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浦东的缘起
浦东是指上海黄浦江以东地区，南临杭州湾，东北抵长江口，西靠黄浦江，总面积约2000平方公里。在租界时期的上海，浦东显然是被遗忘的地区。但是，有意思的是，伟大的革命先驱孙中山与浦东有着不解之缘。除了其夫人宋庆龄出生在浦东并在浦东长大之外，根据唐国良主编的《辛亥革命中的浦东人》，由孙中山先生1905年创建的中国革命同盟会中就有浦东新场的叶汉丞，周浦的夏允麟和王一亭，川沙的黄炎培，高行的叶惠钧、曹成甫以及高桥的李平书等。(2)
1919年，孙中山在其《实业计划》一书的第二计划第一章中提出设想，应该在长江口附近的浦东地区建设东方大港，改造上海旧港，使上海成为面向世界的航运中心。非常难得的是，在文中，孙中山还制作了一幅用中英文注释的“计划图”，图中还有“高桥”“浦东”等字眼。因此，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浦东开发早在近一百年前就被孙中山设想过了。
在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浦东的开发就开始受到民间人士的关注。来自民间的研究也开始多了起来。
2016年9月13号的《东方早报》发表了一篇介绍20世纪80年代关于开发浦东的民间研究的文章，提到了一些细节。例如，文中提到，1980年2月，上海市建委的简报《基建情况》上登载了上海城市规划局的工程师陈坤龙关于在浦东地区建设新市区的建议。陈坤龙提出上海应该把浦东开发起来，建设新城。同年10月，上海社科院的《社会科学》月刊发表了陈坤龙的文章《向浦东广阔地区发展》，明确提出了“把浦东地区建设成为上海新城”的观点。上海市城市经济学会的易新也在《社会科学》第6期上发表了《在浦东沿江建立新的市中心——要在6100平方公里上做大文章》，不约而同地提出在浦东沿江建设新的市区中心城市的想法。(3)
另外，在1981年上海市政协五届三次会议上，政协委员、城建专家、同济大学教授殷体扬提交了《建议筹设开发浦东建设和规划机构》的提案；同时，政协委员陆子芬、俞颖生提出了《请积极准备建立浦东新区，建设成为新型国际城市楷模》的提案，还有政协委员李立侠、姜庆湘等的提案《引进外资建设浦东发展上海经济》。
1983年，上海社科院部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陈敏之领衔的“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研究”被列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规划重点项目，该课题提出应当把开发浦东提到上海城市发展战略的议事日程上来，并且应当占有重要地位。设想将浦东建设成上海的政治中心，同时辅之以文化中心、教育中心、科技中心和信息中心，而不仅将浦东视为市区的延伸辅助地带。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也是相当超前和大胆的想法。
不可否认，民间关于开发浦东的呼声之所以频频出现，并不是因为这些研究者站在了国家战略的层面来考虑，而主要是从解决上海面临的实际困难出发的。当时的上海在基础设施，特别是老百姓的居住条件上面临非常困难的局面，其中最为糟糕，也是最为出名的是居民的住房与生活条件长期得不到改善。朱镕基在1988年走上市长岗位时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说作为市长现在一天要收到一百多封人民来信，都是讲粪便横溢、垃圾成堆、交通拥挤和住房紧张的。这就是那个时候上海这座大城市的现状。针对这个状况，老市长汪道涵也说过很坦诚的话，作为市长，他说是对得起中央的，因为上海为全国贡献了1/6的税收，但是却对不起上海的百姓，因为实在没有钱来改善居住条件。
在这个背景下，1984年，上海市政府终于在制订的《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汇报提纲》中首次正式提出开发浦东的想法。(4)1987年5月，多次呼吁开发浦东的美籍华裔建筑学家林同炎(5)专程访华，受到中央领导接见。6月，在中央领导的建议下，成立由中外专家组成的开发浦东联合研究咨询小组，也称六人小组。中方组组长上海市副市长倪天增，外方组组长林同炎，总顾问是汪道涵。小组在规划、融资、土地及综合发展方面组织研究力量开展研究，提供思路和规划，并最终在1988年4月形成了《上海浦东新区总体规划》的研究报告。(6)
1988年5月2日，上海市政府在西郊宾馆召开了著名的“开发浦东新区国际研讨会”，听取国内外专家学者的意见与建议。江泽民和朱镕基都出席了会议。会上很多中外专家都无一例外提出要将浦东的建设和规模放到更高层次上。例如，美籍华裔桥梁和建筑专家林同炎的团队提出，浦东从陆家嘴十平方公里开发建设起步需要五亿美金左右。
我前面提到了，1990年春节在邓小平的强烈建议和鼓励下，1990年2月26日，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政府正式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交了《关于开发浦东的请示》。(7)
浦东开发得到中央批准之后，邓小平一直很关注。1991年1月28日，邓小平又到上海来过年。他在听取朱镕基汇报时再次谈到浦东开发。邓小平说：“那一年确定4个经济特区，主要是从地理条件考虑的……没有考虑到上海在人才方面的优势。上海人聪明，素质好，如果当时就确定在上海也设经济特区，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8)
1991年2月18日，农历大年初四，邓小平一家登上了上海的新锦江大酒店41层的旋转餐厅眺望上海市区的面貌，邓小平回头跟身旁的朱镕基说：“我们说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朱镕基向邓小平讲了浦东“金融先行”的一些想法和做法。邓小平回应说：“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那要好多年以后，但现在就要做起。”也就是在这个场合，邓小平说了那个著名的“三个一点”的话：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朱镕基后来在全市干部会议上传达了邓小平的这次讲话精神，并在会上明确提出开发开放浦东是首要任务，为此需要推进上海的各项改革。他甚至化用曹操的话说：“何以解忧，唯有改革”，称1991年是上海的“改革年”。
朱镕基说的1991年是改革年这个话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影响很大。1991年2月15日，上海的党报《解放日报》以社论的形式非正式地传达了邓小平在上海讲话的思想和观点，并连续发表4篇署名“皇甫平”的文章。在其中一篇名为《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文章中，作者写有这样的话：“有的同志兼资文武此全才，既能雄辩滔滔，又能冲锋陷阵，那更是人才难得，求之不得。”
这个“皇甫平”当然是笔名，其实就是当时《解放日报》的副总编周瑞金以及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的施芝鸿和《解放日报》评论部的凌河三人。他们根据邓小平在上海的谈话精神，以“皇甫平”为笔名在《解放日报》头版发表了这个系列文章，大胆呼吁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在1989年的政治风波之后，这样的改革呼吁引发思想界的交锋，是可以预料的后果。
第二年，88岁的邓小平不顾年迈，不辞辛苦，从北京一路南下，经武昌，到珠海和深圳，最后回到上海过年，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向全国明确提出“三个一点”，打破了“姓资姓社”套在人们头脑中的枷锁。因此，围绕朱镕基产生的这场争论及“皇甫平”的这个系列文章也成为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的先声。而正是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最终打破了长期困扰我们经济发展政策的关于“姓资姓社”的僵化思想的沉重枷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