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1946年12月18日杜鲁门总统在美国国会所作报告：援助的方式计有货物、装备及服务。对于中国所提供的援助，几乎有一半都是服务，诸如海运及空运部队有关的服务等。根据最近的数字报告，到抗日战争胜利为止，提供中国的租借物资援助约8.7亿美元。从抗战胜利到二月底止，总数为6亿美元，大多数为运输费用。……鉴于露储区的物资在热带气候之下迅速腐损，以及中国人民急需使严重的经济穷困情形稍加缓和，因此希望此一交易可使一切非废除军备的战斗物资以及中国以外地区固定军事设施不包括在内。所以，凡是可用于从事内战的武器，均未经由这项协议而提供。
1948年3月2日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致马歇尔国务卿：最近数月来，中央政府政治、军事及经济状况正如以前所预料一样，不断恶化。目前，既无法从魏德迈工作团获得大量财政与军事援助，共党又恢复其军事活动，这些累积的影响，使中华民国危急时日益恐慌。
纳尔逊工作团的穆蒂上校在华府演说：国军的必然失败，是由于步兵装备不够，特别是弹药。国军真正需要的是轻兵器与弹药，但这正是美国拒绝给予的东西。我们实际送去的，是从太平洋各岛屿所获得的数十亿支香烟、破烂的枪枝与炸弹，以及开不动的车辆。这些都被列为国务院、共党及左倾分子所发表的有关真实及尚未证实的援助数字等声明中，以造成一种印象，使人认为我们已为国民政府提供了价值数亿甚至数十亿美元的有用作战装备。
在1950年以后，美国国会追责为什么美国没有在1945年以后支持民国政府时，1950年4月11日史屈迈将军回答参院内部安全小组的问题（你认为中华民国失败原因为何？）：我想有两件事。第一是马歇尔使命，我们试图使国共联合……另一原因是，我们美国政府未信守对蒋主席所作诺言，即维护我们给予他们的装备，并对他提供足够的零件、弹药等，以继续他对华北的掌握并对共党作战。（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hearings，p1711）
福葛森参议员：就共党而言，武装国民政府的影响为何？
科克将军：当然，当时在东北的共军由苏俄从兵工厂及掳获的日军枪炮及弹药中，供应充分的补给品。实际上我们确知这种补给仍在继续实施。我国驻莫斯科外交代表所报告的白皮书，其中也说这种补给仍在继续实施。
福葛森参议员：这样我们知道共党在源源不绝地获得武器与弹药，同时我们的政策是对国民政府实施武器禁运？
科克将军：是的。
在质询中，我们甚至可以看到这样的证词，让我们大跌眼镜：
贝吉尔将军：关于所谓没有一次战役是由于缺乏弹药而失败的，这一说法与事实有出入。我知道在潍县战役中，守军损失一半兵力。共军以压倒性的兵力攻击该镇时，守军不仅对他们掷石头、瓶子和砖块，而且还从小飞机上投掷自制炸弹和普通弹帽。他们在潍县的弹药打光了，事实却是如此。那真是一场硬仗。
分段发出，发现了一些G点词，看看能生存多久
1946年，国军在松花江畔停住脚步，也是因为美国政府以断绝经济援助为要挟，南京政府不得不作出的决定。１９４７年７月，正值美国国会讨论对中国经济援助款项时，云南昆明同时发生了枪杀左派学者闻一多、李公朴的事件。在这两次暗杀事件中，一直没有找到真正的幕后指使。中共大力宣传是国民党南京政府指使的，但从现在的史料看，当时执政的蒋介石完全没有理由做这些伤害自己信誉的事，如果要做，他也没必要采取暗杀手段。实际上，南京国民政府是这一事件的受害者。因为这事件，南京国民政府被美国的左派政治家、学者（这里面最著名的就是美国左派教授费正清。有网友问为什么史沫特莱等会这么狂热支持中共，我可以告诉你们，在欧洲、美国有很多左派激进的知识分子，这些人主要在大学、报社，比如70年代在中国拍了很多纪录片的荷兰人伊文思也是其中之一。所以说，共产主义狂热和基督教狂热有着紧密的文化关联，到现在，这些左派知识分子还认为中国的改革偏离了正确路线，成为攻击中国的积极人物，世事就是怎么吊诡。）抹黑为法西斯专制，结果这一轮美援直到1949年还没到达中国。在国民党丢失大陆后，美国检讨责任，加上美国共产党卷入苏俄偷窃原子弹事件，美国议员麦肯锡认为都是美国左派共产主义分子的错，提出并被通过清查亲共产主义者法案，史称麦肯锡法案，牵扯被清查人数很多。
