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政治体制改革与政治危机
一 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
1998年6月28日至7月1日，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在莫斯科召开。会议的议题主要有两个：总结苏共二十七大以来改革的形势，提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
在这次大会上，戈尔巴乔夫作了《关于苏共二十七大决议的执行情况和深化改革的任务》的政治报告，回答了为什么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戈尔巴乔夫指出，当前经济形势严重，而改革进展缓慢的原因，在于经济改革与在计划体制中滋生的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平均主义的价值观念，行政命令的工作方法，以及与计划体制为依托的既得利益产生了尖锐的冲突。戈尔巴乔夫认为，要扫除这些旧东西就要改革计划经济体制，关键是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现行的政治体制是十月革命胜利形成的政治体制的严重变形。它造成了所谓“斯大林及其亲信的独裁”，造成国家机器过分膨胀；社会生活过分国家化等等。然而，他在指出旧体制弊端的同时，却又把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给以丑化，攻击这个制度“口头上宣扬民主原则”，“人民政权”，实际上“独断专行”，“践踏社会主义生活方式准则”。“这种体制造成的结果是——冷漠，群众的社会积极性下降”。
戈尔巴乔夫在报告中提出了改革政治体制的一套完整方案，主要内容可以用五句话概括：全面充实人权的改革目标；引入政治竞争的选举原则；重新划分党和苏维埃的权力关系；改革党和苏维埃的权力机构；塑造“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新模式。
报告将全面充实人权提高到政治体制改革的首位，指出它是改革的出发点、目标和核心问题。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报告将改革国家权力机构组成方法和国家权力机构之间关系作为改革的方向和主要内容。戈尔巴乔夫在其回忆录《生平与改革》中说：“如果试图简洁地概括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那么它所思考和实施的东西可以说是——将政权从垄断地掌握它的共产党的手里转交到依据宪法应该拥有它的人们，即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组成的苏维埃的手里。” [100] 这就十分清楚地揭示了其削弱苏共权力的目的。围绕着这个目的提出了下述措施：重新划分党和苏维埃的权力，提出“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任何一个国家问题、经济问题或社会问题，不能越过苏维埃加以解决” [101] （但后来的实践证明，在苏共权力削弱后，苏维埃的决议也成了一纸空文）；改革选举方法，保障不受限制地提出候选人的权力。结果使一大批苏共反对派当选。
与此同时，报告对党的机构提出相应的改革，明确提出“党对国家机关只进行政治领导，不能越权代行国家领导机关的职能”，“放弃苏共中央目前的划分和下级机关按管理部门相应划分的做法，改组党组织机关的结构并减少数量” [102] 等措施，使苏共在各个地区、各级政府的权力进一步受到削弱。
二 第一次苏联人民代表会议与苏共领导的分歧
1．对改革路线的分歧
1985年，戈尔巴乔夫以对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经济利益进行重新分配迈出了改革的步伐，社会不同群体对改革的感觉很不一样，于是对改革出现了大相径庭的评价，“一些人觉得这些改革措施太激进”，“另一部分人又觉得改革措施太守旧，结果党内和社会上人们像森林里的蚂蚁一样惶惶不安”。 [103] 戈尔巴乔夫感受到了这种分歧。他说，在党内出现了“马列主义的‘捍卫者’”，这些人“怀疑”改革“是否偏离了社会主义立场”，“是否修正了马列主义学说”。 [104] 另一些人要求彻底拆除社会主义体制，以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取而代之。第三种人满口激进的话语，不顾改革的逻辑性，呼吁逾越社会主义的阶段。这种对改革的分歧同样反映到苏共中央政治局内部，关于改革路线形成了三种力量。
