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苏共二十八大与“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的全面确立
1989年春以后，在社会政治危机迅速发展，改革路线面临调整的关口，苏共召开二月全会和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放弃了一党执政的法律地位，继而实行了总统制，通过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作出了加速实行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抉择。苏共的政治危机发展演化为政权危机。
一 苏共放弃一党执政的法律地位
1990年初以前，戈尔巴乔夫曾在公开场合态度鲜明地反对和抵制多党制。1989年以后，苏联社会上要求实行多党制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1989年12月10—12日，在苏联第二次人民代表大会上，“跨地区议员团”代表萨哈罗夫、波波夫等呼吁将修改宪法第6条列入议事日程。1990年1月戈尔巴乔夫视察立陶宛以后，立场发生转变。1月13日，他在立陶宛说道，如果出现了多党制并且符合社会的实际利益，实现多党制也不是悲剧。
戈尔巴乔夫政治立场180度转变的原因是什么呢？是迫不得已而为之，还是自觉自愿实行之？其实，这两个原因兼而有之。
1988—1989年以来社会上亢奋的思想多元化和“厌恶苏共”的浪潮，以及方兴未艾的众多非正式组织，已经严重瓦解了苏共一党制的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实际上形成了多党制的社会氛围与现实。1989年12月前后，民主派组织了数次要求多党制的大规模集会。在集会上，激进派领导人发表富于煽动的讲演，呼吁采取政治行动，使社会上要求实行多党制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东欧剧变也使苏共继续实行一党制失去外部政治屏障。改革以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充当着苏联与西方的政治对抗中地缘与政治屏障的角色。1989年东欧共产党纷纷落马，民主反对派上台执政，使苏共失去政治盟友，陷于孤立境地，苏共继续实行一党制面临的政治压力急剧增加。
1989年11月26日，戈尔巴乔夫发表了著名的《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一文。认为“历史尖锐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思想本身的生命力问题”。文章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自我发展的可能性估计不足。” [143] 提出应汲取社会民主主义的经验，对“社会民主派”应给予应有的评价。 [144] 文章在论述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面貌时明确提出社会主义自治要与三权分立原则相结合。 [145]
这篇文章表明，戈尔巴乔夫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受到时代的局限性，苏联改革需要从资本主义文明成就、社会民主主义经验中寻找现实的理论支持。多党制是社会民主党在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发达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政治条件，既然要汲取社会民主党的经验，那么从理论和逻辑上已经包含了实行多党制的可能，问题在于时间的早晚。实际上，在1989年，戈尔巴乔夫与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在政治局会议上已经提出实行多党制的问题，但由于多数人不支持只好作罢。 [146]
文章表明，戈尔巴乔夫在设计苏联政治体制时彻底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述：“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机关”， [147] 全面接受了西方民主政治的原则。在苏联社会上围绕着是否继续保持苏共一党执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实际站到了激进民主派立场上，起到了为苏联实行多党制进行理论准备的作用。文章是戈尔巴乔夫改革思想和路线全面转向社会民主主义的宣言。
1990年2月5—7日，苏共举行扩大的中央全会。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如何改造和革新党。与会代表就苏联国内形势、苏联向何处去、苏共和苏联改革向何处去以及建立总统制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全会通过了提交苏共二十八大的《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行动纲领草案。这次大会讨论和通过的决议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内容：
