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书院教育与书籍刊行
陕西的官府之学渊源久远，而以学者为中心的书院教育则始于北宋，明朝大盛。其中尤以关学巨子冯从吾创办的首善书院最为著名。
冯从吾（1556—1624年），字仲好，号少墟，长安县人。他是明代关学的集大成者，也是明末东林党一派士大夫在西北的首领。万历年间，他受朝中恶势力的排挤，罢官归陕。回西安后闭门谢客，专心致力于学术活动。为了宣传他的学术观点和政治主张，他在从事著述之余，又借用西安城南门内的宝庆寺（今西安市书院门小学）作为讲学场所，听众踊跃，很快便多达数千人，连陕西布政使汪可授、按察使李天麟也慕名前来听讲。他们看到几千人挤在狭小的宝庆寺院内不是办法，便以地方官府名义作主，把宝庆寺东的小悉园（今西安市师范学校校址）拨给冯从吾建立学校。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冯从吾主持下的首善书院应运而生。
首善书院由冯从吾亲任主讲，并延请一些学富德高的关学名儒共执教席。由于“少墟先生”的学识、情操声蜚远近，使它很快成为一所影响巨大的学术文化机构。它与设在附近的西安府学、长安县学、咸宁县学一起构成了当时西安乃至西北诸省的文化中心，即今天所谓“书院门”地区。而首善书院的名声更在那几所官学之上，不仅西北各地，甚至四川、湖北、河南等地也有学生来此就读，于是这里又成为全国闻名的学府之一。当时它不仅是关学思想与学术的最大基地，弘扬着主敬穷理、体验身心、崇实重道、经世致用的关中学风，而且也是正直士大夫的清议论坛，因此为日渐得势的恶势力所忌。天启年间阉党魏忠贤当权，大肆镇压知识分子，身为东林一派士大夫的冯从吾与他主持的书院自然在劫难逃。天启四年（1624年）首善书院终于被魏忠贤的爪牙所查禁，冯从吾也于当年郁愤成疾，饮恨辞世。
除首善书院外，明代陕西各地都创办了不少这类学者讲坛。如蓝田县的芸阁书院、瀛州书院，三原县的弘道书院、学古书院，西安城内的正学书院，周至县的集贤书院，渭南县的五凤书院、正学书院，礼泉县的星聚书院，商州的商山书院，白水县的明德书院，华州的华山书院，华阴县的四知书院，耀州的文正书院，同官县（今铜川市）的问以书院，武功县的绿竹书院，三水县（今旬邑）的乐育书院，潼关卫的明新书院，富平县的新城书院，陇州的汧山书院，等等。甚至在贫瘠而屡经边患的陕北，明代书院教育也有长足发展。如仅延安一城，就不仅有据传始创于范仲淹而复建于明弘治年间的嘉岭书院，还有龙溪书院、云梦书院、云岩书院、育英书院、杨公书院、赵公书院之设。此外，安定县有敬学书院，宜川县有正学书院，鄜州有两山书院、丽泽书院，洛川县有泰征书院等。书院教育在这里远比未经边患的陕南为发达。
明代陕西书院中除首善书院外，另一所颇有特色并享有盛名的是三原的弘道书院。三原在明清时代是文化、教育名城，以至于主管陕西全省教育的政府机关陕西学政与陕西督学使署常设在三原，而不是在省会西安。弘道书院开设得也比首善书院更早，明弘治九年（1496年）由县人王天宇创建。它也具有跨省的声誉，主要录取陕、甘两地的士子入学。与其他书院不同的是它的民办色彩更浓厚，主要是由富户、商贾集资创办与经营的，在明代，官方只给予少量财政资助。弘道书院虽系民办，其宗旨却十分正统，以“明纲常之道，知修齐之理”为办学方针。士子主要学习程朱理学，涉猎史志知识。它的《学规》规定：“一曰明德：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为学习之目的也。”
