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清朝势力下的鄂尔多斯蒙古对陕西的威胁
俺答封贡之后，河套蒙古对陕西的侵扰大减，秦塞长城内外出现了难得的安定祥和之局。但到明代晚期，陕西塞外又出现了新的边情。
万历末年，满洲的后金国（后来的清国）在东北地区崛起，它在南下扰明的同时也向西扩张，于天启至崇祯初年与蒙古察哈尔部发生长期战争。当时察哈尔部首领林丹汗继承俺答的政策，控制漠南蒙古大部分地区，“东起辽西，西尽洮河，皆受插（察哈尔）要约，威行河套以西矣”[28]。他实行附明抗清的政策，因而其控制下的河套（当时已称鄂尔多斯）诸部并未再向陕西塞内发动大规模侵扰。而软弱的明王朝这时实际上并不能在林丹汗抗清的斗争中给他以有效的军事支持，为了笼络他以分清之势，遂对他属下的鄂尔多斯蒙古实行优容迁就的政策，对其从河套向陕北的小规模骚扰开一只眼、闭一只眼。而且，这一时期正逢明末农民战争的烈火在陕北到处燃烧，明朝驻陕的边防部队或用于镇压农民起义尚且力有不足，或者其本身在哗变后即成为农民起义军的三大来源（驿卒、边兵与饥民）之一。因此这一时期陕西的边防实际上如同虚设，鄂尔多斯蒙古人小规模入塞的事几乎已成家常便饭了。只是在当时明、蒙联手抗清的宏观背景下它不可能发展为大型冲突。
到了崇祯初年，陕西边外形势又为之一变。崇祯元年（1628年），清太宗皇太极亲率大军在西拉木伦河流域击败林丹汗，察哈尔部势力开始衰败，并在清朝压力下将部落的活动中心从西辽河上游及坝上高原逐渐西移到了鄂尔多斯地区，“纠合套虏，屡犯延（安）、宁（夏）、甘肃间”，从而对陕西边地的骚扰又有所加剧，形成所谓“插汉寇边”的局面。[29]崇祯五年（1632年），皇太极再率清军主力亲征察哈尔，林丹汗遭到决定性失败，向西经河套直奔青海。其部分部属到陕北定边投奔明将曹文诏，并帮助曹镇压山西境内的农民起义。然而不久，他们见明境内战不已，朝廷势弱，又思混水摸鱼，于是复叛去，并攻打定边城。崇祯六年（1633年）五月，林丹汗率“套骑五万余”大举进攻宁夏，接着又攻入延绥地区，“连营数十里，杀戮甚惨”。陕北已受招安的一些民变武装如王成功等部也乘势再反，与察哈尔军相合。明将王承恩将其击败，王成功被杀，察哈尔军退走。[30]然而边境依然多事。这年七月，延绥、靖边、宁夏又一次受到“插、套合兵”的进攻。
次年三月、八月，“插、套合兵”又连续进扰延绥，明总督洪承畴不得不分镇压农民军之兵来把守秦塞，于八月间获得“斩四百余级”的小胜。这时，林丹汗在青海病死，“子幼，妻益衰弱，不能自立”，对明朝的威胁才渐渐减轻。
崇祯八年（1635年），清军对林丹汗残部发动了最后进攻，号称十万的八旗军由辽东横扫漠南，进占河套，“收插汉虎墩免妻及陕西土霸、土囊等部万余人”，察哈尔残余势力全部降清。新兴的满洲贵族至此把领土从东北延伸至西北，“东降朝鲜，西收插汉，自鸭绿江北抵贺兰塞外，皆隶其版”，[31]鄂尔多斯蒙古从此成为清的属部。
这样，河套蒙古对陕西侵扰的性质与规模都发生了变化，它已不再是明朝周边游牧部落对边地的劫掠性骚扰，而成了明清战争的组成部分即这一战争的西线战场，而侵扰的规模也明显扩大了。崇祯八年（1635年）以后，河套蒙古又曾几次打到延安城下，而明朝也被迫在榆林屯驻重兵以防御鄂尔多斯蒙古人。
这一时期鄂尔多斯蒙古对陕西的侵扰，与当时在陕北开展的明末农民战争也搅到了一块。当农民军初起时，一些义军战败后往往北越秦塞逃入河套地区，而崇祯十六年（1643年）李自成起义军略定三秦，进军陕北时，榆林的明朝守将王定、尤世威等也曾企图招河套蒙古入塞来对付农民军，重演唐朝借沙陀兵镇压黄巢的故事，同时也预演一年后吴三桂引清军入关的戏。[32]
因此，这一时期鄂尔多斯蒙古对秦边的明朝官方与农民军之间形成的三角关系，实际上是全国范围内明、清、顺（李自成大顺政权）三方关系在西北的体现。作为清朝属部的鄂尔多斯蒙古这时所采取的政策是受盛京（今沈阳市）的清国中央制约的。而清朝当时主要想笼络农民军对付明朝，或是利用农民军吸引明军兵力的机会加紧攻明，因此鄂尔多斯蒙古便按这一战略行事，没有接受榆林明军的招诱而介入战争。大顺军攻占榆林后，派权将军王良智与李自成内弟高一功领重兵驻守，并接管了秦边防务。这时的顺、套关系，已是山海关战役前顺、清关系的一部分。清廷当时曾通过河套蒙古派遣使者迟启龙到榆林，向大顺军守将递送《清帝致西据明地诸帅书》，声称“欲与诸公协谋同力，并取中原，倘混一区宇，富贵共之”[33]，企图拉拢李自成合力灭明。
