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安德罗波夫的短期改革及其预示的改革方向

一 安德罗波夫上台时面临的改革形势

1982年11月12日，尤里·安德罗波夫接替逝世的勃列日涅夫担任苏共总书记。安德罗波夫生于1914年，1954—1967年曾先后担任驻匈牙利大使和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从1967年起长期担任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领导人。这些经历使他有机会了解世界形势的发展，也有机会接触大量人民群众来信，能对国内多年积累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比较清楚。

那么，当时苏联面临的国内外社会发展状况如何呢？

世界科技革命在20世纪80年代又掀起以信息技术、微电子技术、生物技术、航天技术和新材料、新能源为支柱的高新技术高潮。这场新技术革命再次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美国、日本、西欧诸国及一些新兴国家都加大了对科技的投入，加大了国家对科技及新兴工业发展的直接干预。仅从美国看，在1973—1980年对新兴工业的投资年平均增长率高达8.8%，比其他部门的投资的年均增长率高两倍多，其高技术产品出口比重已占整个工业出口产品的75%。

新技术革命引起了经济结构和劳动生产方式的巨大变革，从而要求对旧的经济管理体制实行改革。当时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如中国、南斯拉夫、匈牙利、波兰等国，都不同程度地实行了经济体制改革。如匈牙利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实行了包括改革价格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调整经济结构、扩大企业自主权、制定企业“破产法”和减轻企业负担的新税制等一系列改革，并一度取得较大成绩。中国改革的成就更为突出，从1979年以来，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以年均增长9%的高速度发展，远远高出同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增长率。综合国力日渐增强，一些主要产品如钢、煤、原油、发电量、水泥、棉布、电视机的产量已跃居世界前列。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发展水平也大幅度提高，城镇职工工资（扣除涨价因素）以每年5%的速度增长，农民的收入也按每年7%的速度增长。“中国奇迹”震惊了全世界。

面对世界科技革命的发展，苏联也曾采取一些应对措施。还在1971年苏共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上，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其报告中就已提醒代表注意“世界科学技术革命为彻底改革生产方法，创造崭新的、高效率的劳动工具和先进的材料开辟了可能性，新兴部门的产生为提高整个生产活动的效率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 [1] 大会确定了集约化的经济发展战略，并决定将大力发展电子计算机、新材料、新能源、宇航、生物、海洋、遗传等高科技。 [2] 此后的每一次苏共代表大会和每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都把科学技术的发展作为重要内容。

到20世纪80年代初，苏联的科技发展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对于这些成就，即便是苏联解体后对苏联历史持最否定态度的人也是承认的。1997年，俄罗斯学者弗·库德罗夫教授在重新审视苏联经济状况后写道：“科学、教育及为适应科学技术进步的所有基础研究的发展仍是苏联专制体制时期所取得的最大成就。” [3]

从科研人员比重看，根据1997年最新统计资料显示，到1988年，苏联共有440万人在科研领域内工作。其中科研人员198.5万，包括54.2万名博士和副博士。 [4] 国家对科研经费的投入也是逐年增加的。1950年科研经费投资为10亿卢布，占国民收入的1.35%，1960年为39亿卢布，占国民收入的2.7%，1970年为117亿卢布，占国民收入的4.0%，1985年为242亿卢布，占国民收入的4.2%。 [5] 其科研经费总额在世界各国名列前茅。在某些高科技领域苏联也取得显著成果，如空间技术、核能源利用、电子及数控技术等；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如数学、力学、物理学、生物学、化学等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尤为突出的是，军事技术、战略武器的发展已达到与美国平起平坐的水平。

20世纪80年代初苏联的综合国力，无论是按照美国著名学者R.S.克莱因1978年对世界主要国家的国力测定结果——苏联第一，美国第二；日本经济企划厅1985年对世界主要国家的综合国力测算结果——美国第一，苏联第二；或是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等单位专家对80年代世界主要国家综合国力的测算——美国第一，苏联第二，都证明当时苏联确是排名世界前列。 [6]

但另一方面，在世界科技革命浪潮滚滚涌来之际，苏联传统的、陈旧的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却显得应对乏力，并严重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在：

苏共高层领导从指导思想上对世界科技革命的发展仍然缺乏了解，重视不够。曾担任戈尔巴乔夫顾问的苏联科学院美国与加拿大研究所所长阿·格·阿尔巴托夫院士，就荒谬地认为苏联学术界高度评价电子计算机在管理方面的作用是“严重错误”。他在1975年5月《计划经济》上写道，“多年来对电子计算机在管理方面的评价过高，造成了‘电子热’，把管理的组织结构、决策方法、‘人的因素’……等等推到次要地位”。“对本国和世界经验进行分析的结果使我得出结论：自动化管理系统只是组织化管理机制的一个从属成分。”苏联当时已为发展自动化管理系统投资几十亿卢布，但却对自动化管理系统日渐轻视，因为它已被宣布为管理结构的“从属成分”。结果是巨额投资没有收到效益，美国很快实现了电脑化，而苏联却落在别人的屁股后面，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 [7]

