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工业研究

我清楚地记得，我在《经济研究》杂志上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是关于企业改革模式的，题目是《产权结构、所有制和社会主义企业制度》。(46)这篇文章发表于1989年，算起来到现在已近30年。实际上，在我首次涉足经济研究时，中国的企业改革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尤其是，当大多数国有企业在1987年纷纷按照政府的改革政策而实行“承包制”以后，经济学家发现是有现成的经济学理论和分析工具来研究这一经验现象的。例如，我自己就发现经济学现有的理论在这个问题上是有用武之地的，于是我写出了论文《国有企业的货币激励：理论与经验研究》，发表在1991年的《上海经济研究》第6期上。(47)

在当时，观察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与转型模式的国内外经济学家不在少数。在我的书架上藏着林青松在1999年8月送给我的一本由专题论文集成的著作《中国工业改革与效率》，它就是在1988—1993年间由分布于北京、世界银行以及美国和澳大利亚的经济学家合作研究形成的有关中国企业改革的成果。(48)而且也就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这个时期，我开始阅读并熟悉了诸如谢千里（Gary Jefferson）、托马斯·罗斯基（Thomas Rawski）和巴里·诺顿等海外经济学家的论文。他们这些经济学家大都发现中国的改革使国有企业的效率有了明显的改进。尽管也有支持的声音，但在当时，认同他们这个结论的经济学家并不占多数。很多年之后，我在谢千里位于波士顿郊外的家里小住，他还对杰弗里·萨克斯（Jeffery Sachs）教授的反对意见耿耿于怀。他说，杰弗里有一次在评论他的关于国有企业的效率有明显改进的经验结论时居然说，你们怎么可以有这样的结论？这与主流经济学的推断是矛盾的，也违反经济改革的主流意识形态。

即便如此，之所以还是有那么多的经济学家兴趣不减，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采取了旨在改善生产激励的基本策略。说这样的改革策略是事先设计好的，那是不可信的，大有事后诸葛亮之虞。它更像是政治妥协的产物。改善国有企业职工的生产积极性，改进管理方式，提高企业的生产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非国有企业的进入与竞争，这些都是经济学的典型问题。有意思的是，在经济体制没有发生基本变革之前，改善生产者的效率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带有“帕累托改进”的特征。在早期，这个绩效的改进常常就被解释成转型成功的重要标志。

我自己也从那个时候起一直到2001年，加入了观察和研究中国企业改革与绩效的行列。尤其是1995年初夏从美国结束博士后研究回到复旦大学，我的学术研究开始聚焦在中国工业部门的改革方面。我对工业组织的变动、利润率、生产率以及经济增长模式的理论和经验都非常有兴趣。

特别要提到的是，在这段时间里，我有幸得到原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三得利—丰田经济学和相关学科研究中心”中国项目主任阿塔尔·侯赛因博士的支持，并在他的推荐下，在1996年底取得了英国学术院/（英国）皇家学会“王宽诚研究奖学金”（British Academy/The Royal Society K. C. Wong Fellowships），使我在1997年秋天回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三得利—丰田经济学和相关学科研究中心”进行了为期半年的研究工作，并对中国工业部门发生大规模亏损的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完成了一篇关于中国国有企业亏损模式的研究论文“Market Size, Scale Economies, and Pattern of Loss-making in China's State Industry”（中文版为《需求、规模效应与中国国有工业的亏损模式：一个产业组织的分析》）。

当时我选择这个题目从事研究主要是因为中国项目组的主任侯赛因博士的建议。在此之前，他和当时在“三得利——丰田经济学和相关学科研究中心”工作的庄巨忠博士（后去亚洲开发银行工作）研究了中国工业企业的亏损模式，但主要是考察亏损企业的地区分布并试图解释亏损的地区特征。在我回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之后，开始从侯赛因博士那里接触了关于中国国有企业亏损的大量数据，经过反复斟酌，最后我决定选择亏损变动的时间模式来进一步分析亏损发生的系统性原因。

这篇论文的初稿曾应邀在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Chatham House）报告过，报告会由当时在该研究所负责亚洲事务的大卫·沃尔教授主持，侯赛因博士亲自陪同我参加了这次为我主办的专场报告会。1998年下半年，我在《经济研究》上发表了这篇论文的中文稿（因为篇幅所限，发表时做了较大压缩）。(49)我知道，自《经济研究》发表了这篇论文之后，我的解释在经济学界引发了不少评论和不同意见。据说，在该论文申请“孙冶方奖”的评审过程中也因为有不同意见而在最后时刻与“孙冶方奖”失之交臂。

