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峰塔 - 张爱玲
版权信息
书名:雷峰塔
作者:张爱玲
译者:张丕慧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6-07-01
ISBN:978-7-5302-1502-9
价格:39.00元
本书由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授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引言
宋以朗
一 九五七年至一九六四年间,外界一般只知道张爱玲写了些电影剧本和一篇英文散文Return To The Frontier (中文版即《重访边城》)。就文学创作来说,这时期似乎不算硕果丰盛。
但根据张爱玲与宋淇夫妇的通信,在五七至六四年间,她原来正写《少帅》和一部两卷本的长篇英文小说,主要取材自她本人的半生经历。下面是相关的书信节录,全由张爱玲写给宋淇夫妇:
一九五七年九月五日
新的小说第一章终于改写过,好容易上了轨道,想趁此把第二章一鼓作气写掉它,告一段落,因为头两章是写港战爆发,第三章起转入童年的回忆,直到第八章再回到港战,接着自港回沪,约占全书三分之一。此后写胡兰成的事,到一九四七年为止,最后加上两三章作为结尾。这小说场面较大,人头杂,所以人名还是采用“金根”“金花”式的意译,否则统统是Chu Chi-Chung式的名字,外国人看了头昏。
一九五九年五月三日
我的小说总算顺利地写完第一二章,约六十页,原来的六短章(三至九)只须稍加修改,接上去就有不少,希望过了夏天能写完全书一半。
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一日
小说取名“The Book of Change”(易经),照原来计划只写到一半,已经很长,而且可以单独成立,只需稍加添改,预算再有两个月连打字在内可以完工。
一九六一年九月十二日
我仍旧在打字打得昏天黑地,七百多页的小说,月底可打完。
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三日
我打字已打完,但仍有许多打错的地方待改。
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四日
我现在正在写那篇小说,也和朗朗一样的自得其乐。
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七日
我的小说还不到一半,虽然写得有滋有味,并没有到欲罢不能的阶段,随时可以搁下来。
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三日
《易经》决定译,至少译上半部《雷峰塔倒了》,已够长,或有十万字。看过我的散文《私语》的人,情节一望而知,没看过的人是否有耐性天天看这些童年琐事,实在是个疑问。下半部叫《易经》,港战部份也在另一篇散文里写过,也同样没有罗曼斯。我用英文改写不嫌腻烦,因为并不比他们的那些幼年心理小说更“长气”,变成中文却从心底里代读者感到厌倦,你们可以想像这心理。
[……]
把它东投西投,一致回说没有销路。在香港连载零碎太费事,而且怕中断,要大部寄出才放心,所以还说不出什么时候能有。
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一日
Dick [1] 正在帮我卖《易经》,找到一个不怕蚀本的富翁,新加入一家出版公司。
[……]
《雷峰塔》还没动手译,但是迟早一定会给星晚译出来,临时如稿挤捺下来我决不介意。
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五日
Dick去年十月里说,一得到关于卖《易经》的消息不论好坏就告诉我,这些时也没信,我也没问。
[……]
译《雷峰塔》也预备用来填空,今年一定译出来。
一九六四年五月六日
你们看见Dick McCarthy没有?《易经》他始终卖不掉,使我很灰心。
[……]
《雷峰塔》因为是原书的前半部,里面的母亲和姑母是儿童的观点看来,太理想化,欠真实,一时想不出省事的办法,所以还没译。
自是以后,此事便没再提起。后来我读到高全之《张爱玲的英文自白》 [2] 一文,发现她曾在别的地方间接谈及《雷峰塔》和《易经》,其一是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致夏志清信:
有本参考书20th Century Authors ,同一家公司要再出本Mid-Century Authors ,写信来叫我写个自传,我藉此讲有两部小说卖不出,几乎通篇都讲语言障碍外的障碍。
其二是张爱玲写于一九六五年的英文自我简介,载于一九七五年出版的《世界作家简介·1950-1970》(World Authors 1950-1970),以下所引是高全之的中译:
我这十年住在美国,忙着完成两部尚未出版的关于前共产中国的长篇小说[……]美国出版商似乎都同意那两部长篇的人物过分可厌,甚至穷人也不讨喜。Knopf出版公司有位编辑来信说:如果旧中国如此糟糕,那么共产党岂不成了救主?
