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加速发展战略”及其演变
一 “加速发展战略”的制定
“加速发展战略”在最初提出时总体上继承了苏共第二十六大制定的路线和由安德罗波夫时期所确定的经济改革方针。当然，在“加速发展战略”的执行过程中，有了本质的变化。
1985年3月11日，戈尔巴乔夫在就任苏共总书记后发表就职报告，宣称要遵循苏共二十六大和以后几次中央全会所制定的战略方针，即“加速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和完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方针”。按照雷日科夫的说法，“加速”一词还在1984年，在吉洪诺夫任部长会议主席主持制定第十二个五年计划时就已使用了。 [31]
1985年4月23日，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的报告中指出，“为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加强和人民自治”，“必须继续深化改革”。他提出了“加速发展战略”，并提出把“经济集约化和加速科技进步”作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手段。戈尔巴乔夫后来认为这次全会“标志着转向新的战略方针，转向改革，给改革的构思提供了依据”。但实际上还在1984年，苏共中央就已决定召开这次会议，并指定由戈尔巴乔夫作“关于加速科技进步的具体措施并以此完善对所有经济环节的管理”方面内容的报告。
1986年苏共召开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加速发展战略”正式作为苏共当前阶段的总路线提出并载入苏共纲领新修订本：“苏共认为，在当前国内和国际条件下，在加速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道路上，能够也应当保证苏维埃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它朝着共产主义前进。这是党的旨在对苏维埃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进行质的改革的战略方针；在科技革命的基础上根本革新它的物质技术基础；完善社会关系，首先是经济关系，深刻改变劳动的内容和性质，人民生活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使政治、社会和思想设制的整个体系更加积极起来。”戈尔巴乔夫对这条总路线的具体内容进一步作了阐述：经济方面“实现向具有全面发达的生产力、成熟的社会生产关系以及调整好的经济机制的最高组织形式和效率过渡”；社会领域方面要关心劳动者福利，实现社会公正原则；政治方面扩大民主和公开性，对所有领域进行“全面变革”。此外还包括对外政策的内容。 [32]
1985年苏联的改革应当说是苏联历次改革，特别是安德罗波夫改革的继续。不可否认改革是必要的，但关键在于怎样改。“加速发展战略”最初提出的目标是在改革中“完善社会主义”，所以受到全党、全社会的一致拥护；问题在于“加速发展战略”执行中戈尔巴乔夫加上了个人的“创造”：首先，强调经济发展速度不是循序渐进的“加快”，而是要“显著加快”；其次，把经济“改革”的目标扩大到政治等各个领域同时进行，而要特别指出的是，政治改革的“民主化、公开性”性质，和其当初提法是背道而驰的。
戈尔巴乔夫后来也承认他并没有关于改革的详细计划；很多问题没有想到，特别是低估了民族问题；对苏联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没有准确的评价；对苏联的社会发展模式没有分析。 [33] 另一个所谓苏联的“改革设计者”雅科夫列夫的话就更为清楚地说明了这个情况，他说：“应当承认，改革初期，也就是1985年吧，我还相当幼稚，我认为要做的事情就是告诉人们：你们自由了，自己想干什么，能干什么，就去干吧！” [34]
“加速发展战略”所确定的对日趋停滞的苏联经济体制实行改革的方针；在对苏联社会发展阶段的评估上，从勃列日涅夫认为苏联已经建成了“发达社会主义”的论点修正为“完善发展中社会主义”的提法；在经济理论上对商品货币、所有制关系等传统观点的某些突破及要求扩大民主，改革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等等，这些思想对于促进苏联社会的发展都不无意义。但总体上看加速战略并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目的，特别在发展机器制造业、整顿纪律、干部调整等措施方面。让我们逐一加以分析。
