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五四运动——一场不幸的政治干扰
陈独秀入狱的经过
从我们所说的“中国文艺复兴”这个文化运动的观点来看，那项由北京学生所发动而为全国人民一致支持的、在1919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1]。
五四运动完成了两项伟大的政治收获：第一，便是在全国舆论谴责之下，北京政府把三位知名的亲日高级官员撤职；第二，便是由于全国学生的强烈抗议和中国在巴黎留学生的强烈反对，中国参加巴黎和会的代表团不敢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因此使所谓“山东问题”能够在［1921年召开的］“华盛顿会议”得以重开谈判而获得解决[2]。
这项学生自发的爱国运动的成功，中国的政党因此颇受启发。他们觉察到观念可以变成武器，学生群众可以形成一种政治力量。我在《独立评论》上所写的纪念“五四”的一篇文章里（见该刊1935年5月5日出版的第一四九期，《传记文学》十四卷五期于“五四”五十周年特辑，曾转载此文），便举孙中山先生为例。孙公写信向海外华侨捐款来创办报刊［便强调对青年们宣传的重要］。在那封信上中山先生便提到北京学生由于新文化运动的启发，竟能化新观念为力量，便赤手空拳地使反动的北京政府对他们让步[3]。
1919年以后，国、共两党的领袖们，乃至梁启超所领导的原自进步党所分裂出来的研究系，都认识到吸收青年学生为新政治力量的可能性而寄以希望。“五四”以后事实上所有中国政党所发行的报刊——尤其是国民党和研究系在上海和北京等地所发行的机关报——都增加了白话文学的副刊。［国民党的机关报］《民国日报》的文学副刊便取名“觉悟”。梁启超派所办的两大报《北京晨报》和《国民公报》里很多专栏，也都延揽各大学的师生去投稿。当时所有的政党都想争取青年知识分子的支持，其结果便弄得［知识界里］人人对政治都发生了兴趣。因此使我一直做超政治构想的文化运动和文学改良运动［的影响］也就被大大地削减了。
1919年6月12日，陈独秀［终因政治活动］被捕入狱。陈氏是在发散他那自撰并出资自印的反政府传单之时被捕的。此事发生在北京城南一个叫作“新世界”的娱乐场所。那时陈独秀、高一涵和我三位安徽同乡正在该处吃茶聊天。陈氏从他的衣袋中取出一些传单来向其他桌子上发散。传单中向政府要求项目之一便是撤换［卫戍北京并大举逮捕学生数百人、素有“屠夫”之称的］步兵统领王怀庆。王氏曾在6月初旬拘捕了在北京街头宣传反日和抵制日货的学生[4]。
我们三人原在一起吃茶，未几，一涵和我便先回来了［那时高君和我住在一起］。独秀一人留下，他仍在继续散发他的传单。不久警察便来了，把独秀拘捕起来送入警察总署的监牢。
我直到夜半才有人打电话告知此事。独秀被捕之后，始终未经公开审讯，但是一关便关了八十三天。所幸他的一大群安徽同乡和老朋友们，终于把他于8月间保释出狱[5]。
独秀入狱之后，他所主编的《每周评论》我只好暂时代为编辑，编到被查封为止。这时陈独秀已不做北大的“文科学长”了。校方给假一年，好让他于下学年开一堂宋史新课。
独秀出狱之后，仍在北京居住。不幸于1919年底和1920年初，他又出了事。
那时华中地区［的几所大学］聘请我去做几次学术讲演，但是我无法分身，因为杜威教授那时也在北京讲演，我正是杜威的翻译，所以我转荐独秀前往。对方表示欢迎，所以陈君乃于1920年1月代我去武汉一行。
讲演完毕，陈氏乃和武汉地区的几位大学校长（尤其武昌城内的几所私立大学）同车返京。这几位校长——特别是一所教会主办的“文华大学”和一所国人私立的“中华大学”的当局们都受了北大所发动的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而想到北京来物色几位教授［新文化的］师资。
独秀返京之后正预备写几封请柬，约我和其他几位朋友晤面一叙。谁知正当他在写请帖的时候，忽然外面有人敲门，原来是位警察。
“陈独秀先生在家吗？”警察问他。
“在家，在家。我就是陈独秀。”
独秀的回答倒使那位警察大吃一惊。他说现在一些反动的报纸曾报道陈独秀昨天还在武汉宣传“无政府主义”，所以警察局派他来看看陈独秀先生是否还在家中。
独秀说：“我是在家中呀！”但是那位警察说：“陈先生，您是刚被保释出狱的。根据法律规定，您如离开北京，您至少要向警察关照一声才是！”
“我知道！我知道！”独秀说。
“您能不能给我一张名片呢？”
独秀当然唯命是听，那位警察便拿着名片走了。独秀知道大事不好。那位警察一定又会回来找麻烦的。所以他的请帖也就不写了，便偷偷地跑到我的家里来。警察局当然知道陈君和我的关系，所以他在我的家里是躲不住的。因而，他又跑到李大钊家里去。
警察不知他逃往何处，只好一连两三天在他门口巡逻，等他回来。［陈独秀知道家是回不成了］他乃和李大钊一起离开了北京，从此便一去不复返了。
他二人离开北京之后，［为避免追捕人的跟踪］乃故意向北方逃去，躲在离滦州不远的李大钊的老家乐亭县。住了几天之后［风声渐息］，他二人乃乘车南下去上海。自此以后，陈独秀便与我们北大同人分道扬镳了。他在上海失业，我们乃请他专任《新青年》杂志的编辑。这个“编辑”的职务，便是他唯一的职业了[6]。