照写作时间判断,张爱玲指的该包括《雷峰塔》和《易经》—若把它们算作一部长篇的上下两卷,则《怨女》可视为另一部。
一九九五年九月张爱玲逝世,遗嘱执行人林式同在其遗物中找到The Fall of the Pagoda (《雷峰塔》)及The Book of Change (《易经》)的手稿后,便按遗嘱把它们都寄来宋家。读这沓手稿时,我很自然想问:她在生时何以不出?也许是自己不满意,但书信中她只怨“卖不掉”,却从没说写得坏;也许她的写法原是为了迎合美国广大读者,却不幸失手收场;也许是美国出版商(如Knopf编辑)不理解“中国”,只愿出一些符合他们自己偏见的作品,结果拒绝了张爱玲。无论如何,事实已没法确定,我唯一要考虑的,就是如何处理这些未刊稿。
我大可把它们珍藏家中,然后提供几个理论去解释不出的原因,甚至不供给任何理由。但对于未有定论的事,我(或任何人)有资格作此最后裁决吗?幸好我们活在一个有权选择的时代—所以我选择出版这两部遗作,而读者也可按不同理由选择读或不读。这些理由是什么,我觉得已没必要列举,最重要的是我向读者提供了选择的机会。
无可否认,张爱玲最忠实的读者主要还是中国人,可惜有很多未必能流畅地阅读她的英文小说。没有官方译本,山寨版势必出笼。要让读者明白《雷峰塔》和《易经》是什么样的作品,就只有把它们翻成汉语。但法国名言谓:翻译像女人:美丽的不忠,忠实的不美。(Les traductions sont comme les femmes: quand elles sont belles, elles ne sont pas fidèles; et quand elles sont fidèles, elles ne sont pas belles.)所以我们的翻译可以有两种取向。一是唯美,即用“张腔”翻译,但要模仿得惟肖惟妙可谓痴人说梦,结果很大可能是东施效颦,不忠也不美。二是直译,对英语原文亦步亦趋,这可能令中译偶然有点别扭,但起码能忠实反映张爱玲本来是怎样写。不管是否讨好,我们现在选择的正是第二条路,希望读者能理解也谅解这个翻译原则。
[1] 理查德·麦卡锡(Richard McCarthy),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曾任美国驻港总领事馆新闻处处长。参见《张爱玲与香港美新处》,高全之《张爱玲学》,台北:麦田出版,二〇〇八年。
[2] 参见高全之《张爱玲学》,台北:麦田出版,二〇〇八年。
导读
童女的路途
张爱玲《雷峰塔》与《易经》
张瑞芬
琵琶尽量不这样想。有句俗话说“恩怨分明”,有恩报恩,有仇报仇。她会报复她父亲与后母,欠母亲的将来也都会还。许久之前她就立誓要报仇,而且说到做到,即使是为了证明她会还清欠母亲的债。她会将在父亲家的事画出来,漫画也好……
—《易经》(第六十一页)
二 ○一○年溽暑中看完《雷峰塔》(The Fall of the Pagoda )与《易经》(The Book of Change )这两本应是上下册的“张爱玲前传”,一股冷凉寒意,简直要钻到骨髓里。原先想象的中译问题 [1] 并没有发生,倒是这书里揭露的家族更大秘辛令人惊吓。如果书中属实,舅舅和母亲无血缘关系,是抱来的(这点《小团圆》也说了),弟弟也不是她的亲弟弟(那个可疑的教唱歌的意大利人……),母亲和姑姑在钱上面颇有嫌隙,姑姑甚且和表侄(明表哥)乱伦,有不可告人的关系。在这一大家子的混沌关系中,张爱玲像是逃出了疯狂牢狱,精神却停滞在孩童状态。她幽闭茧居,精神官能症或偏执狂般聚精会神玩着骨牌游戏,一遍又一遍地推倒长城,然后重建。鬼打墙一般,非人的恐怖。这回,可和胡兰成一点关系都没有。然而她在这部巨幅自传小说中无端虚构弟弟的死亡,又是为了什么?
