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我转身查了一下季米特洛夫的简历，找到如下记载：“1922年，季米特洛夫出席了红色工会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并当选为红色工会国际执行局委员。”“九月起义（1923年）失败后，由于被法西斯当局缺席判处死刑，季米特洛夫被迫流亡国外。”“1923年10月，季米特洛夫同科拉罗夫在维也纳成立了保共国外委员会，担负起党在国外的领导工作。”“1933年2月27日，希特勒法西斯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国会纵火案”。3月9日，纳粹警察局以“参与纵火”的罪名逮捕了当时正在柏林从事革命活动的季米特洛夫。” http://baike.baidu.com/view/81352.htm，
1922年是这些未来中共领袖们加入组织、衣食无忧的开端，经济来源肯定是共产国际。从1923年秋天起，季米特洛夫就生活在德语区，直到1933年，甚至纳粹要把他作为暴力活动的领袖抓起来，可见他在德语区的活动能量。而我们年轻的周公在1923年到1924年也正好在德国活动，接受共产主义的训练，两人相识的可能性是极大的。网上传说周恩来回国时带了一封季米特洛夫给当时的苏俄派到国民党的总代表鲍罗廷的推荐信，而这个鲍罗廷当时是整个国民党政府的施舍人，钱、枪都靠着他，任命一个不掌军权的中将自然是举手之劳。而这个鲍罗廷的另一个秘密身份是共产国际驻中国总代表，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陈延年、周恩来、张太雷经常到他那里汇报工作。从后来莫斯科解密的档案可看出，鲍罗廷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最称赞的二人就是张太雷和周恩来。
这个鲍罗廷有两个共产国际派给他的翻译，一个是胡志明，一个是张太雷。共产国际在越南留下的伏笔，以后印度支那之战之父、柬埔寨惨剧的始作俑者在这埋伏着呢！
胡志明在1920年留学巴黎时，参加创建了法国共产党，随后到共产国际工作。他除母语越南语外，还精通法、俄、汉语并能说广东话。他到广州后，便组织那里的越南人开办革命训练班，后来的越南总理范文同便是班内学员，这为创建印度支那共产党奠定了基础。胡志明还经常同在法国时就熟悉的周恩来相会，通过这个“兄弟”安排一些越南青年到黄埔军校学习，其中便包括中国PLA的唯一外籍将军洪水。
周恩来是否在德国接受过特工训练，我个人认为是不言而喻的。一个在24岁时还彷徨无措、一无所长、语言能力平庸的年轻人，26岁时就能当上中将，没有特殊的背景是不可能的。而这种特殊训练应该是对共产国际，或者直接说对苏俄是至关重要的。从周回国后亲自建立的明暗两套情报保卫体系，而且一直到中共夺得大陆政权后依然领导这个体系（感兴趣者可以在网上找到无数篇讴歌周公如何神勇搞秘密工作的文章，这里就不引用了）就可以看出，周是一定受过专门训练的，而这个训练只能是在1923年到1924年之间的德国逗留时间完成的。苏俄在共产国际投下了血本，在全球范围建立起了非常高效的情报系统，比如潜伏在东京的德国人佐尔格就为莫斯科送去日本将不会在1941向苏联宣战的情报，使得莫斯科能够从西伯利亚调集25万原本准备对付日本进攻的精锐部队投入莫斯科保卫战，使得希特勒用闪电战打败苏俄的计划破产，可以说是拯救了苏俄，也是投入血本的回报。这个佐尔格30年代初也在中国工作过，是否和周的情报系统有联系不得而知，而周的情报系统本身就是共产国际或苏俄情报网中的一环是毋庸置疑的。所以中共的情报系统异常灵敏，长征途中就能识破对手的密码，在抗战后的内战中更是神乎其神，基本南京政府的作战计划在第一时刻就会摆上周的案头，除却周的能干，共产国际情报网的帮助有多大，估计是一个永远的秘密。只是在介绍佐尔格功勋的百度百科中有这样一段：“佐尔格通过收买在南京政府工作的德国工程师、无线电通信军官施特尔茨的中国太太，掌握了国民党军南京总司令部及其所属部队的无线电通信密码、德国军事顾问相互之间的无线电通信密码和1本德国军事顾问与国民党中国进行联络的电话号码。此后，大量有关中国问题的情报源源不断地飞往莫斯科。与此同时，佐尔格以记者和农业专家的身份，得以方便地环游中国，向中共通报国民党军队的动向，对中国革命起了一定的作用。如他将有关国民党引进新式武器的情报通报中共，在国民党尚未投入使用时，红军便熟悉了这种武器。”
作为共产国际世界情报网中重要一环的中国负责人的身份，也使得周恩来能够得到共产国际最高层的支持，在抗战前中共内部历次的残酷斗争中成为不倒翁。以至于到1943年底，耄掌握了大权后，在刘少奇系干部的支持下对过去的党内对手进行清算时，（这时的共产国际已经解散，苏俄在希特勒德国的打击下无暇东顾，耄对苏俄能不能撑得住已有怀疑，对原来借共产国际来压他的留苏派自然也不客气了）周恩来在做了两万多字的检讨后仍不能过关，这时远在莫斯科的季米特洛夫以个人名义给耄发来电报，要求耄放过周，在电报的首先还承诺照顾好在苏俄的耄的长子，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意思。耄毕竟还是有求于苏俄，而且周独自掌握的情报系统也是对耄不可或缺，军队人脉广泛，加上周为人乖巧，低头服输彻底，耄就放了周一码。1949年以后，周在苏俄的人脉仍然是耄大可利用的资源，加上周的能力，使得周仍然保持在核心圈，但已遭耄的屡屡敲打，譬如在1958年的南宁会议上耄直接说周离右派不远了。到了60年初和苏俄彻底掰了以后，这时耄的主要对手变成了在延安时助他上位的刘少奇，当耄通过文革搞倒刘，接着搞倒林彪的时候，周居然当着下属的面大哭起来，因为他知道，下一个目标就是他了。果不其然，批林批孔运动箭头直指周公，如果不是周身患癌症，死在长他五岁的耄的前面，结局如何，相当的难说。