在上海，陈氏又碰到了一批搞政治的朋友——那一批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因而自第七期以后，那个以鼓吹“文艺复兴”和“文学革命”［为宗旨］的《新青年》杂志，就逐渐变成个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我们在北大之内反而没有个杂志可以发表发表文章了。
这件事是发生在1920年。就在这一年，中国共产党就正式诞生了[7]。1923年，中国国民党就开始改组，1924年，两党就开始合作了。
我告你这件事，就是说从新文化运动的观点来看——我们那时可能是由于一番愚忱想把这一运动，维持成一个纯粹的文化运动和文学改良运动——但是它终于不幸地被政治所阻挠而中断了！
“科学”和“民主”的定义
上段曾经提过，陈独秀先生为《新青年》所写的《〈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那篇文章的时候，他说《新青年》犯了两大“罪案”。第一是拥护“赛先生”（science，科学）；第二是拥护“德先生”（democracy，民主）。可是那时的陈独秀对“科学”和“民主”的定义却不甚了了。所以，一般人对这两个名词便也很容易加以曲解。更不幸的是，当陈氏在后来遇见了苏联共产党的［秘密代表］之时，这些名词就真的被曲解了。他们告诉陈君说，他们的“科学社会主义”才是真正的“科学”，才是真正的“民主”。老的民主根本不成其为民主，因为那只是“布尔乔亚（bourgeoisie，中产阶级）”的民主。只有“布尔什维克党人”（Bolsheviks）所推行的所想望的新的民主，才是人民大众和“普罗阶级”（proletariat，无产阶级）的民主。因此“科学”和“民主”，在这里又有了新的意义了。
但是在我看来，“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习惯性的行为。“科学”则是一种思想和知识的法则。科学和民主两者都牵涉一种心理状态和一种行为的习惯、一种生活方式[8]。在这一章里，因而我想从中国文化史的范畴之内，试就科学的精神和法则略抒拙见。
在我那篇长文《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原名《清代学者治学的科学方法》）［见《胡适文存》第一集卷二］里面，我便指出在传统的“考据学”、“校勘学”、“音韵学”里面，都有科学的法则存乎其间；它们之间所用的治学法则，都有其相通之处。“考据”或“考证”的意义便是“有证据的探讨”。我说有证据的探讨一直就是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这也是一切历史科学［所共享］的治学方法，例如研究历史学、考古学、地质学、古生物学、天文物理学等［所用的方法］都是一样的（历史科学historical sciences和实验科学experimental sciences的不同之点，只是历史科学里的“证据”无法复制。历史科学家只有去寻找证据，他们不能［用实验方法］来创制或重造证据。在实验科学里科学家们可以［用实验方法］来制因以求果。这种程序便叫作实验。简单地说来，实验就是制造适当的“因”，去追求想象中的“果”。二者之间的基本法则是相通的——那就是去做有证据的探讨）。
用上述这种说法，［那些未受过现代训练的传统］中国学者们就知道我所说的［科学的治学方法］是什么回事了。同时我对中国传统小说的考证，也提供我最好机会来阐明和传播由证据出发的思想方法。
从1920年到1933年，在短短的十四年之间，我以“序言”、“导论”等不同的方式，为十二部传统小说大致写了三十万字［的考证文章］。那时我就充分地利用这些最流行、最易解的材料，来传播我的从证据出发的治学方法。
中国的传统小说一共有两种体裁：第一种是由历史逐渐演变出来的小说，例如《三国演义》、《西游记》、《封神榜》、《水浒传》，等等。这些小说都经过了几百年的流传［最后才写出有现在形式的定稿］。它们最初多为一些流行故事，由说书的或讲古的人［加以口述］。正如西方小说之中那些了不起的《荷马史诗》（The Homeric Epics）和《亚特尔神王传奇》（The King Arthur Tales），等等。在英语小说中的传统一样，那都是经过几百年的演变的。对这些小说，我们必须用历史演进法去搜集它们早期的各种版本，来找出它们如何由一些朴素的原始故事逐渐演变成为后来的文学名著。
第二种小说是创造的小说，例如《红楼梦》。对于这一种小说我们就必须尽量搜寻原作者的身世和传记资料，以及作品本身版本的演变及其他方面有关的资料。
在我所有有关这两种小说的研究中，我用的是同一种的考据方法。我发现这种方法是有其效果的。
