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战火中的苏联
一 战争的爆发
1941年6月21日晚，有关德军行将发动入侵的情报从各种渠道纷纷传到苏联最高领导层。当此危机关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核心成员集聚克里姆林宫，邀集总参谋长、陆海军、国防部和国家监察部的人民委员，共同议决向各边防军区下达命令，指示所有部队进入战备状态。当此命令还未完全到达作战部队时，德军已于凌晨4点在西部全线发动了入侵。
这时，集结在苏联边境的法西斯德寇及其盟军，兵力共计550万人，与之相对抗的是包括五个边防军区的290万苏军。而在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沿岸的广大疆域上，则星罗棋布地散布着537.3万官兵。苏军西线兵力比德军少，但敌方仅有4300辆坦克，不到5000架飞机，4.7万门火炮，这要比苏军少一倍半左右。不过对德军战争初期的闪电攻击来说，这足以构成完全的战略优势。
战争刚一打响，德寇就以数千架飞机，上万门火炮，一齐向苏联军营、机场、铁路枢纽、军用仓房、弹药库、指挥部、联络要地和其他各种军事目标，狂轰滥炸，进行致命打击。大多数苏联驻军还没来得及进入战备状态，就陷入一片混乱。开战几个小时之间，苏军就遭受惨重损失。上千个单位的战斗装备，一次战斗也没经历就在库房被毁。仅6月22日一天就损失1200架飞机，其中800架没来得及升空即在地面被焚。仅西部军区和波罗的海军区就损失几乎过半的空军。正当德军对地面飞机狂轰滥炸的几小时间，波罗的海军区指挥部曾禁止飞行员升空作战。但即使如此，这一天苏军飞行员也完成近6000次作战飞行，击落敌机200多架。时有弹药耗尽，撞向敌机，与敌机同归于尽者。这种壮烈的战斗场景，充分表现了长期在党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空军将士的忘我牺牲精神和大无畏英雄主义。
开战第一天，德军坦克和摩托化部队就深入苏联境内纵深达20—35公里，甚至有达50公里的地方。德军所到之处，都受到红军将士的顽强阻击。入侵头一周，敌坦克部队即在苏联西部军区侧翼拉开包围圈，在明斯克地区合围，使该军区主力陷入重重包围。据德国最高统帅部7月11日战报，在争夺别洛斯托克和明斯克的战斗中，俘虏苏军32.9万人，缴获坦克3332辆，火炮1809门及其他各种军械。 [455]
到7月中旬，德军重创苏军第一战略梯队，在西北线突破纵深达400—450公里，在西线达450—600公里，在西南线达300至350公里。在沦陷区有近200座燃料、弹药和物资仓库落入敌手。在斯摩棱斯克以西的广大地带，苏军还遭到惨重损失：8月初，在这里有31万被包围的红军战士沦为俘虏，损失坦克3000辆以上，火炮受损亦近此数。与此同时，在乌曼尼、新阿尔汉格尔斯克和彼尔沃迈斯克地区，西南战线的第六军和第十二军集体被俘，人数达10.3万人，损失坦克317辆、火炮858门。更严重的是，最高领导没听从军事部门的意见，从基辅撤退太晚，致使西南战线四个军在9月间全被包抄，只有为数不多的人突围成功。苏军这次被俘达65万人以上。 [456]
对苏联统帅部来说，被希特勒称之为的“台风”战役，规模之大，来势之猛，是出乎预料的。丧心病狂的侵略者企图给苏军以致命打击，一举夺取莫斯科，以凯旋式结束这场“闪电战争”。为此，他们调动优势兵力于西线，在9月30日沿奥寥尔方向向莫斯科以南的图拉逼进，10月2日从罗斯拉夫尔地区向莫斯科西北方向压来，10月7日在维亚兹马附近和布良斯克以南地区分别包围西方战线四个军和布良斯克两个军。被围苏军虽吸引了大量进逼莫斯科之敌，但他们抵抗未久，就落入敌手。此战役苏军被俘66.3万人，损失坦克1242辆、火炮5412门。 [457] 10月14日，德军夺取莫斯科西北重镇加里宁，首都处于德军威胁之下。
初战五个月，德军侵入苏联境内达850—1200公里，兵临莫斯科城下，列宁格勒被围困，顿巴斯和克里米亚大部分丢失，苏联被占领土达150万平方公里以上。战前这里居住人口为7500万人，居民占苏联人口总数的40%，生产铁占全国总量的68%，钢占58%，铁路设备占40%，煤占65%，糖占84%，谷物为38%。 [458] 截至1941年12月1日，苏联伤亡、失踪和被俘人员达700万，损失坦克近2.2万辆，战斗机2.5万架。 [459] 战前所拥有的军队实际上所剩无几，以后作战所依靠的大都是新动员入伍的兵源。
在战争初期，苏联之所以遭到如此惨重的失败，其主要原因，首先在于斯大林军事指导思想的失误。他战略部署的出发点是准备打进攻战，在异国领土上作战。鉴于此，他命令拆除了构筑达十年之久的边境工事（所谓“斯大林防线”），但旧的拆掉了，新的却没有构筑起来；而且大部分部队还驻扎在离国境线80—300公里的广大地带内，这就造成了漫长边境线上的无防卫状态。
