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战后社会经济的恢复
一 战争的破坏和战后经济的恢复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战争。而其最具规模、最残酷的战斗和战役则发生在苏联领土上，时间长达四年之久。这使苏联成了这场大战中遭受破坏最惨重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根据苏联时期的资料，在这场战争中，1710个城市和居民点以及7万个村庄被毁，2500万人失去住房，全国200万人不得不住进潮湿阴暗的窑洞。有3.2万个大大小小工业企业和将近10万农业单位遭到各种不同程度的损失；其中，有一部分完全被摧毁。 [477] 在牲畜损失中，马匹头数减少50%，猪减少65%，大型角类牲畜缩减20%。 [478] 有一些大城市，像明斯克、斯大林格勒、顿河罗斯托夫等，完全被夷为平地，变成了瓦砾废墟。战争还使6.5万公里的铁路线不能运营。据1945年9月估计，战争带来的直接损失总值计达6790亿卢布，超过苏联1940年国民总收入的4.5倍。 [479] 不过，战争也增强了苏联的国力，苏联靠战争时期建立的综合国力，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工业潜力所遭受的损失。根据苏联统计，1944年苏联工业总产值还比战前的1940年高出4%，不过这种增长全是靠发展武器生产取得的。因此，战后在恢复当中，一经向和平经济轨道转变，头两年又遇到生产的明显下降：如果说1940年指数为100, 1944年为104%，那么，1945年则降为92%，1946年甚至降到了77%。 [480]
面临城市农村的严重破坏，这时又有数百万军人复员，还有成千上万人从疏散地或德国人的苦役场返回家园，这产生了大量的人口流动，遇到极为复杂的人口安置问题。这种情况不能不造成人们生活的极端困难。1945—1946年间，联共（布）中央派员到各地视察中，记录了各地群众日常生活条件的许多“非正常”情况。首先是有关工业城市和工人居民点的生活状况。比如，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局视察组1945年12月在图拉省晓肯区一个煤炭工业企业了解到的情况，就很令人不安：特派员承认工人生活条件“很糟糕”；而以遣返回国和复员人员的生活情况尤其严重。他们许多人没有贴身内衣，即使有一件也破烂不堪，肮脏得难以入目。工人数月领不到一块肥皂，住房既拥挤又简陋。为一个双层简易木板床的床位，行政管理部门每月要从工人薪水中扣除48卢布，这占去工人当时工资的十分之一。供应的面包质量很差，因为缺乏制作面包的食用油，为制作方便，不得不往面包模具上涂抹石油制品。 [481]
各地许多消息表明，当时工人的粮食供应状况十分严重。平扎和库兹涅茨的工人小组曾上书莫洛托夫、加里宁和米高扬，抱怨日常生活太苦，缺乏大多数当家食品和日常用品。为此，莫斯科曾派出商业人民委员部一组人马前往调查。了解的结果是，工人们反映的情况属实。 [482] 还有一些工厂的工人反对延误发放粮票，也有些地方的工人对拖延发薪表示不满。 [483] 战后，在一些重建企业中，工人的劳动条件尤其恶劣，有的甚至不得不在露天场地开工生产，如果是在冬天，甚至不得不站在齐脚深的雪水中干活。条件稍好一些，有厂房宿舍的，也往往没有照明和取暖设备。加上冬天缺乏过冬棉衣，这益发加重了困难局面。据文献载，西伯利亚一些省的省委书记曾致函联共（布）中央，请示取消1946年十月革命节的群众游行，理由是“缺乏向居民供应的棉衣”。 [484]