但是，这篇论文后来被英文杂志《东亚评论》（East Asian Review）接受，发表于2000年春出版的千禧年卷的首篇。(50)2000年6月，我应邀参加东京大学的中兼和津次教授在东京大学经济学部主持的一个关于中国国有企业民营化的高级研讨会，在会上我也报告了这篇论文，并得到日本著名经济学家石川滋教授和美国匹兹堡大学托马斯·罗斯基教授的点评。

我在这篇论文中试图要搞清楚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国有企业的亏损在改革以来会变得如此严重？关于国有企业的财务绩效，经济学家有过不少研究。但是，我发现，大多数的研究并没有去观察国有企业发生亏损的时间模式。刚刚提到的侯赛因博士和庄巨忠博士对中国国有企业亏损的研究集中于亏损发生的区位模式方面，这的确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不过，我更关注的是亏损发生变动的（时间）模式，并试图解释这个模式。因为我注意到，亏损的指标在20世纪80年代并没有太大的变动，而国有企业真正出现大规模的亏损似乎是从80年代末开始的，并且从此不断恶化。正如图7-2所显示的那样，由于亏损企业的亏损额猛增，国有部门的净利润（赢利企业的赢利扣除亏损企业的亏损）在80年代末之后不仅陡降，而且从90年代中开始甚至变成负的了。

图7-2　中国国有企业部门的净利润变化模式（1978-1999）

为了从整体上解释国有企业亏损的这个变动模式，我在论文中构造了一个工业组织的简单模型。在这个模型里，我把市场的规模或者需求因素以及厂商的规模作为解释变量。我这样做的基本考虑是，虽然单个企业都可能由于某种原因出现暂时的亏损，但是整个部门的大规模亏损在我看来显然是一个“转轨现象”。也就是说，发生这样的行业性亏损必定与中国的工业改革和转轨过程有直接的联系。所以，我需要从转轨过程中的重要参数来寻找解释亏损发生的变动模式。我认为，市场规模或者需求的变动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而我将另一个因素“锁定”在厂商的规模上。我相信还有其他的重要因素，但是我从经验观察中注意到厂商规模变动或者工业组织变动的相关性。因此，我决定尝试将厂商规模纳入我的解释模型中去，从而构造了一个简单的工业组织模型。这个模型的均衡条件是：

在我构造的这个解释模型里，市场可以维持的厂商数量n（即保证每个厂商都不亏损）（1）是需求规模（S）的增函数，（2）是厂商规模经济的减函数。在这里，厂商的规模经济在短期是由固定成本（F）与边际成本（c）的关系决定的。显然，这样的理论结果大大简化了我们对中国工业亏损问题的解释逻辑，而且大致上又捕捉了工业改革和经济转轨过程的基本特征。在转轨过程中，随着市场的自由化，原来在计划经济下累积起来的超额需求必然推动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张，这在20世纪80年代应该是显而易见的。但是随着投资的增长和生产能力的改善，市场规模的扩张必将趋于缓慢。通常，在一个不存在超额需求的“古典竞争”状态下，厂商规模的差异将会影响和改变市场的结构。规模经济显著的厂商将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要维持原来的均衡状态就不再可能维持原有厂商的数量。换句话说，这时候，一部分甚至大部分厂商将因为厂商规模经济的差异或由此导致的市场结构的变动而失去赢利能力，成为“亏损企业”。我认为，这一点可能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工业企业在20世纪90年代所经历的那种大规模亏损现象是很重要的。事实上，我始终感到好奇的是，为什么在我们的工业统计中总是存在着“亏损企业”这样的统计项目？“亏损企业”似乎是中国工业（不仅是国有的）企业的一个重要的部门。

另外，差不多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原东京都立大学经济学部的村上直树教授开始与我进行个人的学术往来，通过他，我结识了很多日本的经济学家和在日本工作的多位中国经济学家。我在前文提到过，在此之前，我已注意到村上教授等人针对中国工业改革所发表的多篇研究论文。当时，村上教授、大琢启二郎教授以及刘德强教授即将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他们的研究成果《中国的工业改革》，而我则有幸提前阅读了这部著作的打印稿，并为该书中文版的出版进行了努力。

