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伪齐治陕始末
金初屡次对宋用兵，夺得了北起燕云南至淮汉的宋朝半壁江山。直到海陵王迁都之前，女真贵族统治集团对于如何处理这一大片土地始终是有争议的。大体而言，河北、河东之地在北宋亡时已从法理上割让给了金朝，金初对这片土地的争论只在于用什么制度来治理，以及这片土地在金国应处于什么地位（是否应迁都于此）。而山东、河南、陕西之地则不同，金初对这些地区用兵，名义上是对“背盟”的宋朝的惩罚而不是兼并。在很大程度上保留着部落传统与奴隶制遗风的女真贵族这时多还只知掠夺而不知经营，不想也无力直接统治这一大片地区。因此倾向于扶植代理人建立傀儡政权，进行间接统治，政治上为其附庸，经济上供其掠夺，军事上为其仆从。北宋灭亡时，金朝扶植了张邦昌的伪楚政权，建炎年间金军再度南下后，虽然穷追宋帝，必欲亡之，但还是打算“俟宋平，当援立藩辅，以镇南服，如张邦昌者”[30]。
那么谁来作这个“藩辅”呢？原宋朝的一班降臣展开了竞争。当时女真统治者看好的两个人选，一是山东的前宋知济南府刘豫，一是陕西的前宋知府州折可求。折可求得到陕西金军统帅撒离喝的支持，而刘豫则极力巴结金朝宗室重臣挞懒与粘罕，以金银财宝买通了他们周围的人为之说项。金朝的汉族重臣高庆裔也支持刘豫。于是折可求成为这场争当傀儡的角逐中的失败者，金朝为了安抚他，升麟府为路，以折可求为经略使。
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九月，金朝册封刘豫为“子皇帝”，国号大齐，建都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县），仍因宋之称呼为北京。这个政权对金称子称臣，奉之为父为主，用金朝年号（后经金朝批准，建元阜昌），境内遍驻金军，是个名副其实的儿皇帝、傀儡政权。然而当时急于对金求和的南宋却仰承金人之意，一度承认了这个伪政权：“宋人畏之，待以敌国礼，国书称大齐皇帝。”[31]
伪齐一成立，就派遣它的“伪军”参加各个战场的金军攻宋之役。为了酬答它的“忠顺”，金朝于宋绍兴元年（1131年）十一月正式以陕西六路之地“赐”齐。次年十二月，刘豫派其子刘夔“宣抚”陕西，并率军随金帅撒离喝参加蜀口争夺战。刘夔招降纳叛，设官置署，在陕西建立了“齐”的统治，直到绍兴七年（1137年）十一月金人废掉刘豫为止，伪齐在陕西的主要作为如下：
（1）侵宋扩地。在陕西战场上，大抵争夺蜀口是以金军为主，伪齐军辅之。而在其他方向则以伪齐军为主，尤其是对西部熙河路。在经过多次反复后，伪齐军于绍兴四年（1134年）四月在左要岭一役中最后击溃了熙河宋军，宋熙河路兵马总管关师古投降，伪齐授予鄜延路经略使，当时与李成、孔彦舟号称伪齐的三大将。关师古降后，“洮岷之地尽尽归（刘）豫”[32]。金、齐消除了来自西界的宋军威胁。在此前后，伪齐还收降并录用了一大批陕西六路前宋军将帅、官守。如：宋泾原路统制、权安抚使事张中孚以原州降，伪齐用为泾原路经略安抚使，后升陕西诸路节制使；泾原路副将张中彦（中孚弟）以德顺军降，伪齐用为泾原路都总管，旋即先后升秦凤、泾原路经略使；泾原经略司干办赵彬在泾州降，伪齐用为泾原、环庆帅；泾原路都监李彦琪叛宋降齐，伪齐用为秦凤路经略使；宋知商州董先降，伪齐用为统制；鄜延路副将李永奇降，伪齐用为庆阳将，并授其子世辅知同州，等等。[33]