我就是用上述的治学方法来延续我们“文艺复兴”的传统。从历史上看，我这种工作似乎无损于他人。但是最近我发现中国共产党对我这项工作竟大感兴趣。他们向我猛烈攻击，并经常征引一段我那本包括有三篇《红楼梦》考证文章的《文存》序言。在那篇序言里，我就说明我研究《红楼梦》的目的并不是要教导读者如何读小说，我所要传播的只是一项科学法则和科学精神。科学精神便是尊重事实，寻找证据，证据走向哪儿去，我们就跟到哪儿去。科学的法则便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只有这一方法才使我们不让人家牵着鼻子走。我说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原无骄傲之可言；但是让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照样算不得好汉。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就一直认为我的“考据”、我的学术工作是一种毒品；我反对马克思主义是有其恶毒的用意的。他们因而把我打成马克思主义的头号敌人。简单的道理便是我曾经传播过一种治学方法，叫人不要让别人牵着鼻子走的缘故（我从未写过一篇批评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上面说的这一点，就是我的学术研究在政治上所发生的政治性的严肃意义——特别是我用历史方法对［传统］小说名著的研究。
“问题”与“主义”之争：我和马克思主义者冲突的第一回合
在上节我已提到［在陈独秀被捕之后］，我替独秀代编他的《每周评论》。这个周刊是独秀和他的一批政治朋友于1918年年底所创刊的。那时我因奔母丧［回籍］，不在北京。
就在我离京期间，陈独秀和其他几位北大教授创办了这项单张小报，来发表他们的政见。在某种意识上说，这张小报的发行原是尊重我只谈文化、不谈政治的主张。我曾向我的同事们建议，我们这个文化运动既然被称为“文艺复兴运动”，它就应撇开政治，有意识地为新中国打下一个非政治的［文化］基础。我们应致力于［研究和解决］我们所认为最基本的有关中国知识、文化和教育方面的问题。我并且特地指出我们要“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
我的政治兴趣甚浓的朋友们如陈独秀等人，对我这番建议并不太热心。因此他们才创办这个新周刊《每周评论》，来发表政见、批评时事和策动政治改革。这样一来，《新青年》杂志便可继续避免做政治性的评论，同时他们也可利用一个周刊来得到谈政治的满足。
当我在［1918年］年底或翌年年初返抵北京时，我对他们这桩新猷也未置可否。他们要我写稿，我只是替他们翻译了几篇短篇小说。在我代编期中——从［1919］6月中旬一直到8月底——我既然无法避免谈政治，我就决定谈点较基本的问题。我的这项新尝试自7月开始，并写了一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我的意思是想针对那种有被盲目接受危险的教条主义，如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等，来稍加批评。在那项应该标题为“实际问题和抽象主义”的专栏之内，接连也发表了一些［别人参加］讨论的文章。其中之一便是我的北大同事李大钊教授。他也就是后来陈独秀创立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同伙。在1927年［4月6日］北京当局搜查苏联大使馆时，大钊不幸为军阀张作霖所捕杀。
在那篇文章里我指出：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第二，着重外来进口的“主义”对［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是没有用处的。我并说明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实际问题所提出的实际的解决方案。我说如果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自己现有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的需要，单会空谈一些外来进口的抽象主义，是毫无用处的。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的政客利用来做种种自私害人的事。
因而我更进一步指出，不顾实际问题而囫囵吞枣地把整套有偏见的外国主义搬来中国，实在是一种智慧上的懒惰。我强调，所有的思想都是从实际的困惑情况之下出发的——不管那是社会的、个体的、制度的或政治上的。这便是我对这一问题所做的实验主义的处理。
再者，既然一切思想都是从一个问号开始的，则思想上的第二步便是提出假设——提出个能解决这些疑难问题的办法。让我们的智慧能力、教育背景和［生活］经验，做我们的智力的源泉，来提出并试验每一个假设可能获得的结果，以至找出解决这原始困惑的适当解决的方案。最后拣定一种假定的解决，作为解决的办法，并从而证明之。