其次，对德军近期入侵发生估计错误。斯大林出于想推迟战争爆发时间的愿望，对1941年年初以来从各个渠道得到的有关德军即将入侵的情报未加重视，而认为这是“英国的阴谋挑拨”。直到德军入侵前一周，即6月14日，塔斯社还通过电台播放声明，驳斥德国有意入侵的“谣言”。这种错误估计造成对敌无备，直到最后时刻，斯大林才在军界领导的坚持下，同意下达进入战备状态并实施战时动员的命令。 [460] 但正像前面所述，这项命令由于下达得太迟，在许多地方并没来得及传达到作战部队。
再次，最高领导处处大权独揽，对军事事务干涉过多，以至于在装备政策和主要防御方向等等问题上发生错误。对军事装备的干预，使苏联一些落后的武器型号没能及时改进，造成了落后挨打的局面。以为德军主攻方向在西南线的这种错误判断，令总参谋部不得不修改了原本正确的防御计划，把主要兵力部署从白俄罗斯边界移到了乌克兰边境线上，这就造成西线布防薄弱，遭到了惨重失败。
最后，军内“大清洗”给军队指挥系统带来了严重摧残。1938—1940年，撤换了所有军区司令；军区副司令、军区参谋长、军区各兵种司令被更换了90%；军师级首长被撤职达80%；团长、团参谋长达91%。在陆军中有27位军长、96位师长、184位团长被撤职逮捕。在最高军事领导机关，有9位副国防人民委员、4位空军司令、5位总参谋部侦察部队首长、4位海军司令和其他许多军事部门负责人，死于不白之冤。 [461] 对军队领导层的大镇压，引起军内指挥系统多次大换班，加上当时笼罩在军内的高压、怀疑气氛，动辄得咎，人人自危，到处充满着涣散而不敢负责的气氛。这在大敌入侵在即，处处需要干练经验、果断负责、大胆决策的生命攸关的当口，造成军事败绩是难以避免的。
二 战时动员和向战时体制的转变
战争一爆发，在联共（布）党的领导下，立即展开了全面的战时动员。苏联人民马上转入战时体制和战时经济轨道，同德国法西斯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斗争。
6月22日中午，莫洛托夫代表苏联政府向全国人民发表《告人民书》广播讲话。他引用斯大林在讲稿中加入的一句话：“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敌人将被粉碎，胜利属于我们！”号召全国人民同德国法西斯进行殊死的战斗。
战争要求立即改组党、政、军领导体制。首先建立统帅部大本营为全国最高战略指挥机关。斯大林指示由国防人民委员谢·康·铁木辛哥元帅任大本营统帅。大本营由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布琼尼、总参谋长朱可夫和海军人民委员库兹涅佐夫海军上将组成。大本营下设一个由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几位元帅、副总参谋长，还有主要兵种司令参加的常设参谋机构。
不久，统帅部大本营改组为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斯大林任最高统帅，主持大本营工作。
对战争年代整个国家的领导，是仿照列宁在国内战争时期建立劳动国防委员会的方式，由1941年6月30日成立的国防委员会来实现的。这是在明斯克失守后，斯大林避居别墅不出，由莫洛托夫带领政治局主要成员贝利亚、伏罗希洛夫、马林科夫等，前往那里请他出山时组建的。斯大林在同志们的鼓舞和齐心协助下，同意出任国防委员会主席， [462] 由上述四人担任国防委员会委员，由此组建该机构。在其他党政机构维持不变的前提下，这个战时非常机构集中党和国家的全部权力，在地方上是通过苏维埃机关和党组织，在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和州的中心，则通过它的全权代表来实现对战时国家事务的领导。1941年夏，在濒临前方的一些城市还成立了城防委员会，作为国防委员会在前线的地方非常机构。
随后，又委任沃兹涅先斯基、米高扬和卡冈诺维奇为国防委员会的三位全权代表，分别负责武器和弹药、辎重物品、粮食和燃料供应，以及军事运输的任务。1942年2月，这三人又进入国防委员会并成为全权成员。这样，国防委员会就成了由党的最高领导人、政府首脑、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和主持联共（布）中央人事干部、交通、外交和强力部门工作的八巨头组成的战时内阁，它仍由原先掌握最高权力、决定最重要问题的这些人物组成，只是又按战争需要作了某些新的分工：马林科夫负责飞机和摩托生产以及空军组建工作，莫洛托夫主管坦克生产，伏罗希洛夫负责新部队的组编，等等。
