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秦塞长城

在明前、中期与北元及河套蒙古长期对峙的过程中，陕西的边防经历了由点式防御演变为带状防御，由一条防线演变为几条防线的重大发展。由此留下的一组至今遗迹尚存的庞大防御工事体系，构成了今日我国著名的万里长城的中腰部，史籍多称之为秦塞长城。

明代前期，陕北边防主要是沿袭宋代防御西夏的办法，采用点式防御。即在沿边地带择冲要之处建立一系列城、寨、营、堡，中间设立烽堠以传递消息，组成一个防御体系。明王朝对陕西各处的筑城工作一直十分重视，早在明初三秦底定不久，朱元璋便于洪武四年（1371年）正月派冯胜（即冯宗异）往陕西沿边一带“缮治城池”[14]。此后从沿边至纵深地区屡兴筑城之役，大者如榆林城之新创、东胜城之重筑，小者如怀远堡（今横山县城）、定边营（今定边县城）、镇靖堡（今靖边县南）等等。明代沿边诸城修筑水平远超宋代，许多宋代要塞城池明初均经扩展增高，更加险固。如宋种世衡创修的清涧城在明洪武年间增筑为周3里、高3丈、池深2丈的重镇；绥德城在洪武年间经指挥严渊扩建后面积扩大3倍，成了周8里半、高3丈的大城；葭州城洪武初年由千户王纲扩建，从宋代小小的葭芦寨变成了一座大型要塞等等。

但是，北宋对付西夏行之有效的“筑城战”用在明代却在很大程度上失灵了。这主要是由于西夏与河套蒙古民族特性上有很大区别。西夏党项人是农牧兼营民族，而且立国之后农业地位日渐重要，因而夏对宋的战争虽然也具有游牧民族入塞劫掠的成分，但扩展耕殖空间的意义也起着很大作用。因此宋夏双方逐渐都在边境上采取了筑城护耕、逐城推进、扩张边界、占夺地盘的堡垒战术。北宋这种战法也算是棋逢对手，妙奕不绝。然而，河套蒙古在明代却处于纯游牧状态，农业的意义极小。它对陕西内地的侵扰纯属劫掠性质，并不带有扩展边界、抢夺地盘的目的，因而完全可以绕过明军的设防据点而长驱深入，忽来忽去，使明军的点式防御体系陷于无用。在整个宋夏战争期间，夏兵深入最远不过到邠、鄜一线，而北元、鞑靼的骑兵以比西夏弱小得多的实力，却能深入到凤翔、三原、泾阳一线，威胁关中的心脏地带，可见点式防御已不足恃。

同时，陕北沿边地段大部分位于毛乌素沙漠南缘的荒漠草原地带，地势相对平缓。不像山西、畿辅等地的边塞多有险要山川可恃，因而点式防御难以有效防止北骑南下的弱点尤为突出。因此，自明初以来就不断有人主张改善这种防御态势。

永乐十二年（1414年）七月，明廷下令陕西沿边诸城增设烽堠以备御敌。[15]初步萌生了把各防御点连为一体的设想。

正统年间（1436—1449年），宁夏副总兵官黄鉴奏请：从偏头关东胜州黄河西岸的一颗树（今府谷县黄甫川以北）到宁夏黑山建立边墙，东西长700余里，沿线共计划建立13个城堡，72个墩台。这是明代关于秦塞长城的第一个详细规划。但上报朝廷后，却以“地土平漫难据”为由将此方案搁置了。稍后，总兵石亨又提出另一方案，即延绥一路沿当时所称的直道（横山山脊一线）重新修建营堡。但陕西当局以“徒置烦劳”为由，未从其议。[16]最后只是在正统七年（1442年）由总兵与巡抚会商，派军役依界石一带山势，随其曲折而把北坡的一面铲削成25尺高的人造悬崖，起到“城”的作用，而在无山的川道口左右俱建筑大墩，调军防守。实际上，沿边哪里会处处都有可供铲削成崖的山坡？因此这一举措的意义也就很有限了。

到了宪宗成化八年（1472年），河套鞑靼的威胁日益严重，吏部侍郎叶盛又提出了个防御计划，他认为：铁鞭镇、黑城子、银州关，都是宋时为防御西夏而筑，山势最险，水泉甚近便，应当修补以为防御之用。这实际上又回到点式防御的路子上去了。然而，在当时边政废弛、得过且过的风气之下，就连这个算不得大举动的建议也无人理睬，终于“不果行”。

