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战后斯大林个人权力体制的加强和思想政治运动的再起
一 战后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发展和个人权力体制的加强
战后苏联政治生活的基本特征，像在经济生活领域一样，是没有及时实现向和平时期的转轨，错过了政策调整和改革的机遇，在很多方面回到了30年代。然而，既然是经历了一场对社会政治和精神生活影响至深的大规模战争，且以战争胜利者的姿态回到战前的秩序和模式，这样，就不仅仅是对过去的简单的恢复，也不仅仅是对战前旧秩序旧模式的复归和重复，它在恢复过去的秩序时，就必不可免地带有与战争俱来的一切深刻烙印和痕迹。
战争带来了令人目眩的光荣的胜利，这也加剧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苏联以1929年12月隆重庆祝斯大林50诞辰为标志，开始产生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经过整个30年代的发展，到40年代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45年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使苏联空前强大，其国际威望也空前提高；斯大林作为几乎独肩反法西斯战争重担的第一流大国——苏联的领袖，在世界舞台和苏联人民心目中的声望和地位，也犹如日行中天，盛极一时。在胜利面前，斯大林在战争刚结束时还较能冷静地看待自己的功绩，在战胜德寇告人民书中还能给人民的胜利以应有的评价。在庆祝胜利的盛大宴会上，斯大林也没忘记“为人民而干杯”。但是，为时不久，他把衔低职微的人们和群众比作“螺丝钉”，随着人们对他歌颂调门的提高，他也渐渐淡忘了人民群众，淡忘了他们在战争中的作用，而把胜利的功劳过多地记到了自己名下。
战后时期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神化，是同对战争史的粉饰和美化联系在一起的。官方不仅没有把战争进程的真相告诉人民，相反，却是竭力掩盖战争中的失误，通过美化战争的历史，尽力制造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当然，战争的最后胜利在客观上有掩饰甚至淡化战初失败的一面，但官方的文过饰非，竭力掩盖失败和美化战争的历史，对于领导人来说，则在指导思想上完全放过了从战争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的机会，而同时，又被人为夸大的胜利冲昏了头脑。比如，斯大林战后公布的苏军伤亡人数仅仅是700万，这就大大缩小了苏联在战争中的失败和人员损失。一味夸大战争的胜利，讳言战初的失败，进而再把胜利的功绩大都记到斯大林的名下，而抹杀广大军民在战争中建树的丰功伟绩，这就自然神化了斯大林。战争胜利不久，《真理报》就在一篇重要的编辑部文章中这样写道：“早在战前许久，斯大林同志就预见到了事件的进程……斯大林同志以敏锐的洞察力，英明地规定了苏联人民反对暴敌的斗争纲领。斯大林同志以鼓舞人心的范例号召苏联人民建树群众性的英雄主义业绩。……斯大林同志是现代战争科学的缔造者。在严峻战争考验的日子里，有这位最伟大的思想家、组织家和战略家率领苏联武装力量并领导苏维埃国家，是苏联人民的幸福。在他身上体现着苏联人民的英雄主义。” [510] 这种歌功颂德，在许多地方有违战前和战争初期的历史事实，主要是，在这些颂词里很难看到广大军民在战争中的作用。
在1949年12月又隆重地庆祝了斯大林70诞辰。在庆祝活动期间，数以千计的贺信贺电陆续从全国和世界各地雪片似地飞来。报纸上各种最美妙、最高级的颂词，超过了一切思想逻辑的界限。甚至连教会的大主教也加入祝寿者的行列，为伟大领袖热烈祈祷、祝福，赞颂他在治国中所表现出来的史无前例的睿智、英明和伟大。这个时期，苏联的城市和乡村，机关和学校，到处矗立起斯大林的纪念像。斯大林思想和形象的光芒，远远掩盖了苏维埃国家的缔造者列宁；在斯大林及其形象的万丈光焰中，列宁和他的思想显得暗淡了。
