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 中国劳动需求的演变

前两节中的劳动力需求理论是以一般市场经济体制为背景的，这些基本方法必须结合中国特殊的体制环境才能被我们用于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中国自

、劳动和人力资源经济学

1978年以后进行了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经历了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与此同时，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带有鲜明的城乡“二元” 经济色彩，农村和城市的就业体制也有着很大的不同。在这一节中，我们就分别研究中国农村和城市的劳动需求决定机制及其变化。

4.3.1中国农村的劳动力需求

在研究中国农村的劳动力需求时,我们将考察期分为改革前和改革后两个时间段。

在改革前，农村地区的二、三产业是受到抑制的•因此•其劳动力需求主要来自于农业生产。在农业生产中，劳动力需求又分为人民公社生产中的劳动力需求和自留地上的劳动力需求。在人民公社生产中，劳动力的努力没有得到充分的激励. 存在大量的搭便车行为，因此，其目标就是为了完成国家的农业生产计划,这部分劳动力需求就决定于国家的生产计划数量。而在自留地生产中，劳动力的目标是最大化自己家的产量，因此，在劳动力过剩的情况下，其劳动力投入数量就受到自留地数量的影响。所以.在改革前.人民公社生产中的计划产量和自留地数量共同决定了农业劳动力需求。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改革以后,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可以看作是将原来的人民公社的土地全部转变成了由家庭经营的自留地，因此极大地激励了农民提高农业产量。由于中国农村居民的收入较低，我们可以将农户的目标近似地认为是追求产量最大，这时农业生产中的劳动力需求就由土地数量决定。农村总劳动力中，除了农业生产所需的劳动力之外.剩余的劳动力就需要通过其他途径增加就业。

在一个一般的发展中国家，如果不存在劳动力流动的障碍，那么，当农村存在剩余劳动力的时候，农村劳动力将流向城市工业和服务业，这个过程就是发展经济学中的二元经济模型所刻画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具体参见本书的第9章。）但是，由于本书在上一章中所介绍的劳动力流动障碍.中国的农村劳动力长期以来（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未能充分地流动到城市部门。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农村地区的乡镇企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也吸纳了大量的就业。当时，由于几方面原因，乡镇企业的生产成本比较低：乡镇企业所使用的农村集体用地没有使用成本；劳动力方面,劳动工资相对较低.劳动力年龄结构比较年轻,没有社会保障负担;资金方面，大量采用自有资金.较少利息支出;技术方面.当时国家鼓励城市的国有企业为乡镇企业提供技术支持。于是.这些乡镇企业迅速地成长起来，并且对城市企业形成了竞争。

由于乡镇企业的劳动力需求决定机制与一般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企业劳动力需求决定机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我们可以近似地认为它的从业人员数量就反映了它的劳动力需求。从图4.6中可以看出.乡镇企业的从业人员在20世纪的80年代曾经经历过一段高速增长的时期，一度被认为在中国出现了城市、农村和乡村工业并存的所谓“三元经济”模式。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这种三元经济模式不是一种发展中国家的普遍规律.它只是在存在乡-城劳动力流动障碍的条件下的一种现象。只要外在条件发生变化,这种三元经济模式就会发生变化。正如上一章的制度背景所说，上世纪90年代以后,特别是1994年以后，农村向城市的劳动力流动障碍得到缓解，同时，随着经济开放程度提高,城市部门形成了大量的劳动力需求，而在农村地区零散分布的乡村工业的竞争优势逐步削弱，于是，乡镇企业在全部就业中所占的份额趋于稳定。同时，又由于农村劳动力毕竟一直未能实现自由向城市移民，工业和农业之间存在的收入差距又不断吸引农业劳动力转移到乡镇企业，于是乡镇企业在农村就业中的份额仍然缓慢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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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企业在农村就业中的份额（□乡镇企业在全部就业中的份额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年以后国家统计年鉴不再包含乡镇企业栏。

图4.6乡镇企业的就业份额

综上所述，改革之后农村地区的劳动力需求主要决定于农村土地的数量和以乡镇企业为主的农村非农业产业的就业吸纳能力。在农村就业问题上，依靠农业就地吸纳被称为“不离土不离乡”的模式，而依靠农村非农产业吸纳的模式称为“离土不离乡”。由于土地数量有限.而乡镇企业的分散生产与工业生产需要发挥规模效应的规律相违背，因此.靠这两种模式来吸纳农村就业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也正因此，农村就业问题最终还是要通过城市化、工业化中的农村向城市的劳动力流动来解决，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离土又离乡”的模式。对于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我们放到“劳动力流动”那一章中再详细讨论。