科研与生产异常脱节。适应高新技术的研究和运用，必须建立科研和生产紧密结合的科研—生产管理体制。而苏联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周期太长，新的科研发明采用率日趋降低。在1951—1960年，新发明采用率的增长率为14.5%，1960—1970年降为3%，1971—1980年更降为1.8%。据统计，在20世纪70年代末苏联一个新的科学发明转化为生产成果平均要17.5年，而美国只需6—8年，后来甚至减少到4—5年。总的说来，苏联在生产中应用一项新技术约需6—8年，而美国只需两年， [8] 其根源就在于旧体制不能适应多样、多变的新技术产品的研制、生产、开发，及科研管理体制方面的落后。

尽管提出了集约化的经济发展战略，但长期以来苏联的经济增长仍主要靠粗放发展的生产方式，如扩大投资取得（参见表15—1）。

表15—1　国民收入与投资增长的变化情况 [9] 　（以1913年为1）

1985年与1913年相比，投资增长了132倍，而国民收入仅增加了88倍。在1961—1965年，国民收入的34%是靠运用科技成果取得的，1966—1970年达到40%，1971—1975年降至27%，1976—1980年再降为23%，1981—1985年为26%。 [10] 这就说明苏联经济增长中集约化的因素不高。

科技革命最重要的目的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与此同时，苏联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却呈逐年下降的趋势：

表15—2　苏联国民经济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长速度 [11] 　（%）

表15—2中清楚反映出苏联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降低。不仅如此，生产每一吨产品的能源消耗，苏联平均比美国高1.6—2.1倍。据1980年统计，苏联生产每一吨水泥是美国能源消耗的2.3倍，木材产品是1.5倍，矿物肥料是7.6倍。 [12]

正是由于苏联在这些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有些问题甚至愈演愈烈，从而严重阻碍了苏联社会经济的发展。从20世纪60—80年代，其国民收入年增长速度从6.5%下降到4.2%。20世纪80年代中期更降至1%—3%。如果扣除靠当时涨价带来的石油收入，国民经济实际增长率几乎为零。 [13] 至于农业长期落后、消费产品匮乏、生产效益不高等情况更成为公认的事实。事实证明，以粗放生产为特征的苏联经济体制面对世界日益高涨的新技术革命浪潮逐渐丧失了发展潜力。

所以，改革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已成促进苏联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

二 安德罗波夫的改革措施

安德罗波夫对这些情况的了解，使他和那些只会粉饰现实、且满脑袋教条主义框框的同僚如苏斯洛夫等人不同，他曾多次强烈批评党内日趋严重的“停滞”现象及经济发展中的不良倾向，他亲自委托戈尔巴乔夫和雷日科夫领导一批经济学家如阿甘别吉扬、阿尔巴托夫院士等制定经济改革的纲领，并在1983年7月在政治局会议上通过实行。

安德罗波夫和其前任相比的改革新思路简单归纳如下：

在政治方面，以整顿社会纪律和调整不称职干部为中心内容。安德罗波夫对勃列日涅夫时期劳动纪律松弛、社会风气败坏、党内官僚主义、弄虚作假、贪赃枉法、言行不一、歌功颂德等作风给予了强烈批评，要求“应当更坚决地反对任何违反党纪国纪和劳动纪律的现象”， [14] 颁布了一系列整饬纪律、加强监督等法令和决议，并责成有关部门建立必要规章制度加以落实。前苏共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认为，安德罗波夫整顿纪律是出于对“社会主义需要进行深刻的和实质性的变化”的认识来改造政治体制。 [15]

同时开始了被勃列日涅夫中断多年的干部队伍整顿，惩治不称职干部，处理了一系列有影响的贪污受贿的大案要案。如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梅杜诺夫和政府内务部部长谢洛科夫皆因违纪先被撤职，再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许多不称职的党的政治和经济工作者都被撤职。仅到1983年底，就撤换了近20%的州委第一书记，22%的部长会议成员，以及中央机关一大批高级领导干部。 [16]

