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借贷市场
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类似，“非正规金融”或者“民间借贷市场”在中国的很多乡村和城市都存在。我曾经在苏南地区调查，了解到民间借贷的存在对当地私人企业发展的重要性。当然，最为典型的民间金融市场当属浙江的温州。所以，只要说起民间的借贷，温州自然是不可不提的。被经济学家广为接受的“温州模式”其实很大程度上是由温州民间金融市场的历史传统决定的。
我是在1995—1997年这段时间里关注起温州的民间金融的。其间，我在1996年承担了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的一项案例研究项目，专门调查温州的民间借贷市场。1996年，我与浙江农业大学（现为浙江大学的一部分）的钱彦敏博士一同多次前往温州，与中国农业银行温州市分行、中国人民银行温州支行和温州发改委接洽和访谈，而且还查阅了不少当地的政策法规与民间借贷案例的第一手资料。更重要的是，我们见到了温州当地那些从事温州民间借贷研究的学者，比如张仁寿、陈国兴等，了解到更多的细节，还拿到了他们撰写的文章和著作。回到上海后，我撰写了《改革后中国农村的非正规金融部门：温州案例》并于1997年发表，这篇文章后来被广泛引用。
其实，在过去40年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都有二元分割的体制特征。也就是说，在这些国家的金融市场上，同时并存着正规金融部门和非正规金融部门。在我的书房里藏有一本我在20世纪90年代曾经反复阅读的著作《发展中经济的农村金融》，它对发展中国家的农村信贷市场进行了很好的研究。(26)可能就是因为这本书，让我对中国的民间融资市场有了兴趣并去温州做了案例研究。
我还记得美国著名的金融经济学家麦金农（Ronald McKinnon）在他的经典著作中给出的解释。他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金融抑制”是导致非正规金融出现的主要原因，而这种金融抑制主要是由于政府的政策干预和歧视造成的。(27)
但是，后来的许多经验研究发现，除了政府的政策之外，发展中国家金融分割的产生还有更基本的原因，这些原因包括司法体系的不确定性、人力资本的水平低、基础设施（特别是通信设施）的欠发达等。这些因素都可能导致无法写出正规的金融合约，要有效执行合约就更困难了。根据这样的理论，在信贷市场上非正规金融的出现正是为了弥补正规金融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合约无法执行等问题导致的信贷真空。由于以上原因，在发展中国家非正规借贷市场的存在是一个普遍现象。表6-2提供了对发展中国家的非正规金融规模所做的大致估算。
表6-2 非正规金融跨经济体比较
国家／地区 非正规信贷／所有正规信贷（%） 参与非正规金融的人口比例（%） 调查时间
孟加拉国（农村） 63 36.5
玻利维亚（城市） 49.4 >33 1987
喀麦隆 27 70 1988
中国（农村） 25 20 1994
多米尼加共和国 20 20世纪80年代
印度（农村） 39 1981—1982
印度尼西亚 >80
冈比亚 67
加纳 60
几内亚 200
韩国（农村） 50 1986
老挝 46.5 38 1996
马拉维 >100 >19 1988
马来西亚（农村） 62 1992
墨西哥（农村） 50—55
尼日尔（农村） 45 1985—1986
尼日利亚 65 85 1987—1988
尼泊尔 57.1 1982
巴基斯坦（农村） 69 33
菲律宾 59—70 33 1987
斯里兰卡 45 1976
中国台湾 24—40 >50 1964—1990
泰国 21—50
赞比亚 84
津巴布韦 87
资料来源：Kellee S. Tsai，“Back-Alley Banking：Private Entrepreneurs in China”，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p.221，2002.
印象中我是1996年的春天前往温州做调查的，在这一年中应该是去了好几次。我到温州后先去拜访的是中国农业银行温州市分行的陈国兴。听他介绍，温州历史上的民间融资活动就很发达。有“呈会”或“成会”之说。当然，“呈会”在中国农村的很多地区都存在，一般被认为是一种高利贷。“呈会”在温州还分为“轮会”“标会”以及“抬会”等。但是，当地的学者告诉我，“抬会”具有金融投机的性质。在20世纪80年代初，温州的“呈会”非常活跃，规模小、数量多，成为当时民间信用的主要形式之一。
但是，对于企业的经营活动而言，温州最发达的还是民间集资活动。在农村，民间的集资主要是为了增加企业的流动资金和为投资提供一定的融资。我的好友张仁寿教授曾经送我一本名为《温州模式研究》(28)的著作，里面提到，社会集资的70%用于私人和集体企业的流动资金，30%用于基建投资。民间集资的渠道多种多样，包括职工投资、合股经营、以资代劳、挂户公司等，一般集资的期限为1—3年，利率与民间借贷的利率相当，月息约为2%—3%。这个判断也被由张震宇和毛春华提供的关于温州瑞安市民间集资的典型调查的数据所证实。(29)
调研温州的民间借贷市场，最有意思的是它的利率水平。从观察来看，温州农村民间私人自由借贷的利率平均为月息25‰，高的超过30‰；而企业在民间的借款利息率平均为月息20‰，高的不超过25‰，两者都高于官方正规金融部门当时的利率水平达2—3倍。更有意思的是，虽然国家的金融机构几次向上调整利率，但民间资金信贷的利率却基本保持稳定不变，对官方部门的利率调整似乎没有做出明显的反应。
这个现象应该意味着民间信贷市场与官方的金融部门之间是相互分割的。这几乎是所有民间借贷市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特征。另外，我在调查中也发现，民间利率随时间的变化并不明显，这或许反映了农村民间金融市场不完全是古典自由市场的结构的又一特征。如果这一点是正确的话，那么，在温州农村的民间信贷市场上一直存在着超额需求这一经验现象就可以理解了。因为，如果农村信贷市场能够出清，那么，在温州我就应该能够观察到更高的民间利率出现。而如果农村借贷市场的结构不是古典自由市场的结构，那么，利率水平就未必能出清农村的信贷市场，即使在这个市场上存在着超额需求，利率也未必向上调整。
这些疑问和观察促成了我后来去完成文章《改革后中国农村的非正规金融部门：温州案例》。我在那篇论文中试图回答以下问题：为什么民间的金融部门能够维持高于官方正规部门的利率水平；特别是，为什么非正规部门的利率对正规部门的利率变动反应不灵敏；为什么民间的利率不能出清民间市场。这些问题简单地说就是，为什么温州民间的借贷利率这么高；为什么这些利率还不够高，不用说，这些问题可以很容易在“信息经济学”的概念框架里得到解释。实际上，因为在信息经济学上的理论贡献而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就曾经有过这方面的研究。(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