关于苏共的地位、作用、组织原则、奋斗目标。戈尔巴乔夫在5日向大会提交的报告中提出修改宪法中关于保障苏共执政地位的第6条条款。原文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及其政治制度、国家和社会组织的核心是苏联共产党”， [148] 而现在他指出党的地位不应当依靠宪法来强行合法化，要严格限制在民主程序范围内，放弃依靠某种法律和政治权力取得优越地位。
关于苏共的组织原则。报告提出要重新认识民主集中制原则，重点放在民主化、扩大群众的权利上。
关于政治体制。戈尔巴乔夫报告提出准备实行多党制，建议实行总统制。 [149]
关于苏联国家体制。戈尔巴乔夫在报告中提出“创造法律条件，为存在各种联邦联系形式开创可能性”。 [150]
取消苏联宪法第6条，意味着十月革命以后确立的苏共的政治地位以及苏联政治体制的法律根基被彻底摧毁。这种根本的政治变化引起与会者极为激烈的争论和猛烈抨击。雷日科夫虽然同意修改关于苏共执政地位的条款，但是忧虑地批评党中央落后于形势，“讨论是否需要多党制问题为时已晚，实际上多党制已经存在”。 [151]
然而，激进派却嫌对党的改革还不彻底。叶利钦从这个逻辑出发，严厉地批评党中央。他说：党今天处于危机之中。他警告说：这次中央全会和即将召开的苏共二十八大是党的“最后一次机会，党必须在民主的基础上进行真正激进的改革”。叶利钦还批评新党纲是用“两只手写成的，一只左手，一只右手”，“是妥协之作”。 [152] 叶利钦提出了自己的更为激进的十点纲领，除实行多党制以外，主要有放弃民主集中制原则；放弃形式主义的完全一致原则，使党内各个派别按人数比例出席党的代表大会和党的机关；党的代表大会及其代表，党的各级机关及其领导人的选举，都要从基层组织开始，在差额基础上直接不记名地进行；党的机构从单一制原则向各共和国党组织自愿联盟过渡。 [153] 如果按照叶利钦提出的纲领改造党，苏共将完全蜕化为一个松散的议会党。
叶利钦对苏共改革路线的批评表明，激进派已经形成完整的政治纲领，而且自恃有众多非正式组织支持而肆无忌惮，开始成为苏共改革路线主要的掣肘力量。
二 权力重心转向总统委员会
3月12日召开了苏联非常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主要议题是通过宪法修正案。
3月14日，通过《关于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和苏联宪法（根本法）修改补充法》。该法对1977年苏联宪法第6条作了如下修改：“苏联共产党、其他政党以及工会、共青团、其他社会团体和运动通过自己选入人民代表苏维埃的代表并以其他形式参加制定苏维埃国家的政策，管理国家和社会事物。”同时规定，“苏联公民有权结成政党”，一切政党“应在宪法和苏联法律的范围内进行活动”。
修改后的宪法增设了“苏联总统”一章。宣布将党与国家分开，使国家不从属于任何一个政党。规定总统是国家元首，是苏联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并向最高苏维埃提出政府首脑、人民监察委员会主席、最高法院院长和苏联总检察长的候选人。总统可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提出部长会议辞职的问题，可以签署法律。还规定，总统在全国普选中产生，任期五年。
关于选举总统问题，波罗的海三国、格鲁吉亚、乌克兰和苏联跨地区议员团等以不符合民主程序为由激烈反对在这次人代会上选举总统，主张通过全民选举，产生总统。
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在会议内外竭尽全力游说，争取到跨地区议员团领导索布恰克的支持。索布恰克发言提醒大会思考，目前全民普选总统在实践上是否可行。 [154] 民主派转变了立场。最后，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选举戈尔巴乔夫为苏联历史上第一位总统。
3月24—26日，戈尔巴乔夫任命了一个由15人组成的总统委员会。总统委员会的任务是制定苏联内外政策基本方针的措施并负责实施；保障国家安全；讨论实施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赞同的经济纲领的措施。这种政治构架，标志着苏联决策核心从苏共中央政治局向总统委员会转移。
三 “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的全面确立
1．俄罗斯联邦的成立
二月全会以后，苏共面临的政治形势发生根本变化：苏共的执政地位已失去宪法保护，同时未登记注册为政党，而实际具有政党性质的激进派非正式组织获得与苏共地位相同的宪法保障，二者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然而，苏共对新的政治形势反应迟钝，似乎还停留在旧的政治感觉的惯性中，与此相反，激进派恃多党制而无恐，展开一系列组织与宣传活动，叶利钦宣称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教条现在已经过时了，可以取消了，迫使苏共全面接受激进派改革路线，否则将另立新党，与苏共分庭抗礼。
苏共二月全会实行多党制，表明在政治制度角斗这一关键回合中，苏共主流派输给了以苏共民主纲领派为代表的激进派。其结果使苏共民主纲领派在党内和社会上威信大为提高，人们对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主流派领导改革的能力更加怀疑，苏共民主纲领派在3—4月举行的地方苏维埃选举中获得了巨大的胜利。在列宁格勒市新当选的苏维埃代表中，虽有60%为苏共党员，但其中一半以上支持苏共民主纲领派，另有5%准备退出苏共，民主纲领派领导索布恰克当选为市苏维埃主席。在莫斯科，新当选的市苏维埃代表中，58%以上支持“民主纲领派”，民主纲领派代表人物波波夫当选为莫斯科市苏维埃主席。苏共在苏联首都和苏联第二大城市大权旁落。