《雷峰塔》与《易经》是张爱玲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向英美文坛叩关失败的英文小说,因篇幅太长故一分为二,总计三十余万字,近八百页篇幅,直到她去世十五年后的今日,手稿才由遗产执行人宋以朗找出出版。《雷峰塔》从幼年写到逃离父亲家里,投奔母亲;《易经》写港大求学到二战中香港失守,回返上海。《雷峰塔》《易经》,下接《小团圆》,按理可称为张爱玲的人生三部曲,但《雷峰塔》与《易经》仍是一个整体,从书中人名与《小团圆》完全两样可知。 [2] 《雷峰塔》与《易经》是张爱玲的英文自传小说,《小团圆》则是为中文读者写的,成书晚些,约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与《色,戒》同时。
熟知张爱玲的人,读《雷峰塔》与《易经》,初初会有些失望(大致不出《私语》《童言无忌》和《对照记》内容),但李黎所谓“张爱玲到底不是珍·奥丝婷,她的童年往事实在无法撑起一本近三百页的小说让人手不释卷”,则未必属实。读张爱玲这部形同《私语》和《对照记》放大版的自传小说,最好把自己还原为一个对作者全无了解的路人甲,愈不熟知她愈好(正如读《红楼梦》不要拿荣宁二府人物表焦虑地去对照曹雪芹家谱)。你只管顺着书里的缓慢情调和琐碎细节一路流淌而去,像坐在乌篷船里听雨声淅沥,昏天黑地,经宿未眠,天明已至渡口。当然,记得要先找出霉绿斑斓的铜香炉熏上第一炉香,从《雷峰塔》看起。
《雷峰塔》一开始,就是以孩童张爱玲(沈琵琶)的眼,看大人的世界。那四岁时就怀疑一切的眼光,看着母亲(杨露)和姑姑(沈珊瑚)打理行李出国,父亲(沈榆溪)抽大烟,和姨太太厮混,宴客叫条子。在大宅子另一个阴暗的角落里,厨子花匠男工闲时赌钱打牌,婢女老妈子做藤萝花饼吃,老婆子们解开裹脚布洗小脚,说不完的白蛇法海雷峰塔。就像张爱玲《对照记》里说的,悠长得像永生的童年,相当愉快的度日如年:
每个人都是瓮声瓮气的,倒不是吵架。琵琶顶爱背后的这些声响,有一种深深的无聊与忿恨,像是从一个更冷更辛苦的世界吹来的风,能提振精神,和楼上的世界两样。
《雷峰塔》取意何在?或许是象征着父权、封建旧时代的倒塌,但是“娜拉出走”以后,正如鲁迅所说:“在经济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吗?也还是傀儡……不但女人常作男人的傀儡,就是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也相互地作傀儡。”在这一大家子的败落里(包括母亲、姑姑或继母),没有一个是赢家,结尾是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归结到底,《雷峰塔》与《易经》形同《红楼梦》民国版,续集,或后四十回。眼看它起高楼,眼看它宴宾客,眼看它楼塌了,遗老遗少和他们的儿女同舟一命,沉沦到底。
在现代文学作家里,张爱玲的身世是少见的传奇,“像七八个话匣子同时开唱”。她的弟弟张子静就说:“与她同时代的作家,没有谁的家世比她更显赫。”那是清末四股权贵势力的交汇,父系承自清末名臣张佩纶、李鸿章,母系是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后人,继母则是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孙宝琦之女。都是历代仕宦之家,家产十分丰厚,然而巨塔之倾,却也只要一代,在张爱玲父亲时,因为亲戚占夺,加上坐吃山空,早成了空壳子。《雷峰塔》与《易经》里,永远是付不出的学费,戒不掉的鸦片、吗啡和姨太太,老宅子里烟雾缭绕,令人瞌睡……