（2）设官守，开科举。伪齐的政治制度一沿北宋成例。陕西六路各设经略安抚使，而于京兆府设陕西诸路节制使以统之。与宋制不同的是原属河东路的麟、府诸州与晋宁军似乎已经作为一个新的路而与河东脱钩，加入了陕西诸路的行列。至今仍保存完好的《吴堡摩崖刻石》纪年是伪齐的“阜昌八年”。而金朝直接统治的河东路是不使用这种纪年的。这无疑是宋朝称为“河外”的这一地区逐渐“陕西化”的历史进程的重要一步。伪齐消失后麟府路不再存在，但其中的葭州（原晋宁军，今佳县）在重归河东一段时间后终于在金末的兴定二年（1218年）划属延安府[34]，体现了对“陕西化”进程的承认。
古长安城里的陕西诸路节制使例兼知京兆府，名义上是伪齐陕西地区的最高负责人。但作为一个傀儡政权，它的实际权力当然比当时尚无固定治所的金朝陕西元帅府要小得多。
伪齐政权沿宋制，实行科举，进士三年一科，《宋史》记载有1134年（伪齐阜昌五年）、1137年（阜昌八年）两次“策进士”[35]，但陕西地方志中只有阜昌四年罗诱一榜[36]，另一榜或许因为某种原因未在陕西录取。
伪齐在政治上标榜“自今不肆赦，不用宦官，不度僧道，文武杂用，不限资格”，这无疑是针对北宋末期的一些弊政而言。但实际上连刘豫的儿皇帝都是靠贿赂金朝权贵得来的，其他可想而知。
（3）搜括民脂民膏。伪齐体制既仍北宋之旧，冗官冗兵冗费之弊自然不会稍减于昔，而其“立国”的中原、陕西之地都久经兵燹，凋弊之极，要应付军政费用、满足权贵欲壑、孝敬女真“父皇帝”，只有加紧搜括，以致于“赋敛烦苛，民不聊生”。[37]伪齐不仅继承了北宋种种传统搜括方式，还发展了北宋末变了质的“理财新法”。史载金朝废伪齐后曾宣谕其民曰：“自今不佥汝为军，不取汝免行钱”[38]，可见伪齐实行保甲兵与免行钱等“新法”扰民之状。
如上一章所言，以富国强兵为名强化专制国家人力与产权控制，是新法变质的基本特点。它的典型即陕西的乡兵之制与北宋末河南等地的“西城括田”之制，这一套也在伪齐治下发扬光大了。“籍乡兵十余万为皇子府十三军”[39]“以什一法括民田”，都是这期间陕西的苛法。所以当绍兴九年（1139年）金朝一度归还陕西之地给南宋时，南宋即宣布“给还伪齐所没民间资产”[40]。《金史·张中孚传》谈到当时陕西的情况：“齐国建，以什一法括民田，籍丁壮为乡军。（张）中孚以为泾原地瘠无良田，且保甲之法行之已习，今遽纷更，人必逃徙，只见其害，未见其利也。竟执不行。时齐政甚急，莫敢违，人为中孚惧，而中孚不之顾。未几齐国废，（泾原）一路独免掊克之患。”[41]泾原以外的陕西诸路，当然就饱受“掊克”之苦了。
除了这些聚敛方法外，伪齐还有许多更为令人咋舌的暴政，如专设有盗墓的官，名曰“淘沙官”。他们把“两京冢墓发掘殆尽”，使伪齐的国库与权贵的私囊都充实了不少。在如此横征暴敛之下，陕西人民被逼得纷纷卖儿卖女，然而伪齐当局居然“令民鬻子依商税法，许贯陌而收其算”[42]，堂而皇之地开征起买卖子女税来！
