派军讨伐，于是一年前闽浙相争的闹剧以更血腥的形式重演于南粤。结果，永历帝总督林佳鼎大败于三山口，一军尽歼，肇庆大震。正当桂、唐两家火并之时，清军李成栋部已打进广州。绍武帝和苏观生自杀，40天皇帝梦灰飞烟灭。永历帝也吓得西逃梧州，成立才两个月的小朝廷便踏上了逃亡的路程。
顺治四年正月十六日（1647年2月20日）李成栋再陷肇庆，永历帝又从梧州经平乐逃往桂林。清军西上追击，势如破竹，高、雷、廉三府同日并陷，梧州也于二十九日被清军占领。永历诸臣作鸟兽散，丁魁楚走岑溪，王化澄走浔州，李永茂、晏日曙走博白，只有瞿式耜随永历帝到达桂林。丁魁楚因资财太多走不快，被李成栋追上杀死，搜刮来的金子84万两都落到李的手中。清军一直追击永历帝到平乐，只因这时明都御史张家玉和兵科给事中陈邦彦起兵于东莞、顺德，威胁广州，李成栋率部回救，永历帝才得以在桂林喘了口气。但他仍觉不安全，二月十五日又由桂林北走全州，说是要“亲征入楚”[307]！三月间，清军一支小部队进攻桂林，瞿式耜督部将焦琏将其击退，清军死伤数百人，南明称为“奇捷”“南渡以来武功第一”[308]。人们都认为永历帝应该还驻桂林了，岂意他反而于四月间被军阀刘承胤挟持北走湖南武冈去了。于是改武冈为奉天府，封刘承胤安国公，以为偷安计。刘承胤把永历帝当傀儡，专擅朝政，甚至企图谋杀何腾蛟，永历帝在武冈实际上处于软禁之中。
三个月来，永历帝被李成栋追赶着从肇庆一直北逃到武冈，可是北面也不太平。就在李成栋攻入广西时，孔有德等率清军从岳州攻入湖南。三个月内湖南明军全线崩溃，湘阴、长沙、衡山、衡州、永州、常德等重镇相继失守。明将董英、王允成投降，黄朝宣降后被杀。到六月间清军已从北面打到广西的大门口。而此时南面的危局却有所缓和。瞿式耜、焦琏于五月二十五日再次在桂林击败来犯清军[309]。并乘李成栋在广东同义军作战、清军东调之机收复了阳朔、平乐、梧州等地。这样，永历帝又要向南逃跑了。
这年八月，孔有德军进逼武冈，刘承胤投降。永历帝险些被他作为献给清朝的礼物，幸有人报信才得以逃脱。刘承胤一直追击到古泥（今广西三江县），永历太子及宫眷臣僚多人被俘。永历帝本人徒步出奔30里，两日不食，宫眷狼狈泥淖中，饥无人色。十月一日，永历逃到柳州，十日又奔象州。不久又要南逃南宁，道阻不果。但他仍命大臣王化澄、吴贞毓等护送三宫从小道往南宁以为狡兔之窟，自己只带着马吉翔等几名宠臣于十二月三日回桂林。
此前，清军在扫荡了湖南后已进入桂北，耿仲明、佟养和与降将董英围攻全州。而南明方面何腾蛟及郝摇旗、卢鼎、胡一清、赵印选等从湖南退保桂林，会合原有焦琏一军，力量增强，遂于十一月十三日进援全州，击败围城清军，歼敌数千，耿仲明等退屯60里外的黄沙镇。这就是所谓全州大捷。[310]在北线危局稍缓之际，南线广东方面的清军却再陷梧州，明将陈邦傅逃走。因此永历帝才又北奔桂林，但是不久北线局势再度恶化。在全州之捷中立首功[311]的郝摇旗因受到排挤，与焦琏发生矛盾，又与瞿式耜支持的水东十八寨团练发生冲突。清军趁南明诸军不和，再次南下，十二月十七日取全州，顺治五年二月又攻下兴安，南明诸军不战而走，致使郝摇旗派驻兴安的部队被歼。郝摇旗大愤，于二十二日在桂林哗变。此时永历帝听说清军南下，又要逃走，郝摇旗遂与之同行。[312]郝有意奉永历帝于军中以自重，并借以与南明诸军阀抗衡，但永历帝却不愿接受大顺军余部的“护驾”，竟在雒容（今广西鹿寨县）甩掉郝摇旗径奔南宁去了[313]。
总计永历帝自顺治三年冬至五年春，17个月间逃遍粤桂楚3省，行程近6000里，其中除在武冈4个月、在桂林两个月外，其余各地都只待了月余乃至几天。在清军由广东、湖广南北夹攻广西的情况下，他是南面吃紧则奔北，北面吃紧则奔南。随着两路清军的进展，他逃跑的余地是越来越小了。然而这时国内形势突变，小朝廷于山穷水尽之中又出现了生机。
降将“反正”与抗清高潮的复起
清朝能够在短期内取得从山海关直到北部湾的广大国土，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汉族统治者拥清派的支持。但清朝内部满汉民族矛盾仍然存在，而这种矛盾又与降清派的争宠紧密相关。争宠中的得逞者往往利用清廷对汉臣的戒心来整自己的对手，而失意者则在抗清运动的影响下往往产生故国之思以及投机心理。顺治五年的“反正”之风就是这样发生的。
率先“反正”的金声桓，原是左良玉的部将，弘光政权覆没时降清，并请“收江西郡邑以自效”。大顺军叛将王得仁与其深相结交，所部原是久历战阵的大顺军精锐，战斗力较强。金、王二人沆瀣一气，为清朝平定江西，残酷镇压各地的抗清武装。尤其是赣州之役，摧毁了南明苦心经营的抗清基地忠诚府，万元吉、杨廷麟以下上万的官绅军民死于金、王的屠刀下，沉重打击了抗清势力，为清朝立下了汗马功劳。
但是，清廷先后派驻江西的封疆大吏孙之、章于天都倚仗朝廷的宠信，对这两位草莽武夫很是傲慢，双方关系紧张。在孙、章的影响下，清廷只授予金声桓提督总兵官，“仍（明朝）旧衔耳”[314]，这使企望改换门庭大捞一把的金声桓大失所望。王得仁只得到参将衔，尤为怨恨。失意之余，遂生归明之念。他们暗自穿戴明朝衣冠，在府中上演郭子仪、韩世忠的剧目。一些明朝遗臣也与他们来往密切，劝其反清。巡抚章于天有所觉察，一面上奏朝廷，一面乘机勒索。金、王愤怒，“反正”之志遂决。
顺治五年正月二十六日（1648年2月20日），金、王起兵杀巡按董学成，追擒巡抚章于天，反清归明。“警报至江宁，守臣皆震恐失色，江南北人心岌岌可动”[315]，由此引发了一系列降将“反正”事件：
广东提督李成栋，原为高杰部将，降清后镇压江南反剃发斗争，出征浙闽，俘绍武，追永历，从苏南一直打到广西。他原以为清廷会封他两广总督，然而清廷却把这个要职给了没什么战功而出身与清室关系密切的辽东佟氏家族成员佟养甲。李成栋遂生怨心，其养子李元胤与降臣袁彭年也劝他归明。于是他继金声桓之后，于四月十日（5月2日）据广东“反正”，为其挟持的佟养甲也被迫附从。
同月，清辰常道戴国士、黎靖总兵陈友龙以沅州、靖州、黎平“反正”归明，并进据武冈、宝庆等地。于是湘西大片领土复归南明。
这年冬，“反正”之风刮到北方。大同总兵姜瓖于十二月三日举兵反清，晋北、晋中一带望风降附。原清朝青州道韩昭宣、华州乡绅虞胤、平陆乡绅李虞夔也在晋南平阳、蒲州、运城一带起兵响应，山西全境大半为抗清势力所控制。姜瓖自称大将军，虞胤自称六省总督，姜建勋据汾州自称巡抚，用永历年号。与此同时，清朝在陕北的驻军也纷纷倒戈，王永强起于榆林，杀清延绥巡抚王正志；刘登楼反于延安，杀清靖边道夏时芳。陕北全部为“反正”军所据。王永强称招抚大将军，进兵关中，攻至富平、蒲城等县，西安震动。刘登楼称总督，西征宁夏、陇东，兵逼灵州。蒙古酋长札穆素也据贺兰山响应陕北反清势力。在此之前，清军中的回民将领、甘州副将米喇印与丁国栋、黑承先等于顺治五年三月在甘州起兵“响应东南”[316]，杀清甘肃巡抚张文衡、总兵刘良臣等，甘肃各地各族群众纷起响应，米喇印军很快控制了河西走廊与甘肃中部，一直打到巩昌，“众十万，号百万，关辅大震”[317]。他们奉明宗室延长王朱识，打出反清复明旗帜，直到顺治六年十一月才最后失败。这样，在顺治五、六年间，东起五台山、西至嘉峪关的北方高原大都曾被自清朝营垒中“反正”出来的力量所占领。