1998年年底，我在村上教授的帮助下获得东京都立大学招募基金的资助，来到东京都立大学经济学部与村上教授合作研究，并有了面对面地与日本著名的经济学家大琢启二郎教授讨论中国问题的机会。这次访问的结果之一是有了与村上教授和梁坚博士合作的那篇关于中国工业企业利润率决定的英文论文。同时，我开始对度量中国工业企业的效率变动和规模经济等问题产生了兴趣，这成为我之后几年的主要研究工作的重点。

我前面曾提到2000年6月，我应东京大学经济学部的著名经济学家中兼和津次教授的邀请到东京，参加了在东京大学举行的一个关于中国国有工业改革的讨论会。这次会议由美国匹兹堡大学的托马斯·罗斯基教授、日本亚洲经济研究院的今井健一博士(51)和我三人作为嘉宾发表演讲，日本著名经济学家石川滋教授也参加了会议并做了评论。会后，我和罗斯基教授在从东京去千叶拜访日本“亚洲经济研究院”新址的火车上就中国的工业改革有过一次长时间的对话，这次交谈也让我开始关注中国经济的投资效率和资本形成的问题。

2000年9月，我携家人赶赴哈佛大学。作为燕京学社资助的客人，我在哈佛大学的主要研究工作就集中在有关中国的工业改革和经济增长方面。我最好奇的问题依然是中国工业企业部门的利润率下降模式，于是我又集中去研究了利润率下降的问题。只是，这次我希望能把国有部门的利润率的变动与我已经完成的国有企业亏损模式的研究结合起来。

的确，就当时的研究文献而言，中国国有工业的财务表现和赢利能力在改革以后的恶化趋势一直是备受关注的论题。中国工业部门（包括国有部门）的利润率在改革后呈不断下降趋势，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持续恶化。一方面，经济学家对国有企业的效率改进所进行的经验研究越来越多；另一方面，90年代以后国有工业部门又出现大规模亏损。这些现象使得工业企业部门的赢利问题变得更引人注目、更加有趣了。事实上，人们常常把这个问题简单地概括为国有企业的利润率下降与效率增进之间的“经验”冲突。(52)

当时已有的理论解释可笼统地归类为两种思路。一种解释基于国有企业的所有制或者体制低效率的论断。持这类观点的多是中国国内学者。简单而言，这种解释基本上是“科尔内主义”的翻版，它依照的是对国有企业的“定性”分析。(53)所以这一解释主要还停留在先验的逻辑上，缺乏经验的有力支持，比如，它无法面对利润率的下降在非国有部门表现出同样模式的经验观察。第二种解释的思路则是经典的工业组织理论的翻版，其基调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非国有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的大规模进入使市场竞争程度大大加剧，竞争必然动摇国有部门的垄断地位，从整体上降低整个工业部门的平均利润率。(54)

第二种解释与中国工业部门利润率的整体下降趋势看起来似乎较为一致，但是这种解释的经验基础并不牢靠。如果市场竞争持续导致工业部门的利润率下降，那么竞争自然也将成为企业亏损的主要原因，因为在逻辑上，亏损与利润应呈反向变动的趋势。所以，当我们说竞争导致利润率持续下降的时候，也同时意味着竞争导致亏损的持续增长。因此，在经验上，竞争假说不仅应该与观察到的利润率下降的趋势相吻合，而且它也要能够与我们所观察到的国有部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亏损变动模式基本一致。可是实际上，国有部门（以及主要的工业行业）的亏损额和亏损企业的比重至少在整个80年代却是与利润率同时呈下降趋势的。这也就是说，工业部门利润率的持续下降在经济自由化的初期阶段并没有伴随企业亏损额和亏损企业数量的增长。从统计数据上看，1980—1988年，国有部门的亏损额和亏损企业的比重没有明显的增长趋势，甚至有所下降，但同一时期的利润率却持续下降。事实上，国有部门的亏损与利润率之间的发展方向只是在80年代末以后才出现正常的反向变动趋势。而上述第二种解释（竞争假说）并没有提供利润率与亏损之间变动方式的任何追加信息。

我们认为，把工业改革以来中国国有部门利润率的不断下降趋势与企业亏损模式的变化联系起来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经验观察，而且是所有试图解释中国工业利润率下降模式时所不能忽视的一个理论要件。在理论上，我发现，协调利润率和亏损两者之间变动模式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市场规模的扩张速度，或需求的增长率。把需求因素引入对利润率下降和亏损模式变化的经验观察之中也是相当成功的。基于这些工作，我们发展了一个解释中国国有工业利润率下降模式的更好的理论。

