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戈尔巴乔夫向民主派的全面妥协
全民公决以后，苏联政权危机由执行权力机构危机（“倒阁”、“倒戈”）扩及到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立法机构危机（“倒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参与这场运动的力量从激进派扩及到社会其他群体，从俄罗斯扩及到其他共和国——苏联政权危机深度和规模迅速扩展，标志着其政治危机已经进入晚期阶段。
在急速恶化的局势面前，改革路线再一次面临严峻的抉择：要么继续沿着强硬路线走下去，要么转回激进路线。由于采取强硬路线适得其反，戈尔巴乔夫决意疏远传统派，向激进路线全面妥协。
一 “9＋1”进程
1991年4月24日，戈尔巴乔夫单独召集九个加盟共和国领导人，讨论稳定国内局势和克服危机的紧急措施。会后发表了联合声明，即“9＋1”声明。声明在联盟中央与加盟共和国关系上作了三方面巨大的让步：
（1）将签订新的主权共和国联盟条约作为克服危机的首要途径。通过这个条约，中央权限将被大大削弱。
（2）在联盟统一问题上，第一次承认波罗的海三国、格鲁吉亚、摩尔多瓦、亚美尼亚可自行决定参加联盟条约问题。
（3）自我否定了最高苏维埃的权威性。苏联宪法规定，改革联盟体制需要苏联最高苏维埃以修改宪法的方式进行。戈尔巴乔夫绕开苏联最高苏维埃解决联盟体制问题，一方面违反了苏联宪法，另一方面等于承认“9＋1”高于苏联最高苏维埃，不啻向激进派“解散苏联最高苏维埃”的路线跨进了一步。
因此，激进民主派欢迎“9＋1”声明的签署。叶利钦为此改变了对戈尔巴乔夫的态度，称戈尔巴乔夫表现出对继续改革的坚定态度，这意味着在现阶段能与戈尔巴乔夫共同努力合作。“9＋1”声明的签署，标志苏联政治斗争进入向激进路线全面妥协的新阶段。
1991年4月24—25日，苏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举行联席全会。戈尔巴乔夫致开幕词时批评了传统派：“现在有人企图使国家回到集权主义制度。” [179] 传统派则对戈尔巴乔夫的转向发出强烈的谴责。会上，多数发言者严厉地批评戈尔巴乔夫，要求他对国内危机负责任，要求他采取紧急措施整顿法律秩序。俄共中央第一书记波洛兹科夫还要求戈尔巴乔夫辞职。
在苏共中央委员会上，戈尔巴乔夫遭到了自改革以来最为强烈的谴责，他被激怒，发言表示：假如全会对他表示不信任，他打算辞去总书记职务。苏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一致否决了要求戈尔巴乔夫辞职的动议，并提交全会表决。全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政治局决定。
二 “哈佛计划”
随着政治上全面转向激进，在经济领域，戈尔巴乔夫开始全面接受激进改革路线。不容忽视的是，这种转变也源于西方领导人的压力。
从1991年春开始，帕夫洛夫政府开始制定反危机纲领。但是在讨论政府反危机纲领的一次内阁会议上，戈尔巴乔夫五次对帕夫洛夫方案提出尖刻的批评。戈尔巴乔夫还告诉参会的每一个人，他所交谈过的每个外国领导人，包括布什总统、密特朗总统和科尔总理，都说这个方案行不通。“500天计划”主笔者之一亚夫林斯基也参加了会议，这使他深信，戈尔巴乔夫终于要采取更加激进的改革措施了。 [180]
从5月中旬开始，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和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叶利钦再度联手，委托亚夫林斯基负责制定苏联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计划。由于该计划是在美国哈佛大学与该大学肯尼迪国家管理学院领导人、著名政治理论家格雷厄·阿里森共同商讨制定的，故称“哈佛计划”。
5月20和24日，亚夫林斯基撰文阐述“哈佛计划”的主要内容：从1991—1997年苏联在西方的帮助下，通过自身努力摆脱经济危机，并纳入世界经济。 [181] “哈佛计划”的基本思路是，在西方的援助下，进行激进的经济改革，建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制度。为了实施“哈佛计划”，根据苏联政府的请求，5月27日，苏联国家安全会议成员普里马科夫和政府第一副总理谢尔巴科夫飞赴美国访问，提前征求美国总统布什的意见，以便为戈尔巴乔夫准备赴伦敦参加七国集团会晤时带去经济改革计划。 [182] 在美期间，普里马科夫与美国总统布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康德苏进行会谈，要求今后五年向苏联提供2500亿美元援助。6月11日，苏联联邦委员会听取亚夫林斯基汇报刚刚与美国经济学家共同修订的“哈佛计划”。