早在30年代，基洛夫就说过，斯大林的话“就是法律”。经过40年代特别是战后个人崇拜的发展，斯大林个人的权力和意志对于党的思想理论和路线政策，对于国家发展道路和前途命运的决定作用，无与伦比地加强了。30年代，斯大林还需通过发表长篇演讲，反复动员来发动思想政治运动；战后年代，这些都不需要了，只要一个简短的批示，一次接见谈话，几句简括的口头指示，就可发动一场场颇具规模的运动。战后的一次次意识形态批判，一场场政治运动几乎都是这样发动的。斯大林陶醉于战争的胜利，被胜利严重冲昏头脑，在人们的歌功颂德面前，只看到战前制度模式和体制的“优越性”，而不能自省战时、战后暴露出来的弊端和问题，这使他一味肯定过去的理论教条，造成晚年思想理论的僵化，从而更加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指示的正确方向。
事实上在战后初期，斯大林从国家结构名称，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和高度集权、个人专制体制这三个层面，越来越趋近沙俄的传统，而越来越背离列宁的思想政治遗产。
第一，先看看国家结构的名称。1946年，斯大林把苏联最高国家机构“人民委员会”更名为“部长会议”，各部人民委员更改为部长；工农红军改称为“苏联武装力量”；1952年，又把联共（布）改名为苏联共产党。这些重大称谓的更改恰恰发生在战后时期，是含有某种深意的，这并不单单是一个名称变更的问题。名和实，形式和内容，向来是有机联系着的。这些重大党政军机构名称的变化，尤其如此。它们反映着斯大林赋予它们的实际内容和意义，同列宁时期相比，存在差异和变化是肯定无疑的。在这些名称中，有一些更接近于旧俄时代的名称（如“部长会议”），有的更强调大俄罗斯疆土的高度集权性，名称中去掉“人民”和“工农”，则无疑更少了一些列宁赋予它们的革命色彩和内容。
第二，再看看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斯大林在战时曾借助于俄罗斯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以鼓舞全国军民的战斗意志，这无疑是必要的；但问题在于分寸，适度则宜，过度则反。斯大林把沙俄时代进行拓疆掠土、镇压少数民族的将领，也列入爱国英雄之列作为人们效仿的范例，这就不能不导向大俄罗斯民族主义。把这种情况同战时对十多个少数民族的迁逐，战后称俄罗斯民族为“最杰出的起领导作用的民族”联系起来， [511] 把斯大林在庆祝胜利的多次讲演中，从来不提俄罗斯民族以外的各少数民族，以及把上述情况同1948年以后对犹太知识分子的大规模镇压，在官方宣传中荒唐地竞逐俄国科技创造发明的无数“世界第一”……把所有这些情况联系起来，就构成了一幅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鲜明画面。
战后在苏联官方宣传中，在一系列意识形态批判运动中，都贯穿着一条又粗又长、十分突出的主线，这就是大俄罗斯民族主义。这使苏联在30年代本已僵化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发生变形，向着更加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向演变。
第三，考察一下高度集权的个人权力体制。战后，斯大林解散了国防委员会这个战时非常机构，看似实行了战时领导体制向和平时期的转变，但实际上却是去掉了这个战时非常机构的形式，而保留了战时高度集权于一人的权力本质。战后，斯大林在军内作为大元帅，是苏联武装力量的总司令；在政府内作为首脑，是部长会议主席；在党内作为最高领袖，已无须“总书记”的头衔。他这时又是同时身兼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和中央组织局委员三职于一身的三位领导人之一。而斯大林的权力同其他两位领导人即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相比，则远远高出他们之上，后两人的权力实际上掌握在斯大林的股掌之中。这样，斯大林仍像战争时期一样，集党、政、军最高权力于一身，总揽了全国所有的最高权力。