1985年4月以后担任苏共中央书记和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叶利钦对改革持激进的观点。这种“激进”首先体现在对改革速度上，主张迅速地、激进地改革。 [105] 其次体现在关于改革顺序的观点上。早在1987年10月苏共中央全会上，他就提出应首先改革党的思路。 [106]
以中央书记处书记利加乔夫为首的传统派反对激进态度。利加乔夫指出：“如果说行动迟缓和摇摆不定会带来灾难性后果，那么性急，不正确地向前跑也会造成巨大损害。” [107] 利加乔夫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方针也有不同意见。在“填补历史空白点”运动中，利加乔夫虽然敏锐地嗅到了某些人对苏共历史批判的政治性质，但是他支持明显地批评改革的“安德列耶娃信”，表明他支持的改革是仍然保留传统苏联经济政治体制框架的改革。因此，称之为传统派。
戈尔巴乔夫一派当时似乎既反对传统的观点，也反对激进改革的观点。但在其内部，以雅科夫列夫为首倾向于激进的改革，而以雷日科夫为首的少数人反对冒失地改革政治体制，主张渐进、审慎地改革，“先建立一个管理国家和经济的新机制，然后再破坏老的机制”。 [108] 虽然政治局在改革路线上存在着分歧，但是在公开场合，戈尔巴乔夫、利加乔夫和其他政治局委员多次申明，政治局的一切决定都是在讨论的基础上一致通过的。给社会留下了党中央似乎仍然团结一致的印象。
1988年6月召开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苏共领导层在改革路线上的分歧发生了冲撞。大会最后一天，叶利钦由于强烈要求而获准发言。叶利钦批评了中央的改革政策，批判党的改革速度缓慢，提出公开的、无记名的选举方法应扩及政治局委员和总书记，他激烈地抨击了党的特权，批评了戈尔巴乔夫，最后还要求为自己恢复政治名誉。 [109]
大会上有11个人批驳了叶利钦的观点，利加乔夫的抨击尤为激烈。他指出党在战略上与叶利钦存在分歧，重申对改革速度的看法：既要不回避问题，又要谨慎小心。
戈尔巴乔夫也批驳了叶利钦对中央改革政策的批评。第十九次代表会议采取了电视直播的方式，从而使整个苏联社会和全世界目睹了苏共领导层的分歧。苏共领导层关于改革路线冲突的公开化，“像一枚特殊炸弹加速了苏共的分裂” [110] 和不同改革派别的组合，形成了改革的激进派、传统派和主流派。
2．苏共领导机构的重组
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以后，为了使政治体制改革顺利进行，戈尔巴乔夫分别对苏共和国家政治领导核心进行了调整。同时依据“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精神，改革了党的领导结构。
1988年9月30日，苏共中央召开全会。在这次全会上首先对苏共中央高层政治人选进行了重要的调整。全会“满足了”葛罗米柯提出的辞职请求，解除了他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宣布苏共中央和政治局成员索洛缅采夫、多尔基赫、杰米契夫、多勃雷宁退休，并解除他们各自的党的领导职务。全会还决定取消原苏共中央下设的23个部，代之以六个委员会：党的建设和干部政策委员会，主席是拉祖莫夫斯基；苏共中央意识形态委员会，主席是麦德维杰夫；社会经济政策委员会，主席是斯柳尼科夫；农业政策委员会，主席是利加乔夫；国际政策委员会，主席是雅科夫列夫；法律政策委员会，主席是切布里科夫。
10月1日，举行了第十一届苏联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对苏联国家高层政治领导人选进行了重要的调整。会议根据葛罗米柯的要求解除其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职务。一致通过了关于选举戈尔巴乔夫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决定。卢基扬诺夫担任最高苏维埃第一副主席。
会议加强了戈尔巴乔夫的力量：把妨碍改革的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政治元老”全部赶出政治舞台，结束了“老人政治”；削弱了倾向于传统观点的利加乔夫的地位和权力。利加乔夫在政治局变化以前实际上主管书记处工作。从这一意义上说，他起着党内第二号人物的作用。9月30日变动后，他由主管意识形态被调任苏共农业委员会主席，从而失去了相当于第二书记的职位。