二 发展机器制造业
在加速发展战略中，加快机器制造业的发展占有特殊地位。戈尔巴乔夫强调“经济的增长速度，主要取决于机器制造业”。因为加速“社会经济发展和实现经济集约化的极其重要的手段是科技进步”，而为了“实现科技革命的计划，首先要发展机器制造业”。 [35] 苏共对此问题的重视程度真是无以复加，甚至把发展机器制造业写进了新修改的党纲：“党认为在最新科技成就物质化方面起关键作用的是机器制造业。它的加速发展是国民经济所有部门的科技进步和把国防保持在应有水平上的基础。” [36] 为此，规定在第十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要加大对机器制造业的投资达2000亿卢布，增长率高达80%，要使其发展速度比整个工业其他部门快90%。 [37]
为了经济集约化而加大科技含量高的机器制造业发展的思路并无什么大的过错，但在这个战略的执行中却出了问题：第一，计划不周。机器制造部门突然得到如此多的钱和外汇，根本使用不了。一方面造成极大浪费，绝大部分资金仍然用来生产大量陈旧的机器和设备，“填补我们这个规模宏大、永远无法满足的经济的其他漏洞”（雷日科夫语），而真正用新设备新建和改建的企业不多；另一方面挤占了进口食品、轻工业品的资金，造成1985—1986年国家预算紧张，并使市场商品匮乏。 [38] 第二，目标过高。要以机器制造业来带动整个国民经济，“五年内赶上美国”，必须使机器制造业自身发展速度提高两倍，而当时苏联经济无此能力。 [39] 第三，重蹈覆辙。由于苏联传统的思维惯性，发展机器制造业仍然有“重工业优先”的思想。这从投资政策和投资方向可以清楚证明：1986—1987年，国家重工业部门投资由1980年的469亿卢布增加到665亿卢布，增长41.8%，轻工业的投资仅从64亿卢布增加到85亿卢布，增长率为32.8%。相应期间，国家轻工业投资仅占整个国民经济投资总额的4.1%，重工业投资却为32.4%。部分经济学家对此给予了强烈批评：“世界各国经验证明，农业、轻工业和食品工业对市场刺激因素最敏感，我们却顽固地从困难的一面——重工业开始下手。” [40] 后来戈尔巴乔夫在1993年对发展机器制造业也作了检讨：“改革开始从重工业——机器制造业出发，而未从农业、轻工业、食品工业出发，那样给人民实惠就多一些，就可以巩固改革的社会基础。总之，在改革的道路上我们不准确地选择了实现改革的一系列措施。” [41] 导致机器制造业成效不大还有一个因素是戈尔巴乔夫在执行政策中的左右摇摆。本来是“优先”发展机器制造业，但随后从他在1985年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讲话中，“优先”发展的领域又扩大到生物技术、冶金、化学和与之相关的其他行业。如此迅速的变化连他的部长会议主席也不明白，“才在一个月前讲妥优先发展机器制造业，现在又突然冒出一连串儿需要优先发展的部门……短短几个月国民经济优先发展的方向的部门就变过几次”。 [42] 不仅如此，“加速发展”更从经济领域扩大到社会、政治领域的变革，“改革”在各个层次全面铺开，使优先发展机器制造业遭致更大困难。
三 禁酒运动
“禁止酗酒”似乎只是生活中的、最多涉及社会治安之类的具体事情，但戈尔巴乔夫等苏共领导人却把它作为执行党的“加速发展战略”路线的重要内容。从1985—1988年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禁酒运动”。
关于这场运动的意义，也写进了刚制定的《苏联共产党纲领》：“党认为始终不渝和坚定不移地和违反劳动纪律、盗窃和贿赂、投机和不劳而食、酗酒和流氓行为、贪赃枉法、阿谀奉承和讨好行为等现象作斗争具有头等意义。” [43]
根据这个精神，1985年5月7日苏联部长会议作出决议，规定每年减少甜酒产量3亿升，葡萄酒2亿升，果酒则应从1988年起全面停止生产。当年9月18日苏共中央再作出《关于消除酗酒现象措施的决定》，决定进一步降低果酒产量，乃至逐渐减少白酒的产量，达到每年减少伏特加酒和甜酒生产的10%，五年内减少一半。一个大规模的禁酒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各种酒类开始从销售商店撤下来，各种官方正式宴会上也不准上酒。仅在1985年下半年全国酒类销售商店已从23.8万家减少到10.8万家，减少了55%。在国内一些地方减少更为厉害。在俄罗斯联邦、乌克兰、哈萨克、吉尔吉斯、摩尔达维亚等共和国的一些地区甚至建立“禁酒区”，完全停止了酒类的销售。从全国范围看，凡有酒类出卖的食品店已减少71%，阿塞拜疆、摩尔达维亚等地高达90%。 [44]