讨论：有种观点认为，可以通过持续加大对于农业部门的资本和技术投入来增加农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与此相关的一种观点认为，进城农民可以返乡创业，这样可以实现就地城镇化。对这样的观点，你怎么看？

4.3.2中国城市企业的劳动力需求

劳动和人力资源经济学

在中国城市，企业的劳动力需求演变经过了三个阶段：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的劳动力需求取决于计划产量所需要的劳动力数量;在计划和市场并存的双轨制下，通常企业利润最大化目标下的生产量已经超过了计划产量，则企业的劳动力需求取决于企业的生产量；当双轨制过渡完成后，企业的劳动需求量则取决于利润最大化目标下的产量。

不难想象，在上述历史过程中，由于企业（主要是国有和集体企业）往往有一个由计划就业目标遗留下来的就业存量，因此，企业的实际从业人员数量不能反映企业的真实劳动力需求。在企业存在隐性失业的情况下，企业实际劳动力需求的增长将有相当大的部分用于消化存量就业，因此，并不体现在从业人员的增长上。换句话说，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国有企业（包括事业单位）实际上仍然面临着国家的计划就业存量约束，而且这一计划就业存量一般总是大于企业的实际劳动力需求的。这样一来,就造成中国的从业人员数量统计和GDP统计的变化并不一致, 从业人员数量的变化主要与国家就业体制改革的进程有关，而GDP的变化则间接地反映出企业实际劳动力需求的变化。理解这一点,对于理解有关中国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4.3.3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

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指出的那样，一国经济的发展总是伴随着技术进步,而且主要是倾向更多使用资本的技术进步，同时，劳动力总是相对于资本显得越来越贵, 这就会使得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吸纳能力逐步降低，从而表现为就业增长的GDP弹性逐步下降。然而，以我国就业增长GDP弹性数据来看.情况却略为复杂（见图4.7）。根据图中所显示的数据,似乎中国的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就业增长非常低, 而且总体上出现了就业增长的GDP弹性有所下降的现象.以至于有不少人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是“高增长、低就业”，如何理解中国经济增长和就业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出现的这些现象呢？

在一般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由于企业解雇劳动力是比较自由的，因此，企业的劳动力雇用数量就能够反映企业真实的劳动力需求,相应地，就业增长的GDP弹性就能够反映出经济增长吸纳就业的能力。但是.在中国情况却更为复杂。我们在上文中已经指岀，必须区分由政策决定的企业就业存量（从业人员）和企业经济目标决定的实际劳动力需求这两个概念.在此基础上，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区分两个概念，一个是经济增长吸纳就业的能力，另一个是就业增长的GDP弹性。一般来说,经济增长吸纳就业的能力所反映的应该是一国是否采取了资本倾向的技术进步;而就业增长的GDP弹性指的是每单位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就业增长数量，是一个根据统计数据计算得出的数值。在一般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是利润最大化目标的追求者，因此，企业的劳动力雇用量能够真实地反映企业的劳动力需求量。当然，即使在市场经济国家，政府对于企业的劳动力雇用决策也不是完全地不干预，但这种干预的范围是比较小的，而且采取的常常是经济手段。所以，在一般的市场经济国家，人们根据统计的就业数据计算出的就业增长GDP弹性能够较为准确地反映出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吸纳能力。在中国，就业数据一般采取的是统计所得的从业人员数据，据此计算岀的就业增长GDP弹性数据是否能真实地反映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吸纳能力呢？由于中国与一般的市场经济国家相比至少存在以下两点差异，使得我们不能直接根据就业增长的GDP弹性来判断经济增长吸纳就业的能力及其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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匚二1GDP增长率（左轴）UZ3就业增长率（左轴）-A-就业增长率的GDP弹性（右轴）资料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其中，由于统计口径的变化，1990年的就业增长率出现异常，因此未包括在图中。

图4.7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1978-2014年）

直接以就业增长的GDP弹性数据来反映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吸纳能力的做法依赖于政府就业统计数据的准确度。而在中国，统计所得的从业人员数据与经济学意义上的就业数据是有一定差异的,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

（1）由于在传统计划就业体制下，城镇国有、集体企业以及广大的农村地区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因此.中国的总体从业人员统计数据有比实际劳动力需求量偏大的倾向，而实际劳动力需求则成了一个不可以直接观测的变量。

（2）中国对于就业的统计与国外更加注重就业事实的做法相比仍然有一定差距。在西方发达国家，从事劳动达到一定的时间标准和收入水平即被统计为就业。而在中国，一些自我雇用、非全日制就业、季节工、临时工等就业形式往往表现为 “隐性就业”，而并未完全被统计为就业。