国防委员会并不定期召开，也不曾开过全体会议。决定问题时，通常采取书面表决方式，或由主席、副主席（该职从1941年6月30日起，由莫洛托夫担任，从1944年5月16日起为贝利亚）独断决定。凡涉及部队机构的变动，新武器装备的使用，任命或更换干部，以及有关行政和惩罚机关的工作，斯大林事必躬亲，总是亲自监督。国防委员会会议不像和平时期那样有一定日程，开会由秘书记录等等；同计委、各人民委员部协商工作往往简捷明了、高效迅速；国防委员会主席的办公室对前来报告工作的该委员会委员、各部人民委员、军事首长，大门常开，自由出入，有的应召而来，有的为工作不召自来。这里一切都是为了前方，工作极为紧张。由于国防委员会的这些委员们，同时又是政治局、人民委员会和大本营的委员，所以往往在他们集会时，分不清是什么会议，斯大林通常按议决问题的性质类别，以相应部门决议的形式对外发布。战时这种在少数人手里高度集中各部门权力的情况，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决策效力，便于多部门快速协调，在战争环境下是重要的；另一方面，这里也潜伏着无人监督、主观武断、无法制约的危险，如果在战争条件下对它不加警惕，到战后和平时期又不加转变，并任其继续发展下去，其危害将是严重的。
事实上，面临千头万绪、日理万机的战时事务，仅国防委员会八位委员是应付不了的。他们每个人身边都有一些副手或助手，而这些人也都各自负责一摊工作。渐渐地，因工作需要，就在国防委员会下面设置了一些各种各样的临时委员会。1942年以后，交通运输委员会和作战行动局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斯大林亲自主持交通运输委员会的工作，赋予该委员会以计划协调铁路、海路和河运交通的大权，令其负责调配各种运输工具，改善物资供应。由莫洛托夫、贝利亚、马林科夫和米高扬组成的作战行动局，负责监督国防综合体和重工业各人民委员部的工作，制定并提出有关工业和交通的各种方案，交由国防委员会主席审核。该局还负责制定有关国民经济各最重要部门的生产计划，特别是有关金属、煤炭、石油和能源等产品供应的季度计划和月度计划。1944年5月，贝利亚代替莫洛托夫出任该局主席，沃兹涅先斯基和伏罗希洛夫又成为该局新成员。直到这时才取消了交通运输委员会，将其职能转交给了作战行动局。
国防委员会并不曾在各地设立自己的地方分支机构，它是通过党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机关，通过各级地方党和苏维埃机关行使对全国的领导。它向最重要的国民经济部门派出权力很大的全权代表机构。各地党、苏维埃、经济组织和其他各种团体，都全力以赴，协助全权代表履行职能。俄罗斯学者大多认为，在伟大卫国战争最初几天建立的这个国防委员会，并不是按预先计划设立的，它是由诸多非常情况促成的“即兴之作”。 [463] 国防委员会作为党政高度融合的战时非常机构，具有无限的权力。它在其存在的四年零两个月中，领导苏联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完成了十分艰巨复杂的战斗任务。在这期间，它共通过了9971项决议，其中三分之二涉及的是军事经济和组织军事生产方面的问题。此外，它还改组了武装部队，建立了各种管理机构，实施干部调配等，但有时也替代护法机关直接发布有关不经法院审理的判决指令，包括对一些少数民族的迁逐令，等等。
战争爆发后，最重要的工作是扩大兵源，加强武装力量。为此，6月22日发布动员令，征召23岁至36岁的男子入伍。截至7月1日，在十天内就动员了530万补充兵源。编组训练新兵的工作由隶属于国防人民委员会的军队编制总管理局负责。从战争打响到1941年12月1日，共为前线作战部队组编、派遣了291个师和94个旅，及时为前线补充了战斗力量。这种大规模的动员，都是在各地党组织的坚强有力的领导下，人民群众发扬高度的爱国主义热情，以极快的速度完成的。
遵照斯大林1941年7月3日广播演说的号召，立即掀起全民抗敌，组织全面疏散，建立民兵和游击队。苏联人民为保卫每一寸国土，以战斗到流尽最后一滴鲜血的决心，同敌人展开了顽强的斗争。早在1941年6月24日，就成立了以尼·米·什维尔尼克为首的疏散委员会，负责领导对前方各地区居民、工业企业、集体农庄、拖拉机站、学校和文物单位的疏散工作。这是一项极其艰巨浩繁而又复杂的任务。许多企业是整座整座工厂、所有机器设备全部搬迁，并且要在疏散到新址后立即投入生产。这极大地增加了任务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在一些城市和各大区中心，在铁路枢纽、海港、内河港口，设立了上百个疏散站、疏散基地或设备转运站。疏散是在极端困难和艰苦条件下进行的。靠近前线地区，上有敌机，下有将临的敌兵，运输紧张，便各种交通工具一齐动员。在1941年下半年，有上千万人连同大量机器设备疏散到了东部地区。半年间，通过铁路共疏散了2593个工业企业的设备，其中包括1523个大型企业。此外，还运送了近240万头牛、510万只羊、20万头猪和80万匹马。 [464] 这样大量的工作，没有党的领导，没有各级干部和人民群众夜以继日、紧张顽强的工作，是不可想象的！