我指出这种社会思想的程序［演进的情形］，并不是劝人不研究一切学说和一切“主义”。学理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它可以帮助我们提出假设，使我们理解出特殊假设的可能后果。有了许多学理做材料，见了具体的问题，方才能寻出一个解决的办法。我说：“我希望中国的舆论家，把一切‘主义’都放在脑后，做参考资料；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这些半生不熟的主义去做口头禅。”
最后我说：“‘主义’的最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了。”
上述这篇文章原是这项讨论中的第一篇。它引起了两项有系统的讨论。其中之一便是梁启超先生的一位朋友，时任《国民公报》编辑的蓝志先（公武）君。他在他的报纸上写了一栏长篇连载，专论这一问题。
我那第一篇文章另外也引起好多方面的反对与敌视，尤其是那些要利用一些主义为口号而从事政治活动的人。
蓝君在批评我的文章中指出学理或主义是最重要的，因为学理或主义是代表一种智能化的程序。这种理性化［或智能化程序］，在他看来实是对实际问题做有实效分析的先决条件。他说主义代表一种抽象观念，而在解决实际问题之前，先［谈谈或共同信奉着］一个抽象观念，实在是必要的。他又指出，主义是多数人共同行动的标准，或是对于某种问题的进行趋向或是态度。他说主义必须涵盖一种未来的理想。他并特地阐明：“在一个文化不进步的社会［一切事物，都成了固定性的习惯］，则新问题的发生，须待主义的鼓吹成功，才能引人注意。”所以蓝君对涉及实际问题之前，先谈点“主义”，实付予最大的同情，他说“问题”的本身，便是“主义”制造出来的。蓝君这个想法，当然也是有相当真理的。
在第二组内反对我的人则是我的北大同事李大钊教授，他是“布尔什维克主义”（Bolshevism）在中国的早期拥护者之一。李先生在看我那7月20日的原文之后，便写了一篇反驳我的文章。我替他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因为李君原是该刊创办人之一。在他批评我的主张时，他便坦白地说他是信仰“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他认为俄国革命的成功，已经提供了对“一切问题的激进的解决办法。”[9]
他说，就以俄国而论，罗曼诺夫家族（The Romanov Family）没有颠覆、经济组织没有改造之前，一切问题丝毫不能解决。“今则全部解决了。”所以，李大钊对我的批评是从一个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新信徒的观点出发的。他坦白地说，要解决任何社会问题，必须要有一个绝大多数人民所支持的一个伟大的运动（当李氏提到一个“问题”时，他总是说［要找］“一个社会的解决”）。
事实李君这番话并不是对我的回答，因为他所考虑的一些问题，根本不是我所考虑的问题，我考虑的是“主义”［这个问题］。他所说的一个社会的解决必须倚赖该特殊社会里的大多数人民所支持的群众运动，所以他是从一个革命家、一个社会革命的信徒的立场出发的。他说：“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见附录：李大钊先生《再论问题与主义》，载《胡适文存》第一集，卷二，1971年，台北远东图书公司发行，第三版，页357］。他并举出英国的“欧文主义”（Robert Owen，1771——1858）、法国的“傅立叶主义”（Charles Fourier，1768——1830），以及当时美国所组织的新村落，和那时日本［武者小路氏等在那日向地方］所组织的“新村”为例来说明这些［社会］运动。他对我所考虑的怕人有盲目相信“根本解决”这一问题倒不以为意。但坦率地说，“要想使一个社会问题成了社会上多数的共同的问题，应该使这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他们实验自己生活上满意不满意的尺度（即一种工具）”。
上面所引的两篇文章，大致上便是批评我那基本提议［“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一般趋势。我写了一篇对蓝、李两君的答辩。我这第二篇文章的题目叫“三论问题与主义”（我把他二人的文章算是“二论”问题与主义）。在这篇《三论》里，我说我的结论仍然是：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所有的主义和学理应是都该研究的，但是我们应当把它们当成一种假设的观念来研究，而不应该把它们当成绝对的真理，或终极的教条。所有的主义和学理都应被当成参考或比较研究的资料，而不应该把它们当成宗教信条一样来奉行来顶礼膜拜。我们应该利用它们来做帮助我们思想的工具，而绝对不能把它们当成绝对真理来终止我们的思考和僵化我们的智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培植我们自己有创造性的智慧，和训练我们对解决当前团体和社会里实际问题的能力，也只有这样，人类才能从含有迷信的抽象名词或学理中解放出来。
