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归地”风波与李世辅归宋
刘豫被废黜，原伪齐治下的陕西之地如何处置，又成了问题。
宋、金战争进行到绍兴七年（1137年）时已进入一个新阶段，宋朝在十年战争中已逐渐锻炼出东线的岳家军、西线的吴家军（吴玠、吴璘兄弟）等几支劲旅，金人虽然仍据有军事优势，但已不能视侵宋为探囊了。“始金人犯中原，有掳掠，无战斗，计其从军之费，及回日所获数倍。自立刘豫后，南犯淮，西犯蜀，生还者少，而得不偿费，人始患之。”[49]从1114年阿骨打起兵反辽以来连续打了20多年仗的女真人，开始琢磨这仗是否还值得没完没了地打下去。
同时，伪齐的先立后废，表明扶植傀儡与宋为敌的政策是不成功的。废齐之后如果再立新的傀儡（如折可求之类），则其人是否比刘豫有能耐姑且不说，首先刘豫那兔死狗烹的结局就会令人心寒，“后者必鉴豫之得失，不无二心”[50]。
然而让金人直接统治伪齐的旧地，也有诸多难处。当时女真贵族集团封建化程度还不高，其中许多保守的部落酋长们对治理汉地不感兴趣，在他们看来与其费那个精神，还不如归地于宋，而狠狠敲诈一笔赎价和“岁贡”，若这还不够享受之需，以后还可以再去抢一回嘛！
即便那些想治理汉地的金人，也还面临许多棘手的问题。对于河南来说，主要是凋弊过甚，赤地千里，得之不仅无油水，还要花钱屯守。这一点甚至连南宋都不无顾虑。后来金人“归地”时，前主政陕西的王庶就认为花巨额代价去从金人那里接过这个包袱“非徒无益，而又害之也”[51]。而对陕西来说，除了经济凋弊之外还有西夏问题，当年就是这个问题几乎把偌大个北宋拖垮，而此时的西夏比北宋时还难对付。金朝如果接管陕西，就有御夏之累，因此也不能不有所顾虑。
最后，金朝最高决策集团内部的个人利害关系，也使得一些人倾向于归地。当时“归地派”的代表人物挞懒本与粘罕有隙，而伪齐以粘罕为主要靠山，对挞懒不大买账。伪齐治下的山东久为挞懒垂涎，在他这里“回易、屯田，遍于诸郡，每认山东为己有”。粘罕一死，“挞懒专权，遂力主议取山东，诸将恐（刘）豫生心，不若废豫以取之。挞懒止有意于山东，河南只得归之于宋”[52]，而陕西同样也是挞懒抢自伪齐以取所欲之后，剩下的余物，自然也就宜还宋为便了。
因此，金朝在废刘豫、杀折可求之后，经过激烈的争论，“归地”派暂时取得了优势。而在南宋方面，由于“归地”是以南宋称臣纳贡为条件的，抗战派自然不愿接受。但当时宋朝真要只凭军事手段恢复中原也非易事，而以宋高宗为代表的投降派本来就是畏金如虎，即使金朝不“归地”，他们也愿意纳贡称臣以求“和”，何况现在还有归地之报。
于是宋金双方的主战派都暂时被压制下去，双方的主和派则开始了讨价还价。伪齐被废后只有一个多月，金朝就放回宋使王伦，提出愿以归还“梓宫”（已死去的宋徽宗的棺木）、太后和河南诸州，换取南宋称臣纳贡。宋高宗也投桃报李，双方信使往来，从绍兴七年（1137年）十二月到九年（1139年）正月进行了一年多秘密谈判。金朝最初提出的只是归还河南，但谈判期间陕西形势发生剧变，使金方主动把归还陕西提上议事日程了。
这个戏剧性的变化起源于一个传奇式的人物李世辅。李世辅（归宋后受赐名曰李显忠，1109—1177年）恐怕是那个时代独一无二的先后在北宋、金、齐、西夏、南宋五个政权中带过兵的名将，但他之所以有如此的经历，并不是看风使舵的结果。他出身于种世衡所筑的清涧城里一个宋军将门之家，其先世是银州羌人，由唐以来世袭苏尾九族巡检，久已汉化。他的父亲李永奇是鄜延宋军的一名副将。他17岁随父从军，正值娄室侵陕，遂在王庶帐下参加抗金作战。一次外出侦察时他发现17名金军夜宿陶窑，他钻进去一举将17人全部杀死，其战马除带回二匹作为战利品外，全部折断马足，俾不为敌所用。王庶得知，大为惊叹。从此他便以“年小胆气不小”闻名，并被提升为副将。
北宋灭亡，关中沦陷后，李永奇一家被隔在陕北不及南迁，不得已于绍兴元年（1131年）二月降金，并参加过金军攻打庆阳的战斗。[53]但他们父子一直心怀故国，隐忍待机而报之。伪齐治陕，授他们父子以军职，不久刘豫调李世辅率骑兵赴东京，行前父亲密嘱他寻机归宋，不要顾及家人性命。他到东京后即遣人以蜡丸密书与宋联系。