俄罗斯人民向来有建立民兵组织，抗击侵略者的光荣传统。在这场反抗德国法西斯的殊死战斗中，他们再次继承这一传统，首先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建立了民兵师。全国各地以这两个城市为范例，立即行动起来，无论在临近前方的城市，还是在后方都建立了民兵组织。各地民兵一边坚守生产岗位，英勇劳动，一边在业余时间刻苦进行军事训练。短时间内，在全国建立起了总计达上百万人的民兵队伍。他们在补充作战部队，支援前线和保卫后方的工作中，作出了巨大贡献。
三 战争的严峻考验
在伟大卫国战争中，苏维埃国家面临危险的最严峻关头是在两个时期：一是从1941年10月中旬德军逼近莫斯科，首都受到严重威胁期间，二是1942年夏天苏军在苏德战场南线遭到巨大失败以后，煤炭基地顿巴斯和最重要的农业区沦入敌手，当德军在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方面作纵深突破，严重威胁到苏联命脉的时候。这是苏维埃国家面临最严峻考验的阶段。
1941年10月14日，德军攻下莫斯科西北重镇加里宁市，敌人在首都西北部突破伏尔加河防线，突进到了距莫斯科几十公里的地方。希特勒扬言：不久要在莫斯科阅兵！10月15日，国防委员会决定，将外交使团、机关学校和科学文化团体从莫斯科撤离。这标志着莫斯科处在最危险中！
在首都面临被包围的日子里，也正是苏联工业和军械生产最低落的月份。当时，工厂企业在大规模疏散，原有生产能力大幅度降低，新的生产尚未安排就绪。1941年10—11月，军工生产降到了最低点。如果说8月份出厂2046架战斗机，11月份才生产出448架，炮弹生产数量在相应月份是500万发和320万发。从6—12月，苏军在战场上损失坦克达20500辆，而同一时期得到的补给仅是5600辆；在此期间损失的战斗机为17900架，而得到的补充仅有9900架。 [465] 这种严峻局面，造成飞机、坦克和各种军事技术装备极端匮乏。这期间局势之严重，甚至到了要由斯大林亲自向各战场分配物资的地步。
当祖国的命运不仅系于前方将士的战斗，而且也系于后方劳动者的一双手时，广大工人迸发出的劳动热情和忘我精神是难以想象的。工厂一疏散到新的地点，连简易小棚也顾不得搭建，就抢先安装机器设备。冒着大雪，站在冰水中立即开工生产。各生产企业广大工人干部，就是以这样顽强的忘我牺牲精神，度过了10月和11月份生产的最低点。从12月份就把军工生产促了上来。在1942年，军工生产不断上升，到第三季度，武器生产就超过了战前，即1942年第二季度的产量：轻机枪和重机枪为战前的3.2倍，迫击炮为战前的51倍，火炮达5.3倍，坦克是4.2倍，飞机为1.1倍。 [466] 这时，大多数种类武器的生产都上了流水线，并且武器在构造上得到简化，而性能却没有降低。这都多亏党的坚强领导，工人阶级的忘我劳动和科学技术人员在改进武器生产工艺方面的巨大努力。
苏联工业和军事技术都一一经受住了战争的考验。在整个战争期间，苏联飞机、坦克、火炮在同德国同类武器的轮番较量中，苏制“伊柳辛—2型”轻型护甲强击机，“T—34型”坦克和火箭炮（即卡秋莎）等主要代表性武器，都比德军同类武器性能要强。而且苏联国防工业生产的各类武器，都及时弥补上了军械装备的战斗损失。到1945年5月战争结束时，苏军拥有32500辆坦克，47300架战斗机，32.15万门火炮，分别比战争爆发时的1941年6月增加0.6倍、1.4倍和1.9倍。
在莫斯科面临威胁的严重时刻，斯大林和国防委员会仍坚守在莫斯科。值十月革命24周年之际，节日盛大庆典和红场阅兵式一如既往，照常举行。后备师一边整编，一边进行阅兵训练。通过红场检阅后，这些威武之师迈着雄壮的步子，直接开赴前方！这一切，极大地鼓舞了首都居民和全国人民。与祖国共存亡，“誓死保卫亲爱的莫斯科！”“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粉碎希特勒侵略者！”“战斗到最后一滴血！”——这成了莫斯科城下苏联军民异口同声的誓言。从战争伊始，莫斯科居民就奋起抗敌，几天当中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就建立了12个民兵师，总数约16万人。工人、职员、大学生、教师、学者和领养老金者，为爱国主义热情所激发，自愿拿起武器。在斯摩棱斯克战役中，莫斯科民兵初经战阵，成千上万的莫斯科人在战斗中英勇献身。
在整个伟大卫国战争中，共产党员自始至终是苏联人民的战斗先锋。联共（布）党80%的党员都在武装力量和游击部队的行列里战斗过，或在敌后进行过地下斗争。其中共有300万党员，计每两个里面有一个或在战斗中阵亡，或在战争年代的艰难困苦中丧生。但是党员的总数并没有减少。在战争时期，共有将近330万人入党，近510万人成为预备党员。党的这些新生力量中，主要部分都充实到了陆军和海军。联共（布）队伍在战争年代一天天壮大，党员总数在战争开始时为380万人，而在战争结束时则增加到570万人。 [467]
共青团员跟随共产党员一起战斗。战争的残酷和艰难，没有吓倒苏联的青年男女。战争年代，在前线和后方共有1200万男女青年踊跃加入了共青团，有250万共青团员补充了党的队伍，而团员中有35万多人荣获了各种战斗功勋和奖章。