除了已成事实的“反正”外，当时还有不少被清朝挫败的“反正”密谋。刘泽清顺治五年在京潜通山东义军“反正”未遂一案即为典型，在这种形势下关于“反正”的传闻纷纷而出，南明方面甚至纷传吴三桂等亦将“反正”。而一些忠于清朝的要员也有意放出“反正”空气以愚弄、麻痹南明，如清朝湖广总督罗绣锦等便借与南明商议“反正”为缓兵之计。
在已“反正”的诸人中，不乏纯属政治投机而毫无民族立场可言的野心家。如辰常道戴国士本南昌举人，降清后“诋本（明）朝、搜求（反清）绅士特甚”，金声桓起事后，“其家人到沅，知反正事”，遂回署“坐堂上，取帽视良久，曰：‘冠此何为？取乌纱来！’”他“反正”后在永历朝中大肆钻营，先想掌翰林院，后又求为兵部尚书。及至金声桓败亡，他又再次降清，“更缚解（明）督学冯珖以为贽”[318]。当然，“反正”者中也有像米喇印那样具有明显民族意识、反抗清朝压迫的志士。至于主要的“反正”者如金声桓、李成栋等，一方面确有个人野心与官场私怨；另一方面也不能否认他们受到当时高涨的抗清民族情绪的感染。否则便难以理解他们何以在永历政权极为窘迫的情况下“反正”来归。当时，反清的人民起义已不能独立地掀起高潮，但他们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仍有很大政治影响。例如直到顺治五年，广东仍“义兵四起，征战无虚日，虽广肇属县，日为对垒”[319]，这对李成栋的归明起了很大作用。姜瓖的“反正”更是如此，史称“姜瓖部下多骁勇，久蓄异志，及见交山乱，愈心动思逞”[320]，姜瓖自己也说：“大同兵民忿怨不胜，胁臣起事”，“众心反侧，不肯轻放臣出”。可见尽管“反正”诸人或出于个人动机，但在民族矛盾尖锐的当时他们的行动客观上顺应了抗清民族运动的需要。
农民军与南明在逆境中坚持抗清，为“反正”之风创造了条件，而“反正”又反过来促成抗清运动的又一次高潮。金声桓“反正”后，孔有德等“三王”军队被迫退出桂北、湖南，堵胤锡统率的忠武营与大顺军右营刘体纯、袁宗第部乘势从湘西土司地区出山反攻。顺治五年四月底，王进才克桃源，袁宗第克澧州，马进忠、张光翠与杨国栋三营攻占常德，连同陈友龙等“反正”后归附的地区，湖南洞庭湖以西除辰州孤城外都复为明有。五月间，长沙清守将徐勇遣军反扑常德，在龙阳牛皮滩为马进忠所败。六月，清偏沅巡抚、梅勒章京金廷献率八旗汉军自荆州南攻常德，又为忠武营大败于麻河、“斩首七千余级”，[321]清将拜他拉布勒哈番董廷伯、宗尚勇、马汝弼、牛录章京高捷等多人被杀。南明方面获得“数年未有之奇捷”。
李过、高一功率领的忠贞营自荆州大败后在西山经过两年多的休整，元气有所恢复，也在这年六月对湖北清军展开攻势，于七月一日攻占鄂西重镇夷陵，并进军荆门、远安、当阳，在远安击毙清将吕腾蛟，在当阳大败清郧襄抚标军队。十月六日，忠贞营渡长江进入湖南，与刘体纯等会合于澧州，“人马约三日三夜未停”[322]，军势很盛。十月下旬，忠贞营自常德东进，连克龙阳、益阳、湘潭、湘乡、衡山、宁乡等城，并于十一月十一日起围攻长沙。
广西方面的明军由何腾蛟统率，在孔有德北退后于五月收复全州，进入湖广。但此后进展极慢，围攻永州数月不能下，直至十一月一日才因守军哗变而攻克。此时忠贞营已进至衡山，衡州清军南北受敌，不战自溃。于是何腾蛟也于是月到达长沙城下。至此，除长沙至岳州一线及辰州一点外，湖南全境都已收复。
此时南明军在四川也取得了进展。先是，顺治三年大西政权覆灭后，四川成了各军阀、土豪混战的场所。清军乘机进取，从川北占领重庆及川中、川东各地，南进至遵义。永历政权成立后，把四川各军阀合并为与忠贞、忠武并列的“忠开营”，并派宗室朱容藩为兵部侍郎、佥都御史、经略四川。朱容藩入川后，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四川明军的无政府状态，以永历朝的名义把李占春、于大海、袁韬、谭弘、谭谊、谭文、王光兴以及姚黄诸家维系起来，增强了抗清能力。顺治四年夏，清军由重庆东下，企图打通长江，联络川楚。朱容藩督李占春、于大海及姚黄诸家军于七月十一日迎战于忠州湖滩，大败清将卢光祖，十月十五日又率以上各部会同袁韬、王祥军攻占重庆，清将柏永馥败奔保宁。这样到顺治五年，除保宁一隅外，全川尽入永历朝版图。
由“反正”引起的第二次抗清高潮，在顺治五年年终时，永历政权先后控制了广东、广西、贵州全省，四川、湖南、江西的绝大部分。北方还有大片土地被“反正”力量控制，山东榆园军的活动也达到最大规模。山西的虞胤等部奉永历年号，使小朝廷的影响首次达到黄河以北。反清复明不仅是汉族各阶层抗清力量普遍接受的口号，而且也被米喇印、札穆素等回、蒙各族起义军所接受。清朝的统治再次面临严重挑战。
第二次抗清高潮的衰落与永历帝入黔
面对风起云涌的抗清浪潮，清廷以坚定的态度，再次出动满蒙八旗精锐予以镇压。顺治五年四月，多尔衮命其亲信固山额真谭泰为征南大将军，固山额真何洛会副之，统正黄、镶白两旗满洲军和大批汉军开到江西，收拾金声桓、李成栋。次月，又以贝子屯齐为平西大将军，与宗室固山额真韩岱统率满洲及外藩蒙古兵，进攻米喇印领导的回民军[323]。九月，又命郑亲王济尔哈朗为定远大将军，率顺承郡王勒克德浑、固山额真阿济格尼堪等统率满洲精锐，先扑灭山东榆园军，再前往湖广对付何腾蛟、堵胤锡领导的明军与大顺军余部。后来又命英亲王阿济格在济尔哈朗南下后继续镇压榆园军。十二月又改命阿济格为平西大将军围攻大同姜瓖所部，敬谨郡王尼堪、端重郡王博洛、礼亲王满达海、郡王瓦克达以及屯齐、韩岱也先后赴援山西，最后多尔衮本人也亲自出马，坐镇雁北督战。一度休兵就藩的吴三桂也被再次调赴前线，与多尔衮的侍卫汉军统帅李国翰一起镇压陕北的“反正”军。总之，顺治五、六年间，清朝能出动的满洲军队几乎倾巢出动，能上阵的元勋宿将也几乎都披挂上阵，包括多尔衮入关后唯一的一次出征。
清朝如此全力以赴，而反清阵营依然涣散如故，而且矛盾丛生。首先是“反正”诸将为保全实力，据地自雄，不愿远征，战略上十分保守。金声桓起兵攻下九江后，人多认为他应顺江而下，攻占江南要害之区。但他毫无远略，又为罗绣锦放出的“反正”空气所惑，置长江于不顾而屯兵赣州城下70余日，结果谭泰大军开到，金声桓只有困守南昌，坐以待毙了。当南昌被围时，永历政权催李成栋率军北援，而李成栋兵至梅关，即观望不前。结果南昌被围八个多月，粮尽援绝，于顺治六年正月十九日（1649年3月1日）被清军攻破，金声桓自杀，王得仁被俘斩。谭泰迅即移师南下，把李成栋所率援军包围在赣南信丰。二月二十六日（4月7日）李成栋在溃逃中因甲重堕马溺死，余众由杜永和率领退回广东。北方的姜瓖在起兵次日就被阿济格围困在大同城内。当时山西全境大半已为反清军控制，姜瓖不与他们作内外夹击的进取之计，又不断然拒绝清朝招降，在讨价还价中坐困孤城，结果到这年八月二十八日（10月4日）城中内变，杨振威等袭杀姜瓖，投降清军。大同军民除杨振威等所属600余人外都惨遭屠杀。山西各地被清军次第平定。甘肃回民军与陕北王永强、刘登楼也于是年失败，山东榆园军的活动转入低潮，北方的抗清高潮退落了。
