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史斌起义与关中再陷
北宋灭亡后的十多年内，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动荡的时期：南宋立足未稳，“偏”而不“安”，金军穷追，苗、刘兵变，人民起义此伏彼起，“军贼”土匪纷如蝟毛，朝中和、战歧议，忠、奸斗争，政治腐败，冤狱屡起。而北方的金朝也是内争纷纭，阋墙时见，新土未定，义军蜂起，对南宋是存还是灭，对中原、陕西是弃，是并还是立为藩属，都还在大政未定之际。陕西更是如此，自北宋灭亡之后，张浚来陕以前，宋朝在陕西实际上没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体制。新立的小朝廷暂时还顾不上西北，诸路将帅各自为政，军政的混乱与人民的苦难都倍于平时。而金朝对陕西也还没有个长远打算，纵兵几进几出，形成拉锯之势。就在这一片混乱中，南宋控制下的地区发生了宋金对峙时期陕西最大的一次人民起义——史斌起义。
史斌原是北宋末著名的农民起义首领宋江的部将，据某些史家考证，他就是传说中宋江麾下的好汉九纹龙史进的原型。[6]宋江受招安后，他成为宋军的下级军官，两宋之际正驻扎于陕南。南宋建炎元年（1127年）夏秋之后，金军攻占了潼关以东地区并准备侵入关中，中原人民大批涌入关中，并汇合关中人民大批逃向陕南，企图入川避难。宋朝兴州（今略阳县）知州向子宠却如临大敌，屯兵把守关隘，不让难民入境。几十万难民被阻于关下，进退无路，饥饿流离，大批死于关前。史斌自随宋江受招安后一直有东山再起、重举义旗的打算，这时见宋朝官吏如此不顾人民死活，遂决意起义。
这年七月，史斌在兴元府（今汉中）境内号召难民起兵反宋，走投无路的难民一呼百应，纷纷揭竿而起。史斌率领他们一举攻下兴州，并改变宋江不肯建号，为受招安留后路的做法，在兴州建号称帝，以示与宋决裂，一时“诸郡多应者”。史斌在人民支持下攻占凤州、武休（今留坝县），企图进占兴元府，为宋将章知己所扼。又顺嘉陵江南下利州（今四川广元），企图进军四川。宋川陕宣慰副使卢法源慑于义军声势，令诸将坚壁自守，不敢出战。史斌无法攻破剑门天险，便回师北上，进入关中。
这时正值娄室所部金军在大掠关中后暂时退走，关中各州县人民组织义军攻杀金所置守令，纷纷收复州县。史斌也收复了华州，并入据长安。但当地附宋抗金的义军并不同意史斌反宋，企图为宋“平叛”。而史斌却不自知，仍以他们为友军。建炎二年（1128年）四月，义军将领张宗谔到长安，诱使史斌解散部众，史斌居然没有表示异议。正当张宗谔准备为宋“除患”时，曾经在金军入陕之际退到秦岭以南去的宋军却来向义军“收复”失地了。宋泾原军统制曲端遣部将吴玠突袭史斌，史斌猝不及防，逃到长安附近的鸣犊镇，为吴所擒。而曲端则竟然连附宋抗金的张宗谔也不放过，袭而杀之，史斌也被押解到长安杀害。于是曲端等便以“收复”关中之功向朝廷邀赏了。
除了人民起义以外，南宋陕西军政界的内部纷争也持续不断。京兆府第一次沦陷时，陕西漕、宪二司主官均殉难，南宋东京留守宗泽于是承制授鄜延路经略使王庶为权陕西制置使、节制陕西六路军马，以期统一陕西的军政事权。但是王庶与他的两位前任唐重与范致虚一样无法调动诸帅，这时曲端在陕西宋军中开始崭露头角，他是泾原路经略使席贡手下的统制官，金军退出关后他在诸将中抢先进入这片政治真空地带，关中义军无论是反宋的（如史斌）还是附宋的（如张宗谔）都被他一一吃掉，于是羽翼渐丰，不把席贡放在眼里。王庶这时正愁诸帅难制，想笼络曲端为己用，于是奏请授曲端为节制司都统制，在节制使领导下调度六路军队，席贡等反而在实际上成了他的下属。然而诸路将帅既不买他的账，而他也不买王庶的账，王、曲矛盾日深。
就在他们勾心斗角之际，金人又卷土重来了。建炎二年（1128年）七月下旬，金王朝在经过一番讨论之后，决定派讹里朵与粘罕率金军主力南征，计划穷追宋高宗，消灭宋王朝。另派娄室仍为偏师，再攻陕西，以牵制川、陕方面的宋军。于是时隔仅四个多月，女真骑兵又一次践踏了关中大地。
八月，娄室入潼关，在华州、同州连败宋军，部将讹特剌破宋军于渭水，攻取下邽（今渭南市北），金监军绳果取蒲城。九月，金军再次攻陷永兴军，宋经略使郭琰弃城退保南山中的义谷。这时王庶想部署反击，召曲端会兵永兴、耀州间，曲端拒不从命，王庶无奈，令席贡另派庞世才来会，而调曲端回泾原，并派节制司部将贺师范会诸军于耀州，企图夺回永兴军。正当王庶准备前往耀州督战时，曲端忽然翻悔，声称自己要指挥这场战役，阻止王庶前来。这时贺师范轻敌冒进，在八公原遇敌败死，诸将溃逃，曲端乘机夺取了泾原军的指挥权，更不把王庶放在眼里了。