次年，鞑靼大举入塞，一直闯到渭河边的秦州。明王朝感到事态严重，在王越取得红盐池之捷，战事告一段落后，即批准建筑秦塞长城。当时著名边臣、后来的陕西父母官余子俊时任延绥巡抚，负责组织实施这一工程。在他的精心组织下，沿边军民利用红盐池之役后鞑靼一度远遁的时机，很快筑起了这道长达1770里又123步的边墙。它东至清水营紫城砦黄河西岸，与对岸的山西偏头关长城遥遥相对，西至宁夏花马池（今盐池县），与宁夏镇长城相衔接于营界牌。全线共修建城堡12座：榆林城除正统年间已建成的南城外，又创修了北城，并新筑成安边营、建安、常乐、把都河、永济、安边、新兴、石涝池、三山、马驼泉等10座城堡。此外，还将响水、镇靖两座旧有堡寨移置边墙附近重建。与这些重兵把守的要塞相配套的，还有守护壕墙崖寨819座、小墩78座、边墩15座，构成一条完备的防御带。工程完成后，沿线配以重兵，边墙之外实行坚壁清野，禁止边民出塞耕种。

秦塞长城修成后，延绥镇治所也从绥德城北迁到边墙上的榆林，推进250余里。从此榆林便成为全国的“九边重镇”之一、长城中段最大的防御枢纽。

由于余子俊所修的长城以因山为险为原则，大片屯田被隔在边外成了耕作禁区，损失巨大。于是到弘治年间（1488—1505年）延绥巡抚文贵又在其外修了一道边墙，用以防护屯田。这道新工事名曰“大边”，而称余子俊所修的长城为“二边”。长城防御的重心随即向大边转移。但是，文贵所修的大边只是一道辅助工事，不仅多建于平地，而且筑墙高厚不过1丈，很容易被突破。因此到嘉靖年间明廷又决定扩建大边，“必使岸堑深险，墙垣高厚”。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宁塞至定边二堡间的边墙首先添修，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陕西三边总督曾铣主持的大边扩建工程全面兴工。此后三年间，西段440里、中段490里及东段590里的边墙以每年一段的速度全部完成。到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曾铣遇害时，秦塞新长城已经全线巍然屹立。它西起定边营（今定边县），东至黄甫川，全长1521里，除夹墙不计则为920余里。比余子俊所修旧墙平均北移数十里，最远处（石涝池堡至砖井堡间）北移百里以上，从而保护了大片屯田。新墙沿线共设城堡34座、墩台170座。“墩堡勾连，横截河套之口”，其城墙高厚与墩堡据点密度均大大超过了旧墙。

新墙（大边）经此次加固后便成为秦塞长城的主体部分，而同时，余子俊所修的旧墙（二边）也仍然予以利用，“堑山湮谷，另为一边，名曰夹道，地利亦险矣”[17]。

至此，明朝费时70余年，消耗大量人力物力，终于建成了包括两道边墙在内，总长达3300里、城堡46座、墩台260多个、哨寨800余个的气势恢宏的防御体系——秦塞长城。陕北边防由点式防御，到带式防御，到多层带式防御的演变，至此达到极点。在明长城全线中，只有秦塞长城这一段采用了两墙夹道的结构，[18]可见明廷对河套防御的用心。

秦塞长城的大部分地段均用土夯筑而成，由于塞外风沙的侵蚀，毁损较快。早在它完工后不久的隆庆三年（1569年），位于毛乌素沙漠南缘风口的常乐堡至波罗堡地段就已“沿边积沙高与城等，铲去复满”。另一些地段由于军屯密集，过度耕牧，造成生态环境恶化。如保宁堡（今榆林市西）一带在上述短短时间内便由优质草原变成了不毛之地，“昔多水泽，今潴渐涸，马无所饮”，以致屯军不得不另择据点。[19]实际上，两道长城建立后，“套寇”入塞的事仍时有发生，再坚固的城墙也不能保护一个已经腐朽了的封建王朝不受侵犯。只是由于明后期蒙古势力本身的分裂、衰落以及它被新兴的满洲人征服，陕北的边患才没有再度严重起来。如今，秦塞长城的大部分地段已被毁圮，或被流沙埋没。而秦塞长城沿线保留下来的一些古城堡，如著名的榆林古城，则作为旅游胜地与历史古迹受到保护，并为今天的现代化建设发挥出当年它的建设者们想象不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