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复套之议与曾、夏冤狱

在长期的边防实践中，人们逐渐认识到，鞑靼的连年侵掠之所以难于制止，关键在于有河套为其巢穴。在蒙古部落依托河套临边而踞的情况下，点式防御固然不能阻其从诸点之间渗入，带状防御也难以阻止它去而复来。只有收复河套，才能一劳永逸地解除陕西的边患。于是历朝都有不少有识之士力倡复套之议。尤其是身任陕西边防之责者，更不乏热心于收复河套的人才。

早在成化二年（1466年），延绥镇纪功兵部郎中杨琚，便根据一个“自幼熟游河套”的70余岁边军百户朱长的建言，极力主张进取。他认为：“套内地广田腴，亦有盐池海子，葭州（今佳县）等民多墩外种食”，倘若听任鞑靼在这里盘踞，将来必成大患。不久，总督关中军务的名臣王越也提出了收复河套的建议，他指出：“河套水草甘肥，易于驻扎，腹里之地，道路旷远，难于守御。陕西孛罗忽、癿加思兰等纠率丑类，居套分掠，出入数年，虽尝阻于我师，然未经挫衄，终不肯退”，必须选名将，统大军“往图大举”，才能解决河套问题。但是这些建议都没有被采纳。[20]

弘治年间总督陕西三边军务的杨一清，也是“复套”的热心人。他认为唐之受降城（东、中、西受降城，皆在今内蒙古境内黄河北岸）据有三面之险，明初退居东胜卫，已失一面之险。而正统以后又弃东胜而守延绥，“则以一面而遮千余里之冲，遂使河套沃壤为寇巢穴”，而“宁夏外险反南备河。此边患所以相寻而不可解也”。他认为，只有夺回河套，“复守东胜，因河为固”，才能根本改变边防的被动局面，同时还可以在河套开“屯田数百万亩”以解决军需问题。[21]杨一清的建议曾得到孝宗的赞赏，明朝也为此作了一些准备工作。但不久孝宗去世，武宗继立后刘瑾专权，杨一清被排挤退休，群臣“遂无敢言及河套者”[22]。

嘉靖年间，鞑靼的侵掠更加严重，明臣关于收复河套的主张也又一次占了上风。嘉靖十七年（1538年）巡按何赞上疏，二十四年（1545年）御史陈豪又上疏，要求朝廷下定决心，“期于必战，尽复套地，庶可弥其内扰之患”。而主张收复河套最力，并为此做了许多实际部署的，则是这一时期任陕西三边总督的曾铣。然而在当时昏暗的朝政下，他壮志未酬，却与支持他的首辅夏言一起遭奸臣严嵩陷害，蒙冤被杀。

曾铣（？—1548年），字子重，扬州江都人。嘉靖年间曾巡按辽东，巡抚山东、山西，是那时最有才干的边臣。当时正是俺答率蒙古鞑靼军连年入侵之际，他巡抚山西三年，悉力设御，“经岁寇不犯边”[23]。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他调任陕西三边总督，正碰上套寇十余万自宁塞营（今靖边、吴旗二县间）入边，大掠延安、庆阳境。曾铣仅率部数千人驻防塞门（今安塞、靖边二县间），而派参将李珍袭击鞑靼的后方巢穴马梁山，斩首百余。鞑靼闻讯，狼狈退走。不久鞑靼又复大举南下，明军游击高极战死，副总兵肖汉败绩。曾铣整顿军纪，处治怯懦将领，把鞑靼驱赶出边，并追出塞外很远。套寇被迫远徙，一时不敢再犯陕西。

在统兵参加御寇战争的同时，曾铣为秦塞长城的建筑也花费了不少心血。他在余子俊、文贵所修长城的基础上继续增高加固，作为边防屏障。秦塞长城两墙并峙、互为表里的防御格局就是在他的手里最后奠定的。

然而，曾铣深知仅靠长城是无法解除鞑靼威胁的。因此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收复河套的战略研究上。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鞑靼大掠关中被击退后，他向朝廷呈上一万多字的《复套八议》：“一曰定庙谟，二曰立纲纪，三曰审机宜，四曰选将材，五曰任贤能，六曰足刍饷，七曰明赏罚，八曰修长技”[24]，系统地论述了用兵河套的原则。他指出：“贼据河套，侵扰边鄙将百年，孝宗欲复而不能，武宗欲征而不果”[25]，“套贼不除，中国之祸未可量也”[26]。他建议组建一支6万人的精锐突击部队，每年夏秋之交乘鞑靼人息兵牧马时入套“直捣巢穴”，得手后即退回，以免陷入敌围。次年再如法炮制，“岁岁为之，每出益励，彼势必折，将遯而出套之恐后矣”。换句话说，他要变被动为主动，变套寇连年侵扰内地为明军连年进袭河套，变彼之去而复来为我之退而复进，使敌人不胜其扰，最后用军事压力将其挤出河套。然后明朝“因祖宗之故疆，并河为塞，修筑墩隍，建置卫所，处分戎卒，讲求屯政”，达致边境的清宁。

