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苏联式大推进工业化

为了理解中国1959年代开始实行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们须回答以下两个问题：其一是：为什么苏联式社会主义体制最终被曾经采纳过它的大多数国家所抛弃？其二是：为什么这样一种体制在其最终被抛弃以前能够生存、传播，甚至取得短期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绩效？第二个问题与下列问题相关：苏联式经济体制的特徵是什么？这一小节我们先回答这三个问题，我们首先分析苏联式社会主义体制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体制之间的区别。

兰格、冯-米塞斯和哈耶克(Lange,vonMises,andHayek)之间的论战与第一个问题相关，冯-米塞斯(vonMises，1922)和哈耶克(Hayek,1944a)相信因为苏联式经济体制在缺乏市场时不能获得必要的资讯，它将无法运转。他们声称制订一个内在一致的计画的成本高得不可行。兰格和泰勒(LangeandTaylor,1964)使用新古典全部均衡模型论证市场社会主义能够解决经济计画的高不可及的计算成本问题。在市场社会主义下，允许有消费品市场，但所有企业和生产要素都是国家所有。中央计画机关命令全部国有企业的管理者最大化给定价格下的利润并向他汇报利润最大化的产量。然後中央计画者根据过量需求调节市场价格，直至消费品市场出清。他们相信市场社会主义能够比资本主义体制更有效地配置资源。哈耶克(Hayek,1988)和弗里德曼(Friedman,1962)不同意。他们认为，中央计画者没有激励调节价格来出清市场，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在缺乏企业私人所有权情况下，没有积极性将利润最大化，相反，中央计画者有全部理由保持正的过量需求，这能够增加计画者的权力并为他带来大量有形无形的利益。

科尔奈(Kornai,1980)认为，如果预算约束是软的，管理者有全部理由低估生产能力高估投入需求，因此在缺乏企业和要素私人所有权的情况下，价格不能传达真实资讯。从而非均衡成了长期病，资源配置被扭曲了。