那么请问，这样的权力是谁给的？在对待这个权力本原、权力本质的问题上，斯大林完全背离了列宁的原则。在列宁看来，领导人的权力是人民给的，是集党内意志的党代表大会给的。因此，列宁重视按时举行苏维埃代表大会和党代表大会，选举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斯大林背离了列宁的这一思想。在他看来，“朕即国家”，权力是最高领袖本身固有的，无须他人委任，而只须“自己”去委任别人。因此，他违背党章规定，从1939—1952年长达13年不开党的代表大会，从1947年2月到1952年10月，长达五年半不开中央全会；在这期间，斯大林出言为法，一切大政方针全系斯大林一人之意志。1952年10月，十九大上确定的25人中央主席团（相当于中央政治局）名单，只是由他与一两个领导人圈定后公布的。 [512] 十九大前，联共（布）未设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而党的最高领导核心“五人团”、“七人团”、“九人团”等，其人选变动，全系于斯大林的个人好恶和主观意志。十九大后设立了中央主席团常务委员会，但其成员也是由斯大林个人确定的，没有经过任何选举程序。在苏联偌大一个国家，全国全党是遵照各种最高决议、决定实施领导并运作政治经济机制的。但这些决议、决定和重大决策的形成，一不经党代表大会或中央全会的批准和确认，二不经全体政治局会议的讨论，按照赫鲁晓夫回忆录的说法，实际上每每是斯大林在孔策沃别墅召集变动不居的最高核心成员的晚餐会上，或在克里姆林宫书房里，或在电影院碰头议论问题时作出的； [513] 其决议文本，只不过委托其中某个人措辞成文就行了。战后最高领导核心的“这种工作制度”，“一直持续到斯大林逝世为止”。 [514] 这表明，苏联的最高权力机制完全是以个人权力为基础运作的。
不要忘记很重要的一点，经过战争的紧张岁月，在战后时期，斯大林的身体明显变得衰弱了。这从他女儿斯维特兰娜、赫鲁晓夫和其他一些接近斯大林的人的回忆中，都可看得出来。在这样的身体状况下，苏联的党政军务，内政外交，一切重大权力都集中在这个病弱老人身上；这样千头万绪、日理万机的事情又主要依凭他一个人的头脑来思考，这样的国家，这样的党，难能不偏离正确的轨道！
如果说30年代斯大林是通过以党代政，凭借党的全权来领导国家的话，那么，战后则绕过了党，甚至几乎抛开了党，全凭几个政治领导人，最后经由斯大林一人裁决来领导国家的。显然，斯大林这种凌驾于执政党和国家之上的个人权力体制，战后时期比之于30年代，是更加大大向前发展了。这无疑同战时体制的后果和深刻影响密切相关。这种情况，无论当时或日后，对国家的前途和命运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二 意识形态批判和政治清洗运动的再起
在任何国家和社会大的战争，对其政治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人心的动荡起伏，都会产生非常深刻的影响。像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一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战争，对苏联社会的正、负面影响自然是极其深远的，甚至直到今天，这个问题仍然没有为人们全面深刻地加以研究和认识。以前人们多着眼于战争对苏联社会经济的破坏这一负面后果，也多着眼于战争胜利对苏联国际威望的提高、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这些正面影响来认识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有关战争对苏联社会内部人心思潮的影响，却着眼不多。实际上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不了解这一点，就无法深刻理解1953年以后苏联社会政治的变化，也无法理解苏共二十大及其开始的新时期。
