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货币化进程

在20多年前，我的同事尹翔硕教授送给我一本书，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麦金农教授的《经济市场化的次序》。这本书于1997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分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39)译者分别是周庭煜、尹翔硕和陈中亚，他们三位都是我的好友。周庭煜是我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出版的第一本学术著作的责任编辑，陈中亚是我在攻读硕士研究生学位时同住一间寝室的室友。

麦金农的这部论著讨论的是计划经济国家在市场化转型时期政府如何有效控制货币供给，从而控制通货膨胀。我很喜欢该书的写作风格。我见过麦金农教授几次，他针对中国的汇率问题发表的文章我都拜读过。当然，他在20世纪80年代就为我们所知，不是因为这本书，而是因为他与他在斯坦福的同事爱德华·肖（Edward Shaw）教授在同一年出版的著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和《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这两本著作被广泛称为“金融抑制”理论的开篇之作。(40)

麦金农在《经济市场化的次序》中的第13章专门讨论了中国的金融增长与宏观稳定，时间跨度是1978—1992年。他在书里有这么一段话：“总之，从1978年到90年代初，中国出现了持续的财政恶化。不断增加的公开和隐蔽的赤字主要由来自国家银行体系的借款弥补，并且中国广义货币的增长也非常高——十多年平均每年大约23%。由此就有了我们的谜：中国如何成功地比面临类似财政收入下降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更好地抑制了这种通货膨胀的压力呢？可以肯定，中国在1985年，然后在1988—1989年，都遭受了严重的价格上涨，但都通过货币紧缩而成功地恢复了过来。”(41)

麦金农的这个“中国之谜”也时常被其他经济学家提起。它让后来的很多经济学家有兴趣去寻找“谜底”。简单地说，麦金农的疑问是，中国与东欧那些转型经济一样，在市场化的转型中都经历了经济的货币化进程，即货币量比GDP增长得更快，而且政府的财政状况持续恶化，可是为什么中国的通货膨胀控制得比它们好？这个问题也可以更简单地归结为：中国的货币到底哪里去了？

20多年前在复旦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的张杰教授（那时他是陕西财经学院的教师）曾经与我讨论过麦金农的这个“中国之谜”。他自己对中国经济的货币化颇有兴趣。他在1998年出版的《中国金融制度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有专章讨论过麦金农的“中国之谜”和中国的货币化进程这个问题。(42)当然了，从某种程度上说，易纲博士在1996年出版的著作《中国的货币、银行和金融市场：1984—1993》就是讨论中国的货币化进程的。实际上，前几年他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论文集干脆就使用了《中国的货币化进程》作为书名，(43)可见易纲是多么青睐货币化这个既浅显又深奥的问题。

对麦金农提出的“中国之谜”的一个最直接的解释是，中国经济在转型初期的货币化程度比东欧低。例如，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说，俄罗斯在经济转型初期（1990年）的M2/GDP为100%，而中国在1978年改革开始时的M2/GDP则只有25%。这当然只是一个间接的证据。但是如果我们一开始的货币化程度确实低的话，那么经济的市场化就意味着需要更多的货币交易。换句话说，我们的经济在转型初期存在着更大的非货币化部分，当经济进入货币化进程的时候，这部分经济开始去吸纳更多的货币。用张杰的话说，“在低货币化水平上起步的经济改革具有某种特殊的优势，即存在一个较长的货币化区间。由于低货币化的经济潜存着巨大的货币需求，因此具有极强的货币稀释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可以给经济注入一定量的货币而无需担心通货膨胀的后果，这就意味着国家将获取一大笔货币化收益”。(44)

可是问题在于，当这部分没有货币化的经济被逐步货币化之后，国家发行货币的收益（即所谓的“铸币税”）就必然会大幅度下降，之后的货币增发就必然会导致通货膨胀。易纲在他的书里认为，这个能产生显著货币发行收益的货币化区间大约就在1979—1984年。在这个时间段里，由于最初的货币化程度非常低，中国经济开始大量吸收政府发行的货币，从而货币的超常增长不仅迅速提高了货币化的程度，而且没有造成通货膨胀。但是，1985年之后，货币化进程就开始放缓了，货币的超常增长不断造成通货膨胀，这说明货币发行的收益开始大幅度下降。(45)

许多经济学家发现，在最初的时期，货币化的进程中一个重要的现象是居民和企业对现金需求的超常增长。特别是农民、个体户、私人企业和乡镇企业进入市场，而它们主要使用现金进行交易。所以，这个时期的货币化进程表现为对现金的需求。但有意思的是，如果我们观察货币流通中的现金比率指标的话，我们又会马上发现，这个指标在1985年之后并没有持续上升。实际上，现金比率基本稳定在20%上下的水平。这就意味着之后的时期，中国的中介化金融开始发挥作用。居民的银行存款开始增长，企业的贷款也开始增长。

经济学家发现，居民储蓄存款的增长对于回答“货币到底哪里去了？”的问题至关重要。最初阶段，银行存款的增长主要来自农村。农民的收入增长和对现金的需求很快就表现为银行存款的增长。货币发行的很大一部分变成了农民的银行存款，而这个存款的累计等于中央银行向国家的贷款。1978—1984年，银行和信用社向农村地区的贷款只占全部贷款的1/3，却从农村地区获得巨额的银行存款。这个“金融剩余”的大部分直接补贴了城市的国有企业部门，而不需要国家再更多地发行货币进行补贴，这是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基本上保持超常货币发行而又免遭恶性通货膨胀袭击的重要原因。这就是麦金农在他的著作中所说的，农民和农村在这个时期实际上扮演了政府“净贷款人”的角色。(46)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乡镇企业和个体、私人企业的崛起与扩张，它们也开始为国有部门提供越来越多的金融剩余，也开始扮演“净贷款人”角色。张杰提供的数据说，尽管非国有企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例持续上升，到了90年代中期已占70%，刚开始它们从银行获得的贷款基本上只占20%。(47)这说明，国家可以从非国有部门那里获得金融剩余而不需要求助于再多发货币（也就是通过通货膨胀税）用来补贴国有企业。

但是，谁都知道，中国经济的货币化进程不可能像20世纪80年代早期那样一直持续下去。当货币发行占GDP的比重达到一定水平，经济部门吸收货币的能力就可能下降，也就是说货币化进程结束了。这个时候，货币的发行规模就只能根据经济增长所能创造的货币需求来决定了。那么，中国的货币化进程是什么时候结束的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它不可能仅仅从M2占GDP的比重上简单地看出，它同时也需要考虑通货膨胀的因素，更重要的是要考虑货币需求性质的变化以及国家的货币管理方式等。但总体而言，经济学家倾向于认为中国经济的货币化进程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就结束了。有人把这个时间确定在1985年，也有人确定在1988年，还有人认为约在1991—1992年。

图6-4提供的是M2占GDP的比重变化。对该图怎么解读是存有争议的。至于货币化进程是什么时候结束的，我们当然还需要更多的证据。但不管怎么说，在1984年之后，通货膨胀毕竟还是更频繁地发生了。尽管中国每次都能够控制住通货膨胀，但与1984年之前相比，通货膨胀显然更严重了，这应该表明货币化的进程肯定慢了下来。事实上，在图6-4中我们的确看到，1984—1992年，货币相对于GDP的增长更起伏不定，而这正是通货膨胀的高发期。

图6-4　中国的货币增长（1978-2004）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相关各期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