与此同时，帕夫洛夫政府也在努力影响总统，以便使总统接受内阁制定的反危机纲领。4月19—20日，政府总理帕夫洛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就反危机纲领作报告。5月15日，苏联内阁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帕夫洛夫的反危机纲领草案。6月17日，帕夫洛夫和八个共和国领导人向苏联最高苏维埃提交反危机纲领最后草案。
政府反危机纲领和“哈佛计划”存在着基本的共同点：通过对苏联经济进行市场化改造，进入世界经济；维持实行统一货币和统一货币政策的共同的经济实体——联盟。但是在实行市场化改革的道路问题上，两个方案存在着根本的分歧。
（1）“哈佛计划”的基本点和逻辑是：苏联不可能单独、成功地进行改革。改革“实际能够走的道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同西方相互协作的性质和程度”。“哈佛计划”呼吁，西方政府以类似马歇尔计划（无偿援助）的形式，为苏联改革作出贡献。而内阁反危机纲领具有与“哈佛计划”不同的基点，它强调，苏联必须以自己的方式进入世界市场，不需要外部世界特别的援助。
（2）“哈佛计划”全面接受了西方新自由主义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理论：实行稳定化、自由化、私有化、世界经济一体化、快速地向市场经济过渡，尤其接受了以进行民主政治制度的改革为前提的原则。而这个原则，恰是西方衡量是否援助苏联进行经济改革的核心条件。由此，阿里森直言“哈佛计划”为“大交易”（如果俄罗斯人愿意走向民主和与西方的合作，西方将支持它的经济改革）。 [183] 与“哈佛计划”不同的是，内阁反危机计划没有秉承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没有强调进行民主制度改革。
（3）在如何克服改革初期造成的生产下降方面，“哈佛计划”把重心放在接受援助上，而内阁计划则强调，加盟共和国应全面履行共同联盟通过的有关经济协议。
对于这两者之间的明显分歧戈尔巴乔夫却强调，“哈佛计划”与政府反危机纲领之间没有不可克服的矛盾。还说要把二者结合起来，并综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建议，形成“总统纲领”。为了使“哈佛计划”付诸实施，戈尔巴乔夫绕开内阁，开始运作“9＋1”会晤机制。7月8日，戈尔巴乔夫与九个共和国领导人在新奥加廖沃会晤，就即将赴伦敦参加七国首脑会议基本立场达成共识。7月10日，俄罗斯、乌克兰、乌兹别克、哈萨克、阿塞拜疆、吉尔吉斯、塔吉克、亚美尼亚、土库曼10个加盟共和国签署了苏联内阁反危机纲领，并经苏联总统批准生效。7月16—19日，戈尔巴乔夫带着总统纲领参加了七国首脑会议。为了获得西方的援助，戈尔巴乔夫尽量采取激进的经济改革主张。然而，戈尔巴乔夫没有得到预期的经济援助。会议只是通过了一项缺乏实质内容的援助苏联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计划。
三 政治危机的全面爆发
6月12日，俄罗斯举行全民投票直接选举总统。这一天，在1.06亿选民中，有74.66%的人参加投票，其中有57.3%投票选举叶利钦，叶利钦击败五名对手，在第一轮投票中即当选为总统。波波夫和索布恰克分别当选为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市市长。列宁格勒55%的选民赞成恢复该市历史名称圣·彼得堡。这些胜利表明，激进派已经赢得了俄罗斯。苏联最大的国土已经被激进派拿去，激进派主宰苏联的命运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激进派全面掌握俄罗斯国家政权后采取的第一个政治步骤，就是彻底摧垮政治对手俄罗斯共产党。7月20日，俄联邦总统叶利钦签署俄联邦国家机关“非党化”命令。根据这项命令，政党不能在其成员工作的地方拥有基层组织，禁止在工作期间进行政党活动，禁止在向国家机构提交的官方文件中对政党和运动成员作指示。“非党化”命令发布后，苏共中央政治局、俄共中央政治局、监察委员会、苏共中央全会等多次发表严厉谴责“非党化”命令践踏苏联和俄罗斯宪法与法律的严正声明和抗议。但叶利钦总统对此置若罔闻。8月4日，“非党化”命令正式生效。俄联邦大批企业和组织领导人宣布解散本单位的苏共党组织，或宣布停止活动。不少党员自动放弃党籍。俄联邦大批基层党组织自行解体，苏共组织开始全线崩溃。
早在苏共二十八大以后，苏共组织瓦解已呈加速之势。1990年上半年有37.1万人退党，到年底退党人数骤增至180万人，20%的车间党组织、50%的党小组停止了活动。 [184]