但很快清朝便改变了主意。因为这时李自成已率部渡河直取北京，清廷通过鄂尔多斯蒙古转送榆林的信他甚至可能并未看到，更重要的是随着明朝的灭亡，明清对立已为顺清对立所取代，清顺“同力”灭明“并取中原”已成滑稽的想法，而“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我朝（清）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也”[34]已成为清朝的当务之急。河套蒙古与清廷配合，对陕北大顺政权也转而采取了敌对的姿态，使大顺军不得不把最精锐的部队用来加强陕北防务，从而影响了其在全国战场上机动兵力的能力。最后，清军于顺治二年（1645年）入陕镇压大顺政权时，其主力阿济格部也是假道河套进入陕北的，并得到了河套蒙古的积极支援。清朝统一后，长城内外又处在一个王朝的统治下，河套蒙古的侵扰问题才最终成为历史。
[1]屠寄：《蒙兀儿史记》卷一七《妥懽帖睦尔本纪》。
[2]冯胜即冯宗异，洪武二年平陕后改名。
[3]《明太祖实录》卷四八洪武三年正月癸巳。
[4]《明史纪事本末》卷一〇《故元遗兵》。
[5]《明史稿·太祖纪》。
[6]《明太祖实录》卷一九八洪武二十二年十二月甲子。
[7]《蒙古源流》卷五。
[8]《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八《议复河套》。
[9]《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八《议复河套》。
[10]《明史》卷一七一《王越传》。
[11]《明史》卷一七一《王越传》。
[12]《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八《议复河套》。
[13]王崇古：《确议封贡事宜疏》，《明经世文编》卷三一七。
[14]《明太祖实录》卷六〇洪武四年正月戊子。
[15]（雍正）《陕西通志》卷一六《关梁》。
[16]（雍正）《陕西通志》卷一六《关梁》。
[17]（雍正）《陕西通志》卷三五《兵防二》。
[18]甘肃兰州、靖远一线及山西、畿辅两省雁门关、太行山一线的内长城相隔若干府州县，与外长城距离很远，已不属夹墙性质。
[19]（雍正）《陕西通志》卷三五《兵防二》。
[20]《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八《议复河套》。
[21]《明史》卷一九八《杨一清传》。
[22]《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八《议复河套》。
[23]《明史》卷二〇四《曾铣传》。
[24]《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八《议复河套》。
[25]《明史》卷二〇四《曾铣传》。
[26]《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八《议复河套》。
[27]《明史》卷二〇四《曾铣传》。
[28]彭孙贻：《山中闻见录·西人志》。
[29]《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三《插汉寇边》。按明称插汉，清称察哈尔；明称虎墩免，清称林丹汗，均同名异译。
[30]《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三《插汉寇边》。
[31]《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三《插汉寇边》。
[32]佚名：《榆林城守纪事》。
[33]《明清史料》丙编第一本《致西据明地诸帅书稿》。
[34]缪荃孙：《云自在龛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