另一方面，戈尔巴乔夫破格提升了支持自己的新人：麦德维杰夫未经政治局候补委员而直接成为政治局委员；克留奇科夫没有经过克格勃第一副主席这一级，直接升任克格勃主席。同时，戈尔巴乔夫成功地身兼二任：党的总书记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3．竞选苏联人民代表
九月全会对苏共领导机构改组以后，又对国家政权结构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
首先是组建新的国家最高政权机关——苏联人民代表大会。1988年12月3日，《真理报》公布《关于修改和补充苏联宪法（根本法）的法律》。该法律同1977年宪法相比发生了五个重大变化：（1）实行差额选举。规定可登记代表候选人3775名，从中选出正式代表2250名。（2）除中央和共和国一级部长会议主席和地方苏维埃执委会主席外，在政府中任职的官员不能成为人民代表。（3）新一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4）在全联盟、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相应建立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各级别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5）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由2250名人民代表组成，其中地区选区、民族选区和社会组织各选出750名代表。特别要指出的是社会组织第一次可以正式派代表参加国家最高权力机关。 [111] 新选举法公布以后，竞选活动拉开帷幕。这是苏联历史上第一次以差额竞选的方式选拔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成员，社会各界群众怀着不尽相同的目的，以空前高涨的政治热情参与了竞选。
戈尔巴乔夫期望通过差额竞选吸纳社会上支持改革的力量进入政权机关。多次向下级机关下达不要干预选举，要保持距离的指示。苏共中央组织部长格·拉祖莫夫斯基也多次亲自向州委、边疆区委电话下达不要干预的指示。 [112]
利加乔夫等人赞成对选举法进行改革，但对苏共中央放任自流地对待竞选运动极为忧虑，认为苏共在解决政权问题的竞选阶段“党实际上退出了竞选”。 [113]
以叶利钦为首的激进派意识到竞选的深远政治价值，同时深知竞争对手是强大的执政党，因此对竞选进行了周密细致的准备。激进派周围聚集起强大的竞选班子， [114] 对竞选演说进行了精心设计。他们分析了民众的心理，挑选了民众最关心，也是对苏共领导70年以来最不满意的问题，制定和阐述改革的主张。主要有三个方面：反对苏共特权，实现社会公正；主张激进经济改革、迅速提高生活水平；建立“法制国家”。 [115] 同时民主派也精心研究演说的技巧，需要掌握有时用一个字就能吸引大批群众注意力的艺术。 [116]
竞选开始以后，苏联全国各大中城市的公园、礼堂、行人密集的地铁站、汽车站到处摆开了竞选的舞台。民主派努力影响这些社会能量。他们一方面以富于鼓动性和震撼人心的演说，猛烈抨击苏共的错误，另一方面以对激进改革前景的描述，形象地阐述改革纲领，勾画了美好的蓝图，使竞选运动成为苏联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否定执政党经济、政治、社会方针的行动，同时论证激进派经济、政治、社会方针的合理性。还在竞选开始以前，苏联广大民众的政治意识同改革以前相比已经出现了巨大的变化：经历了民主化、公开性，“填补历史空白点”运动掀起的很多时候是夸大事实的、全面否定苏共的热浪的冲击，在群众中已开始蔓延起对苏共和社会主义信念的动摇和危机。 [117] 因此在竞选进程中，民众一方面对苏共的信任危机转化为对苏共的“厌恶”；另一方面则产生了对激进改革的热情、希望和憧憬，期待着能给予艰难、缓慢地推进的经济改革以“有效的补偿”。 [118] 这些希望和憧憬迅速地填补了信仰真空。于是在竞选运动中，在苏联大中城市出现了三个引人注目的场面，对于这些场面，苏联和西方的政治家在回忆录中分别从不同的立场提到了它们：竞选者“对当权者的批评愈多，讽刺指责愈激烈，成功的保障就愈大”；谁许诺提高生活水平，人们就拥护谁； [119] “凡是共产党厌恶的人，无论是谁，都一定是位英雄”。 [120] 一些著名的民主派人士得到众多老百姓近乎狂热的信任和崇拜，俨然成为可以带领老百姓实现梦想的英雄。在选举的前夕，许多莫斯科人在传抄着一首诗，将叶利钦比作列宁。