前文已引用过苏俄的中央（编者注：中央）同意在已拨付俄方在中国的总军事顾问加仑30万美金的基础上再拨付价值110万卢布的足以装备一个军的武器装备运抵广州，交付给从南昌暴动后南下的部队。这就是1927年8月1日南昌暴动后周恩来等不顾一切军事大忌拼命要南下的原因，接着的广州暴动，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记得看过一份回忆录，在广东暴动被平息后，苏俄驻广州的领事馆也被反共部队占领，领馆人员也被抓起，部分被枪毙，理由是他们鼓动了暴动，现在看起来理由是成立的。在这一年还有湘赣边界的秋收暴动、鄂豫皖边界的黄麻暴动，所有这些活动的经费都是由苏俄经过共产国际之手提供的，如果在网上输入“鲍罗廷”“共产国际”“经费”等关键词，这些资料都能看见，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凤凰网的一篇系统介绍中共经费来源的文章（链接如下：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uanjialunshi/yangkuisong/201001/0129_7341_1530321_6.shtml） 透露，仅仅在1936年到1937年一年的时间里，苏俄通过共产国际提供给中共的经费就达200万美金，约合400万大洋，以我之前的换算方法，大家可以知道是怎样一笔巨款了。
总之，想告诉大家，中共的这些活动和中国人民的选择无关，都是共产国际也就是苏俄全球战略的一环而已。当时的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所有政治局成员是必须经过共产国际同意的，任何变化也要共产国际同意，因为共产国际是中共的衣食父母，断了经费，就会发生前面所说卖儿子筹经费的故事。中共武装斗争的经费来源一是来自共产国际，二是搞所谓的打“土豪”。其中各占多少比重，不得而知，但共产国际所占的比重应该是很大的，否则，共产国际如何能指挥这些躲在深山老林里、与土匪为伴、能拿自己儿子换钱的武装团伙？
就在这个清明节后，我到江西的铜鼓县看望一个朋友。这铜鼓地处湘鄂赣三省交界处，也是当年耄发动的秋收暴动的出发点之一。我还特意跑到当年湘赣军区司令部和湘赣省委所在地去看看。真正的鸡鸣三省的地方，极端偏僻，现在从县城到那全是水泥路也要开一个多小时，现在还是极端贫困，可以想见当年当地的老百姓哪会有好多钱，但按照中共的政策，不管多么贫困的地区，一定是要有地主、富农、贫农的，这地主、富农就是土豪，这钱粮当然就归红军，带不走、不需要的农具和土地分给贫民，壮劳力还要当红军。所以，当年所谓苏区的经济异常凋零，为了维持，红军不得不到苏区之外去打“土豪”，讲得不好听就是抢劫、绑票了。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方志敏被国民政府枪毙的理由就是绑票而且撕票。方所率的红十军在安徽活动时抓到了一对美国传教士夫妇（估计应该是新教的），要人家出几万大洋赎命。洋教士没钱，结果被方的手下撕了票。方兵败被俘，只好认栽了。
大家都知道，南昌和秋收暴动的两股残余汇成一股跑到了湘赣边界的井冈山落下了脚，当年这山上有两股土匪，土的怎玩得过洋的，先是被收编，后是被收拾，然后这股力量往东南方向在赣南、闽西打下了一片江山，以后中共中央在上海待不住了，也搬到这块地盘里来了，这就是是著名的中央苏区，军队号称一方面军，又称中央红军。
与此同时黄麻暴动的部队建立了鄂豫皖苏区，这支部队就是后来的第四方面军。因为鄂豫皖地处长江中游，交通比赣南方便，南京政府的军队逼得比较紧，这伙人就往西北方向跑，经过鄂西北进入四川。偏巧四川的军阀们战斗力太弱，被红四方面军打得落花流水。鄂豫皖苏区变成了川北苏区，四方面军最高峰时达到8万人，也埋下了以后和所谓中央红军抗衡的地雷。
南昌暴动后，贺龙跑回他的老家洪湖地区拉了一支队伍，后被称为二军团，接着和中央苏区开来的六军团合称为第二方面军，其根据地被称为湘鄂边苏区。
这就是从1927年始，到1934年左右，中共趁着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忙着整合其他地方势力，忙着处理1931年日本入侵时，在共产国际的指挥和赞助下攒下的家当；也是以后中共军队内部各个山头的起源。
在这些苏区里，所有组织形式、架构、名称、理论、模式、宣传纲领都和苏俄一样，甚至军事指挥也是共产国际的高级军事顾问坐镇上海，底层的德籍军事顾问深入苏区。举个例子：苏俄军队的保卫人员穿蓝色裤子，带蓝色领章，中共苏区的保卫队员也是带蓝色领章。
这期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中央苏区成立，和当年德国１１月革命以后的做法如出一辙。不知道是不是分裂国家。上网查了下，这个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于1931年11月，而日本人侵入东北也是1931年的9月，几乎是一南一北遥相呼应。网上有一篇文章有如下描述：“1931年春节刚过，当中华民国的四万万国民还沉浸在欢乐祥和的气氛中时，一场灾难性战争的大网已经在暗处开始编织。中央苏区的代表团，以王若飞为团长，从上海秘密登船，经过一昼夜的航行到达日本关东军控制下的旅顺，入住关东军“满铁株式会”的招待所大和旅馆。当月29日，中央苏区代表团与关东军的代表板垣征四郎在大和旅馆的小型会议厅——八尺阁，签订了一份秘密协定，史称“八尺协定”，又称王板协定。协定主要内容有：
1.中央苏区支持日本夺取东北、华北，承认其为日本势力范围；
2.中央苏区从共产国际援助经费中拿出2亿3千万金卢布，转交日本关东军参谋部，由关东军参谋部分配，用于军费，以及日本国内政治公关使用。中央苏区派审计小组进驻沈阳和东京，监督经费合理使用。