在“反正”军相继败亡、北方义军迭遭大挫的同时，小朝廷的内讧再度加剧。四川方面，朱容藩在忠州、重庆之捷后自恃势力已成，竟在夔州自称楚王，后改吴王、监国天下兵马大元帅，改忠州为大定府，置行台，封授六部侯伯等官爵。永历朝廷对此最初的反应只是“诏以大将军与之，去监国”[324]，但四川督师吕大器等却以私怨蓄意把事情闹大，不待“讨逆诏”下便与朱容藩打了起来[325]。战争从顺治五年秋断续至六年七月，最后朱容藩众叛亲离，败死云阳。在“朱容藩之乱”的同时，李占春攻袁韬，王祥袭李占春，李乾德杀杨展，李占春、于大海又起兵为杨展报仇，纷纷仇杀，四川人民饱受蹂躏。而清军乘势再次扩地，到顺治七年又占领了全川之大半。
湖广方面，何腾蛟、堵胤锡的矛盾虽未致萧墙之祸，也使湖广抗清功败垂成。原来，何腾蛟招忠武营马进忠等，而堵胤锡则依忠贞营自重。荆州败后忠贞营入西山，堵胤锡又往湘西依长沙退下来的忠武营。顺治五年的反攻中，何腾蛟受阻永州数月，忠武营却攻取了大半个湖南，于是堵胤锡令马进忠“出复长沙，以辱腾蛟”[326]，声言：“督师失之，我为复之，不亦善乎？”[327]但马进忠因与何腾蛟的旧谊和保存实力的考虑拒不从命。于是堵胤锡便请忠贞营来湖南。在这之前，何腾蛟与马进忠也曾要求忠贞营支援湖南战场，[328]但忠贞营来了之后，何、马却狐疑起来，认为忠贞营是堵胤锡请来与己为难的。于是马进忠焚掠常德，与忠武诸营皆退走湘西，致使湖南州县千里一空。忠贞营大愤，决心独立恢复湖南，从十一月十一日至十六日猛烈围攻长沙，清军守将徐勇中箭，城墙崩塌，守臣哀鸣：“虽良、平复起，韩、白更生，不能措手矣！本院呼天抢地，无可奈何”[329]。就在长沙城陷在即、清军陷入绝境之际，何腾蛟赶到前线与堵胤锡争功，声称“湖南郡邑在吾掌握中”，强令忠贞营撤出战斗，前往江西去援救金声桓。忠贞营为顾全大局，撤围东去。而何腾蛟倚恃的军队却畏葸不至。清军得知，发兵突袭湘潭，孤家寡人的何腾蛟被俘死难，湖南抗清战局急剧恶化。不久济尔哈朗所率八旗精锐开进湖南，在湘南击溃忠贞营，迫其退入广西，在湘西击溃忠武营与刘体纯、郝摇旗诸部，迫其退入土司地区。整个湖广又重为清有。
随着前线将帅钩心斗角，永历朝廷中的党争也愈演愈烈。李成栋“反正”后，迎永历帝还跸肇庆，把持朝政。朝中以丁时魁、蒙正发、刘湘客、金堡、袁彭年等“五虎”组成的“楚党”依恃李氏庇护，权势颇张。李成栋死后，清军进攻广东，永历帝又从肇庆逃到梧州，落入广西军阀陈邦傅的势力范围，由陈所支持的“吴党”朱天麟、吴贞毓等因而得势，攻倒“五虎”。但这时李成栋义子李元胤仍拥有重兵，楚党因之仍有一定影响。吴党看到入驻广西的忠贞营尽管新遭挫败，实力仍强于地方军阀，便多方拉拢，“郊迎四十里”者有之，献女结好者有之[330]，极力鼓动忠贞营入朝“除君侧奸”，或与支持楚党的李元胤、瞿式耜火并，“夺桂、平、肇、广”[331]。忠贞营虽然受到过楚党的刁难与排挤，又与吴党中的堵胤锡等人关系较好，但他们生性耿直，对朝臣结党营私和军阀跋扈称雄的腐败状况极为不满。顺治七年五月，忠贞营首领高一功、党守素到梧州面见永历帝，在朝中谴责诸臣“徇私植党”[332]，“外忘压境之仇，内残所恃之地，殊非计也”[333]，并要求他们“和衷为国”[334]，“化异为同，不必挟私报怨”[335]，要求朝廷采取措施改变军阀割据、将帅专横的局面。高一功既斥责了吴党，也抨击了楚党，“东击西攻”“怒形于色”[336]，群臣“皆俯首汗出不能语”[337]。但麻木不仁的官僚们依然无所反省，朝政腐败如故，高一功等深感失望。
忠贞营入驻广西一年半，因不服水土，疫疾流行，李过、田虎、张能、刘世俊等领导人相继病逝，部队减员严重，加上由于内部不和与官僚们的挑唆连续发生两次严重分裂，实力大为削弱，又因不附朋党多次受到军阀们的挑衅。高一功等对永历朝廷失望之余，决计离开广西，自谋发展。顺治七年十一月底，忠贞营余部从南宁北上，经白山、罗城、融县、保靖等地，在顺治九年回到夔东地区。
忠贞营离桂后，永历政权的状况急剧恶化。顺治七年十一月间，清平南王尚可喜在十个月的围攻后占领广州；定南王孔有德长驱入严关，陷桂林，明军如鸟兽散。南明大学士瞿式耜、总督张同敞被俘，孔有德劝降不从，被囚禁40余日后慷慨就义。永历帝逃往南宁，从者零落，“饥冻无人色”[338]。次年春，清军攻陷柳州、梧州。南明军阀庆国公陈邦傅于九月谋杀宣国公焦琏，以浔州降清，永历政权的武装力量至此基本消灭。永历帝逃出南宁，几乎被清军追获，在山穷水尽后，终于不得不接受大西军的保护，经数月跋涉，于顺治九年二月六日（1652年3月15日）到达贵州安龙，开始了他政治难民的生涯。
四、孙可望“国主”政权与抗清运动第三次高潮
“国主”政权的建立与“胁改秦封”
顺治八年九月，永历帝逃离南宁，领土、军民扫地以尽，鲁监国失陷舟山，文武、宫眷同时殉难。南明东西二主同时成了难民，一依郑成功漂泊海上，一附孙可望困居安龙，抗清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以大顺军联明抗清为标志的第一次抗清浪潮和以降将“反正”为标志的第二次抗清浪潮过去了，内地的反清缙绅与农民军迭经大挫，已无力再掀高潮，抗清的重担，主要落在崛起于西南一隅的大西军余部身上。
大西军余部领导人孙可望，是张献忠四个义子即孙可望、刘文秀、李定园、艾能奇“四将军”中的年长者，他不仅参加义军最早，成名也最早，而且有文化，大西军中的外国人曾形容他“博学、谨慎、勇敢、待人和蔼可亲”[339]，“幼年英俊，知识出众，颇有能为，亦得民心”[340]，因而深为张献忠器重，早在入川前已是“威亚于献忠”的第二号领袖。四川立国时，他被授予柱国太师、兵部尚书、监军、节制天下文武、平东将军的崇衔，四将军中的其他三人“皆为之下”[341]。张献忠称帝，改可望名曰张化龙，并在出征时命他监国[342]。不少史籍记载说张献忠败亡前已正式立他为继承人并予以宣布[343]，看来并非虚语。军队的统一要靠权威，人数比大顺军余部少得多的大西军余部之所以没有像前者在李自成死后那样陷入群龙无首的涣散状态，之所以能在比前者所面临的更为险恶的形势下生存下来并重新崛起，创立了比大顺军余部及大西军据川时期更辉煌的业绩，这不能说与孙可望的威望、才干及其领导权的确立无关。
