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中外文化的交流与碰撞
文化的良性交流是文明得以进步与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而文化的恶性碰撞则往往导致文明的危机，甚至文明的毁灭。然而在实际历史进程中，纯粹的良性交流或纯粹的恶性碰撞是很少见到的，因而“文化相遇”就成了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是走向升华还是走向沉沦，就看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们能否作出正确的回应了。
地处内陆的陕西，在周秦汉唐时代曾得益于欧亚陆上商路大动脉（所谓丝绸之路）而处在“文化相遇”的前沿，陕西先民当时以开放的心态勇敢地迎接挑战，抓住机遇，使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得以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宋以后陕西周边形势改变，旧有的欧亚陆上动脉逐渐被海上交通所取代，陕西也不再处于“文化相遇”的前沿。但无论是经由陆上通道与中亚、西亚伊斯兰世界的交通，还是通过海上中西交通由沿海地区辐射而来的“西学东渐”，都继续对明清时期的陕西历史发生着影响。
经由陆上通道与伊斯兰世界的交往，在宋元时代一度非常活跃，其结果是形成了陕西的汉语穆斯林—回族族群，明清时代这种交往仍在进行，陕西伊斯兰文化的先哲胡登洲，就是这种交往的代表人物之一。
陕西回民自元亡之后，与中、西亚伊斯兰世界的文化联系即处于若有若无的状态，伊斯兰文化的发展受到阻碍。著名回族学者胡登洲（1522—1597年）为改变这种状况作出了不懈的努力。胡登洲字普明，出身于陕西咸阳一个回民宗教界家庭，他于明嘉靖年间历尽艰辛赴麦加朝觐，得伊斯兰教之真传，回到陕西后立志兴学。他改革了口头传授经文的方法，首先开创了我国的伊斯兰寺院经堂教育。他起初在家中招收学员，半工半读，后于清真寺内办学，其经费一半来自施舍，一半来自官府的供给。经过胡登洲的热心倡导，陕西清真寺设学之风大兴，很快就遍及全国。他潜心研究宗教哲学，创立了我国伊斯兰教育的“陕西学派”。该派以精而专为特点，专授认主学，使用阿拉伯文经籍，在我国伊斯兰教育的三派中影响最大。而其他两派即常志美创立的山东学派与马复初创立的云南支派，也都是从胡登洲的师传系统中分化出来的。当时中国穆斯林尊胡登洲为“胡太师”，而陕西则被称作“念经人的教场”。今天西北、南方诸省区及豫、皖等省的伊斯兰教育仍以陕西派为主。
作为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流结果，陕西回民建立起一批凝聚着中华文明智慧的清真寺。今西安市莲湖区化觉巷内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化觉寺就是其中的代表。该寺建于明初，为传统的中国式殿堂建筑群，规模宏大，有五进院落，84间殿堂，以五大殿阁即所谓“五凤朝阳殿”为核心，其中大殿可容千人礼拜。寺内彩画雕刻极为精细，具有很高的中国传统艺术水平。这座清真名寺，无疑是各民族文化交融发展的体现。
到了明万历年间，又一次中外文化交流高潮通过沿海地区向陕西辐射。其代表人物就是上一节提到的王征。除了介绍西方的科学技术外，王征也对西方文化，尤其是基督教表现出了很高的热情。他通过在北京等地和庞迪我、利玛窦、金尼阁等西方传教士的交往，认为他们“名利婚宦事一切无染，独嗜学穷理，不知老之将至”[14]，这种精神正是力挽时世沉沦、人心不古之所必需的。他感叹道：“噫嘻！先生不婚不官，不名不利人也，只因敬天爱人一念，不远几万里惠顾我东土，历尽百险百危，曾不一毫退转。我辈痴迷，盈盈一水之隔，不百里而近，乃惮跋涉苦……且可愧已！”[15]于是，大约在天启元年（1621年）前后他受洗入教，与徐光启、李之藻、孙元化、杨廷筠等一起，成为自西方基督教文明步入近代化门槛以来的首批中国教徒。
对他们选择的信仰人们尽可见仁见智；对利玛窦之类的传教士入华，人们也可以有各种评价，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王征、徐光启这些人当初入教绝无功利上的动机，也谈不上有什么崇洋观念（相反，王征认为利玛窦们是“慕我明崇文之化，梯航万里，作宾于王”[16]的）。吸引他们的，主要是那种“不婚不官不名不利”坚执于信仰的精神。于是，王征便成了西学东渐中陕西最早的基督徒，他起了教名菲利浦，自称“景教后学”，在积极向他的传教士朋友们介绍“我明崇文之化”的同时，也向国人积极介绍西方文化的各个方面。他除了如上节所述译介引进了西方的力学与机械工艺之外，还译介天主教义，译介《伊索寓言》（王译为《意拾喻言》）之类的文学作品，甚至还在我国历史上首次引进了罗马化汉语拼音。
在王征的带动下，深处内陆的陕西卷入了当时尚属初起的西学东渐之潮。天启五年（1625年）春，王征在家居时邀请金尼阁访问了陕西，居留近半年之久。在此期间，他主持在西安刊行了罗马化汉语拼音方案《西儒耳目资》，刊印了金尼阁编的包含《伊索寓言》在内的西方文学丛编《况义》，在西安考察了当时刚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并作出了科学的诠释。后来又于崇祯三年（1630年）在西安开设了第一所天主教堂，题名曰“崇一堂”。王征最重要的介绍西方科学的著作《奇器图说》也是在西安刊行的。一时间，闭塞的关中居然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热点地区。
王征虔信天主教，但他理解的天主教“以体认造物主为宗旨。造物主无形而独一无偶，与《中庸》所谓至诚无息，为物不二合，即《易》之上帝、《书》之维皇、《礼》之太一也”。显然，他实际上是用儒家学说来解释基督教。王征为此译写了一系列著作，如《西儒书》《西书释译》《真福直指》《圣经直解》《圣经要略汇集》等等。虽然其中不无牵强，但在当时却是中国人研究西方文化尤其是基督教文化的最早著作之一。在闭塞的大西北，这样一种开放的眼光是极难得的。
遗憾的是，这种正常的文化交流未能继续下去。王征去世后，陕西逐渐退出了西学东渐的活动，而在全国范围内的中西交流不久也中止了。到了乾隆年间，像《奇器图说》这样杰出的作品竟被皇皇《四库全书》的编者下了“大都荒诞恣肆，不足究诘”的评语。等到200年后国门再度被打开时，人们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荒诞恣肆”了。封闭伴随的就是愚昧和落后，明清的封闭，特别是清代的封闭，把中国的历史拖后了数百年！
[1]《明史》卷二八六《王维桢传》。
[2]《明史》卷二〇一《韩邦奇传》。
[3]《明史》卷二〇一《韩邦奇传》。
[4]（民国）《潼关县新志》萧万康序引。
[5]（民国）《潼关县新志》冯光愚序引。
[6]（民国）《潼关县新志》冯光愚序引。
[7]（嘉庆）《咸宁县志》高廷法序。
[8]（民国）《潼关县新志》冯光愚序。
[9]（民国）《潼关县新志》冯光愚序。
[10]（民国）《潼关县新志》冯光愚序。
[11]杨屾：《豳风广义》。
[12]杨屾：《知本提纲·农则前论》。
[13]杨屾：《修齐直指》。
[14]王征：《西儒耳目资·序》。
[15]王征：《杜奥定先生东来渡海苦迹》。
[16]王征：《西儒耳目资·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