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长制是个好东西
河长制的设立还好在：在河道管理中造就了一个“无缝隙政府”，使各部门在党委的协调和调动下通力合作，共同将河道管理好。各部门的管理边界在河长制下就会变得模糊，一改过去相互扯皮拉筋状态，共同向河长负责。通过联合行动、联动执法，可以很好地应对新出现的和变化了的治理事务。
运动式治理的不足
河长制是江浙地区的治理经验，现在被推广到全国，说明其经验经受住了实践的考验。对河流的治理源自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人民群众对环境有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党和政府也积极回应这个诉求。
如果一段河流出现了污染、乱挖河沙的现象，人们会反映到环保局或者水利局。而如果环保局说河水的污染来自漂浮的白色垃圾，而不是工厂或城市污水排放，应该找水利局，到了水利局，水利局的说法则是这些白色垃圾主要是船上游客扔下的，这个他们管不了，要找交通部门，交通部门又说，他们只能管水上运输，扔下去的垃圾管不了，那么，到底该找谁？这些部门都有理由，但都在相互推诿、踢皮球，最后谁都不愿意管，河道的污染就会越来越严重，沿途群众的意见也会越来越大。
于是，群众上访到乡镇，乡镇说：那些委办局是我们的上级单位，我们调动不了它们。于是到县市去上访，信访局将信访案件转批到各相关委办局，情况依旧。再到省市上访，上面案件批转下来，到县委书记手上了，或者到县里上访的人数比较多，成了群体访，引起了县委书记的重视。于是，县委书记督办下去，各相关部门协同作战，搞运动式治理，一段时间内问题给解决了，但是过一段时间复如是，形成循环。县委书记也忙其他重要的事情去了，只有出了问题，或者上级督办，才会再次引起他的注意。
运动式治理机制化
河长制的设立，好就好在解决了河道治理的整体责任问题。中国正处在快速发展过程中，社会变化很快很大，一些治理事务是新近出现的，一些治理事务还在变化。这些事务往往具有整体性，分割的、专业化的部门难以应对新出现的整体性的事务。
以前，河道的污染源只有工业污染物或家庭污水。多年以来，环保部门已经发展出了一整套专业的处理技术和程序，它一个部门就可以处理。河道运管也是如此，以前就是运输河沙、物资等，客流较少，即便丢下垃圾，也不成为问题。交通河道运输管理处只管理运输这一块就行了，这也属于其专业执法范畴。水利局也只维护河道的畅通，垃圾堵塞不用管。
但是，现在游客多了，扔的垃圾多了，河道不仅被污染了，也堵塞了，你说这是交通部门的事情，还是水利局的事情，抑或是环保局的事情？似乎与每个单位都有关系，都是它们管理的一部分，却又似乎跟谁都关系不大。所以，谁也担负不起责任，谁也不想担责任。于是，大家推来推去，谁都不管，问题就越来越严重。
河长制设立之后，河道污染或其他问题就有了责任主体。最小的一段河道上，河长首先是村支书；在更长的一段上，河长是乡镇党委书记；再往上，则是县委书记、市委书记和省委书记。就是在村支书负责的一小段河流，它的河长还包括省市县委书记，他们都是责任主体。如果这段河流出了问题，首先是村支书的责任，如果他解决不了，比如涉及更大范围的问题，或涉及某些县乡重点企业，或涉及某些重要人物，他就会找乡镇党委书记，而不是去找各个部门的领导。作为河长的乡镇党委书记会及时调动资源解决问题，如果他也解决不了，就向县委书记汇报。县委书记向市委书记汇报，一层层没解决，就一层层上报。到省一层级，终会解决。
有了责任主体，河道就有了婆家人。责任主体会把河道上的问题当作自己的责任，重视起来。一旦事情到责任主体那里，他们就会着手解决问题，没有推诿余地了。
河长制好在担任河长的都是属地一把手，这样就使得对河道的治理变成了党委的政治任务，具有较强的政治性，谁都不会轻易去触碰这条红线。这对于那些阻碍河道治理的势力来说是一个警示，使他们忌惮相关部门的执法，收敛自己的行为。
河长制的设立还好在：在河道管理中造就了一个“无缝隙政府”，使各部门在党委的协调和推动下通力合作，共同将河道管理好。各部门的管理边界在河长制下就会变得模糊，一改过去相互扯皮拉筋状态，共同向河长负责。通过联合行动、联动执法，可以很好地应对新出现的和变化了的治理事务。
河长制与以前的分管模式不同。副书记或副县长也可能分管与河道治理相关的部门，分管领导也有协调各部门工作的权力。但是，一方面，分管领导只负分管责任，而不负主体责任，他们可能采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倾向于少管事。另一方面，分管领导手中掌握的资源较少，权威性不足，他们只能调动所分管部门的资源，而无法调动其他部门的资源。河长直接由各级党委书记担任，赋予河长在辖域内最高权威。党委书记不仅可以调动相关部门联动作业，还能够调动辖域内所有的资源进行河道治理。党委书记手中的资源是全面的、整体性的，较专门性的委办局和分管领导的资源多得多。
党政体制是基础
河长制是在党政体制内的具体运作机制，其权威来自党委的权力，也属于压力型体制的一部分。党委只下责任，没有相应的经费及制度配套。
2017年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