正当我这篇文章于1919年8月30日在排版付印的时候，警察突然光临。他们封了杂志，一切财物也被充公了，所以《每周评论》的第三十七期也就始终没有和读者见面了。
这一期的《每周评论》是正在印刷之中被封掉的。所以我的有关抽象主义与实际问题对立的讨论，也就无疾而终。可是当我后来编纂我的《文存》第一辑的时候，我把这篇未发表的文章也编了进去。
虽然我们上项讨论终因警察查封而未能得出结论来，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却认为我这篇文章十分乖谬，而对我难忘旧恨。三十多年过去了，中国共产党也在中国大陆当权了，乃重翻旧案，发动了大规模运动来清算我的思想。
这场大规模的批判胡适思想运动，在1951年底开始，1952年整整搞了一整年；稍稍冷淡一下之后，在1954年、1955年，以及1956年的上半年，又在全国范围内继续其清算运动。大陆所收集出版的《胡适思想批判》的“论文汇编”［和各种单行本、小册子］，加在一起，足足有几百万字之多。在这场大规模的清算胡适思想运动之中，他们的重点便是阐明，胡适思想的全部和胡适所有的学术著作，都是以反对马克思主义为目标的。他们所提出的证据便是我那《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两篇文章。他们总是征引我在1919年所写的那些早年著述，作为他们所谓我一切学术著作背后所隐藏着的阴险动机的铁证！他们说我在1919年所做的整个有关［问题与“主义”］的讨论，不只是［学术性］的辩难，而是对我的同事李大钊和他的朋友们，那时正在发起的马克思主义运动一种［恶毒的］攻击[10]。
事实上，陈独秀在1919年还没有相信马克思主义。在他的早期的著作里，他曾坦白地反对社会主义。在他写给《新青年》杂志的编者的几封信里面，我想他甚至说过他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并没想得太多。李大钊在1918年和1919年间，已经开始写文章称颂俄国的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了，所以陈独秀比起李大钊来，在信仰社会主义方面却是一位后进。
陈独秀在和北京警察搞了一段不幸的关系之后，便离开北京，一去不返了。其后只有一两次他乔装路过北京［但迄未停留］。数年之后他在有一次秘密路过北京时，曾来看我，但是无论怎样，自1920年1月以后，陈独秀是离开我们北京大学这个社团了。他离开了我们《新青年》团体里的一些老朋友，在上海他又交上了那批有志于搞政治而倾向于马列主义的新朋友。时日推移，陈独秀和我们北大里的老伙伴，愈离愈远。我们也就逐渐地失去我们的学报。因为《新青年》杂志，这个［传播］“中国文艺复兴”的期刊，［在陈氏一人主编之下］在上海也就逐渐变成一个［鼓吹］工人运动的刊物，后来就专门变成宣传共产主义的杂志了。最后终于被上海法租界当局所查封。
注释
[1]距今天整整十年——那是“五四运动的五十周年”，1969年，其时太平洋的东西两岸，正唱着一出“文化大革命”的对台闹剧。在“日没处”的中国大陆之上的知识分子，正一批批地在戴高帽、游长街、坐牛栏；同一时期那“日出处”的美洲大陆上的老知识分子，日子也不大好过。今日红极一时的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那时在哥大就四处躲藏，不见天日，险遭“猪栏”之灾。笔者就亲眼看见那四处追捕他的长发学生，口喊“猪猡”，并真的抬了一条活猪，直闯布氏办公房，破门而入。孰知这位“八戒仁兄”佛性不纯，又捆绑未牢，它一时猪性大发，挣脱了担架，在教授大楼之内，咆哮起来，横冲直撞，一时猪嘶人喊，粪便淋漓，好不乐煞人也。这时布热津斯基虽然早已逃之夭夭，但是他的办公房内“猪栏”之气，却数日不灭。
美国这次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比中国的五四运动整整地迟了半个世纪。就在这个美国学潮汹涌之际，两位执教哈佛大学的有心人费正清和史华慈（Benjamin I.Schwartz）教授居然找了一笔基金，并网罗了一批青年学者，忙里偷闲地开了个“五四运动五十周年纪念讨论会”。会后并出版了一本《五四运动回光返照》的纪念论文集（BenjaminI.Schwartz，ed.，Reflections o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a symposium.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s 44.Cambridge，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Harvard Universit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2.132 pp.）。该书出版之后，“美国政治学会”所出版的《美国政治科学评论学报》的书评栏编辑，曾不耻下问地，函约笔者为该书写过一篇书评。