3.关东军确保不晚于1931年10月开始对东北的进攻，并在未来的几年内积极夺取华北，配合中央苏区夺取中华民国的政权。
4.日本势力范围止与长江一线，即占领华北、华中后，与中共政权划江而治。http://www.douban.com/note/175968400/”
无论这篇文章所述事情的真假，削弱中华民国的实力，使其无法顾及蒙古、新疆是苏俄的一贯政策，而在苏俄支持下的中共是完全秉承这一旨意的，最为有利的证据就是当1929年底，东北张学良（此时东北已归顺南京政府）为从苏俄手里夺回中东铁路所有权而向苏俄开战时，中共提出的的口号是“武装保卫苏联”，组织工人罢工、学生游行支持苏俄，甚至把反对这样做的陈独秀开除出党。今天的我简直就不知道如何说才好！不过，从苏俄的角度来说，这也是大把花钱的回报。
在这几个苏区和红军当中，一切的一切都是模仿苏俄的，甚至众所周知的“肃反”也是完全按照列宁的红色恐怖理论进行的，其目的，就是让苏区和红军里的人们在恐惧当中丧失自己的意志、思想，变成只能接受上级意图、执行上级意图的机器人。（关于红色恐怖理论和它的生物学理论支持请参照本文第七节）
在三个大的苏区所谓“肃反”当中，揭露材料较早、较全面的是发生在第四方面军控制区域的事件，原因是第四方面军的负责人张国焘在30年代末就在中共高层失势，为了批判、搞臭他，自然要把他领导下的肃反造成的伤害翻出来，让他原来的部下仇恨他，达到孤立张的目的。下面是我在网上找到的资料，大家可一同看看。
张国涛1931年4月进入鄂豫皖苏区，同年9月就开始杀人。仅1931年的9月～11月的两个月间，当时在他直接指挥下的红军指战员被杀掉十分之一，达到2500多人。【10】但据徐向前的回忆录说：被杀害的干部战士远远不止这个数字，实在杀不过来了，就用机枪扫射。1932年春，大批的抓人、杀人，达到高潮，红二十五军原有1.2万人，43天的肃反过后，仅剩下了6000人。其中，仅在1933年3月，一次就逮捕3900人，马上就杀掉2500人。
1931年11月中旬，张国焘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信，下令将红一军军长许继慎（建国后中央军委确定的PLA 36名军事家之一）勒死在河南新集政治保卫总局机关的一间房内。同时遇害的还有周维炯（被用乱棍活活打死）、王培吾等。曾经威震敌胆的红军杰出将领许继慎就这样含冤离开了人间，年仅30岁。他的夫人王望春是十二师政治部秘书，当时已怀孕，遭到严刑拷打后被抓发砍头，年仅20岁。王望春的哥哥王鄂峰（黄埔三期生，原红十二师参谋长）也未能逃脱。【11】
“仗没打好，说是对反革命手软。从团长到马夫、火夫都说不好，也都不得了。总之，无奇不有，随便安个名堂都可以杀人。”
“中共六安县委，除两个炊事员外，从县委书记到一般干部，全部被杀；中共霍丘县委机关干部也全遭屠戮；赤南县苏维埃政府的干部共48人，被捕杀45人；英山县苏维埃十一个委员，有10人被杀害；红安独立师，在一个晚上杀了200多人；六安独立团有200余人以反革命罪被一次逮捕；红山警卫团第八连从战士到连长100余人一次被杀光；白雀园区赤卫军团长彭开尧被杀，三个营长两个被杀，九个连长有七个死于张国焘手下。”
张国焘在主持肃反的同时，还发动了鄂豫皖根据地各级党政机关、地方武装和群众团体的肃反运动。政治保卫局手握肃反大权，横行乡里，为所欲为，使地方肃反发生了滥杀乱打的严重问题，几乎达到了县县肃反、区区肃反、乡乡肃反、村村肃反的程度。仙居区的干部全部抓了起来，进行公审，当场杀了两个。并且捉了11个乡的干部，共100多人，有嫌疑的都逮捕了，没有嫌疑的也都停止了工作。据《红安革命斗争史》记载：“三月八日，保卫局奉命在禹王城召开群众大会，将徐德聪等六十三名干部群众扣上‘改组派’的罪名，一次杀害。”
仅河南白雀园一地，两个多月的时间内就有2500多红军官兵惨遭杀害。张竞回忆：白雀园大肃反，主要是杀军队干部。白雀园河湾、砖桥、新集是杀人地点，在白雀园大河湾里杀人杀不及，用机枪扫射。1932年农历正月初五，商城第三次打开。红军总医院分出一个分院到里罗城，不久又分出一个分院到城东何店。一个医生、八个护士，杀了七个，我因年纪小和李院长爱人没杀，但我陪了两次绑。谢医生（东北人，是国民党军医转投过来的）是何店分院唯一的医生，到何店来，当天晚上就杀了。红三十团一个团，被杀的就有500多人。张国焘当时在会上公开宣称：“就是有一万二万也不奇怪。”
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记述：“将近三个月的‘肃反’， 红四军肃掉了两千五百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而当时的红四军不过1.5万人，足足肃掉了六分之一！之后，继续扩大肃反，并在转战中又杀害了很多的高级将领。1933年6月，红二十五军第一任军长邝继勋被张国焘秘密杀害于四川通江县洪口场（用绳子勒死），时年36岁。1935年，政治保卫局审讯科长胡底在红军长征途中惨遭杀害，年仅30岁。1933年春红四方面军总经理部主任余笃三受诬陷，被杀害于四川省通江县洪口场。红四军军长曾中生（建国后中央军委确定的PLA36名军事家之一）因为在红军中的威望很高，所以不敢公开的杀，1935年8月长征途中被秘密杀害于卓克基的密林中（也是用绳子勒死），时年35岁。鄂豫皖根据地的肃反在张国焘所谓“发现一万二万改组派也不奇怪”的奇怪逻辑下，给党、苏维埃、红军、根据地造成了难以估量的重大损失。对此，中共中央曾表示赞赏，并将鄂豫皖的所谓肃反经验加以肯定和推广，使之对其他革命根据地也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在原四方面军鄂豫皖总部的驻地湖北麻城湾点修建农场，挖出了张国焘在1932年肃反杀人时的数千具尸骨，在当地的纪念馆里，保存着肃反时被无辜杀掉的村干部和普通村民的名单。一位原来的保卫局肃反人员回忆：“每天被杀掉的有一百多人，一人一刀，就是没死，也压死了。坑满后，土封起来又挖一个坑。”1949年以后，在原川陕根据地的所在地通江洪口场，挖出了有大约5000具尸骨的“肉丘坟”，这些都是被张国焘杀害的无辜者。张国焘经常亲自审讯，严刑拷打、刑讯逼供，张国焘杀人的最主要帮凶和最得力助手就是陈昌浩，其他残忍的杀手还有高敬亭、戴季英。