在经济方面，安德罗波夫提出了如下改革思路：

运用科学技术尽快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是他即位总书记几天后的中央全会上提出的任务，显示了对发展科学技术的重视。1983年8月28日部长会议专门颁布了《关于在国民经济中加速科技进步的措施》决议。值得注意的是，他强烈批评了以前在推进“集约化方针”缓慢而不力的情况，并提出新的措施：把“加速科学技术进步”和“完善整个经济领导领域——管理、计划、经济机制——的工作”结合起来， [17] 意味着用改革经济体制的办法促进新技术在生产中的运用。

扩大企业、联合公司、国有农场和集体农庄在生产、经营中的自主权。“企业扩权”并非安德罗波夫的首创，20世纪60年代中期柯西金的改革就已开始。但他对仅仅“口头谈论”而不“实际着手解决这一问题”表示极大不满，提出显著减少国家给企业规定的不合理指标，提高企业在分配资金、发放工资、发展生产、制定规划等方面的自主权，改进生产和分配机制，使其更好地与劳动成果挂钩，企业有权力掌握一部分资金用于自身发展等等。 [18] 从1984年1月起先在两个全联盟部——重型和运输机器制造部、电机工业部及在三个共和国——乌克兰、白俄罗斯和立陶宛的食品部、轻工业部和地方工业部进行实验，一年后再扩大到其他部门。

安德罗波夫还提出一个很有见解的思想：改革的措施要综合、配套，把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以及实行经济民主、政治民主结合起来。他说，在制定经济计划时“应该学会在计划中全面地考虑和反映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社会因素、民族因素及人口因素”，制定社会发展的统一战略。 [19] 苏联前几次改革（1956年、1965年、1979年）收效不大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只注意经济方面的改革、忽视社会其他方面改革的配合；二是只单纯追求经济指标的发展，忽视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安德罗波夫注意到这方面情况，提出了综合改革的新思路。

此外，安德罗波夫在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解上，针对勃列日涅夫关于苏联已进入“发达社会主义”阶段的论断，认为苏联还仅处于“发达社会主义”的开端；提出要使消费资料的发展超过生产资料的发展水平等等。特别在民族问题上他有新的预见性。当时全党、全社会对苏联民族问题没有足够重视，完全沉浸在以为苏联已经消灭了民族差别，已形成了新的“苏联民族共同体——苏联人民”的喜悦中。安德罗波夫及时提出了要注意使“国内各大小民族完全平等”的政策； [20] 在对外关系上也有一些新的思想，强调在保持苏联世界大国地位的同时要收缩战线，把精力放在搞好国内经济建设上……

安德罗波夫的短期改革尽管对“停滞”的苏联社会造成了不小的震动，但也不可能对此评价太高。他在位仅仅15个月，很多措施还来不及实施。关键还在于他的改革思路，从整体上看还是极其幼稚、简单的，甚至谈不上在企业实行完全的经济核算的经济改革思想，更没有触及造成苏联经济停滞的内在因素。 [21]

但还应当承认安德罗波夫在苏联改革史上的地位，俄罗斯学者评价他实行的是一种“类似在中国进行的改革”， [22] “至今不同层次和不同职业的人，都是以肯定的语气谈到这位领导人”。 [23] 曾担任俄罗斯联邦部长、现任俄罗斯总统直属国家行政学院教研室主任的米哈伊诺夫指出，如果能实行安德罗波夫的改革，苏联绝对是另外一个国家，在当前和西方的对抗中绝不会处于弱势。 [24] 自然，这已经是后话了。

三 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领导人

1984年2月9日，安德罗波夫因病逝世；13日，苏共中央非常全会选举契尔年科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当时契尔年科已经73岁，且重病缠身，其在位期间基本上没有大的作为。

1985年3月11日，戈尔巴乔夫接替去世的契尔年科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同志早有预见地说过，对苏联这样的前社会主义国家，“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 [25] 作为苏共历史上最后一位，并且对苏联解体负有重大责任的领导人，人们不禁想要了解当初这个人是怎么样上台的。

与他人相比，戈尔巴乔夫有其当选条件：

首先，苏共广大党员干部对党内连续几任总书记年老体衰、不堪重负、思想僵化、任职短促的现象已十分厌倦。前苏共中央总务部长博尔金回忆道，甚至在高层会议上，每当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们看见契尔年科开会“由别人搀扶进来，气喘吁吁，说话时脸涨得通红，吐字不清”时，大家“情绪从未这样沮丧”，“他们预感到契尔年科疾病的最终结局，意识到自己向中央全会推荐候选人的责任”。 [26] 对比之下，那些年富力强、思想开放的人自然属于首选。