十年已逝，今天已是五四运动的六十周年纪念了。笔者把数年前的旧作翻出来看看，太平洋两岸的局势虽已今非昔比，然笔者自觉我对“五四”历史的发展的看法，尚无太大变动，因不揣浅薄，将旧作？译一段，以就正于高明：
〔差不多〕六十年后仍然虎虎有生气的五四运动，一直便是该运动本身的领导分子，以及后辈史家辩论的对象。赞成这一运动的人（如毛泽东），便认为它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真正开始；反对它的人（如胡适），则认为它政治气息太重，把这个时期方兴未艾的一个更有意义的“新文化运动”弄糟了。
不管他们双方对“五四”的估价是如何的不同，但是却没有人对这一运动的基本性质有过疑问；它的基本性质便是如周策纵［在其《五四运动史》上］所阐明的“寻找新思想”，来代替旧思想。史教授和他的讨论会的伙伴们指出，“纵是五四时期有名的‘守旧派’，也不是完全生活在传统中国里的人，或是预备以传统来做他们防御武器的”。换言之，［纵是最“守旧”的反对派，对旧传统也不是无条件地去“守”了］那时的任何中国知识分子，都主张提倡［或多或少的］新思想，来代替被所谓“儒家”所滥用了的旧思想。［史氏］这一看法是正确的。
史教授认为“‘五四运动’不是一脉平原之上的异峰突起。相反的，它是一系列复杂的岗峦之后的一个较高的山峰而已”。这一认识也是没错的。不幸的是，史君和他的伙伴们所研究的也就到此为止。他们对这个［岗峦之后——山峰］的论断，并未能做进一步的探讨。他们肯定在高峰之前起伏的，这些“复杂的岗峦”的重要性，但是却无人把这些历史上的“岗峦”和这个“高峰”联系起来，对它们之间的历史关系做出交代。
从历史的层次来看，五四运动（让我借用一句费正清的口号）只是“中国对西方的反应”（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的一个最后阶段。其实这种所谓“反应”（response）也只限于上层阶级中少数尖端知识分子而已。清末办“夷务”的专家们，和随之而起的以张之洞为发言人的继承者，实开其端。只是在提倡［坚船利炮和路矿新政等］技术改革（technological reform）失败之后，康有为和孙中山才想到要做全国性的通盘政治大改制。康氏主张以和平方法来改良；孙氏则主张采用武力［二人方法虽异，其主张政治改制之目标则一］。
可是政治改制工作虽然终于在孙氏精神领导之下于1912年完成了，但是理想中的目标却终未达到。民国初年那江河日下更形糜烂的情况，终使新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再接再厉地从事更进一步的改革。他们这时已完全相信中国问题得不到解决的根源之所在。这个根源不在别处，正是发自那有三千年历史的儒教——那个“旧思想”。至于“旧思想”究竟坏在何处，他们却一知半解，找不出更科学的解答。解答不出，这批“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包括最温和的胡适博士在内——就感情用事了。这种近年来［自1966年以后的一段岁月］，大陆上勃然再起的感情用事的行为和作风，对那些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读书人的老遗传而又受有时代教育的新知识分子，真是一拍即合了……［这就是五四运动发生在近代中国文化史上的历史过程］。（英文原作见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LXIX，Dec.，1975，No.4，pp.1504——1505）
以上这个短篇虽是在胡适之先生逝世之后十多年才执笔的，但是其中一管之见则是笔者在50年代便和适之先生直言无隐地讨论过的。我反对胡先生把五四运动当成对“新文化运动”的“政治干扰”这一种看法。相反的，我认为一个新文化运动的后果，必然是一个新的政治运动，而所谓“新文化运动”，则是近百年来中国整个的“现代化运动”中的一个“阶段”（stage）。为此笔者曾于50年代的末期写过一篇长文叫作《论中国现代化运动的阶段性》（见《海外论坛》1960年1月、2月“创刊号”及第二期）。
就管见所及，近百年来由西洋文明“挑战”（challenge）而引起的“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发展，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向前推进的，直到它能够向整个西方文明作“反挑战”（counter-challenge），而达到领导“超西方”（post-Western era）阶段的世界文明为止。