这里面提醒一下，大家要注意几点，一是，“张国焘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信，下令将红一军军长许继慎……勒死”，以及 “对此，中共中央曾表示赞赏，并将鄂豫皖的所谓肃反经验加以肯定和推广，使之对其他革命根据地也造成了恶劣的影响”。这说明张国焘的滥杀并不是他个人的决定，而是经过中共中央的同意的，而且他的肃反干将戴季英后来在1935年9月又主持了陕北的“肃反“，著名的红军将领刘志丹差点死在他的手上，在耄带领的红军携带中共中央到达陕北之后，为了笼络人心，放出了刘志丹。可见在此之前的中共中央对张国焘的肃反是持赞扬态度的，不然戴季英也不会再派到陕北来肃反。1935年9月张国焘领导的四方面军还远在四川，这个戴季英应该是中共中央派到陕北的，可见陕北“肃反”不是张国焘的主意，而是中共中央的决定。而且刘志丹在放出不久就死在一次不明不白的枪击之中，再接下去的几个月中，他手下的几位忠心耿耿的部下也被一一清除，陕北红军被牢牢置于中共中央的控制之下。当然这只是后话，与我们要谈的主题已无关。
这里面还有几个细节，原红四军长曾中生事实上是失踪，张国焘曾经面对而后的清算坚决否认指使人杀害了曾，此案不了了之。陈昌浩后来作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是西路军的一把手，西路军失败后，回老家，然后回延安，后赴苏俄治病，建国后任中央编译局的副局长，并未因为肃反而受任何处分，在文革中自杀而亡。高敬亭后来在新四军支队长的任上被处决，罪名是投敌而不是因为肃反的责任。
今天通过Google搜索到在华夏论坛上有朋友贴出了这篇文章的前面几节，引起了很大争论。本人欢迎大家引用本人的文章，也不怕引起争论，但请大家注意注明出处，这一点我想大家应该可以做得到。老傅在这作揖了！
在另外一个苏区湘鄂西苏区，则从1932年5月，一直进行到1934年7月， 完成了四次大肃反的湘鄂西苏区由原来的人马5万多人减员为4000人，这还仅仅是军队方面的统计，地方上有多少屈死鬼不得而知，贺龙在后来也说过，“洪湖的县区干部都被杀完了”，连长和指导员提拔一批就被捕杀一批，一连杀了好几批。有的连队前后被杀了十多个连长，以至于士兵没人敢当班、排长，那是冤枉送命的最佳捷径。湘鄂西苏区肃反惨剧透露得也比较充分的原因是因为主持这次肃反的夏曦是王明的亲信，当耄清算王明时，当然要把夏曦干的事抖落出来。其实在夏曦之前的湘鄂西苏区负责人邓中夏也杀了不少人，湘鄂西肃反严格来说应该是从1930年底就开始。邓中夏在湘鄂西只待了一年，就因为瞿秋白失势被撤职，后来又死在国民党的手里，他杀的人就不太提起了。夏曦后来死在一次蹊跷的落水事件中，简直是不可思议。
我们回到中央苏区的肃反。中央苏区实际包括赣南、闽西、赣东北三块。在这个区域里的肃反始于1930年底，就是大名鼎鼎的“AB团”事件。下列文字我在一份研究中共肃反的文章中找到：
1930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写给中共中央的信中说：“近来赣西南党内呈现非常严重的危机，全党完全是富农领导。……党团两特委机关、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红军学校，发现大批AB团分子，各级领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AB团富农所冲塞。……肃清富农领导，肃清AB团。赣西南党非来一番根本改造。”同年10月26日，耄主持召开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的联席会议。这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强调：“改造全部党的组织，重新建立，不使一个富农反革命分子（AB团）留在党内团内……严厉地镇压AB团，处决AB团中一切活动分子。”在这种气氛下，江西苏区实行了赤色清乡和赤色恐怖（红军宣传大纲语），到处都在大抓特抓AB团。
这里面的文字说明：第一，耄清除所谓AB团，是得到了中共中央的批准的。第二，目的就是要实行赤色（红色）恐怖。
苏区肃反就是要通过红色恐怖达到洗脑的目的是一项当时中共中央的政策的证明就是1931年12月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入驻中央苏区后（在上海待不下去不是什么白色恐怖厉害，而是以周为首的中共特务组织杀死以前的同事顾顺章一家老小及邻居十多口人并埋尸房下，后来事发，名声太臭，在上海无法立足，大家有兴趣可在网上输入顾顺章寻找有关情况），虽然为了笼络人心撤了赣东南主持肃反的李韶九，但不过是降职处分，由军级降为师级干部，肃反只是有扩大化倾向而不是根本错误（这一点邓小平后来在处理右派问题时也学到了，硬是留了几个右派没有平反以示反右正确只是扩大了），而实际主持闽西肃反的邓发更是高升苏维埃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有了杀更多人的权力。而这个邓发与周关系良好，是周的打手，以至于当耄在陕北刚拿到中央大权时，就派自己的秘书王首道顶替了邓发做了保卫局长，打发这个阎罗去做了个闲职。在网上有篇文章叙述闽西肃反的残酷，http://www.z红5.cn/blog-64290-33061.html，里面历数闽西肃反委员会主席林一株的罪恶，说是周解救了闽西很多干部，但这篇文章没有说的是，邓发当时任闽粤赣省委书记，是林的顶头上司，真正肃反的后台。邓在周来之后却得到高升，可怜这林一株却在1931年9月就被以“社会民主党”特委书记的罪名枪决，而在此之前他在邓发的指挥下，以“社会民主党”的罪名处决了上万人。从这篇文章里我们还可以看到，用铁丝拧住喉咙，不让参加公审大会的罪犯发出声音在1930年的闽西就有了，并不是文革的发明。