苏联自十月革命后就几乎是一个同外界阻隔的社会，而自20年代下半期之后就变成了一个孤立于世界之外，完全封闭的国家。不仅同国外缺少人员交往，甚至连国外的书刊资料、科学文献也被严加封锁。加上苏联公民同来访外国人的接触又严遭限制，实际上在苏联，除国内极少数政界和科学文化界最上层人士对国外多少有所了解外，广大群众视外国简直犹如天外世界。闭关锁国将近二十年后，在战争后期，国门一经打开，数百万军民涌流出国，跨过东欧，打到德国和奥地利，在与当地居民的接触中，在同英美盟国部队的交往中，通过少则数月，多则数年的实地观察，了解到苏联国内与欧洲生活水平的反差，又经过切身体验、耳濡目染，发生东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念的猛烈碰撞，——这一切，对人们思想的冲击和震撼是巨大的。这在战地记者的随笔中，在战时文艺作品和前方战士致亲友和未婚妻的书信中，记载甚多。作家康·西蒙诺夫1945年根据实地观感写成的剧本《在布拉格的栗树下》，曾有一个场面写到一个捷克女人同苏联上校的对话。捷克女人对上校说：“您想必不喜欢欧洲。这些阔绰的独宅大院，这些别墅花园，这些带铁皮屋顶的房舍，必定都让您生气。但是，您能否认这些吗？”对此，苏联上校作了这样的回答：“可以否认思想，但绝对否认不了铁皮屋顶。既然它是铁的，那就是铁的。” [515] 这里明显包含着这样一层意思：欧洲的富裕生活是铁一样的事实，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一些到过国外的士兵，回国后不少人都这样说：“我们到过国外的几百万士兵，都看到那里的人们是怎样生活的；大家都这样说，比我们国家生活更糟的地方，哪里也没见过。” [516] 对人们印象最深的，还不单是欧洲的物质生活，那里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在人们心目中广为反响。苏军政治部门曾拆获大量士兵信件，得悉一些战士对比国内外政治生活后所产生的思想情绪。苏军总政治部宣传鼓动局和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鼓动处在1945年2月6日举行的会议上，曾把军人中出现的这种情绪同“十二月党人思潮”作比较，并形成文件，向上级报告。 [517]
战争对人们思想带来的冲击，不仅是源于打开国门后在国外的所见所闻。这种冲击还来自战争给人们提供了一种人际交往和沟通信息的特殊环境。战前，这批十六七岁到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虽多少都经历过工业化和集体化的岁月，体验或目睹过1932—1933年可怕的饥荒和后来的“大清洗”运动，但当时或因年幼，或处穷乡僻壤，或身置平凡岗位，除耳闻目睹个别情况外，对广大地区、不同部门的真实情况是无从得知的。战争给他们提供了了解国家、认识社会的独特机遇。这些来自城市和乡村，来自工厂、学校、机关和成千上万集体农庄的人们，从全国各地汇流到一起，并肩踏上战场；后来连十几万刑满或刑期未满的“政治犯”，也从“古拉格”（集中营）走来，混编在部队中间，同他们携手作战。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不管战前是工人、庄员、学生、干部或“政治犯”，都变成了日夜滚爬在一起的战友。战斗结成的情谊使大家无所不谈。这样，战前各地区、各部门发生的一切，先前不知道的各种消息都汇集到了一起。这时，人们方才恍然大悟：“啊呀，原来国家曾经发生过这样多的不幸！”战争同时又培养了这些军人对祖国命运的强烈责任感；战时拼死为祖国为人民而战，就是为了赢得胜利，让人民在未来过美好幸福的日子。胜利之后，祖国人民应如何生活，他们自然萦怀于心；加上他们打出国门后对国外生活的观察，耳濡目染那里的文明进步和科学文化，这使他们感受到国内外生活的巨大反差，由此便在前线军人中滋生了一种思革求变的情绪。
战后几百万前线军人的复员，又把上述思想情绪带回到了后方，回乡后遇到与战前一样甚或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困苦生活，这益发加剧了上述希望变革的情绪，于是又把这种思想传染给了与他们仅有几岁之隔，在战后成长起来的“小弟妹们”，即“战后一代”。战后在契良宾斯克、莫斯科、列宁格勒和斯维尔德洛夫等城市破获的大量青年社团“案件”，实际上就反映了“战后一代”幼稚的改革愿望和情绪。