说穿了，这些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层次分明的诸阶段之递嬗，也就是中国现代化运动中的“过关运动”。关云长如果不能“过五关，斩六将”，何能离开“曹营”？！
近在眼前的80年代中的“民主法治”阶段便是另一大关。这一关如果过不掉，我们中国人还配谈“向西方文明反挑战”？！还配谈“21世纪是中国世纪”？！
可是这“现代化运动诸阶段”，是“后浪推前浪”式的循序前进的。领导这一潮流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政论家，乃至一般知识分子，都应看清时代。“落伍”固然不好，“躐等”同样是错！就拿我国抗战之后那几年来说罢，那种大兵之后、疮痍满目、饿殍载道、处处贪污、遍地文盲的情况，我们哪里配谈什么“民主宪政”。用一句政治学上的抽象名词，那时我们民族所真正需要的便是个有效率的“福利专政”（Benevolent Despotism）。如果置政治解纽、天下饥馑于不顾，而去应付一些哗啦哗啦的老头子，和一些无知的洋人，去搞什么不急之需的“民主宪政”，便是在“现代化运动”上“躐等”了。
反过来也是一样的。如果一个国家，衣食足，礼义兴，经济起飞，教育普及，那么“福利专政”就搞不得了。代之而起的必然便是个推动“民主法治”的运动。这是“中国现代化运动”中的一个跑不掉的“阶段”，而这一阶段现在已经显出其咄咄逼人之势了。
胡适之先生是老一辈的“文化学者”（culturist）而不是一位“社会科学家”（social scientist）。他把“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当成两回事，便是纯粹从一个“文化学者的观点”（culturist approach）出发的。
[2]笔者在60年代初期襄赞顾维钧先生记录其“口述历史”时，顾公把他在“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时期那段故事，说得妙趣横生，听之真如身临其境。等到十年后顾氏的万页回忆录在哥大脱稿时，我好奇地再去翻翻那一段的清稿，便觉得它只是一篇枯燥的公文档案了。
西人有言：“历史比小说更有趣。”笔者真笃信此言。可惜的是历史都是“后世”的人所写的，他们能把历史上的事实，正确地记录下来，已属不易。至于历史事件发展过程中的真实详况，“后世之人”不但无法去“绘影绘声”，有时还因为史料失真，或考据不周，而发生无意的“曲笔”。“口述历史”的好处，便是让历史上的英雄们自己现身说法，去说个痛快淋漓，信不信由你。大多数的历史上的英雄好汉，都是能说会讲的。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有德者，必有辞”罢。所谓“有德”，或许应该作“大有一套”解，才会更正确。
[3]孙中山先生于1920年1月29日所写的《为创设英文杂志印刷机关致海外同志书》中，提到“新文化运动”有如下一段：
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于是蓬蓬勃勃，发抒言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倡，各种新出版物为热心青年所举办者，纷纷应时而出，扬葩吐艳，各极其致；社会遂蒙绝大之影响，虽以顽劣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撄其锋。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推原其始，不过由于出版界之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致舆论放大异彩，学潮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倘能继长增高，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与久远者，可无疑也。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兵法攻心，语曰革新，皆此之故。故此种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节文见张其昀主编《国父全书》，台北，“国防研究院”，1966年三版，页779）
读这一段中山遗著，我们觉得孙中山先生真是“圣之时者也”。子曰：“管仲之器小哉。”后辈继起政要比起中山先生来，真是“小哉！小哉！”啊！
[4]原来卫戍北京的“步兵统领”是李长泰。李氏多少有点同情学生的倾向，对逮捕学生不太认真，北京政府才改派王怀庆接替。王氏一上任便把陈独秀抓起来了。