另外一个证据就是湘鄂西苏区在夏曦主持下的第四次肃反开始于1933年5月、6月间，一直进行到1934年春天。结果，杀掉团以上干部在内的3000多人。党中央派耄去调查，结果耄下令又抓杀了2000多人。看到这条时我也很吃惊。这耄并不像原来所说那样在周为首的中共中央进入中央苏区后就大权旁落了，而是继续能以中央大员的身份杀人。另外一个有利的证据就是：
陕北“肃反”的帷幕是1935年9月下旬拉开的， 从1935年10月1日到10月8日，原红26军及中共陕甘边特委、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的主要领导人60多人几乎悉数遭到清洗。甚至连张秀山、王兆相等人的父亲也被株连杀害，其中王兆相的兄长王兆卿是著名的“无定河畔六烈士”之一，这种革命到底的红色家庭也没有躲过“肃反”的屠刀。（朱元石《马文瑞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版）“肃反”领导人除了在前、后方大搞“肃反”外，还派人主持陕甘边、关中等根据地的“肃反”，大肆刑讯、杀戮，根据地内人人自危。长达3个月的“肃反”，给中共西北根据地造成深重灾难。王华回忆道：“……大家处在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中。党委、政府、军委 机关都瘫痪了，各项工作都处于停顿状态。”（王华《陕北错误肃反回忆》，《延安文史资料》第10辑http://history.book.163.com/10/0120/15/5TFTSTNR009243DV.html
主持陕北肃反的正是中共中央派去的戴季英，原来在张国焘手下的肃反干将。
从绝对人数上说，中央苏区在肃反中死去的人数最多。耄死后的1983年，江西有23万8千多肃反被杀的人被官方追认为烈士。而有资料显示，在以反ＡＢ团，反社会民主党阶段死去的人数大概在１０万左右，当然这还包括福建闽西的死亡人数，换句话说，就是在以周为首的中共中央进入中央苏区后，依然有超过１０万人死在肃反当中。当然这还是内部人员，普通老百姓的死亡也很惨重，中央苏区地处江西、福建，在它存在的四年中，人口在全国下降最多。根据中国人口统计，从1931年到1935年，江西根据地内为中共完全控制的15个县（不包括为中共部分控制的边缘县），人口减少50多万，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闽西根据地的减少幅度也差不多。中央苏区人口共下降70万。由于住在这些地带的人很难外逃，这70万基本上应属于死亡人数。http://www.baijiajiangtan.com.cn/SH共产/2010/04/29/1860.html从现在的资料来看，以往我们在教科书上看到的，“人要过刀，山要过火”的行为，不像是白军做的，十有八九是红军做的；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杀人的借口五花八门，AB团、改组派、社会民主党、地主、富农、特务，几乎都是找出的借口，杀人才是目的。前几日读邱会作回忆录，里面提到在长征前，为了保密，邓发为首的政治保卫局杀死了很多他们认为不可靠的人，甚至像邱会作这样出身贫农，在红军中长大的干部只因为“担心”他会开小差且又掌握机密数据就决定处死，幸运的是在绑赴刑场的路上巧遇周恩来，而且周亲自布置过任务给邱，邱也完成得很好，加上邱的顶头上司在旁求情，周才下令邓发放人。邱的一些出身不好，比如大学生，或犯过一些小错误的同事则没有这么好的运气，经常无声无息的被消失。
那些忠实执行党的决定的杀人者一旦需要被抛出以平息众怒或者得罪了上司，其结果也是被杀。林一株的罪名是社会民主党，之前他杀别人时给别人扣的帽子也是这个，李韶九虽然在耄的庇护下没有立即处死，但在主力红军离开江西后，被留守江西的最高长官陈毅干掉了。湘鄂西肃反的干将江奇也是被指为国民党特务而处死，总之，肃反没错，有错的都是坏人干的，这和苏俄的几任肃反负责人最后都指为间谍而被杀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种大规模杀害自己人的行为实在是一种很奇怪的行为，除了苏俄以及苏俄支持的团体以外几乎没有看到过这种疯子般的行为。
当时在中央苏区的邓小平对此惨剧也有过评论。他说：“我对总前委之反AB团的方式亦觉有超越组织的错误，这种方法事实上引起了党的恐怖现象，同志不敢说话。”前面关于陕北肃反的资料也显示肃反使得苏区内部人人自危，不知道能否活过明天，结合江西苏区提出的实行赤色清乡和赤色恐怖的口号，我可以断定中共中央当时一定是依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以列宁的红色恐怖理论为蓝本，对整个控制区域进行了有系统的屠杀，希望用这种恐怖洗白人们的思想，加上强有力的共产主义宣传，使得共产观念能深深植入人心，变成一种整齐划一团队，战胜敌人，建立起人间的天堂——共产主义。
那为什么这些中国人要死心塌地地在俄国主人的指挥之下去屠杀自己的同胞和同事呢？仔细看看中共高层的经历和学历，大家就会明白，这是一帮才能极其平庸之徒，没有共产国际的钱、枪炮、思想、组织，及其他技术支持，这些人什么都不是。
我们就从现在已成为某些人心目中的神耄说起吧。