顺治三年冬西充大败、张献忠阵亡后，孙可望率余部突围南走。当时后有清军左勷、柏永馥部紧迫，前有明曾英、王祥等军凭渠江、嘉陵江、长江、乌江天险阻截。大西军在危局中英勇奋战，于十二月间击毙曾英，占领重庆，渡江南下，初步脱离险境。当月二十七日攻克綦江，整训数日，孙可望等总结了四川失败的教训，处死了怂恿张献忠滥施镇压的大西丞相汪兆龄，整编部队，安定军心，申严纪律，号召全军继承张献忠的遗志，“为天下除残去暴，开万世不拔之基”[344]。一时全军“欢声满营”，失败后的沮丧一扫而空，又成为一支充满信心的精锐之师。
整训后，大西军继续南下，击溃军阀王祥，于顺治四年正月十二日（1647年2月16日）占领遵义。“可望所过，民皆安堵”，人民壶浆载道，“远迎十里”。[345]在遵义，孙可望见军心已固，开始调整全国战略，放弃綦江整训时提出的“共扶幼主（虚构的张献忠之子）”口号，加强联明抗清的宣传，[346]到二月间便在黔南的定番宣布“扶明讨逆”，放弃大西国号。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各复本姓，但仍保留平东、安西、抚南、定北四将军的称呼和全部大西官制[347]，并在盟誓中宣布“尊可望，受约束”[348]。然而这种转变只是就全国形势而提出的总方针，当时云贵统治者尚未感到清军的威胁，对大西军敌视如故，在此后一个时期内，农民军与缙绅地主、大西余部与南明间的战争并未停止。大西军在贵州两个月，一直与“官军”及缙绅地主的乡兵团练频繁作战。南明的贵州布政使唐勋、按察使张耀、贵州都司都指挥使陈瑞征等大批官绅在战争中被镇压，巡按胡峵在大西军入贵阳时自杀，只有巡抚米寿图逃走。
到三月中旬，农民军已占领了包括贵阳、镇远、定番、安南卫等在内的贵州大部地区，准备“入黔固守”[349]，在贵州建立根据地。但这时云南事变消息传来，孙可望当机立断，弃黔入滇，开始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明代的云南为多民族聚居区，经济、政治、社会结构复杂，不仅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土官与流官之间、各土官之间矛盾不断。甚至在代表明王朝的汉族政权内部，也存在着其他省份罕见的体制性冲突——即不仅是个人性的官场倾轧，而且还有“诸侯”制与官僚制并存造成的冲突。
我们知道明初因为藩王拥兵造成“靖难之变”的大祸后，永乐帝在全国层面革除了藩阀拥兵之制，但云南却是例外：由于边疆的特殊性，全国唯一的一家拥有军政大权的世袭勋贵——世镇云南的黔宁王—黔国公沐氏家族在永乐以后继续存在。云南既为朝廷行省，又是沐氏领地。沐氏为维护其领主权益，在有明一代与代表中央集权的云南抚、按、三司衙门经常冲突。明末国势日衰，这种冲突也逐渐发展以致失控。
早在天启年间，刚袭爵的黔国公沐启元就与云南巡按金瑊闹翻，一度濒临兵变：
黔国公沐昌祚卒，子启元嗣爵。邑诸生往祭其父，中门启，一生翘首内望，门吏杖箠通捶，用棒打之。多士怒，亦箠其人，反为众桀奴所伤，遂诉于直指金公。公讳瑊，将逮诸奴，奴耸启元先疏诬多士。事下御史，金逮奴如故。启元益嗔，征兵祭纛，环直指门，发巨炮恐之，金不为动。沐遂掠多士数十人，毒痛之，囊其首于木。金戒多士毋与争，急疏闻。下黔督张鹤鸣勘，张奏以实。时魏珰专政，下调停旨，而启元愈猖狂不可制。母宋夫人惧斩世绪，泣三日，以毒进，启元陨，事乃解。宋夫人疏请，孙稚未胜爵服，乞权署名，俟长赐袭。会今上登极，怜之，辄赐敕实授。即今嗣公沐天波，时仅岁一周支也。[350]
沐天波幼龄袭爵，成年后也是少爷脾气。这时适逢“甲申之变”，朝廷权威削弱，父辈的冲突再次激化。顺治二年，沐府又因“索饷公帑”与云南地方政府发生冲突，沐天波并派家丁公然查封三司府库，劫夺官产，还把布政使唐勋绑架，拖到巡抚吴兆元的衙门前“百般殴辱”，“赫赫之势，已目无天子矣”。[351]
云南抚按三司忍无可忍，但在当时体制下他们的兵权又远不如沐家这一“世镇云南总兵官”。恰好按明朝体制，各级土司千百户都归都指挥使司、而非归国公管辖，流官们遂下决心指使驻昆明的阿迷州土官沙定洲军于十二月一日发动政变，攻入沐府，控制全城。吴兆元下令抓捕沐氏（“传抚军令：擒国贼沐天波”），并“遍谕军民，始安堵如故”[352]。消息传到福建，南明隆武政权也宣布“扫除沐天波业有成命”[353]，支持云南地方政府与沙定洲的行动。可见，沙定洲本人虽是土官，但这次事件并无民族矛盾色彩，更不是“反明”起义，而只是南明云南省政府借助土司兵力搞的一次政变。或许假以时日，同样是世袭的土司沙定洲与朝廷“流官”发生冲突的可能不比沐氏小，但至少在当时，省城流官们与隆武小朝廷中央都是与沙氏，而不是与沐氏站在一起的。也没有任何记载表明政变后的沙定洲曾经更换过各级流官政权。
然而，这次政变却使云南陷入一片混乱。沐天波逃到滇西后不甘失败，纠合一批土司及若干汉族官僚与沙定洲及抚按三司对峙，全滇战祸连绵，统治者的力量在内讧中严重削弱。
孙可望抓住这个时机，率军于顺治四年三月中旬自贵阳进军云南，在交水、曲靖、蛇花口诸役中击溃沙定洲军与缙绅地主武装，四月二十四日占领昆明，沙定洲逃归阿迷。大西军于五六月间平定滇中及迤南府州，八月西征，沐天波及拥沐派官僚、金沧道副使杨畏知在兵败、被俘后相继“计穷顺贼”“叩谢可望而归降焉”[354]。至九月基本上统一了云南。次年沙定洲巢穴佴革龙也被李定国攻破，全滇大定。
大西军虽然放弃了反明口号，入滇时打的是讨沙扶沐的旗号，但此举实际上是对南明缙绅地主统治的沉重打击。南明新任云南巡抚、宗室朱寿琳与布政使喻思伟被大西军处死，巡按罗国𤩽被俘自杀，只有新任总督吴兆元自杀未遂，隐逸而终。各府州县政权原来在沙定洲政变后仍“行法自如”，“符印官库俱无恙，百姓仍奉我约束”[355]，此时也被大西军摧毁。各官抗拒的及“隐避不缴札符”的均被镇压，迎降的也一律免职候勘，另行委任。任命后“各官皆换伪印”，以大西传统的八叠篆文新印取代明制九叠篆文旧印[356]，官制、军制也一仍大西之旧。
显然，孙可望等人入滇是推翻了明朝云南省政权，而不是什么“平息土司叛乱”。而明朝在云南的统治也不是被“叛乱土司沙定洲”，而是被“流寇余孽”取代的。在已放弃反明旗帜而“联明”又尚未实现的情况下，孙可望采用“建国不建统，纪年不纪号”[357]的方式，以干支纪年。民间行文有于干支前加以“大明天王”四字者，似亦听便，但不许用南明年号[358]。四将军入滇后各称王：孙可望平东王，李定国安西王，刘文秀抚南王，艾能奇定北王。而孙可望又称“国主”，行文曰令旨，所委曰钦命，改云南省为云兴省，建“行营”为中央政权，[359]设六部、寺、院等官。大西军领导人公开宣布其政权继承自张献忠，声称“受命先王”，“恪遵先志”，“王绳父爵，国继先秦”，[360]并改文庙为“世庙”以祀张献忠[361]。平时“呼张献忠皆曰老万岁”[362]。后来这个政权所修的国史中还“称张献忠为太祖高皇帝，作太祖本纪，比献忠为汤武，崇祯帝为桀纣”[363]。可见“国主”政权完全是大西政权的继续。孙可望称国主，既体现了对张献忠事业的继承和大西军政权的独立性，又留有承认明朝宗主地位以便将来与南明合作抗清的余地。这样在神州大地上，一时出现了清、南明与西南“国主”政权三足鼎立的局面。