苏联军民在莫斯科城下的英勇战斗，粉碎了希特勒法西斯的“闪电战”计划，歼灭了敌人16个师和一个旅，肃清了莫斯科州、图拉州、加里宁以及斯摩棱斯克州许多地区的敌人，迫使德军全线后撤，赢得了莫斯科保卫战的重大胜利。
但是，由于对战局估计失误，苏军1942年春天反攻的严重受挫，招致了在南线哈尔科夫和克里米亚的重大失败，这给夏季战役的整个进程带来了严重后果。7月下旬，德军突进到顿河，24日攻占罗斯托夫。产煤区顿巴斯和这片最重要农产区的丢失，使苏德战场南线形势大大恶化，斯大林格勒和盛产石油的北高加索又处在严重威胁之下。至此，波罗的海三国、摩尔达维亚、白俄罗斯、乌克兰和俄罗斯欧洲一部分沦入敌手，苏联最重要的物资产地几乎丢失殆尽。国家处在严重危险中！7月28日，国防委员会下达第227号令：“不许后退一步！”
保卫斯大林格勒的苏军将士，真正不折不扣地执行了这一命令，他们在这里硬拼死守，为争夺每一条街道、每一栋楼房而战。德军曾13次攻占车站，又被苏军13次夺了回来；为控制市中心的马马耶夫高地，也同样数易其手。在这次战役中，有固守一栋楼房58天而不后退一步的近卫军战士，也有用牙齿咬紧已断电线末端，为恢复电讯联络而恪尽职守的英雄通信兵。斯大林格勒，这座英雄的城市，虽然变成了一座废墟，但法西斯匪徒妄想占领它的一切企图，都被城市保卫者的英勇顽强、奋不顾身的抵抗所粉碎。
从这里开始了英勇的大反攻！英勇伟大的苏联人民在共产党和斯大林的领导下，顶住了囊括欧洲、一时强大无比的德国法西斯军队的进攻，经受住了这场战争的最严峻的考验！
四 体制和政策的调整
在战争时期，苏联一方面像其他各参战国一样，通常实行了非常的战时措施、战时政策和战时体制；另一方面，为克服战争造成的严峻局面，摆脱战时危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也调整政策，采取缓和措施，协调社会步调，团结全体民众，转上了一致抗敌的轨道。从表面上看，一方面是剑拔弩张的战时措施，另一方面又采取调整缓和的政策，这似乎是矛盾的，实际上却相辅相成，都是为克服战时危机所必需的。
战争爆发后，国家一下子转入战争轨道，一系列非常措施，使社会骤然紧张。战争打响当天，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即发布《关于战时状态》令，在宣布进入战时状态的地方，规定了战时管理体制和各种有关法令法规。 [468] 1941年7月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又发布“反谣言”令，规定凡战时在居民中散布引起恐慌的谣言，要负刑事责任：按军事法庭判决，肇事者在其行为没有更严重性质的情况下，要判2—5年监禁。 [469] 为防传谣，也采取预防措施，加强了思想控制，规定从1941年6月底开始，居民持有的收音机一律收缴，转归地方通讯部门保存。这些上缴的收音机只有在战争结束之日才能发还原主。同时，原本为保卫厂矿、企业和机关，防止敌特破坏活动而建立的群众志愿组织——惩罚营，也转变职能，将其首要任务变成了防范“可能的反革命发动”。反间谍机关这时在职能上也成了防范内部问题的工具。谁要试图分析红军初战失败及其原因，谁若抱有惊惶失措情绪，这都成了侦探惩治的对象。
在工矿企业，特别是军工单位，严厉强化了劳动管理。1941年6月26日，颁布了延长劳动工作日法令。12月26日，又发布了限制职工流动的法令，对擅自逃离军工企业者采取了严厉处罚措施，其中有规定判刑5—8年的惩治条款。 [470]
但是，从1941年10月间敌人逼近莫斯科以后，随着战局的日益严峻，又把调整体制和政策，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的问题提上了日程。
最重要的调整，应该说是对最高军事领导层的重新调整。从战争初期，特别从战争头一年的战局进程及其经验教训中，斯大林考察了高级军事领导人的指挥才能。他开始认识到，不能再靠国内战争时期的经验和认识水平统军作战，也不能仍用过去的传统来指挥军事行动。战争进入第二年以后，他注意克服战争初期的主观主义，开始认真听取军事行家的意见。他发现自己过去提拔的军事将领——苏联元帅库利克、布琼尼、伏罗希洛夫和铁木辛哥，都缺乏适应现代战争的军事才能，而大家公认的军事理论家В．М．沙波什尼科夫又重病缠身，无法把他任命为最高统帅部的第一副统帅。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大胆提拔了Г．К．朱可夫将军，因为后者在各条战线、在诸多战役中显露出了杰出的军事才干，同时又表现出了坚强的意志力。因此，斯大林把他任命为最高统帅部惟一副统帅，并委以全权军事指挥重任。朱可夫禀性率直，敢于直言犯上，他同斯大林也存在某些军事分歧，而且有过冲突。尽管如此，斯大林仍然委他以重任，并于1942年8月正式履行了任命。与此同时，斯大林也发现战争初期恢复的军事委员制妨碍一元化军事指挥，曾给作战带来损失，因此，他于1942年10月9日宣布取消这一体制。上述这些调整，都是符合战时实际的，对改变战争被动局面、扭转战局产生了积极影响。