1893年耄出生在湖南湘乡的一个农民家庭，这是中共简历上的话，实际上耄的家庭在南方完全是一个小地主的水平，因为从韶山耄的故居和耄本人能先后在六所私塾读书，然后能进新式小学、中学，还能从1912年起在省城接受六年的中专教育就可以看出耄家的经济实力不弱，因为中间除了耄在1911年秋至1912春在湖南新军当过半年兵，拿过军饷之外，耄靠的都是家里的接济。只是按照Marx的共产理论，只有无产阶级才是革命的领导力量，这些无产阶级的领袖们的出身自然要往低里写，其实看看Marx、恩革斯、列宁，还有周恩来，哪个出身贫寒？共产主义理论的荒谬和谎言从头到尾。
耄在进入湘乡东山小学是1910年，耄已有17岁。17岁的小学生，大家没听说过吧。耄曾经向史沫特莱透露过，他的算术、英语总是不及格，甚至是零分，但语文很好，文章很得先生的赏识。耄前后经过六家私塾，中国文学的底子应该还是比较扎实的，但17岁才接触现代数学和英语，成绩开始肯定不会很好，11、12岁的同学肯定会嗤笑他，这种现象在他进入中学以后肯定更为突出（耄如何考进中学不得而知，那时没有统考，有的话这耄估计够呛，耄在小学只待了一个学期），因为在中学还有化学、物理课，估计耄在中学的日子更难熬，好在一个学期后辛亥革命爆发，耄一咬牙，索性参加了新军，这里面有多少是热血青年的冲动，有多少是逃离嗤笑，我们就不得而知了。这段时间里，小学、中学、新军分别是半年，时间就到了1912年春。退役后的耄不想回家，因为他既不愿种田，也不想按照他父亲的想法当米店学徒，就选了湖南商业学校就读。从耄交钱就读书的情况看，这家学校基本和现在中国的私立大学一样，有钱就能进，但比现在的私立大学负责，上课全部是用英文的，这让几乎毫无英文基础的耄大为头痛，不得不退出商业学校，转而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读书，耄的正式简历上是1913年春，也就是说，耄在湖南商业学校待了一年左右，而这一年却是让耄倍感煎熬，一方面他要向老爸渲染商业学校毕业后前程无限，能在国际上做生意赚大钱，这样他老爸才会支付耄在商业学校的昂贵费用，另外一方面他又跟不上课程，还要受比他年少同学的轻侮，最后不得不承认失败，退而转入不需要费用，但他和他父亲都瞧不起的的师范学校。
从1910年到1913年的经历对耄来说是不堪回首的岁月，这段时间的阴影始终笼罩着耄。耄对现代科学、外文的矛盾态度始终贯彻他一生。一方面他仇视现代科学，认为懂外语、懂现代科学的人都是不可靠的（正好符合共产主义理论仇视知识的前提），以耄睚眦必报的性格，对所有知识分子的凌虐正是对当年所受到的轻侮的痛快报复，在另一方面他又对现代科学、对洋人有种骨子里的敬畏，从他对原子弹的狂热追求，70多岁时还学英文就可以看出耄对现代科技、对西方还是很推崇的。（当然，如果能让满口流利外语的美女在身下婉转呻吟，这种满足感一定会让这位当年因为英文太烂而被人嗤笑的伟人更加伟岸的。）
进入了师范学校的耄并不愿做教书先生的另一个证据就是，他在1918年6月师范毕业，8月就来到北京，希望能到法国勤工俭学。有资料显示，这期间有很多类似耄这样师范或中学毕业或没有毕业的有志但无大才也无大钱的湖南青年来到了北京，这些人先是参加在河北等地的培训学校，在那学习法语和一些车床操作技术（估计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法国在战争中死去太多男性，极需劳动力，有一批人抓住机会，在做这个生意，犹如现在的移民留学中介，因为中国的知名人物中，除却后来参加共产国际闹革命那帮人，我没有看到过一个是从这批留法勤工俭学中出来的，应该是对学历没有要求，只要能劳动就行），然后陆续出国，譬如耄的好友蔡和森就在第二年，也就是1919年到了法国。
奇怪的是在这个出国热潮中极为热心的耄却没有像蔡和森这些人一起出去，而是先在北大图书馆打了三个月的工（每月8个大洋，当时北京警察月收入2个大洋），在1919年4月和蔡和森等人到上海，在上海送走蔡和森等人后，从上海回到湖南。耄在北大的这几个月对他的人生是极为重要的几个月：通过他在湖南师范读书时的老师杨昌济介绍进入北大图书馆工作，而当时的北大图书馆主任是李大钊，当１９１９年李大钊受共产国际之托在中国组建共产党时，耄就成了李大钊在湖南的联系人之一，就此耄和共产主义接上了头，就此中国的命运开始了一条本想奔向天堂，结果差点在地狱终结之路。
耄没有和蔡和森一起去法国留学，根据耄本人的说法（当然之后也成了官方的说法）是因为穷。但更蹊跷的是，耄持着杨昌济的手书，找到在上海的湘籍名人章士钊，（此前章士钊在北大做教授，和杨昌济是同事兼老乡，也是文革红人章含之的养父，现在名人洪晃的养外祖父。章含之出名是因为在文革时教耄英文，1972年和洪姓丈夫离婚，1973年和外交部长乔冠华结婚。章含之的生母可不是俗人，百度百科上这样介绍：生母名为谈雪卿，上海滩上有名的交际花，曾是永安公司康克令钢笔专卖柜台上的售货员，人称康克令西施。生父为军阀陈调元之子陈度。章含之1963年担任耄的英文老师，1971年耄钦点调入外交部，很快官居副司长，耄去世后失势，以耄的语言能力，年轻时候对英文都一筹莫展，到了70岁时能学进去？看了章含之的照片，很是漂亮，不愧是康克令西施之后，洪晃明显没有继承到她母亲的优点），以帮助湘籍青年留法的名义从章士钊处借到大洋2万块。（按照当时北京警察月收入2个大洋来计算，这笔款项的购买力可以达到现在3千万人民币）
手握巨款的耄很快回到长沙，按照耄后来的说法，这笔款项一部分用于资助湘籍青年留学，一部分用于革命组织活动。但查遍文献，没有找到任何接到耄的资助的报道，耄本人回到长沙之后，用这笔钱开了家书店，不仅再也没有听到耄借钱的故事了，他的大弟泽民也被耄召唤到长沙经营书店了，家人都要靠他养了。到了耄统治中国大陆十几年后，耄忽然向章士钊还起了借款，这表明耄是完全承认这笔款项是私自用掉了。
不管耄不去留法的原因如何，至少我们知道耄从1919年中就开始在长沙办书店，搞留法中介，这时和什么共产主义没有毛的关系，直到1919年底耄重又到北京见到李大钊，最初也是谈做留俄中介的事，直到1920年8月才有俄罗斯研究会，年底才有什么共产主义小组之事，这些组织宣传活动又都是由共产国际买单。