还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当时驻华美军军官团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态度。1947年夏，陈明仁率领71军打败了林彪部队对四平的围攻，立功授奖。不曾想，随参观团考察战场的美国军官发现陈的部队用联合国救济的黄豆、面粉包垒做工事，认为联合国的救济被用在了内战当中。迫于压力，蒋介石不得不将陈明仁撤职。后来陈明仁在湖南投靠中共，这件事也是个原因。
中共军队是在苏俄强力的经济、军事支持下才打赢内战的另一个证据我们可以从华北、西北这些无法得到苏俄直接支援区域的战事得出结论。在华北，虽然在贺龙、徐向前、聂荣臻率领的华北野战军在中共中央军委的直接指挥下，也就是耄的直接指挥下，人数也远多于傅作义兵团，却在战斗中一败再败，先有１９４６年７月的大同集宁战役以优势兵力对劣势兵力之败，后有１９４６年９月被傅作义以２万人马攻占中共十几万人马守卫的张家口，到了１９４８年，傅作义还能派出骑兵旅直捣华北军区的心脏，彻底破坏冀中军区司令部，连司令员孙毅做饭用的锅也给砸了（当然这支骑兵部队的司令鄂友三在随傅作义投降后在1950年被以谋反的名义枪毙）。直到林彪的四野涌进华北，局面才彻底改观。彭德怀领导的西北野战军（后称第一野战军）其实一直处在被追打的地位。1947年10月的西府战役也是差点全军覆没。1948年7月，中共准备在10天之内攻下太原，结果连连挫败，直到1949年4月底才在林彪的四野的帮助下，动用了1300门大炮、32万人，才攻下太原，而太原守军算上民团从没有超过10万人。中原野战军（后称第二野战军）在刘伯承、邓小平的带领下，执行耄的命令进军长江流域，结果12万人出发，剩下6万人返回。
实际上，中共打赢淮海战役的主要战斗力量华东野战军，也就是以后的三野在三年内战中的轨迹基本也和东北林彪的部队一样，在1947年前被国军打得一败再败，在1947年后忽然一天能吃掉国军的劲旅，能端出上千门大炮攻城。个中原委大家通过上面几节的分析应该明了。
这一切的一切都说明，离开了苏俄的支持、美国人的天真，是根本不会有那神奇的胜利的。和长征一样，用兵入神的耄、人民的支持都属于神话一类的东西。
在朝鲜战争中消失的还有投降中共的原国民党部队，如由长春加入中共的原国民党６０军组成的志愿军５０军，以４个师参战，几乎打光才回国补充兵员。傅作义的手下也被成建制派往朝鲜作战，老兵们也被一扫而空。原来读朝鲜战争史的时候一直纳闷为什么在中国战俘里会有那么多坚决要求到台湾去，后来才搞明白，这些人压根就是原国军。
朝鲜战争随着斯大林的死亡而结束，挑起这场战斗的北朝鲜不但损失了上百万的人口，领土比原有的也减少了。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是死伤不到40万，死亡数字最初在11万，后来变成18万，但这些数字既不包括冻死冻伤的人，也不包括原来的国民党军人员，也不包括后勤炸死、病死人员，到底有多少中国人在这场战争中死去、伤残，一直是个谜团。我们只能从美国公布的美军将近6万人的死亡数字中看出中方的伤亡数字是不准确的，但这个真不是本文的中心，还是留给战史专家们去研究吧。
耄在这场战争中不仅进一步加强了对军队的控制力，而且在国内还达成了两个重要目标。
朝鲜战争，完全是苏联全球战略的一步棋，就像中国的内战一样。所以我会在后面的章节中专门讲到。这里还是着重谈耄在1949年登基后的所作所为。
在我们所受的教育当中，都一直说朝鲜战争是美国支持下的南朝鲜挑动的，目的是通过占领整个朝鲜，然后占领中国。现在我们才知道，事实是反着的，是北朝鲜在1950年的6月以20万大军、几百辆坦克突然向装备简陋的南朝鲜军进攻。在北朝鲜的二十万大军中，就有中国方面还回去的，经过三年实战的三个师，将近10万人马。现在说，中国方面完全不知道北朝鲜的进攻方案，以我的估计，基本是胡扯。
当美军在仁川登陆，局势不利于北朝鲜以后，耄决定出兵，而由谁担任主帅，成了一个问题。在我幼年时，林彪惧怕美国，不愿出任志愿军司令是当时批判林彪的一个罪行。而现在看起来，选任实际上与耄深有芥蒂的彭德怀出任志愿军司令，是耄分化各大实力派的一步棋。
在三年内战中，中共方面战功最大的数两人，一是林彪，二是粟裕，同时两人手下的部队也最多，战力也最强。实际上，朝鲜战争初期的大战役也都是这两人手下的部队打的。这两位熟悉自己部队、指挥风格灵巧的将领不派，耄偏偏派去的是以打蛮仗出名，并无成功指挥大规模战役经验的彭，统领的还不是自己带出来的部队，一如让彭去西北带贺龙的部队一样。可见耄的着眼点首先不是打赢这场战争并减少人员损失，而是先想到借这场战争削减大军头的势力，使之不能成为尾大不掉之势。因为彭没有多少自己的铁杆人马，是耄暂时可放心，又有一定指挥能力的最佳人选。