战后苏联农村的情况更加严重。尽管战前工业化取得了很大成就，但1945年的苏联仍然首先是一个农业国，因为战前三分之二的人口还居住在农村。 [485] 斯大林关于战前苏联已由“落后国家变成先进国家，已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论断，无疑是一种过高的估计。鉴于苏联是农业国的这一事实，苏联农业仍然是全国人民生存的主要来源，农村的面貌在很大程度上也还决定着整个国家的状况。当时农村最严重的是缺乏劳动力。包括复员回乡的人员在内，到1945年底，集体农庄人口比战前减少15%，劳动力人口则降低至1940年的32.5%。 [486] 最严重的问题是男性劳动力数量的减少，由1940年的1690万人减少到了1946年初的650万人。 [487] 劳动力的极度短缺，土地耕种质量的恶化，农业技术水平的降低，集体农庄组织经营不善和农民缺乏生产积极性，使收获量本已不高的集体农业更加雪上加霜。加上1946年苏联欧洲部分相当大的产粮区受到长时期旱灾的袭击，这使苏联农村遭到了严重危机。连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也不得不承认，在被称为苏联“粮仓”的乌克兰也饿殍遍野，甚至发生了人吃人的可怕现象。 [488]
战争对苏联造成的巨大破坏，无疑给苏联战后恢复的任务带来了严重困难。但战争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也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如果全面地看问题，也不能仅仅从破坏的方面去观察战争的后果。正如一些专家在评述战后经济发展能力时所说，经历战争的国家不只损失了许多，在某种意义上说，也从战争中赢得了许多。在战争中遭到破坏的，大多只是各种管道线路、居民建筑和其他不动产；相对来说，生产能力和设备在战争中的损失是比较小的。至于对军用品生产的投资，则是大大增加了的。此外，尤其重要的是，武器的设计和生产大大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而科技的这些成就，可以立即用于战后和平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苏联和经历战争的大多数国家，在战后特别是50年代经济的高涨，正得益于此。
苏联由于战时向东部地区的疏散，形成了新的工业综合设施，工业基地布局更加趋向合理，这给东部后来的发展带来了许多生机。
对苏联尤其重要的，是作为战胜国赢得的战争赔款和根据租借法案获得的物资供应。这对苏联战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获得的这些物资，主要包括大量设备、技术材料和文献资料。
苏联依据租借法案得到的物资援助，其规模可从当时进口的数额得以判断。按照官方资料，1945年的进口规模达148亿卢布。 [489] 仅在战争当中按租借法案供应的机车，就几乎完全弥补上了战时机车的损失；基于同一原因，海陆空的运输能力这时已超过了战前水平。
苏联从战败国德国、罗马尼亚、匈牙利、芬兰和“满洲国”所得到的战争赔款，在战后恢复的外来资源结构中占有更为重要的地位。据有关专家计算，在从1946—1950年的第四个五年计划中，苏联工业基本建设约50%的设备供应是由这些战败国赔偿提供的。 [490]
战争胜利后，苏联所有工业人民委员部都参与了从东德、波兰等国家拆卸、装运机器设备的工作。如在交通人民委员部管辖下，到1946年1月1日为止，就往苏联运回各种设备达20598套，其中6519套属金属加工设备。 [491] 从德国运回的先进技术生产线和整套生产设备，都是苏联战前落后于世界水准或是处于创生萌芽阶段的技术（如光学技术、无线电和电子技术等）。为适应电子工业人民委员部的急需，拆卸、运回了一些德国著名公司的整座整座的工厂。
与运回设备同时，还获得并带回了技术图纸和有关资料。借助于这些技术资料，苏联在国内成功地上马了许多种产品的生产。在战争期间，苏联和英美一道，还着手从德国猎取科学精英。这一工作，对发展科学技术潜力也发挥了一定作用。
但是，应当指出，苏联在利用上述物资设备和外在资源时，效率并不是很高。往往遇到官员和管理人员的非内行行为；有时是部门利益和本位主义作怪，就一些设备相互扯皮，拖延安装。常常由于管理干部的外行，把性能优良的流水线设备拆散开来，分运到若干个企业中去；有些设备还根本不能按其性能加以使用。对这类技术装备，往往是运进来的多，“消化”利用的少。不时还出现仓库不足，致使设备露天放置，发生锈蚀腐烂，物不尽其用的浪费现象。但军工综合体毕竟得到了优先装备，设备在这里发挥了较大潜力，一般比在民用部门所起效能为高。