为动员全社会同心协力参加抗战，摆脱战争危机局面，苏联领导人在战时对内对外政策上也做了一些重大调整。对内政策的调整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在农业方面，扩大了集体农庄庄员的宅旁园地，在销售宅旁园地产品上，庄员得到了较大自由。同战前相比，也放宽了对集体农民市场交易的限制，农民市场明显有所活跃。
（2）在工业方面，更注重企业实效，将组织和干部问题转归业务技术领导管理。随着这一管理体制的实施，在工作时间杜绝了各种政治性会议；同时，在思想政治上也开始有了较为缓和的气氛。
（3）对思想文化界开始实行较为宽松的政策。为激发爱国主义热情，各种文学艺术形式都被动员了起来。战前搁笔沉默多年的作家和诗人（如阿赫玛托娃等）又拿起笔，开始发表热情洋溢的爱国主义作品。
（4）改变了十月革命以来的宗教政策，调整了同东正教和伊斯兰教的关系。1941年9月，解散了战斗无神论协会，停止了反宗教书刊的出版。 [471] 1942年，都主教阿列克西和尼古拉被邀参加法西斯罪行调查委员会的工作。1943年9月，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东正教三大主教。此后，还成立了宗教事物委员会和伊斯兰教中央管理局。在战争期间，开放了许多教堂，允许举行若干宗教仪式。苏联官方同宗教界的接近，并在一定程度上开放宗教活动，大大调动了广大教徒反法西斯的爱国热情。
（5）在意识形态上，更多诉诸俄罗斯的民族英雄和文化名人，用以激发全国军民的爱国主义思想。1941年11月6日，斯大林在十月革命24周年庆祝大会上，把“伟大的俄罗斯民族”，称作是“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普希金和托尔斯泰、格林卡和柴可夫斯基、高尔基和契可夫、谢切诺夫和巴甫洛夫、列宾和苏里科夫、苏沃洛夫和库图佐夫的民族”。第二天在红场“检阅红军的演说”中，他又呼吁，“让我们的先辈——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季米特里·顿斯科伊、库兹马·米宁……的英勇形象” [472] 成为苏联人民的鼓舞力量。这一系列人物的名字同时在斯大林口里出现，是异乎寻常的，它标志着呼唤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成了官方意识形态和思想教育的主调。
在对外政策方面，自德国法西斯军队入侵苏联以后，苏联政府坚定不移地转到了同英美结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道路上来。经过谈判，1942年5月26日，苏英在伦敦签订同盟条约；同年6月11日，美苏协定成立，双方不仅同意在反侵略战争中相互援助，而且确认在战后时期发展贸易和经济合作关系。
为了巩固同英美的同盟合作关系，并促使英美开辟欧洲战场，联共（布）在国际革命战略问题上作出让步，于1943年5月解散了共产国际。这一措施，应该说主要是适应发展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需要而采取的。
苏联战时在领导体制和内外政策上的这些调整，对扭转战局，夺取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五 战局的转折、伟大胜利及其意义
苏联人民在联共（布）党的领导下，在战争的最严峻关头经受住了考验。苏维埃国家之所以能够经得住这种考验，一方面是由于战前五年计划在工业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给国家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也由于对十月革命后成长起的一代青年，进行了长期的坚持不懈的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极大地提高了他们的思想政治觉悟；另一方面，也同1942年6—7月以后党和斯大林对战前和战争初期某些政策和体制进行的调整密切相关，这些调整使体制和政策较之以前更加符合实际，更能适应战争的客观环境，这对调动各个阶层、各个方面参战支前的积极性，极大地鼓舞他们的爱国热情，从而对扭转战局和最后胜利，起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不可讳言，在战争的最危急时刻，在苏联国内，包括军队内，也出现过与推动战局转折相背离的消极面。这主要是指某些少数民族营、连在战场上曾发生倒戈事件；列宁格勒战线某军军长弗拉索夫及其部队，被围后投敌叛变，组编成“俄罗斯解放军”与德军协同作战；在某些西部地区和少数民族区域，还出现过其他“附敌现象”。