文艺是社会情绪最敏锐的传感器。战争后期和胜利初期苏联文化艺术生活的一度宽松活跃，是要求摆脱严酷战时体制，转向和平轨道，期盼新生活秩序的变革情绪的一种反映。1945—1946年夏秋，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思想文化界，气氛较为宽松，知识界许多人“都以为要发生推动我们向宽松自由方向的某种变化”。 [518] 莫斯科文艺界曾为著名女诗人阿赫玛托娃举行专题诗歌晚会；文艺刊物开始刊载题材轻松的作品。列宁格勒文艺界在其刊物上也开始连载左琴柯的幽默小品和阿赫玛托娃的抒情诗歌。同时，电影界、戏剧界和音乐界也都不约而同地活跃了起来。这都从特定角度反映出社会从紧张凝重的战争气氛中走出来，要求变革的心态。
斯大林一向不喜欢社会文化生活的宽松活跃，他往往把这种活跃看作社会的危险征兆；当然，大量的信息情报也给他提供了社会上和军队内部的思想动向。这样，战争胜利不久，他便立即拉响了意识形态的警报。
进行意识形态批判需要思想权威。30年代这个权威是列宁，是经过斯大林诠释的“列宁的方针”。到战后时期，有了斯大林这个“最伟大的思想家”，斯大林本身便成了权威。这时，只要斯大林一次“谈话”，一个表态，一场不大不小的批判运动便可立刻发动起来。
1946年8月9日，斯大林召见列宁格勒文艺界人士，点名批评《星》和《列宁格勒》杂志以及一系列作家。接着，从8月中旬到9月初，由联共（布）中央分别就文学、戏剧、电影陆续作出三个决议，指出了文艺创作和演出当中的“倾向问题”。特别对《星》杂志和《列宁格勒》杂志以及常在它们上面发表作品的诗人阿赫玛托娃和作家左琴柯，进行了严厉批判，抨击其所谓的“无思想性”和“不问政治”倾向。左琴柯被日丹诺夫申斥为“文学无赖和流氓”， [519] 阿赫玛托娃被骂为“古老贵族文化”的“残渣”，“不完全是尼姑，不完全是荡妇”，“是混合着淫秽和祷告的荡妇和尼姑”。 [520] 两杂志发表的作品，则被《决议》评价为充满着“对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卑躬屈节”和“俯首崇拜”。1948年初，又对为纪念十月革命30周年上演并受到好评的歌剧《伟大的友谊》作出决议，把矛头指向音乐界，讨伐所谓“坚持形式主义的反人民倾向的作曲家”。 [521] 这使以肖斯塔科维奇为首的一大批音乐家遭到了无情打击。
对文艺界的批判，由中央领导人直接出马，亲自点了数十个作家、诗人和艺术家的名字，在批判中又牵涉到难以计数的艺术家和文化人。最后采取行政措施，着令《列宁格勒》杂志停刊，改组《星》编辑部，并假手苏联作协开除了左琴柯和阿赫玛托娃的会籍，随后又将左琴柯开除公职，迫使其不得不谋生于一个皮鞋生产合作社。
在哲学领域的批判是按另一模式进行的。因为在这里选定的对象，是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Г．Ф．亚历山大洛夫及其于1946年获斯大林奖金的著作《西欧哲学史》，因此，采取了“创作争论”的形式。这部著作是怎样落入斯大林之手的，说法不一，但人们清楚的是，1947年1月，斯大林接见米丁、尤金、波斯彼洛夫和亚历山大洛夫本人，就哲学问题和亚历山大洛夫的著作发出了一系列指示，其中对《西欧哲学史》的批评是“资产阶级客观主义”和背离党性原则。由于这次被接见的哲学家没能领悟斯大林的意图，因此对这部著作的批判没能立即开展起来。为此，按照斯大林的提议在同年6月召开了《西欧哲学史》全苏讨论会。这次会议由日丹诺夫作了主调报告，其批判锋芒是指向亚历山大洛夫对德国古典哲学的客观评价：仿佛给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来源——德国古典哲学以一定地位是不允许的，又是“拜倒”在西方资产阶级脚下。这里的思想意图是，要把在哲学中所谓对西方资产阶级“顶礼膜拜”的倾向，推广并联系到整个社会生活的具体现象中去。但中下层干部低下的政治文化和知识水平，梗阻了贯彻这一意图的通道，使本来就已教条化、简单化的批判，走上了更加扭曲变形的轨道。