在苏联民主派力量薄弱的许多农村和边远地区，选举进行得比较平静，苏共地区组织提出的候选人照例获得了多数选民的支持，例如在北高加索、斯塔夫罗波尔和中央黑土地区90%的选民支持由地区党组织提出的候选人。 [121] 而在大中城市的选举中，广大民众积极支持民主派候选人， [122] 苏共在相当的程度上失去了对社会政治意识和政治选择取向的控制。这预示了选举的结果。
1989年3月26日，选举如期举行。通过无记名投票差额选举了人民代表2250名。选举方法的改变以及苏共不干预选举的态度，使苏联新一届国家最高政权机关的成分发生了三个深刻的变化。第一，在当选代表中，有88.1%是首次进入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其中，苏共党员和预备党员占87%，工人、农庄庄员占23.7%，知识分子占27.4%）；第二，参加竞选的党员干部，约有20%落选，其中，甚至包括一批高中级党和国家领导干部；第三，激进派的著名代表人物大多当选为人民代表：如叶利钦（得到89.4%得票率，3月27日辞去建设部部长的职务）、后来的莫斯科市市长、经济学家加·波波夫，后来的列宁格勒市市长阿·索布恰克，勃列日涅夫时期持不同政见者物理学家萨哈罗夫，以及众多反政府宣言与出版物主要起草人历史学家谢·斯坦凯维奇，街头游行示威和公众活动组织者物理学家阿·穆拉谢夫等。著名持不同政见者历史学家罗·麦德维杰夫也当选为人民代表。
选举结果公布以后，苏共高层出现大相径庭的反响。戈尔巴乔夫认为共产党取得了胜利，因为有80%的代表是共产党员。 [123] 而雷日科夫提出了反驳：许多共产党员之所以当选，是由于“在任何场合都没有强调自己是共产党员”，党在选举中实际上失败了，而且败得很惨。表面上，30个重要地区的党的领导人落选，“实际上落选的是整个苏共，因为这30个人代表的是整个苏共”。 [124]
4．高层政治力量再次大调整
戈尔巴乔夫需要把支持自己改革，年富力强的领导人安排进入中央委员会。在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夕——1989年4月25日，苏共中央举行全体会议，对中央委员会成员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
在全会上，110名苏共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联名提出集体辞职。这些解职者中，绝大多数是勃列日涅夫时期党的高中级领导干部。
这些人退出中央委员会后，吸纳了一批具有改革思想的干部进入中央委员会。他们当中有苏联科学院副院长叶·韦利霍夫，驻西德大使、军备控制专家尤·克维钦斯基和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叶·普里马科夫，苏共中央国际部长法林等。 [125]
1989年5月25日，第一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大会是实现“还权于苏维埃”改革的一个重要步骤。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组建最高苏维埃领导机构，启动人民代表会议制度。
激进民主派和来自社会各个群体的代表对苏共能否将一切权力归还苏维埃充满狐疑。会上，这些代表以修改后的宪法为后盾，自发集合起来，研究斗争策略，争抢麦克风，竭力表现自己的观点和利益，因而使会议出现了复杂的形势和斗争。会议伊始，在审议会议议程时，一位里加代表突然出人意料地要求追查第比利斯事件（1989年4月初在第比利斯出现民族分立主义示威集会，9日凌晨在当地政府请求中央同意下军队对示威集会进行清场，出现死伤）的责任，并提议为死难者致哀， [126] 会场哗然。紧接着以第比利斯事件为契机，传统派与激进派代表在中央、当地政府和军队何者应该为此承担责任问题上，展开了激烈而残酷的舌战。党中央对此缺乏思想准备，大会马上失去控制。第比利斯事件的争论一直贯穿着大会，冲击了大会的部署。在讨论戈尔巴乔夫的报告时，叶利钦与戈尔巴乔夫针锋相对，在经济、政治、国家体制方面都提出了激进的改革方针。选举最高苏维埃主席时，许多代表虽然赞成戈尔巴乔夫，但是向他提出了应该辞去总书记职务专心于苏维埃工作、妻子赖莎不要干政以及他是否在克里米亚建高级别墅等令他尴尬的问题。6月9日，著名持不同政见者代表安·萨哈罗夫提出了废止保障苏共执政地位的苏联宪法第六条的动议。 [127] 此次会议议程和内容被修改，党确定的领导方针受到全面抨击，党的最高领导人遭遇诘问和责难，苏共领导制度受到公开挑战，在苏联历史上是史无前例和无法想象的。
5月27日，由苏联人民代表选举产生了苏联最高苏维埃。最高苏维埃仍由民族院与联盟院构成，每院有271名入选代表。在选举民族院时，叶利钦落选。5月29日，西伯利亚代表卡赞尼克表示愿意自动放弃最高苏维埃代表席位，由叶利钦递补。会议通过讨论，支持了卡赞尼克的动议。