尽管战争赔偿和依租借法案得来的外来物资对苏联战后恢复起了重要作用，但经济恢复取得的巨大成就主要还是靠苏联的内在因素，靠苏联人民自己的顽强努力取得的。这一点，就连有些西方史学家也是不能不承认的。
苏联举国上下在战争废墟上为恢复家园、发展经济所付出的艰苦劳动和顽强精神，表现了全国人民对战后和平美好生活的热烈追求，显示了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高度爱国主义热情。战时的千难万险、出生入死、英勇牺牲，正是为了这个目标；战后的艰苦创业和顽强奋斗，是战时英雄主义的合乎逻辑的继承和发扬。恢复工作的重点，是苏联南方的电站、煤炭工业和冶金工业。占首位的恢复项目是第聂伯水电站。经过成千上万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的英勇奋战，在一片废墟上恢复了这座电站。此外，还恢复了一系列其他的电站。
经过三年多的恢复，在1948年，工业生产指数已超过战前水平。电力生产早在1946年就已突破1940年指标，煤炭生产的指标在1947年被突破，钢、水泥和生铁、石油分别在1948年和1949年超过1940年指标；机器制造业在1948年的生产量也超过了战前水平。 [492] 工业生产主要指标超过战前水平后继续增长，在1950年即第四个五年计划结束时，实现了计划中的大部分雄心勃勃的目标。 [493] 这时候，在国家西部地区有3200个大型企业投入生产；虽然恢复的还不是遭到破坏的全部，但绝大部分工厂已经开始运营生产，并且从1949年始，在被夷为平地的领土上已经有一系列新的建设项目竖立起来。在乌兹别克、哈萨克斯坦、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等地都建起了水电站。在五年计划末，在伏尔加和乌拉尔之间出现了两座石油城，铺设了萨拉托夫—莫斯科和达沙瓦—基辅的瓦斯管道分别长为843公里和500公里；在南高加索和乌兹别克建起了冶金厂，还在乌拉尔等地建了一批制铝厂，在明斯克等地建立了汽车厂和拖拉机厂，等等。
通过这些恢复和新建项目，在1952年，钢的生产量已达到3440万吨，煤炭达3亿吨，石油达4700吨，水泥1400万吨，电力1190亿千瓦。而在战前的1940年，钢产量为1800万吨，煤为1.65亿吨，石油为3100万吨，水泥为560万吨，电为480亿千瓦。 [494] 从这些对比可以看出，苏联战后工业的恢复和发展，速度是惊人的。
苏联战后恢复的速度和成就，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党的坚强领导。在恢复工作中，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发扬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展开了全苏社会主义竞赛。各战线、各部门的工人竞相打破各项劳动定额，创造高速作业法。在劳动竞赛中，也广泛采用新技术，在有色金属部门实现了繁重体力劳动的机械化。经过努力，采煤也实现了机械化。机器制造业中出现了新的流水作业线、自动作业线。由于开展社会主义竞赛和技术革新运动，工业部门用四年零三个月超额完成了五年计划。
二 国民经济恢复当中的失衡
在苏联工业的成就中，最突出的是上述重工业的成就，而重工业成就中最引人注目的，则是军事工业综合体的发展。苏联战时工业完全纳入了军事化的轨道，战后面临着转入和平民用轨道的艰巨任务。但苏联在胜利后一两年间刚一着手转轨，国民经济产值就下滑了将近四分之一，而即使在向和平民用转轨幅度最大的年份，民用工业的产值也没有超过军用工业的产值。这从下表可以看出 [495] （以百万卢布为单位计）：