1950年对马尔语言学的批判和1951—1952年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的讨论，没有展开稍微像样的争论，就以斯大林“钦定”真理的形式，匆匆作了最后的结论。在语言学领域宣布的，实际上是30年代以来遭到打击的反马尔学派早已发表的理论观点。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则以斯大林的结论窒息了生动活泼的讨论，并堵塞了不少学者在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上有创见的主张革新的思想。斯大林宣布：商品生产的“活动范围只限于个人消费品”； [522] 价值规律则只能调节“个人消费商品的交换”，而“不能起生产调节者的作用”。 [523] 这场在马林科夫主持下，原本应出现生动活泼局面的有关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讨论，以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著作所提供的理论观点和经济体制模式作结论，不仅妨碍了苏联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而且也阻塞了苏联经济的发展道路。
战后的意识形态批判像30年代一样，也扩大到了自然科学领域。首当其冲受到摧残的是生物遗传学及其学派。早在30年代就受到镇压的苏联魏斯曼—摩尔根生物遗传学派，战后又奋起同李森科的伪科学学派展开了斗争。1946年1月，李森科在其《自然选择与种内竞争》一文中公然否定达尔文主义的基本原理。苏联摩尔根学派对此大为不满，在一些刊物和大学讲堂上展开了对李森科的批判。李森科对此十分恼火，写信上告斯大林。结果，由最高领袖亲自干预，布置召开了1948年全苏农业科学院八月会议。
会上，李森科凭借斯大林对其报告所作的圈阅和审定，有恃无恐地向摩尔根学派发动进攻。会后，给该学派扣上了“反动”资产阶级伪科学的帽子，禁止他们在学校讲授生物遗传学，并封闭该学派的实验室，撤销该学派学者们的一切行政职务。这样，便禁绝了摩尔根遗传学在苏联的研究和传播，形成了李森科伪科学学派称霸的一统天下。
战后，苏联文化领域加强的专制主义和思想理论上根深蒂固的教条主义，为伪科学学派的滋生繁衍提供了适宜的环境。除生物遗传学外，量子物理学学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战后发展起来的新学科——电子计算机赖以发展的系统控制论、有机合成化学等，都被伪科学学者扣上了“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帽子，被禁止研究、禁止传播。这种情况，使苏联战后在一些最重要的科学技术领域落后于世界的时代步伐：控制论遭禁，延误了电子学和计算机工业的发展；对生物遗传学和有机合成化学的打击，造成苏联生物工程和化学合成工业的落后。这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科学技术革命蓬勃发展的世界潮流中，造成了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的滞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家的进步和发展。
由意识形态批判运动的造势和加温，在苏联政权最高层争夺接班人的背景下，意识形态批判运动进一步扩大，又逐渐发展成了一场政治清洗运动。这场清洗运动包括“列宁格勒案件”、“反法西斯委员会案件”、“医生案件”、“航空工业案件”、“斯大林汽车工厂案件”、一系列“青年社团案件”，以及“明格列尔案件”等等。每一案件都牵连到数以千百计的人。加上在刑讯时有逼供、诱供现象发生，株连、打击面越来越广，这就引起了规模越来越大的清洗和镇压。上从中央，下至地方，从文化艺术界到工业技术界，各个部门各个行业，无不如此。据赫鲁晓夫证实，在最高领导层，斯大林已在怀疑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并半公开地讲述他们的“美英间谍”问题，同时，他对米高扬和卡冈诺维奇也在明显疏远。 [524] 从十九大确定的党中央主席团名单看，以“新人”替代“老人”，一场“干部革命”的端倪已经显现。种种迹象表明，一场新的“清洗”的风暴即将来临。正当此时，斯大林逝世了。这样，党和国家才刹住政治“清洗”的脚步而走上了新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