6月10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两院联席会议，听取新任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关于新政府组成的报告。最高苏维埃行使了其权力机关的职能，不客气地否决了新总理提出的九位政府人选。 [128] 同日，叶利钦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建设和建筑问题委员会主席。
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连同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后对宪法进行的修改以及对党中央领导结构的改革，构成苏联政治体制和政治形势发展的转折点。
苏共丧失了权力中心的地位。苏共迅速丧失了原有的决策权力，原有的政治运行机制被迅速破坏。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以前，苏共是苏联的权力中心：中央政治局实际上是苏联最高决策机构，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辅助政治局负责传递信息、领导、管理、监督日常大量的政治、组织工作，苏共中央下设的部负责领导经济、文化等工作。苏共中央是强大的权力机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以后，宪法重新规定了苏共的权能，苏共领导机构进行了重组，苏共领导机构的运行机制亦随之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全会取消原苏共中央下设的23个部，一方面割断了苏共干预政府的纽带，另一方面“自动埋葬了书记处”，“中央好像是垮了，管理上的联系切断了”。 [129] 与此同时，政治局会议“越来越少（戈尔巴乔夫初期，政治局每周召开一次会议），决议通过得很仓促。有时好几个月不开一次会……政治局会议记录的内容越来越少……曾经强壮的肌体开始流尽最后一滴血”。 [130]
在国家最高政权机构之间，启动了分权制衡的政治运行机制，在国家最高政权机构内部，开始出现不同社会力量的政治斗争和制衡。由此，苏共开始失去对形势的控制。在第一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没有像以往最高苏维埃会议上那样按照苏共既定的程序和决定秩序井然，相反，在每一个议题上，几乎在每一个时刻都进行着激烈的斗争。苏共领导虽然控制住了大会的局势，但已经很吃力。据博尔金回忆，为了控制大会的形势，“政治局委员的聚会越来越频繁。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多惊慌不定的面孔和焦虑的议论，政治局会议分析代表大会上发生的情况，拟定稳定局势的措施，提出反措施”。第一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采取了电视直播的形式，千百万公民“坐在电视机旁，看到的是一片混乱”。 [131] 由于苏共还停留在自己是决策中心的心态里，对于在分权制衡的政治运行机制下形成的政治形势和工作方式缺乏正确的判断，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人民代表大会贯穿着始终的混乱，是苏共开始对形势失去控制的反映。
三 政治危机的出现与扩展
俄罗斯的许多学者和政治家都认为，1989年是苏联经济政治形势发展的分水岭。 [132] 正是从这一年开始，苏联经济从衰退演化为危机。同时，其他各个领域也形成了危机进程：由于经济改革迟迟不见成效，改革逐渐失去人民的支持而形成了信任危机；民主派在选举和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成功，鼓舞了社会上向政治体制挑战的信心，反社会主义、反共的非正式组织迅速崛起形成了社会制度危机和政治制度危机，民族分立群众运动转化为加盟共和国官方修改宪法运动形成了国家体制危机。这些危机相互作用，形成了政治危机的早期阶段。此后政治形势越来越复杂，苏共对形势失去控制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具体表现在：