“国主”政权在云南进行了一系列具有鲜明的农民革命色彩的改革。入滇初期，“流寇倡乱，田亩尽为豪强侵隐”[364]，“丁亥之变，田租无收”[365]。缙绅地主受到沉重打击，“匿于穷巷，贫贱且长，乡闾小儿，得而呵斥”[366]。“缙绅降为编户，衿等于仆隶”，“妻孥辱于系累，田舍没于营庄”[367]。在此基础上，“国主”政权曾企图建立一种军事化国有经济制度——营庄制。他们把“军民田地尽占为皇庄”，其出产号为“皇粮”，甚至一草一木也号称“皇草、皇柴”，严禁百姓私自取用，而须由农民军派人临田分配。矿厂、盐井也收归国有，由农民军派“营官”管理。同时设立“杂造局”，把“各行匠役”均编制在其中，实行军事化生产。并废除货币税，“一切额银俱改征本色米谷”，在商业方面除对许多商品实行专卖制度或特许制度外，对一般贸易也严加管理，打击投机，规定物价，“法令烦苛，市二价斩”，还在社会风俗方面实行了一系列旨在崇本抑末、崇贫抑富、崇俭抑奢的“农民诸禁”。这些政策反映了农民的平均主义和反对剥削的倾向，但它充满乌托邦色彩和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宗法保守性，实际上是行不通的。所以不久就在普遍的反对下纷纷“弛禁”而回到“改行民粮”之类的封建制轨道上了。[368]但由于在这一过程中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大地产制和农奴制成分被严重削弱，所以一旦“弛禁”，农民经济以至整个社会经济就在更广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加上“国主”政权注意兴修水利、扩大耕地、植树造林，吏治又比较清廉，因此不久它管辖的地区便出现了“农勤岁稔”“民安物阜”的兴旺景象。而“国主”政权废贝行钱，实行铜币权银而行的银本位制，更大大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国主”政权形成了维持抗清斗争所必需的经济实力。
在政治方面，随着入滇初期严厉的军事管制的取消和社会生活军事化趋势的逐渐结束，“国主”政权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裁撤冗官赘员，废除繁文缛节，节约开支，提高效率；厉行法禁，奖廉惩贪，澄清吏治；疏通言路，使民情上达；调整民族关系，在一些地区实行“民举”土官之制，一些地区则“将土司而改为流官”[369]，并把土司兵纳入大西军的军事系统；等等。改革之后，一些县的行政费用减少了80％，当时号称：“全滇之官，无一人敢要钱者”[370]，“鼠雀无讼，囹圄空虚”，[371]一片“讼庭飞鸟闲来往，沃野耕牛狎雨晴”[372]的治世景象。
在孜孜求治的同时，“国主”政权依托稳定的后方和人民的支持，扩充军队，厉兵秣马，准备抗清。为此“国主”政权建立伊始，便积极联络南明。早在大西军未入滇时，就在贵州截获了隆武帝派往云南召沙定洲勤王的太监孙兴祖，向他表达了联明抗清之意，并于顺治五年冬让他随大西军使团赴肇庆，“赍南金、名马入贡”[373]并寻求联合的途径。在此之前，孙可望还与南明四川方面的官员钱邦芑多次信使往还，商谈联合问题。顺治六年至八年间，“国主”政权与永历政权共进行了七轮谈判。“国主”方面为谈判定的基调是“联合恢剿”[374]“合师剿寇”[375]“合师北拒”[376]；南明方面的有识之士也认为此举是“合以拒敌”“同力北抗”“乞一旅合向洞庭”[377]。但是，由于永历政权的决策者心怀偏见、鼠目寸光，朝中各派又心怀鬼胎，各行其是，彼此攻讦，措置乖戾，以致迁延不决达四年之久，而正式谈判也拖了两年以上。当时争论之点主要有三：
一是封秦王的问题。顺治六年春，孙可望致书永历帝称：“先秦王荡平中土，扫除贪官污吏……孤守滇南，恪遵先志，合移知照。王绳父爵，国继先秦”[378]。“先秦王”即张献忠。孙可望在这里“知照”南明，表明自己的地位继承自张献忠，希望朝廷予以承认。在孙可望而言继承张献忠的事业是其明志，在南明而言秦乃诸藩之首，其不欲轻与人亦在情理之中。但这件事本来是可以商量的，之所以弄成僵局，以至成为最大障碍而毫无转圜之余地，完全是因为南明方面朝政混乱，先“遣武康伯胡执恭以侯爵往封”[379]，而胡执恭出于私利，“伪封”可望为秦王；后又派杨畏知等封可望景国公，而杨不敢以此复命，又与堵胤锡商议“矫封”可望为平辽王；楚党的一些官僚更玩弄小聪明，“敕谕但曰：王孙朝宗，不云何王”[380]，“敕铸印篆，俱似王而非”[381]。结果，胡执恭于七月先到云南，孙可望隆重相迎，宣告就封秦王并接受庆贺，且已上疏“请出师何方，称秦王，称臣，尊正朔”[382]。九月杨畏知到，忽又封平辽王。接着又听说秦王、平辽王都是假的，朝议不过封景国公而已。孙可望受到如此愚弄，自然十分愤怒，而秦王之封既已公布，出于起码的尊严也不能改来改去。然而迂腐颟顸的永历君臣既不自责措置乖戾，也不考虑既成事实，却群起攻击孙可望“胁封”，非要抹掉他的秦王封号不可。这样，双方当然谈不到一起。
二是领导权问题。孙可望拥明的基础既是“为联合恢剿之意”，自然不愿俯首听命于腐朽虚弱的永历政权，因此他拒绝了钱邦芑提出的“文武之升降一禀于天子，征伐之行止必请乎朝命”[383]的条件。但他并没有反过来要求凌驾于永历君臣之上。然而胡执恭在“伪封”孙可望为秦王的敕书中为了借大西军的势力以行私，却写有“朕率天下臣民以父师事王”“崇之以监国”“许之以九锡”“推之以总理朝纲，节制天下文武兵马”[384]的内容。永历君臣明知这并不是孙可望提的要求，却借题发挥，以此迁怒于孙可望在联明未实现前的“启而不奏，名而不臣”，借口可望上书“词旨桀傲”而“寝其说”[385]，致使谈判中断。
三是改革积弊问题。在顺治七年八月的第五轮谈判中，大西军方面对永历政权提出了几点要求：1.把敌视农民军的“寡廉鲜耻之徒”“尽数清革”，任用有志抗清的“正人主持国事”。2.禁绝党争，严惩那些“结党营私”，大搞“朋比之奸”的“邪小”。3.澄清吏治，清除“惟利是视”，“行聚敛剥削之术”“赂遗鬻爵，恣意害民”的贪官污吏，裁革冗官赘员，改变“都督、总兵、监军、督饷、部卿等摩肩接踵、不可胜数”的状况，扭转“征派日繁，民生日蹙”的局面。4.改革军事体制，废除那种“以一官带数省之虚衔，彼此牵制，漫无实效”的督师制度，以保证抗清战争顺利进行[386]。这些主张切中时弊，而且也是使联明卓有成效、不致重蹈大顺军余部覆辙的重要前提，但它直接触犯了永历政权的官僚、军阀们的利益，自然要受到强烈抵制。