这时李世辅的武艺受到刘麟（刘豫子）的赏识，被提拔为南路钤辖。兀朮前来视察，伪齐令他陪兀朮出猎淮滨，[54]他便派人探寻淮河可以渡马处，打算劫持兀朮，过淮投宋。后因故未能动手。
回陕后，他出任伪齐同州（今大荔县）知州。李永奇又教他找机会抓一敌酋，过秦岭投宋，并相约到时李永奇在延安起兵响应。绍兴七年（1137年）十月，金元帅撒离喝到同州视察，李世辅果然设计将他劫持，南奔至洛河边，预先安排的渡船却未能赶到。这时金军追来，李世辅见无法渡河，便与撒离喝折箭为誓：李放撒一命，撒不得报复李家亲属。旋即把撒离喝释放，并派人通知李永奇率家人出走。李永奇闻讯出延安城，金军追及马趐谷口，并违约背信，把李永奇全家200口人全部杀害。[55]
李世辅悲愤至极，与金兵死战，仅余26人逃到西夏境内，在夏廷作秦庭之哭，要求西夏借兵复仇，发誓要生擒撒离喝，取陕西五路归夏。夏崇宗犹豫不决。这时夏国有豪酋叛乱多年，久为夏国患，于是便请李世辅去征讨。世辅率3000骑兵，突入叛军营垒，一举擒获叛首。夏崇宗不由得刮目相看。
李世辅入夏一年多，逐渐取得了夏人的信任。这时恰值伪齐被废，辖境内人心浮动，夏崇宗感到时机可乘，真的希望李世辅能为西夏夺得陕西。于是发兵号称20万，任命李世辅为静难军承宣使，鄜、延、岐、雍等路经略安抚使，[56]以文臣王枢、武臣讹为陕西招抚使相随之，于绍兴九年（1139年）正月[57]大举攻入陕北。
这一事态的发展大大加快了陕西“归地”的进程，史称：“达赉（挞懒）元帅同四太子（兀朮）提重兵来废刘豫，未取明言割地事，尚称欲自有之，……先次计置般运帑藏尽数过河，次遣张通古、肖哲来，皆是元议定事。初约俟肖、张奉使回，见得可否，方于河南出示割界文字。忽于今年（1139年）正月间，陕西帅司申报夏国大军压境，并密封夏国榜来。时四太子方在东京，虑腹背受敌，几乎失措，大急，先发割界文字前往陕西，方解其事。”[58]于是，陕西归地很快成为定议。对南宋来说，本来即使不归地或只归河南地，宋高宗也愿意求和，现在岂不更喜出望外！对金朝来说，本来弃陕已是准备付出的代价，如今正好把西夏入侵之棘手的事推给南宋，又何乐不为！
而久怀故国的陕西人民，以及伪齐废后尚惶惶然不知前途如何的地方官吏，对此就更为积极，不等宋金间办完具体交割手续，许多地方就已闻风而动，易帜归宋。因此当李世辅率军于二月十四日来到延安城下时，鄜延路总管赵惟清便在城头告诉他：“鄜延路今复归宋矣，已有赦书。”李世辅见到南宋的赦书，想到自己一家为归宋而遭到的艰险与不幸，百感交集，与众大哭跪拜。于是他以旧部800余骑来见随行的夏将讹，说明自己已与延安军民归宋，请夏军回归本国。讹恼怒说：当初你求我国来取陕西，今日到此，又打发我们回去吗？世辅见他不肯罢休，抽刀便砍。讹逃走，调来所部夏军进攻李世辅。李世辅率旧部大战，一举击败夏军。于是在延安张榜招兵，用宋年号，进军关中，到鄜州时已有部众4万余。李家的仇人撒离喝在耀州闻讯，连夜逃之夭夭。
这时南宋四川宣抚使吴玠派人告诉李世辅：宋金已达成和议，不可生事（指进攻关中），请你率旧部过来。于是李世辅遣散了新兵，率旧部3000余众经凤翔南下，在五月间到达宣抚司驻地河池（今甘肃徽县）。吴玠感叹地对他说：“忠义归朝，惟君第一！”[59]
至此，李世辅历尽艰辛，终于回到宋朝怀抱。不久他来到临安，宋高宗对他大加褒奖，赐名显忠。从此李世辅——李显忠便作为南宋军中的陕籍将帅、后起之秀而崭露头角，成为一代抗金名将。
像李世辅那样由宋而金而齐而夏又复归宋的经历，的确是十分特殊的。但他以及他一家人心怀故国的精神，却代表了当时陕西人民的普遍愿望。也正是这种民心向背，促使金人同意归陕于宋。所以尽管南宋朝廷在绍兴九年（1139年）的和议中接受了纳贡称臣的屈辱条件，而使该和议见讥于时论，蒙羞于史册，但对陕西人民来说，和议满足了他们回归故国的愿望，因而是受到他们欢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