激进派在6月12日全民选举中的胜利，使苏联政局走向十分明朗。其后，苏共党员大批向激进派倒戈，出现了主流派和激进派合流的趋势。7月4日，原来与戈尔巴乔夫共同开创改革事业的主流派代表人物、前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宣布退出苏共。7月27日，被称为“改革设计师”的雅科夫列夫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辞去总统顾问职务，并表示支持叶利钦“非党化”命令。8月16日，雅科夫列夫也宣布退出苏共。同时，两人与原戈尔巴乔夫总统委员会主要成员沙塔林、戈尔巴乔夫总统个人经济顾问彼得拉科夫会同激进派主要代表波波夫、索布恰克、沃尔斯基，以及俄罗斯共产党人民民主党首领鲁茨科伊、俄联邦政府总理西拉耶夫在7月2日共同创立“民主改革运动”。运动宣称，主要任务是保证政治和经济领域继续进行激进经济改革，以及消除回到集权制度的危险。 [185]
8月3日，由俄共分裂出去的俄罗斯共产党人民民主党宣告成立。俄联邦副总统鲁茨科伊当选为临时委员会主席。他说，苏共若不承认该党，其成员可能退出苏共。他估计，该党成员约有500万人，同时将对苏共财产提出要求。俄罗斯共产党人民民主党的成立，开始了对苏共组织遗产的瓜分，加速了苏共组织的溃败。1991年7月，苏共党员人数降至1500万，倒退到1973年的水平。
7月25—26日，苏共中央全会召开。这次全会主要议程是审议苏共纲领草案和审议对俄联邦总统“非党化”命令的态度问题。
全会通过的纲领草案同苏共二十八大通过的纲领草案相比，有四点重大不同：第一，关于苏共奋斗目标，不再提社会主义选择和共产主义前景，虽然提到苏共忠于社会主义理想，但纲领阐释的社会主义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第二，关于指导思想，提出使我们的思想宝库包括国内外社会主义和民主思想的一切财富；第三，关于组织原则，放弃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第四，不再提苏共要取得执政党地位。在这个苏共纲领中，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已荡然无存，除了喊几句社会主义的词句外，与激进派纲领已无原则性区别。
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政治、民族等方面一个又一个陷于崩溃时，苏联传统势力为挽救联盟，进行了最后的顽强的抗争。他们首先试图运用合法的手段抑制这种进程。在即将签署新联盟条约草案的关头，传统派为了争取由苏联人代会批准新联盟条约草案的权力，从而阻止新联盟条约草案的签署，进行了不懈的努力。苏联宪法第174条规定，“苏联宪法，至少须经苏联最高苏维埃两院代表各三分之二的多数决定，才能修改”。 [186] 戈尔巴乔夫撇开苏联最高苏维埃，违背苏联宪法建立“9＋1”协商机制，造成了双重立法中心。最高苏维埃中的传统派，无论是对条约本身，还是对“9＋1”立法机制，都表示了强烈的反对，称条约草案实质上是分裂国家的条约。
同时，传统派暗中酝酿着以强力方式挽救联盟。继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内阁要求分割立法权限，“联盟”议员团阻止批准新联盟条约草案的努力受挫后，运用合法手段阻止联盟解体的希望已经渺茫。这时传统派呼吁以强力维护国家统一的呼声渐渐高起来。
7月24日凌晨，在新奥加廖沃各共和国全权代表团领导人会晤结束。会晤就联盟条约的签署进行了最后的准备工作。7月29—30日，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纳扎尔巴耶夫会晤就联盟条约尚未解决的问题达成一致看法，并定于8月20日签署条约。
8月4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正式宣布去克里米亚开始休假。
8月14日，《莫斯科新闻报》公布7月23日商定的新联盟条约文本。
当日，《苏维埃俄罗斯报》以题为“向人民进一言”发表苏联国防部副部长瓦连尼科夫、内务部第一副部长格罗莫夫、“联盟”议员团领导人布洛欣等12人的“告人民书”要求成立爱国阵线，防止苏联和苏共瓦解，指出只有武装部队才能保证国家不陷入混乱状态。 [187]
8月16日，苏军《红星报》刊登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呼吁书，指出苏联政治生活中一个责任重大的时期已经到来。呼吁党员加强团结，保卫祖国，并强调武装部队依然是我们伟大国家独立的保证。
戈尔巴乔夫改革六年来，推行民主化、公开性、多党制、“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路线以后，引发经济危机、政治危机、族际关系危机，使苏共和联盟中央在意识形态领域、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族际关系领域的阵地所剩无几，几乎只留下强力机构一个相对完整的阵地。传统派退守在这个最后的阵地上，准备为拯救苏联国家的命运进行决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