工人罢工风潮迭起，是改革信任危机的突出表现。苏联广大群众尤其工人曾是改革的支持者，对改善经济形势寄予厚望。但改革三四年以后，经济形势不但未见好转，反而日趋恶化，工人不得不以愤怒的罢工表达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望。1989年，工人罢工形成了风潮。从1989年7月，西伯利亚克麦罗沃州1.2万名矿工举行罢工，抗议商品短缺，要求改善生活条件。7月10日，西伯利亚库兹巴斯梅日杜列钦斯克煤矿工人11万人宣布罢工，至14日，罢工蔓延至这一矿区9个城市，并得到乌克兰煤矿工人的响应。乌克兰顿巴斯120个煤矿有70个矿区举行罢工。矿工们要求稳定物价，改善市场供应，给煤矿经营自主权，提高超产煤价格，给加夜班补贴和养老金，延长休假期等，还建立了罢工委员会。
为了制止罢工蔓延，苏联最高苏维埃于10月初通过一项紧急决议，今后15个月内全面禁止罢工。罢工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据政府第一副总理阿巴尔金估计，1989年平均每天有40万人不工作。 [133] 此起彼伏的罢工，既恶化了经济形势，也恶化了政治形势。
1989年，苏联民族问题迅速向纵深发展，成为苏联政治危机重要的组成部分。
从1987年开始，苏联民族矛盾已露出表面化的端倪，但民族之间争端还局限在个别民族自治共和国之间个别领土归属问题上。从1987年下半年至1988年秋以前，在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两个加盟共和国，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州地区（以下简称纳—卡地区）归属问题上，发生了多次民族纠纷。
从1988年10月开始，波罗的海三国独立分离的政治潜流开始升温。长期以来，波罗的海三国内部一部分人存在着对加入苏联不满的民族情绪。戈尔巴乔夫民主化、公开性的号召使这种情绪迅速膨胀和政治化。
9月19—20日，苏共中央举行全会，通过了民族政策的纲领草案，指出应通过法律程序制止民族主义、沙文主义和其他极端主义的组织的活动并解散这些组织。
11月10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宣布，凡不符合苏联宪法的加盟共和国法律无效。
波罗的海三个加盟共和国的独立浪潮在苏联其他民族加盟共和国引起示范效应。1989年4月8日和7月24日，位于南高加索的格鲁吉亚共和国首都第比利斯发生要求格鲁吉亚从苏联分离出去的流血骚乱和大规模示威游行。
1989年，加盟共和国内部民族争端也呈表面化之势。6月在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苏梅斯赫特与哈萨克斯坦加盟共和国新乌津市均发生了极端分子聚众滋衅闹事的骚乱。
1988—1989年，苏联民族分离浪潮从西部蔓延到东南部，从群众的示威运动发展到官方的宪法争端，苏联联盟国家的法律构架开始出现裂缝。
非正式组织的迅速崛起，向苏联的根本政治制度提出挑战，是苏联政治危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以后，戈尔巴乔夫加大了贯彻“民主化”、“公开性”方针的步伐，在继续对历史全面反思的同时，对历史上的冤假错案也正式进行平反。
1988年7月9日，苏联宣布为苏联党和国家前领导人布哈林和李可夫等人恢复党籍。
1988年8月4日，苏联最高法院决定对20世纪30年代四起重大案件平反：（1）牵连留京、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1932—1933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案；（2）指控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参与杀害基洛夫并判处极刑，1935年1月的“莫斯科中心”案；（3）涉及叶夫多基莫夫等14人以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判处极刑，1936年8月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案；（4）皮亚塔科夫等15人被处决，2人被判处徒刑，1937年1月的“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学案”。 [134]
同时，苏联陆续开放机密档案。截止1988年11月9日，已有100多万份机密档案对公众开放。 [135]
