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明初对北元的攻防与河套的经略

洪武元年（1368年）明军攻占大都后，元顺帝妥懽帖睦尔及其宫廷相继北逃应昌、开平、和林。作为中央政权的元帝国之历史至此已经结束。但是大元的国号在塞北草原仍然延续了20年，元顺帝及其子、元昭宗爱猷识理达腊与其孙脱古思帖木儿先后续用至正年号及改元宣光（1371—1378年）、天元（1379—1388年）。脱古思帖木儿之后，蒙古发生内乱，篡弑纷纭，帝统失序，加上随元廷北迁的那些经受内地农业文化洗礼的旧臣相继故去，残元的社会与文明都发生退化，渐渐回复到部落状态。元朝帝系在漠北五传至坤贴木儿，被其部酋鬼力赤所杀。鬼力赤自立后去帝号而称可汗，去元国号而称鞑靼，元朝的政统才最后终结。这一时期的蒙古政权，史称北元。

北元初期即宣光、天元年间，明王朝先是忙于平定四川、云贵，后又囿于建都江南的地缘政治格局，对北部边防有鞭长莫及之感，无力“肃清沙漠”。而元顺帝及其子孙和南来旧臣更对失国于明，遁入草原心有不甘，他们怨愤地作歌曰：“失我大都兮，冬无宁处；失我上都兮，夏无以逭暑。惟予狂惑兮，招此大侮。堕坏先业兮，获罪二祖。”[1]于是，残元势力不断以漠北为基地，频频袭扰明朝统治区。并且这种袭扰不同于后来蒙古部落贵族单纯劫掠性的进犯，它在初期是以复辟元朝基业，至少是以同明朝分庭抗礼的政治目的为动机的。因而明朝这一时期的北方边政和对北元的攻防，也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洪武初年，北元在很大程度上以汉族重臣王保保（扩廓铁木儿）为栋梁。而王保保以宁夏为基地，以西北为用兵重点，因而陕西便构成了明王朝对北元攻防战略的重要一环。这一时期的战事重要的有如下几起：

沈儿峪口之役　洪武三年（1370年）正月，朱元璋“以王保保为西北边患，复命右丞相信国公徐达为征虏大将军，浙江行省平章李文忠为左副将军，都督冯胜[2]为右副将军，往征沙漠”[3]。当时诸将军以为王保保以元主犹在故不肯降，只需集师歼灭元廷，王保保自然失势，可无需分兵西北。但朱元璋却认为王保保的威胁不下于元廷，必须二者共图。于是令李文忠为东路，出居庸关入今内蒙古境内追击元主，而令主帅徐达率主力为西路，“自潼关出西安，捣定西，以取王保保”，以求“一举而两得”[4]。于是徐达率大军于四月间进入陕西，以凤翔为大本营，西进至安定车道岘（今甘肃定西县西）与王保保所率北元主力相遇。四月丙寅（1370年5月3日），两军在岘下的沈儿峪口会战，明军顶住了北元军的攻击并发起反攻，“大败王保保兵于川北乱塚间”。俘虏元郯王、文济王、国公阎思孝、平章韩札儿、虎林赤、严奉先、李景昌等高官显贵1865人，北元官兵8.4万多人，获战马1.5万匹及大量军械。王保保几乎全军覆没，逃至黄河边得流木以渡，才幸免被俘。他知大势已去，回宁夏后即放弃了这个经营多年的基地，北奔和林（今蒙古国哈剌和林）元主宫帐。明将郭英进占宁夏。经这场恶战，西北大患王保保的势力基本上被消灭，北元对陕西的威胁也暂告解除。而明朝在西北的统治前沿则从洮、兰一线推进到河州（今甘肃临夏）、宁夏以西以北一带。这年六月，北元陕西行省吐蕃宣慰使何锁南普、镇西武靖王卜纳剌也入陕降附，并代表原附属北元的吐蕃各部向明朝表示归顺。于是河州以西朵甘、乌思藏（今西藏）地区也归入了明朝的统治范围。

经略河套　王保保军事力量的溃败消除了陕西西北方的威胁，但正北方的威胁仍然存在。因此沈儿峪口之战后明廷即开始重视河套的经略。明时所谓河套，是指陕北边外以毛乌素沙地与鄂尔多斯草原为中心，由黄河在西、北、东三面围成的广大地区，相当于今榆林以北、内蒙古伊克昭盟与宁夏黄河以东长城以北一带，与今天的河套仅指内蒙古黄河与乌加河之间的水网地带（或者还带上“前套”与“后套”即宁夏平原与土默川平原）完全不同。历史上对陕北的威胁多来自于此，西夏立国与攻宋也以此为基地。为了经略河套，明朝首先加强了以延安为中心的陕北防卫，从洪武二年至四年，明朝驻延安军事领导人的级别不断提高：由指挥朱明，而都督同知唐胜宗，而中山侯汤和，驻军兵力也大为增强。