在1950年时，耄最为担心的实际上是如何控制手下超过500万军队，何况这里面还有很多是从国民党方面成建制投降过来的。朝鲜战争给了耄一个良机，一是借机将原有的指挥架构打乱。全国先后有300多万军队轮流参战，使原有的上下级关系打乱。（将近30年之后，邓大人也用了同样的一招）比如彭的副手邓华本一直是林彪的手下，经过朝鲜战争，在1959年却作为彭的同党被拿下。彭的参谋长解方和邓华的情形也是一样。经过朝鲜战争，林彪的百万大军实力已是大减，粟裕的情况也同样。粟的第九兵团的两个军穿着中国南方过冬的薄棉衣在零下30度的严寒下搞埋伏，结果全部被冻伤、冻死，官方数据是全兵团一半以上因冻伤减员。整个兵团不得不退出朝鲜回国整补。这冻伤，不死也要截肢，１５万人的一半就是７万人，这不是在打仗，简直是在屠杀。据说这些伤亡还不算在中方伤亡数目之内。
更新了，但被删了。博客上的被屏蔽。我在新浪微博里利用长微博发全了这一节。请大家最好在新浪注册一个微博，关注：傅志彬。以后应该可以看到比较完整的，如果新浪小秘书不发飙的话。
以下是最新一节被删的内容。
在寻找上面历史的材料时，我看到有回忆录描述刘邓大军到了大别山时，本以为那是红四方面军的老根据地，当地老百姓会很欢迎中共。没想到当地老百姓一听当年的红军回来了，马上四散而逃。回忆录的解释是群众受了国民党的欺骗宣传。年幼时我也相信这个解释。现在回想起来，应该是很自然的反应。当年上过大当，结果搞死那么多人，谁还想再来一次？
有网友认为中共的农村政策，譬如土改，是中共最后夺权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这都是受中共数十年精心编写的历史教育形成的错误感觉。从中国的历史上看，没有正确的土地政策，以暴动起家，获得胜利的大有人在，比如刘邦，比如朱元璋。干同样的事却死得难看的也大有人在，比如黄巢，比如李自成，还有N个农民英雄。那个什么太平天国在初期并没有什么土地制度，却一路势如破竹，后期搞了一劳什子《天朝田亩》制度，照样还是死翘翘。在历次的动荡中，除了因饥荒、外族入侵的情形，基本模式都是相通的：都是一小撮具有领袖气质的人在野心和贪欲的驱使下，以贪欲诱惑一小部分人跟随自己，然后再用死亡胁迫大多数人跟随。成功不成功，就是天数了，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天时，地利，人和”。贪欲和恐惧是所有野心家交替使用的核武器！
中共的土改，遵循的基本是同样原理。先是武力进驻，消灭敢于反抗的势力。然后以封官许愿的办法吸引农村中游手好闲的人，形成村干部及民兵阶层，然后再利用这些人控制整个农村。先是富裕一点的农民（中国以自耕农为主，大地主是少数，像耄、刘少奇这样家境的农民主要靠勤劳节俭维持小康，也是农民中比较能干的），最后是整个农村成为压制掠夺的对象。当然，在1950年时对农村的最后压榨还没有到来，因为耄还有更迫切的事要做。
耄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控制局面，让那些在三年内战中忽然膨大的各方诸侯们不敢自立门户。
这时，1950年6月爆发的朝鲜战争给耄提供了极好的机会。
一是借着抗美援朝的说法，在国内大抓特务，把当初投降或通过谈判转而加入中共军队（如傅作义的部队等）的国民党军警人员以及在国民政府里担任过职务的人（这些人大部回了老家）都当成特务抓了起来，全国一共抓了300多万，枪毙了70多万，其余的或判刑或管制劳动。这管制劳动也是向苏俄学来的，后来在50年末反右时制度化形成劳动教养制度，一直延续到今。这就是所谓的“镇压反革命运动”。
其间，在大部分中共新占领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也同时进行，有数据说全国土改从肉体上消灭了200万地主，在南方一些地区，两项运动基本是混着来的。比如我老家的一本姓大户，父亲官至江西省警察厅长，在任上去世，几个儿子有的从军前往台湾，其中一官至台军师级政战主任，相当于大陆的师政委，前几年清明扫墓时还偶遇。没有跑去台湾的二儿子留学日本，不过在乡里当过一阵保长之类的职务，以为和国民党没什么纠葛，中共不致为难。哪想到，土改、镇反一来，这温文尔雅的留日学生立马变成了土匪恶霸，绑缚刑场，做了枪下鬼。父亲在世时数次说这家人的老二真没做什么恶事，乡里口碑也很好。父亲告诉我，在土改一段时间区长（相当于现在的乡长）就有权枪毙人。