于是，“国主”政权与永历政权的联合便在孙可望“胁改秦封”、永历“不允秦封”的表象下拖延下来。然而时间对永历政权不利，南明的崩溃与“国主”的崛起都是那么迅速。顺治七年间，大西军分两路扩地川黔，开入抗清前线。孙可望率白文选、冯双礼进军贵州，击败军阀皮熊、王祥，南明总督范鑛与军阀张先璧、莫宗文、侯天锡等皆降，活动于湘西的忠武营残部马进忠、张光翠、王进才等也纷纷入黔降附孙可望。刘文秀率卢名臣等进军四川，连克黎州、雅州、叙州、重庆、涪州等地，当年镇压大西军起家的曹勋、余飞、马亭等被消灭，武大定、袁韬被俘投降，挑动四川军阀混战的罪魁、南明四川巡抚李乾德自杀，李占春、于大海战败后逃入湖广降清，进攻嘉定等地的清军也被击退。大西军一直顺江推进到三峡地区。这样，几年来在川黔一带自相攻杀、混战不休、祸国殃民的大小军阀全被消灭，“国主”政权控制了云、贵全境及四川南部，声威大振。而永历政权则土崩瓦解，丧失了全部地盘，“无一卒一民为朝廷有矣”[387]。这时已既不存在什么“联合恢剿”的问题，更不存在什么“招抚流寇”的问题，而只有永历君臣托庇于“国主”政权卵翼之下以存身的问题了。这时，永历帝才于顺治八年四月“实封”孙可望为秦王，并表示“前此葛藤斩断”[388]，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大西军。
顺治九年，永历君臣一行50余人被安置在黔桂交界的小城安龙，永历帝“名虽为君，实与流离琐尾之民无异”[389]。他颁诏“允许”孙可望主持一切军国大政，但实际上孙可望的国主行营六部等中央机构以前就存在，此后依然存在，它与安龙的“行在”六部始终是两码事。所以与其说孙可望主持了永历的朝政，毋宁说“国主”政权取代实际上已不存在的永历政权成了南明辖区的主宰。贵阳的“国主”与安龙的皇帝之关系，有似于当年应天的朱元璋与被安置于滁州的“宋帝”韩林儿，仅是奉其年号而已。此后五年间，“蒙行营某部尚书具题、奉（国主）令旨通行部道在令”[390]云云，成了清朝未控制的大陆地区公文的通行形式，“启国主御前”“封进御览，以慰圣怀”云云成了当时奏报中的套语[391]。联明抗清的关系只有在“国主”政权与郑成功、张煌言等海上力量之间还是名副其实的存在。
大西军东征、北伐与抗清运动的新高潮
顺治九年至十三年间，抗清运动的形势与以前相比有了很大变化，弘光时期互相敌对、隆武及永历初年又十分涣散的反清力量第一次被“国主”政权统一为一个整体。不仅大西军余部、南明残余军队和忠武营中的一些大顺军余部已编成统一的武装，就是以大顺军余部为主体的“夔东十三家”，也不像一些书中描写的是什么“孤悬”敌后的独立集团。事实上，当时夔东西南两面都与“国主”政权在川黔楚三省的辖区连成一片，并通过长江水路与施州经酉阳至思南、湄潭等地的陆路与“国主”政权的统治中心保持密切的章奏、信使、物资往来。十三家军实行了大西军传统的编制[392]，接受“国主”的军政调动，包括调离夔东[393]。十三家的首领党守素、塔天宝、王友进等都曾亲自到云贵入觐[394]。可见大顺、大西军余部这时已合为一体。这是抗清以来乃至明末起义以来都没有过的。除此以外，西南抗清力量与郑成功、张煌言的沿海抗清军间的联络、合作，在这一时期也大为加强。
因此，这一时期抗清力量能在疆土更蹙、清朝更强的形势下再一次掀起高潮，使清朝统治再次面临挑战。
顺治九年，孙可望下令三路出师，向清朝大举进攻。安西王李定国率马进忠、冯双礼以步骑8万东征，五月间连克沅州、靖州、武冈与宝庆，大败清续顺公沈永忠及总兵张国柱，歼敌5000余。旋即乘虚突入广西，克全州，破严关，于七月四日一举攻克省会桂林，清定南王孔有德自杀，所部被歼。不久广西全境皆被收复，清将马雄、全节退入广东。李定国又回师再入湖南，九月克衡州，沈永忠逃走。李定国分军四出：马宝一军入粤北，克阳山、连州等地；高文贵一军入江西，占领永新、安福等县，包围吉安；马进忠一军北上，进至湘阴、岳州。七个月内收复十六府、二州，军声大振。
长期以来，清朝主要是靠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三王”的汉军平定中南，而孔有德又是“三王”之首。他的败死使清朝官员“号天大恸：自国家开创以来，未有如今日之挫辱者也”[395]。清王朝震惊之余，又一次出动满洲精锐，派敬谨亲王尼堪为定远大将军，率贝勒屯齐等悍将与八旗军扑向湖南。在满洲骑兵的凶猛攻击下，李定国所部连弃湘潭、长沙等城，从潼溪一直退到衡州。尼堪骄兵气盛，轻骑冒进，一昼夜疾驰230里，结果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在衡州城下被李定国设伏痛歼。不可一世的尼堪刚向清廷发出衡州“大捷”的奏报，就成了大西军的刀下鬼。
在明清之际，满洲八旗确系中国最精悍的军队。清朝入关后把它集中作为一只铁拳，关键时刻一击制胜，每出必捷，所杀敌方将帅不可胜数，自己却从未在阵上损失一名中高级将领。这次满军遇挫，亲王授首，其影响之大难以估量。南明方面人心大振，认为李定国“两蹶名王，天下震动，此自万历戊午（指萨尔浒之战）以来全盛天下所不能有”[396]。清廷则十分沮丧。据当时朝鲜在京使臣说：尼堪“南征败死，余军舆尸而归，上下忧虑，不遑他事”，“右真王请勿劳师于新丧之余，清帝不从”。这些使臣甚至认为清朝“危亡之兆已见”，建议李朝政府预防清朝退回关外后再次威胁朝鲜安全[397]。然而衡州之役在军事上的意义却远没有它对人心的影响之大。尼堪虽冒进而死，清军主力并未被歼，而且仍保持攻势，占领了衡州，李定国则退守武冈。此前的桂林之役也只是乘虚击杀了孔有德本人及其亲军，孔部主力右翼全节、左翼马雄及提督缐国安仍有相当实力。李定国北上后他们又夺回了梧州、平乐、桂林等广西东半部。由于这时孙可望与李定国的矛盾已开始暴露，孙对李多所掣肘，李定国东征军中的冯双礼、马进忠部因孙的影响也不能与李定国密切配合。因此李定国未能利用桂林、衡州两捷所造成的声势继续夺取军事上的决定性胜利，反而渐趋被动，进攻的锐气消失了。
衡州之役后，李定国为避免与东进的孙可望发生冲突，率部南下，顺治十年二月在永州被接替尼堪任清军统帅的贝勒屯齐击败，退入广西。次月他又攻入广东，于四月、闰六月两次围攻肇庆，均未得手。七月间回师广西，再攻桂林，也被清将缐国安击退。顺治十一年春，李定国第二次进取广东，连克高、雷、廉三府和整个广东西部地区，进至珠江三角洲，并在高州建造王府作持久计。广东义军纷纷起而响应，郑成功也遣人致书，约期会师广州。这是李定国在衡州之役后声势最大的时期。
这年十月，李定国率其全军号称20万围攻新会，准备以之作为进取广州的跳板。清军坚守两月，李定国大军阻于小小的县城之下，渐入困境。十二月，清廷再次出动满洲军，由靖南将军都统朱玛喇统率来援，朱玛喇会同广州清军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部于十日、十四日连续大败李定国军。李定国全线崩溃，在清军追击下丢掉广东所有地盘与广西东南部，一直退到南宁，余部只剩下6000人。东征之役至此失败。