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在1980年代发展了苏联式经济体制的几种理论。其中的一种被称作所有权虚置理论。华生、张学军和罗小朋(1988)，易纲(1988)，平新乔(1988)和孟庆国(1988)的几篇论文几乎同时提出所有权虚置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国有制故意在不同的机构之间分配同一财产之不同所有权部分。根据产权经济学中所有权的定义，所有权由两部分构成：排它的财产处置权和排它的财产获益控制权(正或负)(见FurubothandPeijovich，1974)。在社会主义经济里，财产处置权分属於计委、物价局、劳动局、政府各工业部和企业的管理者。计委对长期投资及相关的资源配置有决定权；物价局对物价有决定权，劳动局对人事安排有决定权，政府各工业部对中期投资和原材料及投入要素的配置有决定权；工厂经理对日常管理决策有决定权。所有权的另一部分，徵集收入或承担损失的权利，在财政部和各工业部之间划分，因此，没有单个人或机构对任一国有财产有完全的所有权。中国人称之为「没有真正老板的体制」或者「所有权虚置的体制」。有人论证说，在没有产权结构任何实质性改变的情况下，这样一种体制的任何分权和自由化的改革都会造成比它所解决的问题更多的问题。张维迎(1999)提出了几个有名的不可能定理：国有制条件下，真正的企业家不可能出现，政企分开不可能，预算约束硬化不可能，破产不可能有效地约束经理，以国有股为主导的公司化改革不可能解决经营者选择问题。这些文章中有一篇(孟庆国，1988)指出这个事实：如果没有适当的私人产权，所有权的不同组成部分在分割的机构之间的这种分配是一个必要的罪恶。这样一种制度安排模仿现代公司的控制系统，它是一种制衡机制。这种制衡系统与最高官员的重大特权相结合，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控制系统，以及管理这个系统的激励。张五常(Cheung,1974)、史莱佛和韦斯尼(ShleiferandVishny,1992,1993)发展了一种价格控制理论，这两种理论与苏联式经济体制有关。根据张五常的理论，价格控制能被用於创造租值，这是官方价格和市场均衡价格之间的差别。竞争租值将造成可能的社会混乱，直至租值被耗散为止。出於对社会稳定威胁的考虑，需要一种等级制的社会结构，它按照人的级别来分配租值。这种等级制被特权阶层用来以社会的利益为代价牟取他们的利益。这种理论意味著，短缺是为了给等级制的社会秩序提供正当理由而故意造成的(也许在官员们的潜意识里)。史莱佛和韦斯尼的社会主义下的普遍短缺理论，说明短缺是政府官员抽取垄断租金的一种方法，它能用来掩盖垄断利润，因而减少公众对垄断租金的不满，是比直接的垄断价格更好的一种方法。这两种理论能用来证明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无效。根据张五常、史莱佛和韦斯尼的理论，在一个等级制的社会结构下，如果政府的目标是利用短缺为它的垄断权提供正当理由的话，我们怎能指望它根据过量需求来调节价格呢？这场论战得出了市场社会主义不能运作的结论。匈牙利的市场社会主义试验验证了这个结论(Kornai,1986)。然而，这个结论没有回答我们的第二个问题，在1930年代和1950年代苏联并没采纳市场社会主义，但它的中央计画体制不仅幸存下来，在二战後还传播到了许多国家，它取得了1933至40年间年均8%和1948至58年间年均9.4%的增长率，这与改革时代中国的增长率同样令人瞩目(见Sachs,Woo,andYang)。为什么冯米塞斯和哈耶克不能预见苏式计划经济的短期成功，尽管他们正确地预见了苏式体制长期的失败。冯米塞斯、哈耶克、弗里德曼、张五常及史莱佛的社会主义分析没有把注意力放在这个问题上。萨克斯(Sachs,1996)，萨克斯,胡,和杨(Sachs,Woo,Yang,2001)给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答案。我们现在概述这个答案。如萨克斯和杨(SachsandYang,2001)里的斯密模型所示，经济发展是劳动分工演进的一个过程。特别地，黄和杨(NgandYang,1997,见SachsandYang,第15章)指出，在一个有限理性的世界里，劳动分工的演进，由社会通过试验各种劳动分工模式所获得的组织资讯，以及个人关於试验模式的动态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所决定。由於存在社会试验带来的资讯收益与试验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劳动分工的好处和交易费用的增加之间的两难冲突，所以当试验和交易的效率越高时，被试验的劳动分工的模式就越多，通过市场获得的组织资讯也越多。既然社会只能逐步获得有关劳动分工的有效模式的资讯，当人们缺乏组织资讯时，在试验复杂的劳动分工模式之前先试验那些简单的劳动分工模式，这表明经济发展是个从劳动分工的简单模式到日益复杂的模式的逐步演进过程。然而，如黄和杨(NgandYang,1997也见SachsandYang,2000,第15章)所示，如果发达国家通过逐步的社会试验已经发现了劳动分工的有效模式，经济发展的後来者能够越过劳动分工的中间阶段而直接模仿劳动分工的有效模式。在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制度有助於由市场试验极其丰富的劳动分工模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创造的免费组织资讯为後来者的大推进工业化创造了机会，大推进工业化有可能由并没有资本主义制度基础设施的苏联式社会主义体制来实现，而资本主义制度基础设施是发现有效的工业化模式的根本。在缺乏资本主义基础制度时，通过模仿由资本主义制度创造的工业模式来大推进工业化这种可能性，是1930年代和1950年代苏联式社会主义国家能相对成功地工业化的理论基础，由於忽略了这种可能性，哈耶克和冯米塞斯不能预见到20世纪中期苏联式经济体制的幸存、传播和令人瞩目的增长绩效。