苏共中央对民主纲领派在地方苏维埃选举中的胜利作出了无力的反应。4月10日，苏共中央发表致党员公开信，呼吁广大党员与那些打着改革旗号，从所谓激进立场出发，执行将苏共排挤出政治舞台方针的人划清界限。
苏共内部的传统派对民主纲领派的进攻也作出了反应：4月14—15日，苏共“马克思主义纲领派”举行成立大会。来自全国54个城市的308名代表到会。大会宣布该派的理论基础是“恢复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体制，该派主张，“消除把苏共作为‘兵营式共产主义’党的现行模式”，“但并不一定导致多党制、议会民主甚至苏维埃体制”；关于经济体制纲领主张：“消除剥削和异化”，以“全民所有制”为主，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限制个体所有制发展，实施国家对市场的经济调节。 [155] 苏共中央公开信和“马克思主义纲领派”的成立对“民主纲领派”势力的扩展几乎没有造成什么影响。5月16日俄联邦苏维埃召开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29日叶利钦被选举为俄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叶利钦当选后表示，他将致力于俄联邦的主权，这种主权意味着从上到下的独立，俄联邦将在100天以内收回主权。今后俄罗斯也要选举自己的总统，“不要分大总统小总统，他们都是平等的”。 [156] 6月12日，俄罗斯人代会以绝对多数通过关于共和国国家主权宣言。宣言规定，俄联邦宪法和法律在全境内居于首要地位，强调俄联邦保留根据联盟条约和以此为基础的法律程序自由退出苏联的权力。
俄罗斯通过国家主权宣言反映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俄罗斯联邦是苏联最大的共和国，拥有苏联一半以上的人口，近80%的国土面积，集中了苏联近三分之二的固定生产基金，拥有的经济潜力比其他14个加盟共和国还要大。戈尔巴乔夫改革以后，在其他加盟共和国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的形势下，俄罗斯民族主义也日益强烈。民主纲领派提出的俄罗斯主权要求反映了民众的这种不满情绪，因此得到了人代会的支持。但是另一方面，民主纲领派策划人代会通过国家主权宣言，使反对社会主义势力与分离势力结合起来，对苏联政治形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此以前，虽然波罗的海三国和阿塞拜疆独立运动其势汹涌，但由于这些国家小，并未根本动摇苏联国家的整体。但是俄罗斯与这四个国家的地位完全不同，它既是苏联国家的资源、经济、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其他加盟共和国的“老大哥”。激进民主派取得俄联邦最高苏维埃和数个大城市苏维埃的领导权以后，就可以动用俄联邦国家政权的资源，与苏共和联盟中央抗衡，这不仅使苏联完整遭到致命的一击，并且引发了其他加盟共和国第二次独立浪潮，成为苏联解体进程的转折点。
同时，俄罗斯要求成立独立的俄共组织的呼声也日益高涨。1990年春，俄罗斯65%以上的党员同意建立独立的俄共党组织。 [157] 1922年成立苏联以来，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只有俄罗斯没有共和国一级的党、团组织。在大部分加盟共和国共产党要求扩大自主权的形势下，俄罗斯要求成立独立的俄共的呼声也越来越强。开始戈尔巴乔夫不愿意成立独立的俄共，担心会加强共产党的分裂并加强保守派的力量。 [158] 民主纲领派在俄罗斯地方苏维埃选举中获得的一系列胜利使俄罗斯失控的趋势日益明显，为了制止分离势力继续发展，苏共中央决定成立俄联邦共产党。6月19—23日，俄联邦共产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召开。戈尔巴乔夫在开幕式上作报告，希望俄共抵制俄联邦退出苏联的要求。
会上，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路线遭到前所未有的激烈抨击和不信任。大会讨论通过成立俄联邦共产党，并且以压倒多数选举苏共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波洛兹科夫为俄共第一书记。波洛兹科夫当选后在国内外记者招待会上说：俄共忠于十月革命的主张，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社会主义理论为基础。
2．“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
1990年7月2日，在莫斯科召开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
大会共出席4657名代表。戈尔巴乔夫首先作了题为《沿着改革的道路继续前进》的政治报告。报告主要围绕着三个问题展开：评价以往的改革是否正确；分析改革的形势以及当前党和国家危机的原因；拟定摆脱危机的紧急措施，确定全面改革社会的长期政策和行动纲领。这三个问题也是大会的主要议题。
戈尔巴乔夫在报告伊始分析了改革面临的严峻形势，指出：当前苏联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关头，“要么苏联社会沿着已经开始的深刻改革道路继续前进，国家迎来美好的明天；要么反改革势力占上风，国家和人民将面临黑暗的时代”。 [159] 接着，戈尔巴乔夫明确肯定了1985年以来苏联的改革，他说：“国内确实发生了革命性变革”，“自由人的公民社会正在取代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 [160] 同时戈尔巴乔夫承认改革中出现了危机的形势，说改革以来出现了相互斗争的“各种各样的政治流派”，出现了“消极现象”，“在一定意义上，形势甚至恶化了”。戈尔巴乔夫激烈抨击了把种种不幸归于改革过错的观点是“胡说八道”，同时表明政治局对改革中的失误不推卸责任。