在李定国东征的同时，抚南王刘文秀率讨虏将军王复臣等6万军队北伐四川，这时清平西王吴三桂、定西将军李国翰恰巧也大举南征，两军在川南大战。大西军旗开得胜，顺治九年八月九日收复叙州，俘清总兵南一魁，二十八日又追击自重庆北逃的清军于停溪，杀清都统白含真、白广生。吴三桂等溃退至保宁，还想放弃全川，逃回陕西。但这时大西军已包围保宁，并占领了川陕间各隘口。吴三桂等退路已断，只得硬着头皮做困兽之斗。由于刘文秀轻敌，清军得以反败为胜，大破大西军，俘杀北伐副帅王复臣。刘文秀退走。清军虽胜，也已无力再战，于是全川大半仍为“国主”政权所据有。
继李定国、刘文秀出师后，孙可望也亲统“国主驾前军”会同白文选等部攻入湖南，顺治九年十一月攻克沅、辰二州。辰州是清朝在湘西最重要的据点，顺治五六年间的第二次抗清高潮中，洞庭以西唯此一城始终未被南明占领。此时的守将徐勇又是当年坚守长沙、俘杀何腾蛟的清军著名悍将。大西军拔掉了这个钉子，击毙徐勇后，辰州便成了此后六年间南明在湖南的统治中心。
辰州之役后，清续顺公沈永忠率部东逃，“驾前军”遂进至宝庆一带。这时李定国因避孙可望而南走两广，原来对付李定国的清定远大将军贝勒屯齐便转而来攻孙可望。这时“驾前军”汇集了白文选、冯双礼、马进忠各部，号称10万，但因屯齐的前任尼堪刚被李定国击毙而低估了满军的战斗力，十分轻敌。屯齐乘机猛攻，于顺治十年三月十七日在宝庆花街子、周家堡一带击败了“驾前军”。孙可望退回宝庆，屯齐鉴于尼堪冒进而亡的前辙，也没有继续进攻。此后数年里宝庆、武冈一带便成了两军对垒的分界线。
周家堡之战后，孙可望把进攻的矛头指向常德，先后派张光翠、杨国栋、莫宗文往攻，还檄调夔东十三家顺江东下配合，均未成功。顺治十二年五月，孙可望重新起用刘文秀统冯双礼、卢名臣二将，率师6万；水陆夹攻常德。清宁南靖寇大将军陈泰自荆州派满军来援。二十三日，大西军因水陆两军配合不当，遇伏大败，卢名臣战死。此后大西军在湖南战场再无力发动攻势。
总计自顺治九年至十二年，大西军在四川、两广、湖南三路连续出征，先后占领过广西全省、保宁一隅之外的四川、常德一隅之外的湖南、广东西部和江西数县，击毙清朝总兵、统领以上将领之多，为清军入关以来所仅见。在大西军带动下，其他抗清力量也活跃一时，夔东十三家在此期间北跨汉水、东击彝陵、西窥兴安，屡败清军。海上的郑成功除致书李定国会攻广州外，还于顺治十年四月遣使至靖州见孙可望，约定海上之师从长江口、大西军从长江上游会师南京。七月间，张煌言复遣部将仁武伯姚志卓到达贵阳国主行营，联络会师[398]。从顺治四年至十六年间，张名振、张煌言曾五次由海入江，其中三次都在大西军大反攻时期。顺治十一年正月，二张联军按照与孙可望的前约由长江口进占镇江、泰兴、仪真等地，“以接济秦藩，师泊金山”[399]，直至五月才因“所期终不至”[400]而撤退。
但是，这次抗清高潮不久也退落了。保宁、新会与常德三次重大失利后，大西军在川、粤、楚三条战线上都已改处守势。然而与前两次高潮退落后即出现大崩溃的情况不同，“国主”政权改居守势后仍然控制着云贵两省及四川之半、湘西、鄂西、桂西等地，沿绵州、顺庆、达州、白土关、汉江、夷陵、常德、宝庆、柳州、浔州一线以西与清军相持数年之久。只是在大西军内部同室操戈之后，相持局面才被打破。
孙、李内讧，永历政权的再起与覆灭
大西军的成功得益于团结，其失败则起于这种团结的破坏。孙可望对此起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作用。
封建社会的农民军不知集体领导为何物，大西军的团结也从来不是建基于所谓四将军“平等”之上的。张献忠死后，孙可望是唯一能为全军拥戴的首领，他的权威也得到了将士的普遍尊重。入滇不久，他在演武场借故杖责了不服约束的李定国，虽然方法十分粗暴，但主要将领如刘文秀、艾能奇、白文选、王尚礼、冯双礼等都支持孙可望，其原因正如白文选所言：“不然，从此一决裂，则我辈必至各散，皆为人所乘矣”[401]。事实上，李定国后来也认识到这一点，因而上下一心，开创了可观的局面。
但是在事业有成之后，孙可望便忘乎所以，不满足于当“国主”了。本来，孙可望在南明已有“善治国”的声誉[402]，连清朝官员也说“孙可旺者志不在小，亦行煦煦小惠，结纳民心。民固易愚，而我师患民之愚，数行戮杀，蚩蚩之众，惶惑彼此，莫知所从”[403]。如果他完成了抗清大业，则他废黜那庸懦无能的永历帝正如朱元璋抛弃小明王那样是顺理成章的事。然而当时孙可望的声威不及朱元璋，他的抗清事业距成功比朱元璋的反元事业更远得不可以道里计，而作为300年正统象征的永历帝的号召力却远大于白莲教的小明王。从孙可望拟国号曰“后明”、自改“赐姓”，并在宗庙中奉祀朱元璋于自己父祖及张献忠之上的做法看，他也知道朱明的号召力。为了与这种号召力相抗衡，他急于强化自己的威望，于是对其他有功劳的将领便产生强烈的嫉妒。顺治九年，他借保宁战败之机，把刘文秀革职解兵，令其闲住。刘文秀遭此打击，心灰意冷，钻研佛理以求解脱，“益悟世缘不足芥蒂”[404]，其实，这正表明他与孙可望之间已有严重的“芥蒂”了。
李定国“两蹶名王”，战功最著。孙可望对他的嫉妒也就更强烈。衡州之战后，他不顾屯齐的八旗军仍在开展攻势，竟要骗李定国来沅州议事以诱杀之。刘文秀之子派人密告李定国，李定国为避免冲突，退入广西。孙可望又派冯双礼前去追杀。李定国在来宾设伏，擒冯双礼而以大义释之，于是双礼转而倾心于李定国。在这期间，孙可望又克减李定国部的饷银，还企图迫害李定国部将士的留滇家属。顺治十二年，李定国在新会惨败后仅余6000之众退守南宁，孙可望不仅不救援，反而令关有才、张明志率军4万切断李定国的退路，使李定国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
李定国与刘文秀关系本来并不很好。入滇之初刘还与孙可望共同策划过杖责李定国的“演武场事件”。但孙可望的猜忌与打击却造成了“刘、李之交必合，众志皆与孙离”的结果[405]。而同样受到孙可望威胁的永历帝，与刘、李的关系自然也密切起来。
永历君臣自到安龙后，实际上处于孙可望的软禁之中。孙可望派其心腹范应旭为安龙知府，张应科为总理提督，他们给永历君臣的待遇既十分菲薄，态度更骄横无礼。孙可望图谋称尊的消息不断传来，更使永历帝害怕落得小明王一样的下场。当时有人说孙可望挟天子以令诸侯，孙上疏嘲讽说：“不知彼时尚有诸侯，诸侯亦尚知有天子；今天子已不能自令，臣更挟天子之令以令于何地、令于何人？”[406]然而，正因为当时已无“诸侯”可令，“天子”不再奇货可居，其命运就更岌岌可危了。为了生存，永历帝授意大学士吴贞毓等密谋派人给李定国送去密敕及“屏翰亲臣”金印，请求他来保驾。不料被孙可望察觉，一怒之下，从永历帝50余名随臣中处死了吴贞毓以下18人，史称“十八先生之狱”。然而，孙可望逼人太甚的结果却走向了自己的反面。顺治十三年正月二十二日（1656年2月16日），李定国设计冲破关有才军的封锁，到达安龙，救永历帝出险，并在白文选、刘文秀配合下，于三月一日护送他到昆明。这样，李定国、刘文秀与孙可望实际上已分裂了。