“雷峰塔不是倒了吗?”“难怪世界都变了。”这两句婢女葵花和保母何干的闲话,像里巷街议,也像贾雨村甄士隐在石狮子前笑谈荣宁二府。《雷峰塔》(The Fall of the Pagoda )接着是《易经》(The Book of Change ),也就可想而知了。《易经》作为自传小说之名,还真有点凌叔华《古韵》(Ancient Melodies )的味道,也很符合张爱玲书名或标题一贯的双关意涵。
张爱玲初到美国未久,以一个新人之姿打算用英文发表私我性很高的小说,或许是个错招,但这并不表示这书没有可读性。看得出她是下了工夫的,书中除了加重对白的分量,还原那个时代败落家族的氛围,也前所未有地揭开了人性在物质下的幽暗(骨肉手足为了钱,打不完的官司),包括对亲情的决绝。这些“不能说的秘密”,从未在张爱玲其他作品中这么详尽地被披露过,却很可以用来理解张爱玲后半生的怪异行径。
在美四十年,张爱玲不曾再见过任何一个亲人,唯一的弟弟张子静一九八九年和她通上信,得来两句“没能力帮你的忙,是真觉得惭愧,唯有祝安好”,张爱玲和好友宋淇、邝文美夫妇越洋写信,倒啰啰唆唆有说不完的话和问候。《张爱玲私语录》里那些机智可爱闪闪发亮的句子,像是一个没有防备的人在知己前的天真健谈。她说:“世上最可怕莫如神经质的女人”,“文章写得好的人往往不会捡太太”。还有还有—“面对一个不再爱你的男人,作什么都不妥当。衣着讲究就显得浮夸,衣衫褴褛就是丑陋。沉默使人郁闷,说话令人厌倦。要问外面是否还下着雨,又忍住不说,疑心已问过他了。”邝文美形容张爱玲在陌生人面前沉默寡言,不善辞令,可是遇到知己时,就仿佛变成另外一个人, [3] 就很能说明张爱玲热情和孤僻两面冲突的性格。
一般人总以为父亲和胡兰成是张爱玲一生的痛点,看完《雷峰塔》与《易经》,你才发觉伤害她更深的,其实是母亲。“雷峰塔”一词,囚禁女性意味浓厚,也几乎有《阁楼上的疯妇》(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 )的隐喻。雷峰塔囚禁的两个女人,一个叫七巧,一个叫长安,母女俩同样戴了沉重的黄金枷锁,小说早已预示了真实人生。张爱玲《易经》里有一段描述当年被迫结婚的母亲隆重的花轿婚礼:“他们给她穿上了层层衣物,将她打扮得像尸体,死人的脸上覆着红巾,她头上也同样覆着红巾。婚礼的每个细节都像是活人祭,那份荣耀,那份恐怖与哭泣”,“每一场华丽的游行都敲实了一根钉,让这不可避免的一天更加铁证如山”。张爱玲描述的婚礼犹同葬礼中封椁钉棺,恐怖已极。她和母亲一样,奋力想挣脱传统的枷锁,却终其一生,带着沉重的枷劈伤了好几个人。女儿总是复制母亲的悲剧,无止无歇,于张爱玲,还加上了对母亲的不信任,雷峰塔于是轰然倒塌。
张爱玲带着这童年的巨创,度衡并扭曲了所有的人际关系,直到人生的终点,还在《对照记》里恋恋于母亲年轻时的美丽,这种爱恨交织的纠结,证明了她从来不曾从母亲带给她的伤害中走出来(倒不是父亲或胡兰成,《对照记》里这两男人连一张清楚的照片也没有)。张爱玲《私语》一文曾提到“能爱一个人爱到问他拿零用钱的程度,那是严格的试验”,“母亲是为我牺牲了许多,而且一直在怀疑着我是否值得这些牺牲”。在现实人生中,正是这些琐碎的难堪,尤其是钱,使她看清了母亲,也一点一点毁了她对母亲的爱。
《雷峰塔》起首是母亲出国离弃了她,《易经》的结尾则是战事中拼了命回到上海,那栋母亲曾住过的公寓。“打从她小的时候,上海就给了她一切承诺”,这句话潜意识里或有对母亲的依恋,尤其是《易经》用了极大的篇幅着墨母女之间,这是张爱玲早期作品不曾有过的。《雷峰塔》起笔于一九五七年,正是她母亲去世前后(父亲则一九五三年就已去世),是否也说明了什么?正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小团圆》的动笔,也是张爱玲听闻(亲近胡兰成的)朱西宁欲写她的传记,才起的想头,何不自己来写胡兰成?