但就在国民经济开始转轨不久的1946—1947年，由于冷战局面的出现和美国在原子武器上占有的优势，这迫使苏联在原子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火箭和喷气机的研制生产上，投入了巨大财力和人力。为加强对原子武器和火箭运载技术研制和生产的领导，分别成立了以贝利亚和马林科夫为首的两个直属部长会议的特别委员会，由它们总领其事。在这两个特别委员会管辖下，按原子武器及运载工具——火箭和飞机技术，分别建立了科研、试验、生产的庞大体系，囊括众多科研机构和生产企业，形成了新的军事工业综合体。经过紧张筹备，又经各有关部级单位及其科研院所、生产企业之间的多方协调、大力协作，在1947年3月，已在苏联工厂中按德国样品组装成了第一枚“A—4”型远程导弹。随着1947年8月苏联第一个原子装置的爆炸成功，又加大投资，加紧研制生产运载工具。到1950年，几种型号的导弹不仅投入系列生产，且开始装备部队。与此同时，各种喷气军用飞机也研制成功并投入生产。朝鲜战争爆发后，为同美国较量，向军事工业加大了更多投资。究竟对军工综合体的投资占国民收入多大比重，这是一个至今无法弄清的问题。因为苏联的方针是一切为军工生产让路，许多民用工业部门（如农业机械部等）和企业也承担军品生产，军事预算往往埋藏在民用工业中，因此，这笔账是很难算清的。即使有资料显示某一时期军工的计划投资额，但实际上随着需要的增加，是不断不加限制地往上追加的。这从不断从轻工业和农业投资中向外抽调出资金，就可从另一方面得到证实。
从上面可以看出，苏联战后的经济方针仍然和战前一样，是优先集中投资重工业，重中之重又是军事工业，这就严重忽视了民用轻工业和农业的需要。在执行这一方针的过程中，战后甚至走上了比战前更加极端的道路。
有学者认为，1948—1952年期间又一次重复了30年代发生过的经济现象和周期。 [496] 战前，年平均投资增长才占国民收入的17%，而战后年平均投资增长则达到22%，这远远超过了计划规定的指标。 [497] 这期间像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一样，大量无序开工新建的工程项目都不能按时完工。从五年计划执行的实际结果看，工业投资额的88%是用于机器制造工业，只有12%投到了轻工业当中。 [498] 而且发展重工业所依据的还是陈旧的方案，并没有考虑到战后世界新技术、新工艺所达到的水平和成就。比如，苏联在长足发展冶金工业的同时，化学工业却还相当薄弱，并没有注意像石油化学这样大有发展前途的新兴工业部门；在能源燃料的利用上，只注意煤炭，却不太注重石油和煤气的使用，所以煤炭在载能体需求份额中不断增长。这种发展工业的观念在苏联根深蒂固，甚至直到50年代上半期，当全世界选择相反发展趋向的势头已经十分明朗时，苏联工业配置的这种状况还没有改变。
但最突出的还是轻、重工业比例的严重失调。这种情况造成了当50年代重工业指标大大突破、生产量比战前几乎增长一倍时，轻工业生产非但没有达到计划数字，甚至还低于战前水平。原定给轻工业本来就已很少的投资，后来又给抽调出来，造成轻工业设备得不到更新，出现严重落后的局面。
此外，公路铁路交通，水路和海路运输业，也都因片面发展重工业而受到损害，长期赶不上需要。战后恢复城乡所遭到的破坏，本来急需大力发展民用建筑业，但国家只把注意力放到了建筑工厂厂房上，民用住房建设则完全推到了老百姓自己肩上，政府只是供应木料板材，供人们搭建一些简易的住房。
在战后恢复过程中，苏联同所有面临经济恢复的国家一样，都进行货币改革，并取消了日用品和粮食的定额供应制度。但苏联进行这一工作，实际上是在经济恢复条件尚未具备的形势下，或多或少是为追求意识形态宣传效应而采取的措施。无论货币改革还是取消定额供应，在当时都没有带来应有的实效，同时也反映不出当时经济恢复的实际成就。苏联为赶在西欧主要国家之前实现这一目标，以证明制度的优越性，原计划在1946年就要取消定额供应制度。但是，1946年的旱灾和粮食危机迫使苏联政府不得不把这一计划推迟到了1947年底。这就是与货币改革同步而采取的取消票证制度的步骤。
货币改革开始于1947年12月15日。具体办法是：对流通中的旧币现金，按10卢布折新币1卢布的比例进行兑换；对银行存款按优惠条件兑换，存款额在3000卢布以内的，1卢布仍换1卢布，面额不变；存款额在3000—10000卢布之间者，其中3000卢布所换面额不变，其余部分则按旧币每3卢布兑换新币2卢布计算；存款额超过10000卢布者，超出3000卢布数额部分，则按旧币2卢布兑新币1卢布计算。公债则按3∶1，以旧币折换新币。 [499]