经济好转，耄的风流韵事也从此开始。先是和新时代美女陶斯咏同居，接着在1920年末和恩师杨昌济之女杨开慧结婚。1921年7月参加完中共一大以后，拿着共产国际发的每人50块大洋的路费耄还跑到南京看望在那学习的老恋人陶斯咏，回来还写了首词纪念，结果给杨开慧发现后大闹一番。这些都是正史，野史上还传，1920年耄还和一位姚姓女子有染，1921年育有一子，此女之父为山西来长沙经商人士，遂将幼儿送回山西交亲戚抚养，长大后参加共产党，后南下湖南，文革后期接掌中国最高权力，此人就是华国锋。这属未经证实消息。不过，这段时间耄活得比读书时滋润百倍是铁定的事实，只是这第一桶金来路也很是不明。
从1921年到1925年9月耄在中共内部并不是非常突出，虽然出席了中共的一大，但实际上是作为何叔衡的随员参加的，并不是正式代表（因为透露了这一点，中共一大代表李达在文革当中被打死）。耄的真正发迹要感谢共产国际极力撮合的国共合作。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名不见经传的耄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个中原因不得而知，我猜想是否与李大钊的干涉有关。李是共产国际和国民党之间的联系人，耄本人和李熟识，李推荐耄的可能性较大，具体情况还需要材料。
到1927年的秋收暴动，耄的职务是中共中央特派员，这就是著名的耄委员的来历。暴动失败，带着不到一千人的队伍不得已跑到了土匪盘踞的井冈山，以几十条枪收买了山上的土匪，王佐、袁文才（当时耄的部队官多兵少，做了顺水人情，王袁两人贪了小便宜，结果后来丢了性命，当然这是后话。当朱德率南昌暴动及湘南暴动的剩余一万多人马到达井冈山会合时，加上后来平江暴动失败后的彭德怀也率队上山，小小的井冈山根本就无法养活这许多人马。这时作为红四军党代表的耄率队向东南，向大山环抱的赣南、闽西进发，占据了更多的地盘。这时是1929年的1月，耄在井冈山待了一年左右。在赣南、闽西活动一年左右后，耄的部队发展到4万人左右。
这期间，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在1928年底完成北伐，名义上统一全国，1929年5月桂系军阀就开始叛乱，到1930年还没完全打败桂系，1930年中阎锡山和冯玉祥又起兵反蒋，这次被称为中原大战的战争直到1930年11月才结束，期间有赖于张学良的东北军对蒋介石的支持。硝烟未散，1931年9月日本人侵占东北，两广又联合反蒋，为避免内战，1931年12月蒋宣布下野，国民党几乎四分五裂，直到1932年2月蒋重新上台。蒋知终究与日会有一战，但尽力拖延时间，以发展经济，整顿军备，消除内患。按照中共党史，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围剿有五次，而五次反围剿时间分别是：
第一次反围剿：1930年11月～1931年1月
第二次反围剿：1931年4月～5月
第三次反围剿：1931年7月～9月
第四次反围剿：1933年2月～3月
第五次反围剿：1933年9月～1934年10月
也就是说，在1931年之前，对红军的围剿主要由各地军阀进行，蒋介石的军队基本没有参与。1930年底中原大战结束，蒋介石才抽调兵力进攻红军。1931年9月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加上两广之乱，使得蒋中断对红军的围剿，直到近两年以后才有可能继续进攻红军。实际上可以把蒋介石的围剿看成两次，第一次被打断，第两次成功。纵观中共历史，我不得不说，除了苏俄之外，日本人绝对是中共的救星，总是在危急当中挽救中共，也难怪耄在７０年代要当着日本首相的面感谢日本人。
当时耄及其他中共占据的地盘都是山区，交通极端不便。在１９９１年我从南昌乘班车去瑞金，３００多公里的路，从早上８点走到晚上８点，在３０年代连这样的公路还没有。而那时各个县政府人员很少，就那么十几个人，数千红军涌来如何能抵御；而且不要认为红军的武器装备很烂，红军武器和国民党前期一样来自苏俄，比地方军阀的武器好多了。这里有几个例子可以证明。
大家一定还记得耄的那句词“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消遁”，讲的是，江西地方军阀趁着红军主力西进偷袭井冈山，后来听得一声炮响，以为红军主力回来了，仓皇逃跑。这官方的说法证明当时江西的地方军方武装不是红军的对手。另外，我看过一些红四方面军的回忆录，回忆录中说，他们和川军作战中缴获的武器太烂，基本不能用。所以那些认为红军靠着梭镖大刀打败敌人纯粹是宣传的神话。在轻武器方面红军和国民党军没有太大差别，重武器国民党军队也没多少，有了也运送不进来，在1933年后国民党边围剿，边修公路，情况才好转，当公路修好，红军就开始跑路了，这就是著名的长征。
中共的历史书上把耄指挥的前三次反围剿吹得神乎其神，耄几乎成了战神，有了耄就有胜利。其实仔细看这三次作战，可以看出红军的胜利都是攻击对手正在行进中的队伍，对手毫无准备，红军可以从敌人的两个行军纵队之间20公里的间隙，有一次甚至是10公里的间隙之间反方向行军，红军对敌人的行动了若指掌。结合佐尔格等共产国际的谍报活动，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当时国民党军队所有的通信机器都是由德国提供的，而共产国际的著名间谍佐尔格在中国通过和德国工程师和德国军事顾问的关系搞到了国民党军队所有的通信密码。所以红军能在国民党军队之间自由穿梭，所谓长征中四渡赤水之类的事，应该也是完全知道国民党的军事部署才能做到的事。反之，我们从来没听过国民党伏击红军的故事。长征途中的湘江之战，也是蒋介石判断出了红军意图，而不是情报之功。（有兴趣研究者可在百度上输入佐尔格搜索）
