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中国的农村改革和土地制度

第一个例子是中国的农村改革和土地制度(见Yang,Wang,Wills,1992;SachsandWoo,1999,P30;Wu,1998)在中国的农村改革里，村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在70年代末分给了农民。在1980年代,土地的出售被完全禁止,尽管从1984年起，已经允许土地使用权转让(Yang,Wang,Wills，1992，P18)，村干部根据村庄人口的变化控制土地的重新分配。资料表明，在农业改革的早期，农业部门的自由化和定期土地的家庭承包责任制产生了令人瞩目一次性的农业生产率提高。一个简单的外推计算表明，1978年农业改革使水稻和小麦产量恢复了它们被1954至1977年集体化所压制的潜在增长趋势(集体化在1950年加速，在1958年灾难的大跃进达到顶峰)。具体而言，使用1952-57年期间产量的增长率，1982-91年水稻和小麦的产量水平落在1952年产量水平外推的直线上。

1985年後，农业部门的增长放慢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农民对将来土地使用权的不确定性，尽管1984年政府决定，农民承包期延长到15年，普拉斯特曼、汉斯坦德和李(Prosterman,HanstadandLi,1996)在他们的实地调查中发现以下事实：地方官员没有真正贯彻这项政策，在许多村庄，来自集体的代表每三到六年收回村庄的所有土地，重新分配小块土地以适应家庭规模的改变，其结果是抑制了农民对土地进行许多小型长期改进。(例如挖井和小型支流排灌系统，施更多的有机肥)，而这些改进将会提高粮食产量。对将来土地使用权的广泛的不确定性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尽管有租约转移的立法，农村土地市场出人意料的不活跃这个长期困惑。关於另一个案例研究，见「中国农民，没有权利意味著没有激励」，《纽约时报》，1996年12月15日。

詹森(Johnson,1994)指出，针对1985年後农业增长减速，政府的一些政策增加了农民对土地安全的担心，因而降低了农民的工作努力和对土地的投资。例如，政府在1990年後期宣布，为了实现机械化的规模经济，像耕地、施肥和收割这样的农事活动，将重新集体化。农业生产停滞第二个重要原因是从1994年起，粮食收购和流通网路的国家垄断被强化，垄断的流通体制造成了骇人听闻的大规模腐败和浪费，在1993年後期，国家决定扼制通货膨胀的时候。粮食收购配额被再次引入，对27种农产品实施价格控制，更糟糕的是，当紧缩银根对付通货膨胀的时候(1985，1989和1992)，政府对它的粮食收购支付一部分白条而代替现金(SachsandWoo,1999)，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粮食生产增长减退。

导致1985年後农业生产率增长放慢的第三个因素是1979年以後的那些年里对农业基础设施(即灌溉工程)投资的大量减少，例如，1994年农业基础设施真实投资水平只是1979年水平的58%。然而，看来很明显的是在广大农村区域，农业基础设施国家投资的下降伴随著国家开发人力资源努力的降低。这能够用土地市场和相关合同的缺乏来解释。即使在缺乏国家投资的情况下，农业基础设施也能够通过相关的土地合同来发展。但在制度约束下，基於地权的工程合同不可行，同样，在缺乏土地贸易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不能通过土地的财产税和销售税增加收入，地方政府必须用乡镇企业的利润、徵税和收费增加足够的收入，以保持地方官员的士气，但这使地方官员的腐败和其他机会主义制度化。

根据吴(Wu,1998)的档记载，这种土地所有权的双轨制产生了土地的有效商业化使用和社会公正之间的两难冲突。沿海省份的许多地方官员把村庄所有的土地划成两部分：能租给外国或私人企业的商用地和家庭耕作的口粮田。在两田制下，村庄的官员获得了对商业用地的控制权并从中攫取租金。作为交换，村民有在租赁土地的企业就业的优先权。但租金与就业收入之间的差别巨大，因此整个过程是地方官员从集体拥有土地的农民手里偷租的过程。既然这种偷取那么不公正，许多农民抗议因此发生，中央政府被迫禁止了两田制的实验，这项禁令阻碍了地方的工业化，消除了许多对社会有利的商业机会。

总之，由共产主义的宪法强加的制度约束产生了公平与效率之间的两难。在缺乏宪政秩序的市场导取向改革下发展起来的双轨制制度化了政府官员的腐败和机会主义行为，并造成了宪政转轨的更多障碍。Yang,Wang,andWills(1992)估计了农村土地可转让程度并估计了土地所有权私有化的潜在收益。根据他们的人均真实收入、商业化程度(劳动分工水平)界定和行使产权的效率指数之间关系的经济计量模型，在1987年如果土地自由贸易被允许的话，中国农民的人均真实收入将增加30%。这再次验证了萨克斯和胡的断言：尽管在双轨制下，中国的农业部门有一个相当令人瞩目的发展绩效，但如果双轨制被完全的私人所有权所取代，就象1949年前的中国那样，中国的经济发展绩效将会更好，当前的农业停滞不前将不会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