金军侦知王、曲不和，十月间乘机出兵进攻鄜延。曲端统帅泾原兵驻淳化，任凭王庶几十次来人来函调他赴援，他一概不理。王庶无奈，远招陕南兴元府的宋军来援，援军刚到甘泉，延安已陷。鄜延一路州郡都陆续失守。王庶丢了地盘，不得已带领节制司诸官属到曲端控制区去“劳军”。曲端对这位落难的上司极尽凌辱，两人为延安失守责任的事吵了起来。曲端一怒之下要杀王庶，幸得南宋朝廷派来的抚谕使谢亮劝阻。王庶好汉不吃眼前亏，向曲端赔了不是，曲端夺了他的节制使印信，扣留了他的官属，才把王庶放走。王庶从此把曲端恨之入骨。而曲端夺了王庶的大印后，俨然以节制使自居，向诸帅发号施令，诸帅不予理睬，陕西宋军内部更加混乱了。
这时金军在攻克延安后继续北进，绥德、清涧相继于十一月间陷落。麟府军统帅折可求自两年前勤王败归后就一直在观望，眼见金军势大，渐怀二心。娄室又捉获其子折彦文，让他作书招降父亲。折可求遂于是月以麟、府、丰三州及九堡寨降金。折家为宋朝世守河外百余年，可求的从兄弟可与、可存都死在抗金战争中，而他本人却终于腆颜事敌，成了金初仅次于刘豫的第二大傀儡头领！
至此，南宋在今陕北的统治大部崩溃，只有一座孤城，这就是黄河边上的晋宁军（今佳县），尚在为宋坚守。晋宁军与其北的麟、府、丰三州当时均归宋河东路管辖，在太原失守后，这里就成了河东路仅存的一块宋土。守将徐徽言英勇善战，曾渡河东收岚（今山西岚县）、石（今山西离石）等州，北复麟、府之地，陕西、河东两路的金人都为之不得安宁。
折可求降金后，晋宁军陷入金军的包围。折可求与徐徽言是儿女亲家，娄室便派折可求来劝降。徐徽言登城痛斥其降敌罪行。折可求说：你为何对我无情？徐徽言张弓骂道：你对国家无情，我还对你有何情？休说我无情，此箭更无情！说罢一箭而中，可求负伤逃去。徐徽言以大义激励将士死守，从这年十一月一直坚持到次年（建炎三年，1129年）二月。“当是时，环河东皆已陷，独晋宁屹然孤墉，横当强敌，势相百不抗。”黄河对岸山西境内山谷中百姓为徐徽言忠义所感，组成义军增援晋宁，“浮筏西渡，与金人鏖河上，大小数十战”[7]。最后，孤城粮尽矢绝，水源被切断，徐徽言把守城器械聚而焚之，以免资敌。金军攻入城内，徐徽言仍据守衙城坚持了一昼夜。最后聚家眷纵火自焚，被部下救免，遂被俘。
娄室亲自劝徐徽言投降说：二帝已北去，你为谁而守呢？徐答：我只愿以死报太祖太宗于地下，不知其他！娄室又称：若肯屈就，可委任你世守延安，甚至把整个陕西封给你也行。徐大骂道：此膝岂能向你们这些鼠辈而屈？娄室以刃相向，想逼其退避，徐徽言挺胸迎刃不为动。又劝饮酒，徐徽言又举杯向娄室砸去。折可求再来劝降，更被他骂得狼狈而出。娄室计穷，终于将徐徽言杀害。后来粘罕闻知，大为感叹，并斥责娄室擅自杀害“义人”而予以处分。
徐徽言守晋宁，比上次金军入陕时唐重之守西安，尤为英勇悲壮。娄室两度入陕，都是在旬月间横扫关中，没想到在这小小孤城之下竟然受阻三个月之久！晋宁的坚守不仅在精神上对陕西军民的抗金斗争是很大的激励，在军事上也是很有价值的：当娄室被阻挡在晋宁城下的那三个月里，宋军得以乘金军主力滞留陕北，连续收复了鄜、坊（今黄陵县）、华诸州及京兆府。
娄室平定了陕北，留降将折可求守绥德，部将婆卢火守延安，自率军又从陕北南下重新收拾被南宋夺去的关中州县，建炎三年（1129年）四月再取鄜、坊二州，十月，京兆府、巩州皆降。娄室第三次夺得了关中，但仍未能稳定占领。不久因李彦仙为宋据守潼关以东的陕解诸州，威胁到娄室军与中原金朝后方的联系，娄室遂移兵出关去围攻陕州。关中各地又陆续重归于宋。
总之在建炎元年冬至三年冬的这两年间，宋金双方在陕西反复拉锯，却都没有一个稳定的战略思想与长远打算。娄室就像猴子掰苞谷，每攻必克，却又旋克旋弃，宋军则敌来我避，敌弃我取，而且常常为取敌之所弃而自相火并。王择仁“复”长安，而郭琰逐走之，张宗谔入京兆，而曲端剿杀之。长安城在这两年之内不仅三陷于金，而且在为宋所有时也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唐重、王择仁、郭琰、张宗谔、史斌、曲端、王庶与吴玠都曾成为它的主人。这就是宋金陕西战争第一阶段（1127—1129年）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