在《易经》里,一个首次坦露的具体情节,是母亲杨露从国外回来探视正读香港大学生活拮据的琵琶,当时历史老师布雷斯代 [4] 好心资助了琵琶一笔八百元的学费,琵琶将这好不容易得来的一点钱全数交给了母亲,后来竟无意间发现母亲轻易把这钱输在牌桌上了。杨露以为女儿必然是以身体作了交换,她催促琵琶亲自前往老师住处道谢,之后并偷偷窥看琵琶入浴的身体,想发现异状,这事却使琵琶感到羞辱极了。
任何人读了母女间这样的对话后,都要毛骨悚然:
再开口,声音略显沙哑,“比方说有人帮了你,我觉得你心里应该要有点感觉,即使他是个陌生人。”
是陌生人的话我会很感激,琵琶心里想。陌生人跟我一点也不相干。
“我是真的感激,妈。”她带笑说,“我说过我心里一直过意不去。现在说是空口说白话,可是我会把钱都还你的。”
“我知道你爸爸伤了你的心,可是你知道我不一样。从你小时候,我就跟你讲道理。”
不!琵琶想大喊,气愤于露像个点头之交,自认为极了解你。爸爸没伤过我的心,我从来没有爱过他。
—《易经》(第一二一至一二二页)
这是一个多时不见母亲的女儿,巴巴地转两趟公交车到浅水湾饭店的对话。何等扭曲的关系,父亲叫作“二叔”,母亲叫作“二婶”,比陌生人还紧张防备,时时记得还钱还情,永远看到母亲在整理行李。琵琶从父亲和继母的家领受到寄人篱下的羞辱,从母亲和她不断更换的男友感到另一种无靠。最后母亲告诉她当初被自己的母亲逼迫结婚,并暗示了她为何不能如此有所图报,母女间的信任决了堤。
琵琶不敢相信自己原先居然还想依靠她,在狂奔回宿舍之后,噩梦追逐,痛楚圈禁,一辈子都没有回过神来。在荣华表象下,她只像小猫小狗般地装点着母亲应有的华美生活,还不如保母何干在厨房絮絮叨叨边弄吃的边骂乡下来的不成材儿子,让他睡在厨房地上住了个把月才赶他回去。母亲没有爱过她,母亲怪别人还来不及呢!