到了清代，陕西的书院教育开始走向衰落。所谓衰落并不是指书院办得少了或规模小了，相反地，清代陕西书院的数量与规模都超过明代。然而清代陕西的这些书院却出现了明显的“官学化”趋势。以学者为中心，弘扬富有个性的学派与学风，既是授业的讲席，又是清议的论坛等等书院不同于官学的传统特点，在清代陕西各书院中都已大为淡化。在清前期以文字狱为典型的文化专制主义禁锢下，明末蓬勃兴起的各种启蒙思潮渐归沉寂，像东林书院那样的清议讲坛已无法存在。
清初康熙二年（1663年）陕西巡抚贾汉复建立关中书院，并在清代屡经修葺与扩建，成为当时陕西最大的书院。它虽然号称是继承了冯少墟的讲坛，但当年首善书院的清议传统已基本消失。清代的关中书院先后曾由王宏撰、李颙、柏景伟、孙景烈与蒋湘南等名儒主讲，在陕西省内外都有很高声誉，并跨省区招收陕甘两省士子。但政府对它的控制远比明代严密，院务由陕西巡抚兼管，山长的聘任、经费及学生录取都由巡抚决定。开设的课程主要是“正学”，即程朱理学。书院名义上是以提倡教化、移风易俗为办学目的，实际上却与府州县学一样，成了以考课为主的科举预备机关。“关中乡、会试中或膺馆选者，大半皆书院之士”。原由民间集资兴办的三原弘道（乾隆年后为避清高宗弘历讳而改为宏道）书院，入清后也更多地接受官方资助，并直接受置署三原城内的陕西学政管辖，已基本上成了官办学府。陕西境内的大小书院，也大都按关中、宏道两大书院的模式走上了官学化之路。
直到晚清时代，国难日深，新政之议起，洋务、维新、变法图强之说大倡，陕西的书院教育才又发生了一些变化。在晚清诸新政的潮流中，教授新学、西学、实学的新型书院开始在陕西出现，其代表是设在泾阳县城的味经书院与崇实书院。
同治十二年（1873年）在洋务运动中，由陕西督学使许振祎奏请在泾阳设立了味经书院。其经费由许振祎本人捐廉（养廉银）并向泾阳、三原、郃阳、韩城、渭南等地绅商筹集，史兆熊、柏景伟、刘光蕡先后任山长。政府规定它与关中、宏道两书院同级，都面向陕甘两省录取士子。
为了革除旧式书院之弊，味经书院进行了若干改革，例如：
（1）在办学体制上，味经书院与官办性质的关中、宏道两书院不同，它为政府倡议，责成绅士主办，以避免“延师循情敷衍之弊”和“经理侵蚀支绌之虞”，摆脱官办腐败现象。
（2）在学习科目上，旧式书院以学习义理诗文为主，而味经书院则制订了以实学为主的方针，学习内容不限于经书，而且要研习纲鉴诸史、文献通考等，强调经世致用，主要设置有制艺、论策、经解、诗赋、法戒等课程。
（3）在教学方法上，旧式书院除阅课外，师弟不常接见，而味经书院主要采取课堂教学法，由山长每日登讲台授课。
这时的味经书院虽强调实学，但为时代所囿，仍未超出穷经致用的范围，因此它建立后又不断地经历了改革。光绪十一年（1885年）味经书院内设立求友斋，开设经学、史学、道学、政学、天文、地舆、算法、掌故等课程，增加了自然科学的内容，求友斋还附设刊书处，出版西学与时务新书，它是陕西最早讲授西方新学的学堂。光绪十三年著名教育家刘光蕡出任味经书院山长，开始了进一步的改革。他认为今日“世变为汉唐以来所未有，即救变之才，其学问必不能尽循汉唐以来之成迹”。于是，在书院中又新开设了算学、时政、天文、地理、外文等课，其中尤重算学与时政两门。刘光蕡认为“西人富强，以制器精奇，原本算术”，因而救国必须识算；而“士子读书，以识今日时务为第一要义”，无论读经史旧学还是西方新学都要联系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因而救国必须懂时政。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在甲午战败、国难当头的形势下，书院又设立了时务斋，要求学生每日看报，研讨国内国际大事。