按照这个理论，整个20世纪80年代中国国有部门利润率的下降可以被解释成非国有部门的“进入和竞争”侵蚀利润的结果，但得益于需求的迅速扩张与市场规模的超常扩大，企业的亏损指标反而趋于下降而不是增加。而80年代末以来，随着需求增长的趋缓和市场需求的移动，市场结构和工业组织的变动开始导致行业内亏损企业的大幅度增加，从而也必然使得部门加总的利润大幅度下降，因为在统计上加总部门利润的方法是，一个部门的利润总额等于该部门实现的全部利润额减去该部门亏损企业的亏损额。因此，我们对国有工业利润率下降模式的解释是，由于需求的因素及其工业组织的变化，利润率的下降在80年代主要是因为非国有部门的“进入和竞争”侵蚀了国有部门的利润，而90年代以来利润率更显著的下降则主要因为自身亏损的大幅度增加。对利润率下降模式的这一解释不仅在理论上调和了利润率与亏损之间的变动方向，而且还能够更好地解释中国工业的整体财务绩效在90年代以后所显示出来的一系列结构性的特征。

我的这个假说在统计上得到了验证。使用1980—199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可以检验国有企业自身的亏损、来自非国有企业的竞争对国有企业部门的利润率变化趋势的影响方式。简单地说，我们用π表示利润率，用x1表示国有亏损企业的比重。另外，我们把时间序列分成1980—1987年以及1988—1998年两个时期，引进虚拟变量D1，将两个时期的观察值合并，用以估计以下回归：

π=α11+α12D1+β11x1+β12（D1x1）

1980—1987年：D1=0 π=α11+β11x1

1988—1998年：D1=1 π=（α11+α12）+（β11+β12）x1

得到的回归模型如下：

该回归强烈表示了两个时期的影响是相异的，于是可导出两个时期的回归方程如下：

图7-3直观地显示了两个时期的回归方程。不用说，一看就知道，这验证了我的假说，国有企业部门在20世纪90年代的利润率下降其实是因为亏损侵蚀了利润。

图7-3　利润率—国有亏损企业比重回归

当然了，来自非国有工业部门的竞争力量总是存在的。但我的假说认为，这个竞争对国有企业的利润率的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大大削弱了。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个说法，我们可以用x2表示非国有企业的进入比重（非国有工业总产值／工业总产值），并用它作为来自非国有企业的竞争的指代，用与亏损指标相同的方法来进行检验。也就是说，为了检验来自非国有企业的竞争力量在80年代和90年代对国有企业利润率的不同影响，我们利用时间虚拟变量，设定如下模型：

π=α21+α22D2+β21x2+β22（D2x2）

1980—1991年：D2=0 π=α21+β21x2

1992—1998年：D2=1π=（α21+α22）+（β21+β22）x2

得到的回归结果为：

回归结果显示，竞争在两个时期对国有企业的利润率的影响力度的确是不同的。显而易见，在80年代竞争对国有企业的利润率下降的解释能力更强。于是，这就可以推出两个时期的回归方程：

我们把这个结果展示在图7-4中。

图7-4　竞争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对利润率的不同影响

在我于2001年9月离开哈佛前的最后两个月里，布兰代斯大学的谢千里教授与我几乎每周一次在哈佛的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见面，讨论中国工业企业的技术开发问题。我在他给予我的一部分资助下去熟悉了关于“研究与开发”的大量文献。罗斯基教授还在这期间邀请我前往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大学经济系报告我那篇关于工业企业利润率变动模式的论文。2001年11月，在英国的威尔顿庄园举行的“中国的经济与企业改革”国际会议上，我则简短地报告了那篇关于国有企业利润率决定的论文。

2003年9—12月，我受聘在韩国庆北国立大学经济通商学院执教一整学期。在教学之余，我利用相对充裕的时间，完成了积累多年的一篇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文献综述的论文。同时，我在2003年出版了一本著作——《中国的工业改革与经济增长：问题与解释》，算是对五六年来研究中国工业改革的一个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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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小宫隆太郎的这句话出自他1985年在日本冲绳举行的“日中经济学术讨论会”第二次会议上提交的一篇论文。该论文后来收录在他的著作《现代中国经济：日中的比较分析》（中文版见北京大学现代日本研究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一书中。他在该书的前言中还提到他的这个说法当时在中国引起的震动。他说，曾经有一次，他在中国被要求在企业领导人会议上做一次讲演，主持人在介绍他时说：“这位就是认为‘在中国不存在企业的东京大学的小宫先生’。”参见小宫隆太郎：《现代中国经济：日中的比较分析》，第4页。