（3）在中国的城市，日益增长的外来务工人员的就业实际上也反映了劳动力需求的增长，但他们只是从农村就业转向了城镇就业，但却不一定体现为从业人员总数的增长。由于存在这些统计方面的问题，会使得统计的从业人员数据（尤其是城镇从业人员统计数据）增长量比实际劳动力需求增长量有偏小的倾向。

\劳动和人力资源经济学

由于直到2000年前后，中国的就业体制都仍然带有很强的计划经济色彩，使得从业人员统计数据的变化不能真实地反映劳动力需求的变化。当宏观经济不景气，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企业实际劳动力需求量减少时，企业往往不将多余的职工解雇,于是企业内的富余人员数量增多;相反，由于企业原来就存在大量富余人员, 因此即使当宏观经济形势好转，经济增长速度加快，企业劳动力需求增加时，企业的理性选择也是通过内部挖潜和提高内部劳动力资源的使用效率来满足生产的需要，而不是再从外部劳动力市场上增加劳动力雇用量。

这样,就有可能使得根据中国统计数据计算出来的就业增长的GDP弹性表现出这样的变化规律：根据统计数据计算岀的就业增长的GDP弹性可能与GDP增长率反向变动。在从业人员统计大于实际劳动力需求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带来的就业增加并不一定会在统计数字上表现为从业人员的增加,而表现为企业内部劳动力使用效率的提高。这时，在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下;从业人员统计的增长率将大大低估实际劳动力需求的增长，从而表现为就业增长的GDP弹性较低。比如，在经济增长速度比较快的1983—1985年和1992—1994年这两个时期，就业增长的GDP弹性反而是下降的。相反，当经济增长率低的时候，从业人员却没有被解雇，而只是劳动力的利用率下降，这时却可能得到一个相对较高的就业增长 GDP弹性，在经济增长率较低的1981年,1986年和1998—1999年这几个时期就是如此J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要特别强调，尽管随着劳动相对资本越来越贵，中国也会出现资本替代劳动的趋势.但不能简单而武断地根据从业人员增长数据和 GDP增长数据计算出就业增长的GDP弹性，就得到中国经济“高增长、低就业” 的判断！

如果统计的就业人数能够较为准确地反映出企业真实的劳动力需求,那么我们还能够看到GDP增长率和就业增长率正相关这一规律，即宏观经济学中的“奥肯定律”。但是中国2000年前的数据却没有明显地表现出这一规律，甚至个别年份还出现了制造业从业人员数据下降的现象，其中的原因也在于中国的体制转轨, 从业人员统计数据不能真实地反映企业实际劳动力需求及其随着GDP增长率变化而发生的变化。

同样还是因为统计的从业人员数据不能真实地反映企业的实际劳动力需求, 再加上我们在第1章中指出的失业率统计的缺陷，也不能用中国的统计数据去试图发现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的负相关性，即宏观经济学中的菲利浦斯曲线。不过，菲利浦斯曲线的另一种表达形式是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这种关系是不是存在就不受就业统计的准确性的影响了。

上述对于中国就业增长的GDP弹性的评论主要适用于就业体制转型时期，主要就是2000年之前。但毕竟中国经济中还有一个市场主导部门（主要是非国有企业），这个部门的从业人员统计是反映其实际劳动力需求的，这使得总体上的就业增长的GDP弹性仍然可能随着时间推移而下降。而且，由于市场主导部门在逐渐发展壮大,经济增长和从业人员增长的相关性将越来越强。从统计数据上来看，中国似乎在2000年之后出现了就业增长的GDP弹性持续下降的现象。这又如何解释呢？

新世纪以来,虽然城镇部分企业的就业决策已经基本上市场化，但是，乡一城之间的劳动力流动障碍并没有彻底消除。2001-2007年期间，经济增长率高的时候,农民进城数量增加快，他们从农业从业人员转为城镇从业人员，仍然不一定表现为全社会总的从业人员增长。而在2008年之后，经济增长率明显下滑,大量农民工返乡.也并不一定表现为全社会总的从业人员增长放缓。

与此同时，资本市场的扭曲却非常严重。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的利率是受到政府管制的，扣除通货膨胀之后的实际利率远远低于资本回报率，这种情况在 2000—2007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特别明显，同时，又因为乡一城劳动力转移的障碍仍然存在，因此，企业的理性选择就是多使用资本，少雇用劳动力。由于地方政府普遍喜欢大企业，而这样的企业又往往是资本密集型的.因此，资本深化进程（提高资本一劳动比）得到了地方政府的鼓励。2004年之后最低工资制度加强， 2008年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都进一步增加了企业雇用劳动力的成本。因此, 2000年之后.就业增长的GDP弹性持续走低的背景是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双重扭曲的结果。否则，中国经济增长的“资本深化”和用资本替代劳动力的进程不应该到来得如此之早。①

4.2 长期劳动需求思考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