同时，苏联继续放松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1988年12月中旬，苏联停止了对过去视为反动电台的几家西方电台的干扰；除鼓吹犹太复国主义、吹捧贝利亚等人和诽谤列宁的461种图书仍然控制借阅以外，开放了7930种禁书。同时决定，拨款400万外汇卢布，进口20种西方国家报刊，从1989年1月1日起公开发行。 [136] 苏共进一步放弃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以及大批平反冤假错案，使社会上的意识形态环境更加宽松。而1989年春夏举行的人民代表竞选和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使社会意识形态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民代表竞选，使许多激烈抨击苏共的反对派破天荒地进入了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其“结果是……突然间，人们不再怕直抒胸臆了”。“似乎是一夜之间，每个人都开始对共产党的统治进行最毫不留情的抨击。” [137] 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贯穿始终的混乱局面，则进一步削弱了苏共和社会主义的威信，使社会上对西方经济政治制度的兴趣与协调行动的政治热情迅速升温——这些社会情绪成为孕育非正式组织的温床。
还在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为了协调行动，已经形成了“跨地区议员小组”。其主要成员是莫斯科、列宁格勒的激进民主派知识分子，如萨哈罗夫、尤·阿法纳西耶夫、加·波波夫、阿·索布恰克以及叶利钦等。 [138] 大会结束以后，小组继续活动并扩大成员，7月19日，叶利钦向最高苏维埃通报说，组织“跨地区议员团”的协调机构已经成立。“跨地区议员团”成为苏联第一批重要的非正式组织之一。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前后，非正式组织在苏联各大城市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出来。
这些组织从各自的社会立场出发，提出对苏联经济政治体制弊端的不同认识和改革方案。这些组织内容庞杂，大致可以划分为三类。
第一类，民主派组织。这类组织的经济政治纲领具有共同点：在政治上主张建立多党制、议会制和法制国家；经济上主张在非国有化、私有制基础上，多种所有制形式平等，实行市场经济。但是从这些组织的纲领强调的侧重点、目标模式，以及对苏共、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的评价上，又可以区分为几种类型。
（1）以类似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为模式的组织。这些组织对十月革命、社会主义持极端否定的态度。 [139]
（2）强调恢复和继承俄国自由主义传统的立宪民主党。 [140]
（3）主张以欧洲社会民主国家为模式或以民主社会主义理论为目标模式的社会民主党。
（4）强调以基督教民主原则建立法制民主国家、市场经济的基督教民主派。 [141]
第二类，民族主义组织。分布在波罗的海沿岸和民族自治共和国的多数组织，都属于这类组织。根据对民族关系的不同取向，这类组织大致又可分为两种类型。
（1）要求民族自治共和国成为主权国家的民主派组织。多数民主派组织属于这种类型。
（2）族际和睦民主派。主要为这些民族自治共和国中讲俄语的居民组织。这些组织支持自治共和国独立运动，但主张在这些共和国土地上建立族际平等和睦的关系。
第三类，主张社会主义的组织。这类组织成员一般是苏共党员干部。这些组织一致批评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方针，以捍卫社会主义、复兴苏共、捍卫苏联完整为政治目标。 [142]
其他社会政治组织。主要有“绿”党、无政府主义者组织、犹太复国主义、伊斯兰复兴者组织，以及具有行业目标的组织，如农业行业、工业行业、企业家行业组织等。
综观上述非正式组织纲领，提出了不同的甚至泾渭分明的主张，分歧的焦点集中在三个问题上：是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或社会民主主义道路；是继续保持苏共一党领导地位，还是实行多党制；是继续保持统一完整的联盟国家，还是使加盟共和国分立、分离。如果比较这些非正式组织的纲领不难发现，反对社会主义、反对苏共、要求实行民族分立的组织占据优势，而支持苏共改革路线的组织数量微弱。这种力量对比使苏共继续领导改革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要么收缩民主化改革方针，对非正式组织采取强硬政策；要么向非正式组织的要求作出让步。这种抉择与调整已不容回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