(2)　请注意，1992年10月12日，在中共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首次将全民所有制企业由过去的“国营企业”改称为“国有企业”。1993年3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正式将“国有企业”的称谓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3)　历史学学者萧冬连教授在其文章《国有企业改革的起步及其矛盾》中提到了这个看法。该文发表于《中共党史研究》，并由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于2008年3月20日独家网络发表。

(4)　参见章迪诚：《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编年史：1978—2005》，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6年。

(5)　房维中：《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纪事1977—1989》第一分册。转引自萧冬连教授的论文《国有企业改革的起步及其矛盾》，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08年3月20日。

(6)　参见贺耀敏：《扩权让利：国企改革的突破口——访袁宝华同志》，载《百年潮》，2003年，第8期。

(7)　该处文字引自人大经济论坛，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pinggu.org/bbs/b32i3272.html。

(8)　参见孙冶方：《关于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的财经体制问题》，见《孙冶方全集》，第2卷，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第229—242页。

(9)　转引自萧冬连：《国有企业改革的起步及其矛盾》。

(10)　马泉山：《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66—1978》，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年。

(11)　根据马泉山在《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66—1978》中提供的资料，“三线”建设的最初想法来自毛泽东。毛泽东在1964年前后集中地讲了他的备战思想和中国工业的再布局战略。他特别强调，当时的工业都集中在沿海和大城市，不利于备战。他说，工厂可以一分为二，要抢时间迁到内地去，各省都要搬家，要建立起自己的后方基地。他还说，你们不搞攀枝花，我就骑着毛驴去那里开会；没有钱拿我的稿费去搞。

(12)　在2008年12月3日的《四川日报》上有一篇对四川社会科学院的林凌教授的采访文章。而林凌和他的同事们撰写了一本回顾四川经济改革的著作：《改革三十年亲历》。

(13)　Chris Bramall, In Praise of Maoist Economic Planning: Living Standard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Sichuan Since 1931, Oxford: Clarendon Pres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14)　蒋一苇教授的论文《企业本位论》曾获得1984年的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

(15)　1979年，作家蒋子龙根据当时国有企业的改革素材创作并发表了小说《乔厂长上任记》，讲述了一家企业扩大自主权的典型故事。

(16)　我在1991年出版了国内第一部关于产权经济学的著作：《现代产权经济学》，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分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17)　在本书的“巴山轮会议”一章中专门介绍了经济学家对这个时期的宏观经济形势和通货膨胀的形成机制所作的不同的研究。

(18)　关于当时地区封锁和市场分割的评价，参见陈东琪、银温泉主编：《打破地方市场分割》，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02年，第6页以及第20—21页。

(19)　参见Murakami, Naoki, Liu, Deqiang and Otsuka, Keijiro, “Market Reform, Division of Labor, and Increasing Advantage of Small-Scale Enterprises: The Case of the Machine Tool Industry in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1996, 23(3): 256—277。

(20)　转引自萧冬连教授的论文《国有企业改革的起步及其矛盾》。

(21)　后来，中国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在反思这一过程时也说过：“把传统体制的弊病归结为权力过分集中，是一种肤浅的论断；权力高度集中乃是用行政计划配置资源的必然要求。企图以‘放权让利’来实现经济运行状况的根本改变，是决不会收到效果的。”参见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战略与实施》，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第54页。

(22)　参见萧冬连：《国有企业改革的起步及其矛盾》。

(23)　《经济研究参考资料》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是很受经济研究人员欢迎的学术刊物，但它并不是公开出版物。在我的印象中，它发表的文章多以调查、资料和背景报告为主。现在很多大学的图书馆里已经不容易找到这些过去的非公开出版物了。关于古托夫斯基访问中国的这个细节转引自萧冬连：《国有企业改革的起步及其矛盾》。

(24)　参见林炳秋等主编：《发展与改革：若干重大经济问题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25)　徐家树、蒋铁柱主编：《上海企业承包制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