为回答第三个问题，我们简要地勾勒中国在1959年代建立起来的苏式社会主义体制的特徵如下：

(1)通过保持农产品对工业品的相对低价并控制所有企业，这种体制利用全部企业的国家所有权和中央计画来获得国有工业部门的高利润。国有企业的高利润被用来模仿高储蓄率、高投资率和重工行业比轻工行业更高的增长率。这种工业发展模式由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所创造。依据史和杨(ShiandYang,1995也见SachsandYang,2002，第12章)的斯密模型，重工业的高增长率通过增加生产的迂回生产链条和生产资料行业的收入比重来实现，这是劳动分工演进的一个方面。

(2)企业的国家所有权和中央计画体制被用来组织综合性的工业投资规划，这些规划在对多种工业品的市场还不存在时，同时创立了许多非常专业化的工业企业，这种综合性的国家投资规划引发了劳动分工网路规模的大跳跃，这使高度专业化的工业行业种类发生跳跃。这种综合性的国家投资计画在1930年代的苏联，是通过雇用许多来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家制订的(Zaleski,1980)；在1950年代的中国，是在来自苏联和东欧的专家的援助下完成的。这种综合性的国家投资规划十分有效地利用了关於劳动分工的有效模式和劳动分工的产业网路效果的免费组织资讯。其特例就是1950年代中国的694个大型工程项目和苏联援建的156个关键工程项目的规划，这个规划在很短时间内，在许多高度专业化的企业间成功地创建了一个庞大的劳动分工网路，当时还没有那些高度专业化的生产资料的市场(房，1984)。例如，作为156个关键工程项目之一，在东德的援助下，一个专业生产用於机床工业的人造金刚石的企业在郑州建成，而当时对机床的需求还不足以支撑一个生产人造金刚石的大型专业企业。这样的政府投资规划与大推进工业化理论相当一致。在苏联，计画当局对资本主义工业模式和大推进工业化模仿的文献记载能从扎勒斯基(Zaleski,1980)找到。列宁(Lenin,1939)勾勒出他对资本主义工业化特徵的理解，後来苏联计画当局模仿了它。中国的大推进工业化的记载能从房(1984)找到。

(3)中央计画当局相当系统地模仿工业标准化，大批量生产，生产线，资本主义公司里经理人、司库和会计之间的制衡机制，泰勒科学管理(在中国被称为定额管理)。以及资本主义企业发展出来的其他组织模式和管理方法。通过同一财产的处置和收益权在各工业部、财政部、国家银行、计委、物价局、物资局和其他机构之间的分割，政府建立起这些机构之间的制衡机制。中央计画当局通过这种制衡机制对整个经济建立起一个相当有效的控制机制。最高层政府和党的官员共同对计画体制运转的剩余有索取权。因此他们有激励运作这个体制来最大化剩余。列宁认为，苏联中央计画者应当把整个经济组织成一个大公司。但在这种制度的顶层，没有有效的制衡。政府和党组织在成立公司和在所有行业有垄断权，与1688年在英国创立的具有自由结社(包括私人企业的自动登记制)和独立司法系统的宪政秩序形成鲜明对照，那种宪政体制在政治舞台的顶层建立了制衡。由於缺乏这种顶层的权力制衡，苏联式社会主义体制为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创造了很大空间。

(4)中央计画当局在缺乏中间要素市场的情况下，使用一套物资平衡表和一个试错调节的程式来使商品的供需平衡。这个体制能相当好的接近列昂惕夫(Leontief)的投入产出法所得出的结果。对於中国50年代物资平衡过程的运作，世界银行(WorldBank,1984)提供了详细的记录。然而，列昂惕夫投入产出法不能考虑不同投入之间的替代，它不能确定对消费品的最终需求，也不能提供使参与者显示其私人资讯的有效激励机制。罗兰(Roland,2000,第一章)综述了一些经济模型，这些模型证明，通过中央计画的动态试错调节过程得到的均衡是无效率的。