一方面，当然应该看到，与不少国家在外敌入侵的战争中一样，出现“附敌现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一些国家具有的某种普遍性现象，因为任何民族、任何国家都不是铁板一块的，在强敌压迫面前，总有那么一些贪生怕死的民族败类会在适当的土壤中滋生、繁衍；另一方面，也正像俄罗斯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在苏联发生的“附敌现象”，有其本身的“一系列独特之处和特点”， [473] 这就是说同其他国家相比，“附敌现象”在苏联发生的规模较大，卷入的人数最多。按照德国最高统帅部的资料，西欧各国组编在德军中的附敌军团共计有17.6万人，而在苏联组编的附敌军团就达19.6万人。此外，另有苏联附敌人员组编的九个师协同德军作战。 [474] 苏联发生这样严重的附敌投降事件，其原因是十分复杂的，其主要原因，应该说同战前的民族政策、“大清洗”，以及集体化运动中的某些错误政策密切相关。此外，也同斯大林在战争初期宣布的“苏联没有俘虏，只有叛徒”的错误政策不无关系。
尽管苏联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发生过这些消极现象，但靠着苏联人民和军队的高度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靠着他们的顽强战斗意志和忘我牺牲精神，也凭着联共（布）党的坚强领导和及时的政策调整，凭着斯大林和高级军事指挥人员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增长指挥现代战争的经验和才干，终于在1942年11月中旬至1943年2月初，取得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的伟大胜利。在这一战役中，经过激战，重创德军，总共歼敌五个集团军，使德军损失80多万人，其中包括俘虏德军元帅保罗斯在内的9.1万名官兵，摧毁和缴获德军近2000辆坦克和自动火炮，使敌损失近2000架飞机和7万多辆汽车。 [475] 这一伟大胜利，不仅一举扭转了整个苏德战场的战局，而且成了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转折点。
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根本改变了整个苏德战场的战略形势。紧跟着这一胜利，苏军在从北高加索经斯大林格勒向北延伸的正面宽达3000公里的战线上，展开了战略总进攻。这一总进攻打破了德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开始从苏联广大国土上大规模驱逐侵略者。在从1942年冬至1943年初的冬季战役中，红军在有些地方把战线向西推进了600—700公里，总计从法西斯侵略者手中解放了348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加上在斯大林格勒歼敌在内，共击溃、歼灭德军130万人以上。
继1942—1943年之交的冬季战役之后，苏军在1943年7月又取得了库尔斯克弓形地带防御战的胜利。接着于8月初，在从大卢基到黑海沿岸的广阔战线上，把反攻转为战略总进攻，在8月22日收复哈尔科夫，9月25日攻下斯摩棱斯克，11月6日解放基辅，以辉煌的胜利结束了1943年夏秋战役。在这一战役中，共粉碎敌人118个师，相当于在苏德战场投入德国陆军的50%。 [476] 这一胜利，使苏联红军牢牢掌握了战略的主动权。
进入1944年，苏军已把战线远远推向西部，使战争进入结束阶段。在北线，1月27日324门礼炮齐鸣，向全世界宣告，完全突破德军对列宁格勒900天的封锁；在西南线，3月26日，苏军在85公里宽的地段上推进到苏联和罗马尼亚之间的国境线，并强渡界河，进入罗马尼亚；在南线，4月攻占敖德萨，5月攻下黑海要港塞瓦斯托波尔并解放克里米亚。在1944年第一、第二季度战役中，苏军击溃敌军142个师和5个旅，全歼30个师和1个旅，使敌损失100多万人，约5000架飞机，4200辆坦克，收复领土32万多平方公里，解放近1900万人口。1944年夏秋，苏军先后解放白俄罗斯、西乌克兰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把苏联领土完全从法西斯侵略者铁蹄下解放出来。
收复苏联领土后，苏军乘胜进军，于7月进入波兰，9月越过罗、保边境，并挺进保加利亚，10月进入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苏军于1945年1月底越过德国国境，在3—4月间占领整个东普鲁士，5月5日，攻克希特勒老巢——柏林，把苏联国旗插上帝国大厦，宣告了苏德战争和整个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