经过一系列改革之后的味经书院，成了一所以传播自然科学与新思想为特色的学府，一时名满西北，陕甘士子竞相就学，一大批新型人才从这里产生。著名数学家张秉枢、爱国教育家杨松轩、水利学家李仪祉、民国政治家于右任、名记者与报人张季鸾等都出身于味经。
随着时代的进步，一所味经已不敷社会对人才的需要，于是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陕西巡抚魏光焘、学政赵维熙又奏请设立以理工之学为主的格致实学书院，院址仍在泾阳。次年十一月由三原、泾阳两县拨官款与绅商捐款建成了这座学府，并改名崇实书院。山长仍由刘光蕡兼任。办学经费由官款3万两作基金存于商号生息，并由味经书院刊书处拨银570两供支。书院设致道、求志、学古、兴艺四斋，后又并为政事、工艺两斋。课程开设以格致、算学、制造、英文为主，传统的文科诸学已退居次要地位。书院内并设有制造所，供学生实验习艺，仿制机器。
这样，到戊戌变法时，陕西已出现了以关中、宏道两所传统书院与味经、崇实两所新式书院为代表的书院教育体系，号称“清末关中四大书院”。到了1901年，清廷宣布行新政，废科举，兴学校，通令全国各地改书院与官学并为学堂。次年，味经、崇实两书院并入宏道书院并改建为宏道大学堂，并在西安新设陕西大学堂。1903年又改关中书院为陕西师范学堂。于是，四大书院连同整个传统教育体系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而为近代新式教育取代了。
明清时代陕西文化传播的另一个重要领域，是书籍的刊刻。陕西的雕版印刷术大约始于北宋。到金朝中叶，陕西出现了最早的刻书，即华阴刊印的《西岳华山志》。宋元时代与陕西毗邻的山西平水（今临汾）是全国的刻书中心之一，陕西也受其影响，雕版印书事业兴起，到明代终于形成大发展之势。当时西安、咸阳、朝邑、大荔、三原、彬县、泾阳、乾州、凤翔、汉中和延安等34处都有印书业存在。不仅官署刻书，藩府、书院、书坊以至私家都有刻书的。官刻本如陕西布政使司刊刻的《十七史详节》、西安府刊印的著名志书《长安志》《长安志图》和《雍录》。藩府本如秦王府所刻《史记集解索引正义》和从医圣孙思邈的名著中摘编成的《千金宝要》。书院本如西安正学书院所刻《国语》。坊刻本如郃阳书堂合刊的《长安志》和《长安志图》。私人刻书如长安大藏书家、刻书家许宗鲁用古体字（小篆楷写）刻印的《韵补》《吕氏春秋》等等，都是明代陕版刻印的图书佳品。明末陕西大科学家王征也曾自刻过他写的多种科技著作与西学著述，可惜仅《奇器图说》与《两理略》得以传世。
清代陕西的刻书事业进一步发展，形成了西安、三原、朝邑、华县、安康等刻书中心。许多清修方志，如康熙、雍正两修的两种《陕西通志》，就是西安官刻志书。但这时西安官制书籍最多的还是理学著作。图书流通市场也开始形成，西安一地的坊刻书肆就已有十余处。文化教育发达的三原，也是陕西的一个刻书中心，而且以出丛书著名。如清代三原藏书家李锡龄辑、宏道书院刊行的综合类大型丛书《惜阴轩丛书》、三原东里堡刘家刊行的《传经堂丛书》，以及清麓书院刊行的《清麓丛书》等，都以理学著作为主。在清末西学东渐的风气下，三原还在大量刊行理学书籍，无疑有落伍之嫌，但其刻书规模之大仍足以令人惊叹。此外朝邑县也刊行过《青照堂丛书》。华县、安康的刻书之风也很盛，而三原的九畹书屋、泾阳柏氏、蒲城味经堂的刻书事业也很有名，刻书的技术比明代又有很大进步。
清末，石印、影印等“泰西之法”传入，雕版印书开始衰落，民初铅活字排印更是迅速排挤了传统的雕版印刷，陕西的传统刻书事业在经历数百年辉煌之后，终于走向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