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明代“关中八志”与清代关中方志、金石之学

在文史方面，明清时代陕西学者的突出贡献主要集中在方志学领域。宋元时代陕西在方志纂修方面是十分落后的，其成就远不足以与南方相比。然而到明代便大有不同，关中方志之学不仅为陕人所引为自豪，外省学者也多有公论。如清初的文史大家、山东人王士祯便有“关中名志甲天下”[4]和“明代名志多出于秦”[5]之说。但哪些关中方志可称“名志”则诸说不一，有谓“哙人口者约十种”者，[6]有谓“关中称名志者七”[7]者。较为得到公认的名志是明代的“关中八志”。所谓关中八志，即康海撰《武功县志》，正德十四年（1519年）初刻；吕柟撰《高陵县志》，嘉靖二十年（1541年）初刻；韩邦靖撰《朝邑县志》，正德十四年（1519年）初刻；孙丕扬撰《富平县志》，万历十二年（1584年）初刻；乔世宁撰《耀州志》，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初刻；刘九经撰《郿志》，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初刻；王九思撰《鄠志》，嘉靖十二年（1533年）初刻；张光孝撰《华州志》，隆庆六年（1572年）初刻。这八部“名志”目前除了王九思的《鄠志》已经失传外，其余都流传至今。这几部地方志都具有一些共同特点，如：

（1）与宋元方志（如实际上只是考史著作的宋敏求《长安志》等）相比，“明八志”的体例要完备得多，大致已经奠定了后世方志的成熟模式。但它的修撰过程与清代方志相比，又具有更多的“个人著述”性质。虽然当时外省籍主官监修、本地名流学者主纂的修纂制度已经建立，但撰写班子比清修方志要简单得多，基本上是成于一人之手，此人即对全书负有文责。不像清修方志那样写作班子庞大、审订程序严格、作品往往一副“官修”的派头，文责虚置，个性全无。这种带有一定程度的个人著述性质的方志，虽然在资料搜集等方面往往不如“官修”之书完备，但在成一家之言方面却具有“官书”所难以具有的优点。

（2）“八志”的撰写人都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地名人，大多是在京师或外地任过要职后返乡著述的。作为本地学者，他们有眼见耳闻亲身经历之长，而作为资深位重的前官员，他们又比当地父母官即方志的监修者地位更高，比起清代方志的纂者往往地位低于监修者，以至于只能仰其鼻息写出官样文章的情况来，他们的作品显然可能写得更好。

因此，“关中八志”的成就并不是偶然的，这八部方志中，又以康海的《武功县志》与韩邦靖的《朝邑县志》名气最大。《武功县志》记载本县的山川城郭、津梁市集、祠庙寺观、户口物产等情况，体例得当，内容全面。王士祯对它有过“文简事赅，训词古雅”的高度评价。该志初刻后曾多散佚，清乾隆年间，武功知县玛星阿得一钞本，由朴学名家孙景烈加以评注后翻刻流行，后收入《四库全书》。《朝邑县志》为“朝邑二韩”中的韩邦靖所撰。韩邦靖（1488—1523年），字汝度，号五泉，他与其兄同年中进士，在武宗朝同被下过诏狱，同被革职为民，世宗朝又同时获平反并再度起用，其文章与才气也与其兄相类。但以36岁早夭，不如其兄那样著述宏富，《朝邑县志》便成为他最有名的著作，也收入了《四库全书》。

康、韩二志都属方志学中的简约派，“盖明代方志多失芜滥，故康、韩矫之以峻挈”[8]。不过它们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由于过分简约而失去了许多信息。清人洪亮吉曾指出：“《武功志》虽絜，而典章制度率多遗漏”。[9]《朝邑县志》也有这个问题，这无疑是个遗憾。

除了“关中八志”外，明修陕西方志可观者还有不少，特别是三原人马理主纂的《陕西通志》是陕西省志中现存最早的一部，具有很大意义。

清代陕西的方志学继续得到了发展，尤其是乾隆年间著名文化事业组织家毕沅任陕西巡抚时，曾有来自各省尤其是江南地区的一大批乾嘉朴学大师、文史名人聚居其幕府，如洪亮吉、刘长明、孙星衍以及陕西武功人孙景烈等，他们都对陕西方志的修纂工作作出了很大贡献。这些学者“敷政之暇，授碑碣以订金石，稽掌故以续文献，故关辅志乘，多成于斯时”。他们亲自主纂的一批方志，如孙星衍所纂的《礼泉县志》《邠州志》《三水县志》，洪亮吉所纂的《长武县志》《淳化县志》，孙、洪合纂的《澄城县志》，孙景烈纂的《鄠县志》《郃阳县志》等等，都是陕西清修方志中的上乘之作。这些学者对方志学理论也多有贡献。

与明代陕西几部名志都属于简约派相反，“清自屡开鸿博，崇尚考据，故诸作多趋于博丽”。尤其是以上这些朴学名家主纂的方志，更是以博见长。然而它们在体例上也相当严谨，可以说是博而不乱，繁而有序，信息丰富，查找方便，比明代方志明显丰富得多了。不过“官修”的色彩也浓得多了。

毕沅之后，道光、咸丰间朴学大师蒋湘南主持关中讲席，对陕西方志也多有贡献。他先后修纂了《同州府志》《泾阳县志》《三原县志》与《留坝厅志》，“考核详审，世推佳制”。[10]

明清陕西文史领域又一成就是金石学的进展。万历年间的周至县学者赵崡，字子函，一生钻研金石考古，著有《石墨镌华》6卷，收录碑刻253种，多为前人所未收。其中关于昭陵等处的碑文尤多，是研究陕西金石文字的重要成果。清前期万年县（今西安市）人褚峻，善书法，精刻碑，以贩卖碑帖为业，所著《金石图》《金石经眼录》，为乾嘉时期有名的金石之作。

毕沅治陕时期陕西的金石博物之学的进展尤其巨大。毕沅其人不仅经史、小学、金石、地理之学无所不通，而且手下人才济济，特别积极于利用手中权力组织研究工作。他不仅主持了陕西一大批方志的编写，而且着力收藏、悉心研究金石书画，踏勘、修缮陕西境内的名胜古迹。其中，他整修西安碑林的功绩尤大。北宋建立的碑林，到清初已破败不堪。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毕沅亲访碑林，见房屋倒塌，碑石卧倒在乱草瓦砾之间，遂决心予以重建。经过多年努力，碑林修整一新，复原前后堂庑，全部重加油饰；几十块巨大刻石从瓦砾中挖掘出来，洗刷文字，组织石刻陈列。唐碑的布置仍按北宋吕大忠的排列形式，并加收宋元及以前石刻，编排为甲、乙两部分，以栏栅围之，置专职人员管理养护。现在西安碑林的规模就是毕沅整修后奠定的。在重建碑林的过程中，毕沅组织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碑刻著录及考释工作，著成《关中金石记》《关中胜迹图志》等书，把陕西的金石文物之学大大推进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