在实施货币改革的同一时间，废除了粮食和工业品的定额配给制度。
政府实行货币改革的用意是巩固卢布，稳定币值，同时打击战时发国难财的“投机分子”。前一目标倒是在有限的程度上实现了，但后一目标却在很大程度上落了空。实际上遭到打击的，是没把现金存入银行的工资较高的工人、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而从事影子经济的生意人，则把现金化险为夷，及时抢购到了黄金、首饰等贵重物品，得以保值储存。
在废除票证制度时，政府只是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准备了必要的商品储备，在其他城市，人们在取消票证最初几个月就遇到了必需品的匮乏，特别是面包、黄油和糖类的供不应求，因此，在这些商店的门前又重新排起了长龙。结果，在一些地区不得不重新恢复了凭专门票券、购物本或票证购物的定额供应制度。原先许诺，实施币制改革和废除票证制度后，实行食品和工业品的国家统一零售价格，面包和粮食应比原配给价格要降低10%—12%。这个许诺的目标非但没有达到，反而在不少地方还发生了上述日用必需品涨价的现象。
三 农业的停滞和衰退
在阐述苏联战后经济及其恢复状况时，如果只谈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迅速恢复和发展，而回避或者轻描淡写农业的情况，这幅图画就会很不完整。因为战后苏联实际上还是一个农业国，广大农村和农业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还影响着全国整个经济生活和经济形势。
战争的严重破坏，人口和青壮年劳动力的减少，使农业经济的恢复面临巨大困难。加上1946年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和俄罗斯部分地区的严重旱灾，更加剧了农村的严重困难。当此严峻局面下，本该调整农业政策，减轻农民负担，缓解困难，使农村休养生息，尽快恢复遭到破坏的农业经济。但是苏联领导人没有这样做，而是继续战前的发展模式，以片面发展、大规模投资重工业的方针严重损害了农业的恢复和发展。
战后对农业事实上没有进行投资。原计划对农业投入国家财政拨款总规模的7%多一点，但国家支援农业合作组织的政策实际同30年代一样，主要是提供技术设备，而这些设备并没有转归集体农庄所有，而是作为国家财产置于机器拖拉机站的管理之下，通过支付实物的方式供集体农庄使用。可喜的是，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的产量很快超过了战前指标，农业机械总台数到1950年也恢复到了战前水平。 [500] 耕地、播种和收割可以采用机器，只是其他所有农活还是手工劳动。肥料只能用于生产最主要工业原料的技术作物，其他作物还施用不上。到1953年，有15%的集体农庄用上了电， [501] 但农业产量在第四个五年计划完成时的1950年，还没超过十月革命前的水平。五年计划最重要的一些农业生产指标都没有完成。1950年谷类作物的总产量，只是1940年的85%，农业总值按可比价格计算，也没有达到1940年的水平。 [502] 畜牧业同样处于危机当中，畜产品产量低于战前指标，而战前也未突破十月革命前的水准。 [503]
苏联农业生产发展缓慢、一直处于低水平的主要原因，首先是国家对农业投入太少，而对它挖取的却非常之多。1946—1950年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农业总水平还没有达到战前指标，但这期间向农业挖取的相对量却超过了战前。集体农庄通过向国家义务交售和向机器拖拉机站的实物支付，实际上把收获量的一大半缴给了国家。除此之外，国家还通过压低农作物收购价的办法向农民索取。战后国家实行的收购价，实际上还停留在1928年的价格水平，而在这期间农民购买国家工业品的价格已上涨了20倍。这样一种剪刀差价，事实上几乎等于国家向农民无偿索取贡品。这种政策使农民完全丧失了在集体土地上劳动的积极性，造成集体经济严重衰竭。直到1950年，全国有22.4%的集体农庄凭劳动日分不到分文，近20%的集体农庄每个劳动日分不到半公斤粮食。 [504] 因此，农民大多全力经营自己那点宅旁园地和自留地。战后苏联农民仅靠占国家全部耕地面积6%的这点土地，倒生产出了比全国所有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总产量还多的土豆、鸡蛋、肉类和牛奶。