张爱玲在《造人》这篇散文里曾说:“父母大都不懂得子女,而子女往往看穿了父母的为人。”《易经》里琵琶是这么说的:“我们大多等到父母的形象濒于瓦解才真正了解他们。”这难堪的华袍长满了蚤子,张爱玲第一次近距离检视自己的生命伤痕,离开了她的上海和前半生后,在自己憧憬的西方世界自我监禁了四十年,与外在环境全然无涉,连与赖雅的婚姻也不能改变这事实。她聚精会神反复改写那没人想看的童年往事,在更换旅馆的不便里,在蚤子的困扰中,在絮絮叨叨问候宋淇和邝文美的琐碎里,直到生命的终结。“许久之前她就立誓要报仇,而且说到做到,即使是为了证明她会还清欠母亲的债”。
这是一个太悲的故事。繁华落尽,往事成烟,只留下一个活口来见证它曾经的存在。由于伤重,过早封闭了心灵的出路,张爱玲的创作生命实在萎谢得太快,像她自己形容的,如同看完早场电影出来,满街大太阳,忽忽若失。她的写作不仅速度缓慢,也算得上坎坷,六年写了二十余万字,再压在箱子底四十年,和《粉泪》(Pink Tears )这部英文小说一样无人问津,也几乎要白写了。
真实人生里,另有一桩更不堪的事,发生在弟弟张子静身上。一九九五年孤居上海晚景凄凉的张子静,骤闻姊姊去世,呆坐半天,找出《流言》里的《童言无忌》再读“弟弟”,眼泪终于忍不住地汩汩而下,在《我的姊姊张爱玲》书里说:“父母生我们姊弟二人,如今只余我残存人世了。……姊姊待我,总是疏于音问,我了解她的个性和晚年生活的难处,对她只有想念,没有抱怨。不管世事如何幻变,我和她是同血缘,亲手足,这种根柢是永世不能改变的。” [5] 这个事实,在《雷峰塔》里被无情地推翻了。在这部自传性很高的小说里,张爱玲笔下不但早夭,而且“眼睛很大”的他,很可能血缘和舅舅一样有问题:
“他的眼睛真大,不像中国人。”珊瑚的声音低下来,有些不安。
“榆溪倒是有这一点好,倒不疑心。”露笑道,“其实那时候有个教唱歌的意大利人—”她不说了,举杯就唇,也没了笑容。
这是张爱玲八岁,弟弟七岁,母亲(露)与姑姑(珊瑚)刚返国时的对话。在《雷峰塔》卷尾,琵琶逃出父亲的家后未几,弟弟(沈陵)罹肺结核,在父亲和继母(荣珠)疏于照料下猝逝,才十七岁。琵琶觉得心里某个地方很迷惘,“将来她会功成名就,报复她的父亲与后母。陵从不信她说这话是真心的。现在也没办法证实了。他的死如同断然拒绝。一件事还没起头就搁起来了”。
弟弟的死,显然不是事实。真实人生里的张子静一生庸碌,念书时办了个刊物,向已成名的张爱玲邀稿被拒:“你们办的这种不出名的刊物,我不能给你们写稿,败坏自己的名誉。”熬过“文革”时期,他中学教员退休,落寞蜗居在父亲唯一留下的十四平方米屋子里,在季季访问他两年后(一九九七年)去世。或许血缘之事只是虚构的波澜,我只想着张爱玲这么早就下笔这么重了,假设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这部小说在美国“功成名就”,或一九九五年她去世时与其他作品一起出版了,一直仰慕着她的弟弟读了,那恐怕就是震惊,而不是眼泪汩汩而下了。因此我不相信张爱玲一九九二年致书宋淇“《小团圆》要销毁”是因为顾虑舅舅的儿女或柯灵的感受 [6] ,她的作品更早就无情伤害过父亲、继母、舅舅许许多多人,以及……弟弟了。
写作是何等伤人伤己且妨害正常生活的行当,回忆,就是那劈伤人的,沉重的枷锁。如今张爱玲的第一炉香和第二炉香都已经烧完,故事也该完了。在炉香袅袅中,那个童女仿佛穿越时空异次元,仍然圆睁着四岁时的眼,怀疑一切,并且相信文字永远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与一切证据。
(本文作者为台湾逢甲大学中文系教授)
[1] 李梨《坍倒在翻译中的雷峰塔》《中国时报》二〇一〇年七月二日一文认为,读《雷峰塔》英文本感觉“英文的张爱玲显得面目全非”,再由他人译回中文恐怕也将失真。
[2] 不知为何,只有张爱玲好友炎樱同样名为“比比”,其余人名均异。
[3] 参见邝文美《我所认识的张爱玲》,《张爱玲私语录》,台湾:皇冠,二〇一〇年七月出版。
[4] 这段情节《小团圆》稍稍提及,没有细节,历史老师名为安竹斯。
[5] 一九九五年张爱玲去世后,季季于上海访谈张子静,与他合作写成《我的妹妹张爱玲》一书,一九九六年台湾时报出版公司出版,二〇〇五年台湾印刻出版社再版。
[6] 参见季季《张爱玲为什么要销毁<小团圆>?》,《中国时报》二〇〇九年四月二十三至二十四日。
这是第一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