过度酗酒确实是俄罗斯多年的积弊。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如果一个国家人均饮酒量超过8升是不好的，而俄罗斯人均饮酒量超过标准一倍。在20世纪80年代初苏共中央收到大量来信，主要是妻子和母亲写的，悲痛万分地咒骂使他们的儿子和丈夫丧失了生命并摧残了儿童的酗酒现象。人们说，丈夫喝多少酒，他们的妻子和子女就流多少泪。许多科学家也警告：由此民族基因储备有退化的危险。至于酗酒对生产、劳动所造成的损害则更大。所以不能说“禁酒”一事本身有什么过错。但仅仅过了几年，由于“禁酒”引发了国内重重矛盾，到1988年9月，苏联部长会议又作出决定，要求恢复全国的酒类生产。为期三年的“禁酒运动”基本上以失败宣告结束。
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戈尔巴乔夫等人对重大决策缺乏周密的计划，以为仅凭一纸行政命令就可以解决几个世纪积存的问题，是导致这场运动失败的最根本原因。他们完全没有考虑到“禁酒”所带来的几方面后果：
破坏了国家对酒类实行的专卖政策。在大多数国家，由于出售酒类的高额利润，都是由国家对酒类买卖专控。仅在1984年，苏联靠酒税收入高达530亿卢布。从1985—1988年，几年间，国库少收酒税至少达到了670亿卢布。而此时正在进行中的经济改革、结构调整和技术设备更新都急需大量资金。酒税减少必然造成改革的困难。
在所有制改革尚未启动的情况下，“禁酒”沉重打击了国家葡萄种植业和果酒生产的厂家。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苏联政府一直执行以葡萄酒和啤酒逐步代替白酒的政策，30年间葡萄种植业扩大了两倍。而在禁酒这几年间葡萄种植面积减少了几乎三分之一，关闭了1000家葡萄酒厂，使20来家啤酒厂的进口设备废置。 [45]
导致私人酿酒业的泛滥和走私现象的猖獗。人们不能不喝酒，国家禁止卖酒就到私人生产处买，导致私人酿酒遍布城乡各地。据1987年统计，私酿酒的生产规模可达到人均3.2升。私人酿酒规模的扩大也使对酿酒原料食糖、果汁和果酱需求扩大，从而造成市场食糖果品供应的紧张，排队现象增加，人们对改革开始有了怨言。在此情况下“禁酒”运动不得不匆匆宣告结束。
还在计划“禁酒”运动时，苏联计委、商业部、加工工业部门的领导和一些农业专家曾竭力反对，认为这将使国家在预算方面丧失几百亿卢布，国家葡萄种植业也会遭受损失，许多酒厂的机器将要报废。但戈尔巴乔夫却认为不费很大的力气就可以革掉这“小小的”弊端，又能提高自己作为刚上台的总书记的威望，听不进专家的意见，把消除酗酒行为变成了试图禁止酒类的正常消费的一场闹剧。曾积极主张禁酒的前苏共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后来在总结“禁酒”中的教训时，尽管肯定了其中也有成绩：“那些年出生率提高了，死亡率下降了，这在不小程度上是由于进行了反酗酒斗争”，但也不得不承认：由于只靠压服和行政措施，而没有采取教育措施和没有安排健康的休息，所以没能达到预期的效果。靠搞运动的方式改变不了长期养成的恶习。 [46] 戈尔巴乔夫等人基本上仍是按照旧体制养成的习惯，工作方法和思维模式仍具有相当多的旧体制烙印，习惯于搞“大呼隆”的运动，而不注意尊重经济规律。
四 “与非劳动收入”的斗争
“加速战略”另一重要内容是所谓“与非劳动收入”的斗争。1986年5月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分别发布《关于加强反对非劳动收入的斗争的措施》的决定，拟定实施经济、组织、法律、教育性质的一整套措施来保障严格遵守社会公正原则。
决定指出，所谓非劳动收入，就是对社会无益的收入，包括盗窃、投机倒把、贪污、为达到个人目的滥用职权及从事法律所禁止的副业等等。要更加严厉地追究捞取非法收入应负的责任。规定对擅自利用国家的运输工具、机器和器械者处以100—200卢布以下的罚款。对购买面包、面粉、大米或者其他食品喂养牲畜和禽类者将处以50—100卢布的罚款。对小偷小摸行为处以20—200卢布的罚款或者被劳动改造两个月。 [47]
从1986年7月1日生效的这些决定还规定对贪污受贿者实行最严厉的惩罚。根据受贿情况可处以5—10年徒刑，受贿数量特别巨大者可处以死刑并没收其财产。《决定》还第一次规定对居民收入实行国家监督。购买物品交易额超过1万卢布以及建造住宅造价超过2万卢布的公民，必须向财政机关申报钱的来源。 [48]