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民主纲领派几乎在所有重大问题上与戈尔巴乔夫都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提出了比三月全会更加激进的纲领。在党的性质、地位和作用问题上，叶利钦直接提出：苏共应变成议会党。苏共应解散在军队、安全等部门和国家机关中的基层组织，摆脱掉国家的职能。 [161] 民主纲领派代表人物、莫斯科高级党校校长绍斯塔克夫斯基进一步阐述了他们的观点：国家机关，尤其是强力机关，要实行“非政治化”。 [162] 在党的奋斗目标问题上，民主纲领派提出：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发生危机，“社会主义选择”也只是“重复了口号”，苏联应该改名为民主社会主义党 [163] 。
传统派力量对戈尔巴乔夫的全人类价值观，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政治路线，多党制的政治体制改革，多种所有制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及改革以来的外交路线提出了尖锐的、激烈的批评。利加乔夫批评由于改革路线失误，出现了政治标准的倒错和严峻的政治斗争形势。他说：“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共产党的势力在某些舆论工具中有强大的影响。这些舆论工具为搞垮我国的社会主义、搞垮党拍手叫好，卖劲地将其吹捧为真正的改革。而对革新和加强社会主义则大加斥责，叫嚷这是保守势力的行动。” [164] 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马萨利耶夫抨击了多党制导致社会分化；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穆塔利博夫严厉抨击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路线一直伴随着流血和不公平；很多代表谴责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丢失了东欧，指责他们允许德国统一，丧失了二战胜利的果实。持各种观点的代表都提出让戈尔巴乔夫和中央委员对目前的危机承担责任。
谢瓦尔德纳泽回击了对他的批评。他重申要坚持全人类价值优先于阶级和集团利益的思想。针对许多代表对改革路线和党的领导的批评，戈尔巴乔夫作了总结发言，他说：“决不放弃报告里所说的任何一条，因为这一切都是经过深思熟虑和反复掂量的。”戈尔巴乔夫告诫全党，“党是否成功，就看它是否明白这已经是另外一个社会”。针对强大的传统势力的思潮的批评，戈尔巴乔夫说：“难道我国的全部历史还不能说明，通过对行政命令体制的修修补补，来摆脱国家和公民所处的困难处境的做法毫不奏效吗？我们几十年来紧紧地抓住这个体制不放，已经蒙受了极大的损失，如今还要继续抓住不放，从而阻止革新，阻止国内经济生活新形式出台。而如果这样走下去，那么坦率地说，我们会把国家搞跨。” [165]
大会通过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苏共二十八大纲领声明和“苏联共产党章程”等文件。这些文件的主要内容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在政治理论和政治路线层面提出了党的长期纲领，即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社会模式；在实践层面提出了建立“以社会所有制和混合所有制为基础的可调节市场经济”的经济模式，三权分立法制国家的政治模式；“主权共和国联盟”的国家体制和对苏共继续进行民主化改革的任务。纲领和党章反映苏共进一步转向激进改革路线。 [166]
纲领对苏联改革的社会力量配置进行了具体的分析，指出改革遇到了来自三个方面的阻力：千方百计制止改革进程的保守的阻力；否定社会主义的极端分子的阻力；民族主义的阻力。纲领没有把这三种阻力各打三十大板，而是明显地把所谓的保守力量视为主要阻力。
纲领对社会政治力量性质的评价已经表明了苏共的政治路线取向：将“以社会主义选择为方向的民主改革力量”视为核心和依靠力量；对各种社会民主潮流包括激进改革的力量视为联合力量，要联合他们，以破除保守的势力对改革的阻碍。但同时又要与激进民主派反对社会主义划清界限。苏共这种主要反对保守同时也反对激进民主的立场，反映了苏共党内的分歧。
纲领在政治理论层面提出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长期政策和行动纲领，在实践层面提出了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过渡的紧急措施作为摆脱危机的长远药方和即时药方。