实际上第四次反围剿胜利也是袭击行军中的对手获胜的，蒋见状调整策略，采取稳扎稳打，反客为主的方法，修好公路，构筑碉堡，运来重武器，使得红军无法偷袭，到了1934年的10月红军就不得不离开江西西行了。
记得文革期间有一《红军组歌》，说的是长征初期连续突破三道封锁线，神勇异常。后来我才知道，这三道封锁线一枪没放，周早和与蒋介石有隙的广东军阀陈济棠打好了招呼，陈放红军过境，以减少自己的损失，只有到了湘江，被桂系军队堵着一通打，8万多人的红军只剩不到三万了。记住，这湘江之战不是在湖南，而是在广西。过了湘江之后，除了在遵义附近和贵州军阀打了一仗以外，基本这长征就是走路了。就是在遵义会议之后耄重新获得红军指挥权以后，因为瞎指挥，林彪甚至联合其他前线指挥官要求耄让位给彭德怀，这件事后来在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上成了彭德怀的一条罪状。当事人林彪倒是好汉做事好汉当，没有把责任推到彭德怀。
说这么多，不过是告诉大家，这用兵如神的耄也是宣传的结果，和雷锋做好事不留名，但写在日记里给人看一样。
在四渡赤水以后，基本就没什么战事，主要在川西藏区行进，直到和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会合。此时的中央红军只剩了不到三万人的队伍，其中还有很多非战斗人员，长途行军之后衣衫褴褛，狼狈不堪，而张的四方面军却拥兵8万，兵强马壮。这时的耄才遇到了他真正的对手，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权术才真正用上了地方。
在当时中共党内高层里，没有留苏留欧经历的，也就是没有共产国际人脉关系的只有张和耄二人，更为相似的是，两人都是实干家，耄搞农运，张搞工运，都有社会经验，更为重要的是两人都带过兵，打过仗，手下都有一帮战将拥护，耄战胜张之后，才真正开始掌控中共。
会合之初，为安抚张，周恩来让出红军总政委的职务给张，同时张被选为党的副主席，如果此时张处理好当时把持中央的几个留苏派的关系，凭着张的实力，耄应该不是他的对手。
谁当时把持中央呢，党史上不是说，在遵义会议以后在耄的领导下中国革命就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吗？
其实当时中共的最高领导人是洛甫，中文名张闻天，他的这位置，又是博古，中文名秦邦宪让与他的，而秦的位置又是王明，本名陈绍禹指定的。在１９３５年时，张闻天３５岁，秦邦宪未满２８岁，这王明不过３１岁。这王明在１９３１年１月任中共最高负责人时，还未满２７岁，同年９月，王明在赴莫斯科任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时，指定博古任总负责人，此时博古不过２４岁。
这王明少年得志，并不是有什么特殊功勋，而是因为他是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米夫的得意门生。出生于１９０４年的王明百度百科上是这样介绍的：
自幼聪颖，5岁启蒙识字，6岁入塾就读，七八年时间打下深厚的旧学基础。1920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六安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简称三农），受到进步师生的思想熏陶，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924年夏，在家乡金家寨联络在外地学习回乡度假的学生，成立“豫皖青年学会”。同年秋，考入国立武昌商科大学预科学习。
１９２５年１１月王明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深得当时的副校长米夫喜爱。这米夫生于１９０１年，比王明也就大三岁，是斯大林的亲信，在１９２７年斯大林清洗了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校长后，年轻的米夫出任校长，米夫升任校长，并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在莫斯科留苏人员中搞了一个自己的团体，号称“２８个半布尔什维克”其中张闻天、秦邦宪、夏曦都在其中（注意，这个夏曦是耄在长沙师范的同学，两人相熟）。米夫１９３１年赴中国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时，王明等这些天子门生一跃成为中共的最高负责人，甚至走了以后还指定秦邦宪为代替，实际操控者仍然是远在莫斯科的王明，当然最后的操纵者是共产国际，是斯大林。
这几个人，再加上周恩来，构成了当时中共的核心领导层。耄和这几位关系实际不是太坏，不然耄的中华苏维埃主席如何能一直坐得住，而且还被带着一起长征。当时不讨中共这几巨头喜欢的人都留在了江西让他们自生自灭了，或者说假国民党之手消灭，比如说瞿秋白，比如说耄的好朋友、建党元老何叔衡，等等。耄在长征途中是少数能够带着妻子上路的中央要员。（耄当时的妻子贺子珍在长征途中还生了一个小孩，在《贺子珍和她的子女们》这本书里都有记载。耄和贺子珍的故事想必大家都知道，提醒一下是，贺和耄大概是在１９２７年底或１９２８年初住到一起去的，杨开慧死于１９３０年１１月，而在１９３０年７月和８月时，先是彭德怀的红三军攻克长沙，再接着耄亲率红一方面军进攻长沙。当时杨开慧就住在长沙市郊。当红军撤走后，国民党回来后马上就找到了杨开慧，并在同年１１月处死了杨，作为红军杀人的报复。杨和耄生有三子，有两子成年，贺子珍和耄生育过十胎，只有一女成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