其次，戈尔巴乔夫在同僚中具备一定优势：他于1931年出生，是当时苏共政治局委员中最年轻的；1955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1967年毕业于斯塔夫罗波尔农学院函授班，就是说他有两个学位，也是苏共高层领导成员中“文凭”较高的。当时能与戈尔巴乔夫作为竞争对手的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罗曼诺夫（1923年出生，列宁格勒造船学院夜校毕业）、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格里申（1914年出生，毕业于莫斯科机车管理技术学校）在这方面显然不能相比。他担任过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共青团第一书记和这个区党的书记，主管过农业工作。1978年调入中央，担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主管农业。用对干部任用、考察传统的标准，他“具有在中央和基层工作的经验”。他常常能成段成段地引用和背诵马列主义著作。他思想活跃、前卫，早在1984年3月《全苏关于农工综合体经济会议》上就使用了“改革”一词，提出“要对经济机制进行改革”。 [27] 由于安德罗波夫曾委托他与雷日科夫等人专门起草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使他在人们心目中具有“改革派”的形象。至于他在那个时候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事业言谈中所表现出的坚定态度，苏共最资深的政治局委员葛罗米柯推荐他为苏共总书记的政治局会议上有一句著名的话给以形容：“他有一副（对付社会主义敌人的）铁嘴钢牙。”戈尔巴乔夫在就职演说中也曾信誓旦旦地表示：“同志们，我向你们保证，我将全力以赴地为我们的党、为我们的人民、为列宁的伟大事业服务。”

这样，按照前苏共传统的对干部培养、选拔、考察的程序和条件，戈尔巴乔夫无疑是合适人选。除此之外，戈尔巴乔夫的当选还有一些其他因素。

长期以来苏共干部选拔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少数人说了算，“任人唯亲”，而不能“任人唯贤”。赫鲁晓夫时期形成的“乌克兰帮”，勃列日涅夫时期形成的“第聂伯帮”便是这种表现。所以谁能有机会更多地接近领导人，谁就有更多的提拔机会。戈尔巴乔夫恰恰具有这个条件。他所领导的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是苏联著名的疗养圣地。当时苏联的疗养院由于经常有苏共要人来休假，给了地方领导人接近上层的机会，这些人被人们戏称为“疗养院书记”。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安德罗波夫、苏斯洛夫、库拉科夫、乌斯季诺夫等苏共领导人及其家属曾多次到斯塔夫罗波尔区疗养。“在野外，在风景秀丽的河谷，这里是打猎的好去处……草地上铺着一块块白布，上面摆满了丰盛的食品，客人们解开衣扣，懒洋洋地席地而坐，由衷地感谢主人的盛情款待……戈尔巴乔夫同许多国家领导人的关系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28] 到莫斯科工作后，他很快了解了苏共中央、部长会议、最高苏维埃和各个部及各种社会团体领导人之间的力量对比情况，这是登上权力顶峰必须具备的“联络图”，不掌握这些交际艺术，不争取“自己人”的支持，就别想向上爬。戈尔巴乔夫具有这种随机应变、能屈能伸和与所有人和睦相处的本领，博得了机关大多数人的好感。所以，尽管戈尔巴乔夫在主管全苏农业工作七年之间（1978—1984年），全国粮食产量从2.37亿吨降到1.73亿吨，使苏共1982年大吹大擂的《粮食发展纲要》成了一纸空文， [29] 然而，这并没有影响他的进一步提升。

当时人们只是看到戈尔巴乔夫具有“革新”的思想，但他到底要革新什么，如何变革，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还在1984年，一方面他发誓忠于现存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方面在会见瑞士记者时，又说这个制度“一切都腐烂了，必须用民主化、公开性的手段促其变革”。 [30] 而搞什么样的民主化，什么样的公开性，正如后来苏联所发生的事实证明，他完全没有明确目的。思想上的混乱是造成日后改革纲领摇摆不定的根源。

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的政治、思想素质，包括其个人所具有的人格魅力，不仅是作为一个团结群众的“核心”人物必备的品质，而且也直接影响到国家方针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特别是在国家处于危急和困难的时候。戈尔巴乔夫作为一个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超级大国的领袖，是否具备这个素质和能力带领群众实现从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管理体制向“更多一点社会主义，更多一点民主”（戈尔巴乔夫语）的社会过渡？为什么恰恰又是这个人最后抛弃了苏共呢？这说明苏共的干部选拔体制存在严重弊端，没有能注意到戈尔巴乔夫当时另一面存在的问题。

苏联解体的事实已经确切无疑地证明，无论是领导能力、政策水平，或者思想意识、道德品质，他都是不胜任的。但就是这样一个人，由于苏共旧的干部选拔体制的弊端，在苏联面临历史性转折的关键时刻执掌了苏共领导大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