在联共（布）党和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人民经过四年浴血艰苦奋战，终于在1945年5月9日宣告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这一天，苏联举国上下，西从列宁格勒，东到海参崴，北从白海岸边，南到黑海之滨，沉浸在一片欢腾的海洋中；在首都莫斯科，红场上举行了盛大的胜利阅兵典礼。这个日子作为“胜利日”永载史册，成了苏联人民世世代代的骄傲。
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不仅是苏联人民的胜利，也是世界一切爱好和平人民和反法西斯力量的胜利。这一伟大胜利，不仅捍卫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拯救了苏联各族人民免遭法西斯奴役，而且挽狂澜于既倒，拯救了人类文明，使之免遭法西斯铁蹄的蹂躏和践踏。这一伟大事件极大地提高了社会主义苏联的威望，证明了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优越性和生命力，它同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一样，鼓舞着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鼓舞着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这一胜利，扩大了社会主义的阵地，引导中东欧和亚洲一批国家的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鼓舞了亚非拉人民的反帝反殖斗争，使战后掀起了如火如荼的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高潮，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殖民体系。
苏联之所以能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是由以下原因决定的：
第一，苏联人民是为正义而战，是为民族生存和保卫社会主义成果而战。战争的这一正义性质，能最大限度地鼓舞全体军民的英勇献身精神，能最大程度地以空前的规模进行战争动员，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抗敌热情。
第二，苏联人民有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党的坚强领导。党在战争中进行了巨大的思想动员和组织工作，无论在前线还是后方，无论是征召兵源还是向后方疏散，不管是在火线战壕，还是在车间田头，党始终都是最强大的组织和鼓舞力量，没有党坚强的组织领导，战争的进程是不可想象的。在国家最危难的时刻，在德军兵临城下的最危险的时候，以斯大林为首的党中央同人民在一起，坚守着莫斯科，这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在前线冲锋陷阵的时刻，总有共产党员冲在最前方。党员和共青团员模范表率的作用是鼓舞全国军民的巨大精神和物质力量。这一切，都是与党的教育和领导分不开的。
第三，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连同苏联的体制，对战争胜利起了无比巨大的作用。社会主义与人民休戚与共，人民为社会主义而战就是为自己本身的生存而战，他们的生命和社会主义是融为一体的。这是苏联军民在前方英勇作战，在后方奋力支前的最深厚、最强大的动力。战前的工业化特别是重工业的发展，给苏联提供了战争的强大物质基础。苏联体制又最适用于战争动员，在战时能够发挥最大的动员力量。所以尽管战前准备不足，但战时动员最快。疏散规模虽大，但有序进行，很多工厂转移后，迅速投入生产，大批军品源源供给前线。这在战争中起了极大作用。
第四，苏联红军是战胜敌人的钢铁力量。苏军将士在战争中表现出了为祖国为人民而战的无与伦比的精神道德力量和政治品质，涌现出了千千万万的英雄，他们成了战胜敌人的中流砥柱和坚强堡垒。苏联武装力量也是苏联先进军事科学的体现，先进强大的武器也是制胜敌人的重要保证。经过战争初期的暂时困难和失利，先是以莫斯科保卫战，后以斯大林格勒战役为转折点，苏联红军成了德国法西斯军队攻不破的钢铁长城。
第五，苏联有强大而广阔的后方。苏军不仅有苏联广大后方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各阶层人民的支持，而且有全世界一切主持正义和爱好和平人民的支持。中东欧人民的地下游击斗争，中国的抗战和亚洲其他各国人民的武装斗争，以及参加反法西斯统一阵线各国人民对苏联军民的物质和精神支援，这一切，构成了苏联最广阔的后方，是战胜敌人的最强大后援。
上述这些，是苏联战敌制胜的最主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