如此残酷的压榨，使得陕西的伪齐当局在南有宋、北有夏，两面用兵还要纳贡于金，境内经济又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府库居然还颇为充盈。以至于后来金人一度打算把陕西归还南宋时，还专门大发夫役，把“陕右系官金银钱谷转易北去”[43]。伪齐被废时，经金朝派员清点，其汴京的库藏尚有“金一百二十余万两、银一千六百余万两，米九十余万斛，绢二百七十万匹，钱九千八百七十余万缗”[44]，甚至比王安石变法前作为太平年月统一王朝的北宋一年的岁入总额（通常为1亿多贯石匹斤两）还要多！
伪齐的倒行逆施使得民怨沸腾，而伪齐在军事上的无能也令金朝不满，女真贵族集团越来越发现立这么个傀儡国并不合算：“先帝立豫者，欲豫辟疆保境，我得按兵息民也。今豫进不能取，退不能守，兵连祸结，休息无期。从之则豫收其利而我实受弊，奈何许之！”[45]于是在宋绍兴七年（1137年）十一月，金朝兀朮、挞懒到汴京，用突然袭击的手段绑架了刘豫父子，废掉了伪齐，为时八年的一场傀儡戏就这样收场了。
在这场傀儡戏告终之际，金朝又采取了一个对陕西有重大影响的断然措施：除掉第二号傀儡头目折可求。
在封伪齐时金朝把河外三州一军合为新置的麟府路，使折可求从宋朝的知州升为统辖一路的经略使，而且这麟府路也与他路不同，其下属各州、军以至城寨多由折氏族人掌权。如折可求之子折彦文为晋宁军知军、折可求之侄折彦若为吴堡寨寨主兼将等等。这与北宋时除府州外折氏并不直接管理其他河外州军不同，也与伪齐境内流官治理的其他各路相异。显然，当时金军与伪齐军主要用于与南宋作战，陕北的驻守与对西夏的防御在很大程度上要借重折可求。因此当刘豫失宠以后，折可求便再度为取而代之进行活动。陕西金帅撒离喝原来就支持他，这时更明确表示金朝在废刘豫之后将立折可求为新的代理人。当时手握重兵的元勋挞懒与折氏关系密切。他坐镇西京大同府，直接控制河东一路，并在朝中势倾群臣。同时挞懒素来对主要依靠粘罕的刘豫不满，是废刘豫的决策者之一。因而折可求又想走他的门子。在刘豫被废后，绍兴八年九月，折可求便跑到大同谒见挞懒去了。
然而折可求没想到，这时金朝已打算用伪齐旧地同南宋作一笔“归地”的交易了。因而并不想在刘豫之后另立新的傀儡。但老奸巨猾的挞懒又考虑到撒离喝已许诺于折氏，怕此时变卦，折可求会心怀怨恨，于是便与撒离喝密计，在酒里下了毒，折可求在归途的半路毒发而死。[46]
十年来，折可求为虎作伥，背弃了折氏为宋世守边疆的初志，为投靠新主不惜出卖亲家徐徽言，结果却落得个兔未死而狗先烹的下场。
为“儿皇帝”之梦，折可求不仅自己死于非命，也断送了折氏的祖业。宋绍兴九年（1139年），西夏乘麟府军群龙无首之机攻入河外，陷府州。为泄百余年来折氏代代与西夏为仇之恨，“夏人夷折氏坟垅而戳其尸”[47]，其破坏之惨状至今在府谷县天平山折氏陵园区内仍历历可睹。[48]折氏遭此铲平祖坟的大辱，“怨入骨髓而不得报”，驻守晋宁军的折可求之子折家嫡传继承人折彦文便时时图谋向西夏复仇，夺回府州，因而与西夏屡开边衅。这时，曾为与南宋议和断送了折可求性命的金朝统治者，此时又出于联夏侵宋的大计而拿折氏的利益作牺牲了。金朝决定把折氏旧地送给西夏，金夏以黄河为界结为盟好。为防折氏捣乱，金廷下令迁折彦文到山东守青州。彦文只得服从，举族东迁。至此，自唐末以来世守今陕西东北一隅数百年之久的折氏势力便不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