永历帝从来就不是个乾纲独断的帝王。入滇后他封李定国为晋王，刘文秀为蜀王，而“内外大权尽归李定国”[407]。然而李定国专权的性质却不同于孙可望，这不仅因为李定国在礼仪上对永历帝远比孙可望要尊敬，更因为李定国的权力机器是以“行在”为基础的，而孙可望的权力机器是独立于“行在”之外的行营。永历政权的国家机器在李定国的保护（和控制）下恢复了运转，所以“迎帝入滇”实际上意味着永历政权的再生，而国主与皇帝、行营与行在、秦王与晋王的对立随即形成。
孙可望对李定国迎帝入滇恨之入骨，但他家口还在云南，一部分精锐部队（如驻澂江的张胜所部）也留在云南，因此尚不敢发难，并于顺治十三年四月、十四年正月先后派白文选、朱运久、程万里入滇议和[408]。永历帝与李定国本意是不愿同室操戈的，也为滇黔修好做了努力，但他们也有不少措置失宜之处：他们一方面把孙可望的家口和张胜统率的西盛营精锐部队都送回贵州，使孙可望实力增强，并消除了投鼠忌器之虑；另一方面则对亲孙可望的、受“国主”知遇的官员进行清洗[409]，甚至用武力解决忠于孙可望的地方官守。顺治十三年内攻占了寻甸、毕节等城，杀死“伪”寻甸知府杨如补等[410]。同时在议和时提出了“令可望赴滇保驾，将钱粮归之永历，兵马交定国”[411]的苛刻条件，等于要剥夺他的一切权力，罢职赋闲。在遣送西盛营官兵家口、收回其营庄时又伤了和气，事实上等于把他们驱逐出滇[412]。加上所派议和使者如张虎等委非其人，实际上成了挑拨煽乱者，等等。以上种种有些可能是势所不得已。国主与皇帝之间、孙李之间的积怨有深刻的根源，已难以缓解。永历帝与李定国可以对孙可望个人不计前嫌，但不能容许再有“国主”；孙可望既难以放弃皇帝梦，更清楚交出“钱粮”“兵马”与权力对他意味着什么。他既有叛志，又有叛力，且无后顾之忧，终于在顺治十四年八月举兵14万大举攻滇，发动了萁豆相煎的内战。
孙可望本以为十几万“驾前军”加上部署在云南的内应，打败李定国、刘文秀的数万残军易如反掌，却不料他的部下早已对他不满，不愿为他同室操戈。九月间两军决战于交水，“驾前军”在白文选、马惟兴率领下阵前倒戈。孙可望一败涂地，狼狈逃回贵州，冯双礼闭城不纳。众叛亲离的孙可望于十一月间逃到湖南宝庆，背叛抗清事业，向清朝投降了。
李定国虽然取得了胜利，但经此次打击，西南抗清基地已是人心涣散。孙可望的旧部遭到歧视打击，李定国与刘文秀之间也貌合神离，重建后的永历朝廷腐朽如前。顺治十五年四月，刘文秀在忧郁中病逝，临终遗表请求永历帝有急时北依夔东十三家，显然他已对滇黔局势不抱什么希望。果然他一死，他的部属和遗嘱委托人陈建、邹简臣等便在李定国下令逮捕后被迫逃亡四川。这时候，清朝对滇黔抗清基地的总攻势已开始了。
顺治十五年三月，清朝遣贝子罗托为宁南绥寇大将军，与经略洪承畴由湖南进攻贵州；平西王吴三桂、侍卫李国翰从四川进攻贵州，靖南将军卓布泰与提督缐国安从广西进攻贵州。七月间三路清军在攻陷遵义、贵阳、独山后会师，而李定国此时刚刚在滇西永昌平定了孙可望旧部的叛乱。十月间，清廷派信郡王铎尼总统三路清军，向云南大举进攻。到十二月间，中路铎尼军败冯双礼、祁三升于鸡公背，进抵曲靖；北路吴三桂败白文选于七星关，进抵乌撒；南路卓布泰军败李定国于罗炎、凉水井，由普安州入滇。明军全线崩溃，昆明即将被围。李定国遂于十二月十八日护送永历撤离昆明西走。
顺治十六年二月间，李定国退到滇西边境的磨盘山（高黎贡山），设伏邀击追军，与清军作了最后一次决战。由于叛官泄密，伏击失败，李定国退走腾越。在此之前永历君臣已于正月二十八日奔入缅甸，从此永历帝与李定国失去联系，被困缅境近三年之久，备受凌辱，失去自由。李定国、白文选为救永历与缅甸数度开战，终未得手。白文选见大势已去，于顺治十八年十一月降于吴三桂。次月，缅人在将永历随臣几乎杀光之后把永历帝本人及其家眷交给了清军。康熙元年四月八日（1662年5月25日）永历帝被吴三桂缢杀于昆明，李定国闻讯，悲愤发病，六月二十七日（8月10日）在猛腊逝世，临终遗命其子及部将：“任死荒徼，勿降也！”[413]李定国矢志抗清，至死不渝的精神、百折不挠的意志和赫赫战功，使他作为抗清民族英雄而彪炳于史册。
至此，抗清运动后期的主要力量大西军余部完全失败。国内仅存的最后两支抗清力量（已东渡台湾的郑氏除外）夔东十三家与东南沿海的鲁王旧部，也到了最后关头。
滇黔分裂后，“国主”政权的夔州巡抚邓希明不奉永历帝调他入滇之令，在开县降清。清朝势力自此进入川峡地区。顺治十五年重庆和贵州失陷后，夔东地区已与云南隔绝而孤立了。在南明统一指挥下，十三家在顺治十五、十六年间多次在入滇清军背后发起进攻，企图援救云南并重新打通与永历政权的联系。谭文、谭诣、谭弘的水师联合刘体纯、郝摇旗、袁宗第等大顺军余部由水路两次进攻重庆，曾一度迫使吴三桂从前线回救。后因“三谭”内讧，谭诣，谭弘杀谭文降清，攻渝之役失败。王光兴、王光昌、王友进之军也从陆路自施州、酉阳地区进攻贵州，连克务川、湄潭、余庆等地，几乎与冯双礼等正面战场上的大西军在余庆会师[414]。清军中路主帅罗托曾为此留黔而不参加入滇作战。到顺治十六年春，十三家军的攻势完全失败，云南也已不救。此后数年清军在川、黔向峡区外围步步进逼，谭文余部在骡子城被歼，胡明道、莫宗文、杨光谦、王友进、牟胜等降清。于是只有大顺军各余部及王光兴仍据守夔东中心地带。康熙元年冬，清军调集重兵组织“三省会剿”，这时贺珍已死，其子贺道宁降清，袁宗第、刘体纯、郝摇旗战败后全部退至湖北境内。康熙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大顺军各部合力突袭湖广清军于兴山县七连坪，获得大胜。清军分别退至彝陵、巫山，战局一度缓解。但不久大顺军各部会攻巫山失败，清军于这年冬再次增兵，向这边远数县之地派出了以靖西将军穆里玛、定西将军图海为首的满洲八旗禁旅和以西安将军傅夸蟾、副都统杜敏为首的西安驻防八旗，会同原有的三省会剿军共10余万人大举进攻。在最后关头，夔东剩下的唯一非大顺军的抗清武装王光兴与永历政权的总督毛寿登、大顺军余部马腾云、党守素、塔天宝先后投降；刘体纯战败自杀；郝摇旗、袁宗第被俘牺牲。最后只有李来亨一家被10万清军重重围困于兴山茅麓山，他宁死不屈，又坚持八个月之久，终于在康熙三年八月五日（1664年9月24日）寨破自焚，为明清之际长达38年的农民战争史写下了悲壮的最后一笔。
原刊于《清代全史》第二卷第二章，
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