(5)然而，模仿资本主义成功的工业化模式和资本主义企业内部模式，是通过破坏产生工业化和组织的成功模式的资本主义制度基础设施来实现的。这是第一次中央集权化的经济制度的社会试验。中央集权的社会试验的先决条件是在设计制度安排的部门建立垄断权，这是通过暴力革命、暴力侵犯私人产权和为数众多的清洗运动中的红色恐怖来实现的。在设计制度安排的部门缺乏公平竞争意味著被选择的制度安排不可能有效。苏联式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由一个政府有意设计的第一种体制，而不是从自发的演进和参与者通过公平竞争与产权的自愿交易的交互作用中出现的。哈耶克(Hayek,1944,1960,1988)认为，有效的制度安排只能作为这样公平竞争和自愿交易的结果而出现。萨克斯(Sachs,1996)认为，模仿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工业化模式的策略，在缺乏资本主义基本制度时，能够产生短期令人瞩目的增长绩效。然而，当模仿的潜力已经耗尽，或者劳动分工的网路变得日益复杂的时候，这种策略的长期代价将超过它的短期效益，因为这种体制没有自我制度创新能力及相关的制度基础设施。更一般的，当经济发展的後来者试图赶上发达国家时，它通常遵循著逆向的制度发展工程学。它首先试图模仿工业化模式；接下来是经济制度，诸如私人企业的组织结构；再下来是法律体制，诸如公司法；然後是政治体制，诸如代议制民主；它也许最终采纳一些宪政规则，诸如权力的制衡及来自发达国家的意识形态和行为规范。诺思(North,1994)，诺思和温格斯特(NorthandWeingast,1989)指出，在英国，经济发展的最初过程是倒过来的，意识形态和道德准则决定宪政秩序，宪政秩序决定政治体制和法律体制，然後政治体制和法律体制产生一定的经济绩效。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没有一个支配一切的政治势力的地缘政治环境里，不同国家间经济绩效的差异将产生改变意识形态和宪政规则的压力。诺思相信，意识形态和道德准则的变化比经济结构的变化要慢得多。应当注意到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体制本质上不同于苏联式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国和苏联共产党之间的竞争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创造了一种制度设计层次上的制衡。因此，毛泽东对中苏竞争敏感的政治直觉，导致了他在其1956年「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提出行政分权(毛，1977a)。这一政治竞争是中国和俄罗斯制度演变差别的大背景。

五十年代城市中还发生了两个重要的经济制度变化，一个对经济发展有负面影响，另一个有正面影响。政务院於1954年5月6日废止了清末民初发展起来的专利制度，而采用被历史学家认为没有竞争力的拿破仑和苏联式的’生产的发明，技术改进及合理化建议的奖励暂行条例’(见房维中,p117)。1955年6月政府职员的等级森严的实物配给制改为二十九级工资制(房维中,p145)，此变化对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

五十年代推行的新制度以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国家对经济的全面垄断和控制，及侵犯财产为特徵。这种新制度在18世纪的欧洲早被证明是极没有竞争力的制度，所以十八世纪推行类似制度的法国，西班牙等国都无法与推行自由主义和宪政民主的英国竞争。但采用模仿策略推行大推进工业化却可能在落後国家与中央计画，国有企业及政治专制相容。与苏联不同的是，中共各次对非共产党和不同意见的党外人士的政治迫害都是采用群众动员，由官员和政治宣传鼓动起来的盲目群众采取不经员警机关和司法程式的恐怖主义，政治迫害，而犯下反人类罪(Teiwes,1965,pp85-88)。对这种罪行很难实行二次大战後国际公认的审判反人类罪时实行的非免责原则。中国的犯反人类罪者可将罪责推给群龙无首的群众运动，因此不易对这类犯罪行为采取类似1990年後德国对前东德政府犯下的反人类罪采取的司法行动。但是五十年代中国的工业化发展与苏联三十年代的工业化一样，相当成功。1952-1957年年均工业增长率高达18%，国民收入增长率高达8.9%，投资率在17.8%和22.6%之间。虽然资本形成率比投资率低2%至10%(Riskin,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