[5]陈独秀的被捕据说并不完全是政治的原因，因为那时他还不是个共产党，其中可能还有私怨。北京政府当时为“安福系”所操纵，而该系中的骨干分子泰半都是独秀的同乡和熟人。陈氏为人倨傲，而又私德不修。官高势大的同乡们，早就嫌着他，一有借口便把他捉将官里去。当然也有人说陈独秀那时已与“联共”的地下人员有接触。不过安福系其时并无特务组织，陈氏纵与俄人有接触（此事连胡适也不知道），官方也不易发现。加以当时坐安福系二号交椅的王揖唐也在大谈其“社会主义”，他们不可能因“思想问题”，便把一位北大教授一关就关了三个月。
陈独秀后来出狱，正如适之先生所说的，是由于他的“安徽同乡”的帮忙。据笔者家中长辈传言，我的祖父便是为陈氏暗中奔走最出力的朋友之一。因为那时自段祺瑞以下的“皖系”巨擘与我家长辈都有点私交。王揖唐在“中举”之前，便在我家做了四年“塾师”，据说是一位日夜苦读的“寒士”。
王揖唐原名王志洋。中了进士之后，慈禧太后阅卷见了“志洋”二字颇不舒服，乃“赐名”王赓。笔者前年访马德里，曾与王氏的幼子德寅大谈其乃翁轶事甚详，并颇为这位当年苦读寒士才子可惜。做汉奸是一步一步地陷进去的，终至不能自拔。古人说：不谨细行，终累大德。真是至理名言。
陈独秀当年如不被这些“安徽同乡”帮忙，“放了出来”，中国共产党后来也就不会有这位“家长”了；一部中国近代政治史，是否另有新章，也就很难说了。
[6]中国共产党早期在上海的活动是受“第三国际”的经济支持的。据说莫斯科的汇款是通过一家美国银行，自纽约寄往上海。至于陈独秀何时与“第三国际”取得直接联系，胡适之先生完全不知道，对当代历史家也还是一件疑案。
[7]中国共产党自称是1921年诞生的，因为那一年他们举行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胡先生说该党是1920年建立的，事实上也没有大错。
周策纵先生为《大英百科全书》撰陈独秀传，也肯定中国共产党是1920年成立的。拙文在《传记文学》（三十四卷五期）发表之后，策纵曾给我来信，说：“胡先生不是‘没有大错’，是根本没有错。”就历史的史实来说，胡、周二氏都是绝对正确的。不过组织政党搞革命正和开商店做生意一样，至于何时“先行交易”，何时“择吉开张”，还是以他们做买卖的自己去宣布他们的“开张大吉”为是，所以笔者说胡先生“也没有大错”。又如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党庆”是“7月1日”。二十多年前哥大的韦慕庭氏就“考据”出其党庆是“7月23日”。因为当事的人虽然都把中共一全大会的日期忘记，但是就在法租界警察搜查他们会场那一晚间，上海的“亚东饭店”却发生了一件情杀案，消息哄传一时，各大小报刊都为之绘影绘声。那时参加“一大”的陈公博和他的新娘便住在这个饭店内。他把情杀案误为捉共产党，乃仓皇逃去（见陈著《寒风集》）。陈氏已记不得这个日期，但是老报纸却不难找出这个情杀案。
最近大陆上的中共史家也找出了这个“7月23日”是真“党庆”，但是中国共产党正式宣布的“开张大吉”日期仍然是“7月1日”。
[8]胡先生在这章里对“科学”、“民主”两个名词的诠释，是不折不扣的杜威之言。杜威说：“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但是哪种“生活方式”才叫“民主”呢？笔者当年向胡老师请益之余，曾写了一篇小文曰《实验主义新诠》。我认为他师徒二人所倡导的“生活方式”，可概括为“美国主义”（Americanism），虽然他二人都未用过这一名词。换言之，“美国主义”便是“美国生活方式”（The American way of life）的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杜威便是这一“概念化”过程中的思想家。中国朝野今日对“人权”这一概念的争辩，便是“美国主义”中的大题目。把它搬到“中国生活方式”中来，是耶，非耶？那就说来话长了。
[9]笔者在《胡适杂忆》之文中便提到那些“问题与主义”之争，是“以小常识，谈大问题”。其实那时他们对“大问题”并不敢接触，例如“中国何以不能工业化？而日本反可一索即得”。再如：“民初的议会政治，何以全盘失败？”这些有关国族兴衰的“大问题”，如果没有精湛的（输入的）学理，和有充分资料的研究做背景，而专凭常识抬杠，是不可能有深度的。这种凭常识抬杠的风气，自五四一直延续到六七十年代。
胡适之先生他们那时动不动就说什么“抽象”的“主义”和“实际”的“问题”。其实如果把“主义”的内容提出来换个名字，则“主义”也未尝不可“实际”一下。如果我们改口说“自由经济主义”和“计划经济主义”，则这两个“主义”便“实际”的不得了，何择何从？其中牵涉的各项学理、规律和实际试验，都不是外行人可以信口胡吹的。
[10]“胡适”在大陆，最近据传也获得部分的“平反”。他被评成政治反动而学术有贡献。他留在上海未曾带出的一部分有关《水经注》的手稿也在解禁付印之中。历史学者亦前往被红卫兵捣毁的胡氏故宅和祖茔从事研究调查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