整顿纪律与打击贪污受贿行为本是任何一个法制社会都应当履行的职责。在《决定》公布后，据苏联司法部长克拉夫佐夫透露，在俄罗斯联邦的一些州和边疆区，以及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哈萨克、乌兹别克等地很多盗窃国家财产者被揭露出来并受到严厉的惩罚。以致戈尔巴乔夫当时十分高兴地扬言“社会上对中央‘反对非劳动收入’的重大决定是满意的”。 [49]
然而与非劳动收入斗争还包括一个主要内容：与所谓投机倒把者即“二道贩子”的斗争。根据规定，凡在市场上出卖产品的不是生产该产品的人，即犯有投机倒把罪。甚至农民在市场上贩卖高产作物如西瓜、土豆等均须持有集体农庄的生产证明。这就使“加速战略”的贯彻出现明显矛盾：一方面试图通过改革使企业（包括集体、私人的企业）行为积极化，发展市场关系，又在1986年11月19日通过了《个体劳动活动法》，似乎鼓励从事个体劳动；另一方面却又号召同“非劳动收入”作斗争，限制了商品交换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从而阻碍了生产者的积极性。
这些矛盾出现仍然是由于对改革的理论准备不足，仍存在理论上的局限，还坚持认为“社会主义生产，就其特点、基础和实质来说，并不是商品生产”。 [50] 所以对什么是“非劳动收入”没有正确的认识。理论上的局限还表现在经济体制方面，不容许或只容许少量非国有的或私有的经济存在。在这样的背景下与所谓“非劳动收入”的斗争必然妨碍经济的发展。
五 干部调整
干部调整也是“加速战略”一个主要方面的内容。1985年4月，戈尔巴乔夫在首次阐述加速战略时就专门讲了“干部”与执行“加速战略”的关系，要靠改变干部政策来推行新的方针。
从1985年3月17日起，《真理报》开辟“各地召开党代会讨论苏共中央对干部要求”专栏，连续报道各加盟共和国，各州、市、区召开党代会对干部的处理情况。仅从1985年3—9月，就改组了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并撤换了部长会议和苏共中央的20余名部长及几十个部级领导人，撤换了30余名州委第一书记和大批市、区领导人。
如此大规模的干部调整是苏联多年未曾有过的，戈尔巴乔夫也承认：“在四月全会以后的短短时间内，苏共中央书记处的大部分成员和党中央各部部长换了新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的全体成员实际上也都换了人。”为什么要这样大规模撤换干部？戈尔巴乔夫作了两点解释：其一，认为相当一批干部不能适应改革新形势，必须把那些阻碍解决新任务的人撤换，毫不手软；其二，他认为似乎只要通过撤换干部的简单办法就可以达到实现加速战略的目的。1985年4月，他说：“单是依靠集体及其领导人在某种程度上振作起来，开始好好工作，就能在一个短时期内把劳动生产率提高到与整个五年计划的任务相适应的程度。” [51]
在苏共“老人政治”的传统中，戈尔巴乔夫没有可以炫耀的战功和资历，一方面，他试图在短期内取得成绩以巩固其地位；另一方面，也在所谓“不适应”改革形势的借口下排斥一批“异己”。关于这一点，博尔金有过确切的描述：“戈尔巴乔夫当选总书记后不久便请来了几位中央书记、他的助手和他所信任的其他一些人，共同商讨新的领导班子所要采取的实际行动。我记得，当时所有的议论可归纳为……尽快更新干部队伍，撤换那些曾与前几任总书记关系密切、又不能胜任所在部门工作的领导者。其实，这显然是随意任免干部的一种借口。” [52] 最对戈尔巴乔夫构成威胁的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罗曼诺夫和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格里申先后在1985年7月和年底去职，谢瓦尔德纳泽取代葛罗米柯担任外长，雷日科夫取代吉洪诺夫担任部长会议主席。
为了贯彻加速战略的改革方针，对苏共多年来不称职的干部实行调整，改变苏共干部长期存在的“老化”积弊，提拔一批年轻干部，本也无可非议。但戈尔巴乔夫把苏共多年积累下的、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以为仅靠用行政命令的办法撤换干部就能解决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的问题；同时，人为地夸大党内保守主义的危险，提拔了一批所谓民主派、而后成为苏共掘墓人的干部，为全盘否定苏共、否定苏联社会主义70年历史的倾向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