纲领认为，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模式是改革政策的实质。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长期任务主要有：在经济领域，“把国家所有制变成劳动群众在现行法律基础上自己管理的社会所有制；发展多种形式以及混合的所有制形式；反对全面的非国有化。”“向可调节市场过渡”。在政治领域，“走向真正的人民政权。建立公民社会，加强法制国家。实行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在国家体制方面，“走向主权共和国的革新联盟”。在国际关系领域，主张“苏联的对外政策战略应当以和平、合作、协助、进步和人道主义为出发点；全力促进我国内部改革的进程，促进保障国际稳定”。
纲领放弃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根本原则，按照三权分立的民主原则规定了苏共在国家和社会中的地位：“苏联共产党坚决放弃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垄断主义，放弃取代国家和经济管理机关的做法。”党纲还对党的民主作了重新规定，批判了过去的“硬性集中化”的政治体制，强调“选举制和可更换性、公开性和报告制、少数服从多数、少数捍卫自己观点的权力”。 [167]
在实践层面，纲领力图制定摆脱危机的紧急措施，并力图制定出作为主权国家的各共和国联盟的新条约；提出要在一年半至两年期间恢复正常经济。但这些计划都落空了。
3．领导机构的调整与苏共组织的分裂
7月12日进行了新的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根据新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实行差额选举，大部分原政治局委员未入选，这些人中有利加乔夫、麦德维杰夫、拉祖莫夫斯基、扎伊科夫等人。戈尔巴乔夫和先后担任过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和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的伊瓦什科分别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和副总书记。选举中央委员会之前，大会宣布叶利钦被提名为新的中央委员候选人，但叶利钦却高举代表证宣读了退党声明。第二天，莫斯科市市长波波夫和列宁格勒市市长索布恰克宣布退出苏共。二十八大以后，苏共中出现了退党狂潮。
苏共二十八大有以下几个显著的特点：
第一，在党的理论基础、奋斗目标、党在国家和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等根本问题上，二十八大纲领虽然保留着某些社会主义的概念，但是根本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思想，确立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政治路线，接近完成向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化。苏共二十七大选举的政治局委员只有戈尔巴乔夫进入新的政治局，80%的中央委员没有进入新的中央委员会，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党的纲领的剧烈变动。
第二，在高层领导机构实行了联邦化，完成了党政分开。各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在苏联共产党历史上首次全部进入政治局，由于他们（15名）在24名政治局委员中占大多数，从而使加盟共和国利益将对中央决策取向构成决定性影响。另外，除总统戈尔巴乔夫以外，苏联国家权力机构的高层领导人物均未进入政治局，基本完成了自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以后党政分开的进程。这两个变化表明了苏共中央集权的进一步分散和削弱。
第三，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在激烈的斗争中得到了大多数代表的认同。这说明，传统派由于提不出更好的改革主张，他们不仅没有得到多数代表的支持，而且就连他们自己也不得不认可主流派的改革路线。
第四，二十八大是埋葬苏共和社会主义的大会。戈尔巴乔夫改革以后，实行公开性、民主化，瓦解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统一的基础；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实行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开始摧毁议行合一的政治结构和中央集权的政治运行机制；苏共二月全会取消宪法第6条，废止了苏共执政合法性的宪法保障。换言之，支撑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支柱已逐一坍塌，伴随着这个进程，苏共和苏联国家陷入日益深刻的全面危机。苏联必须改革，苏共也必须改革，但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以后党和国家的形势不仅不见好转，而且危机日益深重，这表明，苏共选择的改革路线脱离了苏联的实际，出现了根本的失误。因此，若要使党和国家摆脱危机局面，需要从根本上扭转改革路线的失误。然而，在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戈尔巴乔夫却将其路线以党纲的形式固定下来，使西方民主政治的构架在苏共和社会主义的解体中最后矗立起来。因此，二十八大实际上加速了苏共的瓦解，成为埋葬苏共和社会主义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