洪武三年（1370年）二月，明大同守将金朝兴在击败来犯的北元军之后进取元朝在河套地区的行政中心东胜州（今内蒙古托克托县），是为明军进据河套之始。次年，明将汤和也从陕北进攻察罕脑儿（今靖边以西红柳河畔），俘获北元猛将虎臣，再次攻取东胜。明朝在此置东胜卫，派军屯守。与此同时，在陕北也设置了延安卫与绥德卫，以后又在河套腹地置五花所。这些卫所的军事影响基本上可幅射整个河套地区。

俘获伯颜帖木儿　洪武八年（1375年）王保保病死于漠北，北元悍将伯颜帖木儿继之成为陕北边外的一大威胁。洪武九年（1376年）五月，北元国公九住率军入侵陕北塔滩之地，陕西都指挥使司发兵大败之，追及于赛音布拉克，擒获九住及北元平章不答失里等40人，余众遁去。

但是伯颜帖木儿的为患并未消除。为此，明廷早于这年正月就派中山侯汤和、颍川侯傅友德以及蓝玉、王弼、丁玉等一大批元臣宿将率重兵赴延安防边。行前朱元璋特为诏谕说：“延安地控西北，元骑聚散不常，若待其入寇而后防之，则塞上之民必受其害。卿等至边上，当严为之备。虽不见敌，常若临敌。”[5]

三月间，汤和等率军到延安。伯颜帖木儿见明军势大，企图以伪降之计破之，于是派使来延安求降。朱元璋知道后传谕诸将：还没发生战事就来请降，是兵法特别要戒备的，你们要小心敌人的花招！为尽快破敌，明朝决定将计就计，把汤和、蓝玉等诸将调回内地，只留傅友德守延安，故意示以无备，同时却暗中于陕北边地设伏兵以待来犯之敌。伯颜帖木儿果然中计，于四月间乘明“不备”，大举进犯陕北，结果在边境中了傅友德的埋伏，北元军大败，被俘的官兵及所获马畜辎重不计其数。伯颜帖木儿狼狈逃回。北元平章兀纳歹见元军屡败，已有降意，七月，遂逮捕了伯颜帖木儿归顺明朝。于是明朝在西北的又一个劲敌也被消除了。

此后明朝又进一步巩固对河套的控制。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明朝重筑了东胜卫城，并在河套周围陆续设立了宁夏后卫（驻今宁夏盐池县）、镇羌所（驻今神木县）等一批新卫所。

在明初与北元对峙时期，双方都以代表全中国的正统王朝自居，民族矛盾的色彩极为淡漠。北元方面的王保保、贺宗哲、韩札儿等重要将领都是随元廷北迁的内地汉人，而朱元璋在这一时期对北元君臣也待以敌国之礼而罕提华夷之别。他对王保保之忠于其主十分赞赏，誉之为天下第一“奇男子”，以不能招其归附为恨，在三番五次招降失败后，还令秦王朱樉娶其妹为妃，与王保保攀亲家。后来朱樉病故，这位王妃竟甘愿自杀殉夫以示其节，犹如她哥哥身殉元祚、不事二主一般。朱元璋在这一时期的文告里一再肯定元代的合法正统，他在君临天下20余年并且两破漠北之后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致书“故元兀纳失里大王”时仍然说道：“昔中国大宋皇帝，主天下三百一十余年，后其子孙不能敬天爱民，故天生元朝太祖皇帝起于漠北，……世祖皇帝混一天下，……百年之间，其恩德孰不思慕！……自妥懽帖木尔皇帝即位，政出权臣，法度废弛。是以上天降乱，……草野间豪杰因而并起。朕……纠合士马，不四五年，群雄悉定。……朕今主宰天下，遣使告谕尔兀纳失里大王知之，如有所言，使还其具以闻，朕有以处之。”[6]可见他完全是从王朝更替、天命靡常的角度来看待双方的斗争的。当时明朝对内的文告也称对手为“故元”而不称“伪元”，更不用夷、虏之类称呼。可见这是两个政权而非两个民族的斗争。因此，在王保保这类汉族“故元忠臣”随元廷北迁的同时，大批蒙古人却留在内地臣属于明朝。据说元末“方大乱时，各处转战蒙古人等四十万内，惟脱出六万，其三十四万俱陷于敌”[7]，即留居明地了。其中就有相当部分留在了陕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