然而，苏联领导人却认为这种私人经营损害了集体经济，因此，接二连三颁布了一系列严厉而僵硬的农业政策。
针对农民大力经营小片土地和宅旁自留地的现象，苏联政府决定“整肃农民”。原本战时曾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对集体农庄的监管，农民通过各种形式扩大了宅旁园地或自留地。为此，1946年9月19日成立了以安德烈耶夫为首的集体农庄事务委员会，当日即受命采取“一切措施”，“消除集体农庄违反农业劳动组合章程的现象”。这个由苏联部长会议和联共（布）中央下达的决议，明文规定恢复1939年5月27日决议，进行“实地检查”，核实造册，“凡是庄员、组织和机关为经营副业而非法侵占的土地，都必须归还集体农庄”。 [505] 仅1946年就收回土地达470万公顷，1947—1949年又收回590万公顷。 [506]
1947年4月，又通过了两个与1932年8月7日惩治偷盗集体财产法如出一辙的指令，规定：对“任何盗窃国家和集体财产的行为”，判处5—25年劳改营改造。1948年，政府一方面责令庄员把按章程饲养的小牲畜卖给国家，国家只付低价给予收购；另一方面又提高了对庄员饲养牲畜和种植果木的课税。这项规定一出台，半年间农民暗中宰杀牲畜达200多万头；宅旁果木也遭到大规模砍伐。这使农民饲养的家畜和种植的果木急遽减少。据统计，到1950年，40%的家庭没有奶牛，15%的人家则完全不养畜类。在平常年景，农民已处饥饿线上，遇到灾荒之年，饿死人的现象常有发生，在“粮仓”乌克兰一带甚至出现过人吃人的惨象。 [507]
农村生活的灾难性局面，引起大批农民向城市逃亡。据史料载，从1946—1953年，为谋生计，有将近800万农村人口抛弃农村， [508] 逃往城市和各种建筑工地。
到1949年底，由于集体农庄经济严重恶化，一些主管农业的领导人不得不考虑若干改革步骤。1947年，摩尔多瓦州委书记撰文，以谨慎的方式提出了自由价格问题，主张集体农庄和庄员应利用市场进行自主经营。在乌克兰，库尔斯特州委甚至大胆在农村实行生产组承包经营，并取得明显效果。这一改革步骤，不仅为当时担任乌克兰部长会议主席的赫鲁晓夫所支持，也得到当时主管农业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全苏集体农庄事务委员会主席安德烈耶夫的赞同。但不久，《真理报》便发表文章，认为生产组承包导致个人主义和私有观念，有损“集体意识”。于是马上取消了生产组的独立性，中断了这一改革。
在“一大二公”观念的指导下，不仅提倡大生产队劳动组织管理，还在《真理报》上鼓吹合并、扩大集体农庄的优越性。1950年5月30日，联共（布）中央作出关于合并集体农庄的决议。 [509] 合并工作进展迅速，在一年之内全国集体农庄就由25.2万个缩减到12.1万个，到1952年底，进一步缩减到9.4万个。也就是说，全国的集体农庄平均规模扩大了近1.5倍。这助长了官僚主义和管理不善，严重损害了农业经济的发展。
不仅如此，1951年3月4日，《真理报》还发表了建立“农业城镇”的方案。这一出自赫鲁晓夫的设想，用意在于把农民迁出小木屋和小村庄，住进宽敞明亮的住房，过舒适的新型城市生活。这是为尽快消灭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全速向共产主义社会目标迈进所采取的步骤。但是，在苏联当时物质条件极差的情况下，这只是一种不合实际的空想，其失败是注定的。为此，赫鲁晓夫被撤去了主管农业的领导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