(26)　所谓“四配套”是指工资总额包干，上下浮动；改进奖金分配办法，实行上不封顶、下不保底；实行厂长负责制；全面贯彻国务院的“扩权十条”。

(27)　该数据参见徐家树、蒋铁柱主编：《上海企业承包制研究》，第144页。

(28)　该细节参见徐家树、蒋铁柱主编：《上海企业承包制研究》，第144页。

(29)　该细节参见徐家树、蒋铁柱主编：《上海企业承包制研究》，第129页。

(30)　参见章迪诚：《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编年史：1978—2005》，第479页。

(31)　参见Barry Naughton, The Chinese Economy: Transitions and Growth, The MIT Press, 2007, p.187。

(32)　参见章迪诚：《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编年史：1978—2005》。

(33)　参见张军：《中国的模式就是不止一个模式》，载《经济观察报》，2008年8月12日。

(34)　参见唐朝阳：《两个置换：国有企业改革新模式——长沙市湘江涂料、通大集团、友谊阿波罗公司国企改制调查》，载《企业管理》，2001年，第4期。

(35)　参见唐朝阳：《两个置换：国有企业改革新模式——长沙市湘江涂料、通大集团、友谊阿波罗公司国企改制调查》，载《企业管理》，2001年，第4期。

(36)　参见张军：《社会主义的政府与企业：从“退出”角度的分析》，载《经济研究》，1994年，第9期。

(37)　张军：《我对长沙国企改革经验的几点理论评价》，载《中国改革报》，2004年3月10日。

(38)　罗放良主编：《企业改革法规政策汇编》，长沙市企业改革和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2004年3月。

(39)　参见黄少安、魏建：《国有中小企业产权改革及政府在改革进程中的角色：山东诸城国有中小企业改革》，载《经济研究》，2000年，第10期，第14页。下面涉及诸城的数据均出自该文。

(40)　参见宋立刚、姚洋：《改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41)　参见陆挺、刘小玄：《企业改制模式和改制绩效：基于企业数据调查的经验分析》，载《经济研究》，2005年，第6期。

(42)　在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上）》的第二部分“1984—1992：被释放的精灵”中有精彩的描写。我在写作本书过程中也参考了晓波的这本书。参见吴晓波：《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上）》，北京：中信出版社，2007年。我还利用以下网站的资源进行了相关内容的整理：http://finance.qq.com/a/20080416/001401.htm；http://www.aucma.com.cn/jianjie_1.asp；http://www.ycwb.com/gb/content/2004-11/08/content_790545.htm；http://blog.ccidnet.com/bloghtm-do-showone-uid-39292-itemid-134238-type-blog.html。

(43)　这段话是我在网上偶然看见的，不知道作者是谁。参见http://johnnyzzuk.blogbus.com/logs/14063301.html。

(44)　Peter Nolan, China and the Global Economy: National Champions, Industrial Policy and the Big Business Revolution, Houndsmill: Palgrave, 2001.

(45)　Deoff Dyer and Richard McGregor, “China's Champions: Why State Ownership is no longer Providing a Dead Hand”, The Financial Times, 16 March, 2008.

(46)　参见张军：《产权结构、所有制和社会主义企业制度》，载《经济研究》，1989年，第8期。

(47)　参见张军：《国有企业的货币激励：理论与经验研究》，载《上海经济研究》，1991年，第6期。

(48)　林青松、杜鹰编：《中国工业改革与效率：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比较研究》，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

(49)　参见张军：《需求、规模效应与中国国有工业的亏损模式：一个产业组织的分析》，载《经济研究》，1998年，第6期。

(50)　Jun Zhang, “Market Size, Scale Economies, and Pattern of Loss Making in China's State Industry”, East Asia Review, 2000, No.4(March): 3—28.

(51)　非常不幸的是，今井于2009年2月因故突然去世，年仅43岁。

(52)　例如，在世界银行的出版物《转型》中，有一篇题为《中国的国有工业：生产力的提高与利润率的下降之悖论》的文章。在中国，“悖论”习惯上被表述成“经济效率”与“经济效益”之间的不对称。

(53)　本文把所有从科尔内的“预算软约束”概念出发来解释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和财务绩效的思路与方法统称为“科尔内主义”。科尔内的理论见他的《短缺经济学》等一系列著作文献。

(54)　我的朋友、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执教的卢荻博士于2000年对这两种观点及其相关文献提供了一次出色的分析性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