曾铣还认为，“复套”与“筑边（修筑长城）”不可偏废。但修筑长城以御套寇只能收效一时，只有收复河套，才是“国家万年久远之计”。

曾铣不只是说说而已，他还付诸实施。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他亲自率军出塞袭击套部，获得胜利。套寇受此打击，一度“远遁，不敢近塞”。受此役鼓励，他于这年十一月会同下属陕西、延绥、宁夏三巡抚谢兰、杨守谦和王邦瑞，以及三镇总兵官，联名向朝廷提出了《复套方略》共18条，又进上《营阵八图》，从战略到战术，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用兵方案。

当时明世宗对曾铣的复套之议一度十分欣赏，并曾斥责兵部对此犹豫不定，没有积极响应。然而对曾铣的计划与才略最欣赏的还是当时的首辅夏言。夏言（1482—1548年），字公谨，江西贵溪人，他在嘉靖朝的首辅中是较有抱负的，因而对曾铣收复河套的主张极为支持。夏言的岳父与曾铣同乡，所以两人私交也很好。但是，夏言在一些问题上与明世宗意见相左，这时已渐渐为皇帝所忌。而他的政敌严嵩这时正觊觎首辅之位，妒恨夏言，遂乘机在世宗面前进谗言，攻击曾铣开边启衅，而夏言则与曾铣结党营私。反复无常的明世宗受到挑唆，立即翻脸，不顾自己此前不久曾对复套之议大加称赞，反过来斥责曾铣贪功误国，并下令将他逮捕。

严嵩进一步落井下石，指使曾因怯懦惧战而被曾铣劾奏得罪的原甘肃总兵仇鸾诬告曾铣掩败不奏，克扣军饷，并造谣说夏言受了曾铣的贿赂。严嵩甚至声称：俺答入侵延绥、宁夏，也是曾铣贪功生事惹下的祸。昏庸的明世宗于是不问青红皂白，竟下令把曾铣处死。一代御鞑名将没有捐躯于疆场，却这样冤死在昏君奸相之手！

明朝这样自毁长城，更助长了鞑靼的侵犯气焰。曾铣死后不久，俺答军又大举进攻宣府，明世宗不因此而反省自己的乖戾蠢举并亟思抗敌之策，反说这都是夏言、曾铣议复河套招来的报复，遂连夏言也一并处斩。随即开始了一场对陕西抗敌有功将士的大迫害。曾铣的部将、名震三边的李珍、田世威等都被诬为曾铣的爪牙，逮捕入狱，严刑逼供后，杀的杀，流放的流放。曾经赞同过曾铣主张的大臣，如陕西巡抚谢兰、延馁巡抚张问行、指挥郭震、御史盛唐、副总兵李琦等也都受到严厉处分。而那个畏敌逃遁、违犯军律的怯将仇鸾却因诬告曾铣有“功”而被释放、平反并重掌兵权。如此倒行逆施，令陕西军民无不愤叹。

曾铣是个有勇有谋的边帅。一年除夕，塞上无警，他突然命诸将出征，将领们正张罗酒席，不愿走，便贿赂其亲兵向他求免。曾铣断然将亲兵斩首，诸将只得听命，连夜出兵，果然遇敌，大获全胜。次日诸将问其缘故，曾铣笑道：听见乌鸦叫得蹊跷，所以料知必有敌至。于是诸将皆服。曾铣还是个当时官场中难得见到的廉洁奉公的清官，他被冤杀后抄家时发现，这个久历宦途的人却“家无余资”[27]。曾铣、夏言罹祸，人莫不为之寒心，从此无人再敢提及收复河套的事了。而明朝边备也就更加废弛，边患更加严重，两年后便导致了鞑靼军围攻北京的“庚戌之变”。

公道自在人心，历史是无私的。曾铣身后，陕西人民为之建祠致祭。明世宗死后，穆宗即位，朝中纷纷为曾、夏讼冤，明穆宗随即宣布为曾铣等平反昭雪，追赠官谥。然而他的复套之志却再也不可能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