上面在土改和镇反中的死亡数据都是官方的数据，也没有研究人员对此进行深入调查，一如反右、文革的死亡人数是个谜一样。大多数研究者的看法是在镇反和土改中死亡人官方数据是被缩小了的，实际死亡人数要超过。即使按官方数字两者相加也有近300万人，这已是当时全国总人口数5亿人的0.6%，如果算上被关、被管制劳动的几百万人，全国人口的1%以上都被枪毙或被抓、被关（实际上这一数据肯定要更大，还没算农村中被管制劳动数量）。当时中共军队500万人，大约也是全国人口的1%。1%的人利用暴力，消灭另外1%的人，恫吓另外98%的人听从自己的命令，这就是列宁红色恐怖理论在中国的运用。
通过镇反、土改，中共消灭了农村中有头脑、有文化的能干的农民，也把城乡中与国民政府有关联的知识分子（在国民政府中任职的人员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一扫而空。尤其是那种天天抓人、杀人的恐怖气氛使得人们战战兢兢，不再敢有丝毫反抗，为接下去的洗脑奠定了良好基础。在苏俄我们早就看到过类似场面，并不是耄的发明。
从这里面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那些当初被释放回家的国民政府的中低级官员们和农村的乡绅们早已位列中共屠杀名单之中，只是因为时机不对，怕引起国际、国内的反弹，才不得不推迟杀戮时刻。
记得在刚工作的头两年，参加了一项研究资料收集。在查看当时法律规定时，惊愕地发现，1949年底的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即政协）可不是一个现在的养老院，而是人大和政府的法令都是要通过它才能生效的。之所以耄和他的嗜血同伙要给那些本来应该推上红色断头台的遗老遗少们这么大的面子，一是从1946年起，中共就口口声声要打倒蒋介石政府的独裁，建立一个民主政府，用以蒙骗美国等西方国家，减少西方国家对中共掌权的阻力。当时美国政府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也因此并没有随国民政府迁往广州、台北，而是留在了南京，仍然心存和中共政权交流并影响中共政权的幻想。中共说了这么多，开始总得比划比划。其次当然是要显示其政权的正当性，需要一些知名人士妆点门面。要让人家来，形式上当然得有点东西，所以这政协至高无上的形式就出笼了。大家从现在政协的地位已经知道，政协到底在中共眼里本来是个什么地位。当然，下面这段话，是中共推迟杀戮时间的根本原因：
“而因为战争破坏和经济改组所造成的失业的知识分子和失业的工人也不满意我们，还有一批小手工业者，包括一部分农民也不满意我们。因此，我们目前的首要任务，在城里是“要合理地调整工商业，使工厂开工，解决失业问题，并且拿出二十亿斤粮食解决失业工人的吃饭问题，使失业工人拥护我们。”同时，“通过合理调整工商业，调整税收，改善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通过举办各种大学和使用知识分子，使他们不反对我们。”（资料来自同上文章）。
到了1950年底，中共政权已得到稳固，苏式政权内部嵌入的杀戮基因就被激活，朝鲜战争就是那个激活因子。（大家可到百度搜寻镇压反革命运动http://baike.baidu.com/view/135949.htm，看看吧。）耄利用朝鲜战争达到的第二个目的就是对城市工商阶层的掠夺，这是所谓国营企业最初来源。用以达到这个目的的运动被简称为“三反”“五反”，三反指的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主要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学校进行，五反是指在私营工商业者中进行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时间段在1951年底到1952年底，在百度百科的总结中是这样写的：1952年6月30日，全国范围“三反”“五反”运动已经胜利结束。据统计，全国有共850万到900万人参加“三反”“五反”运动，其中总人数的4.5%经最后核实定案并给各种处分；全国“五反”运动以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沈阳、武汉等9大城市为例，处理结果：守法户占总户数的10%～15%，基本守法户占50%～60%，半守法户半违法户占25%～30%，严重违法户占4%，完全违法户占1%。这两个运动最后核实退款10亿元。 （链接http://baike.baidu.com/view/25558.htm）
百度百科没有说的是，通过三反五反运动以后，在全国范围内，就不再有私有的工商企业了，全部的私营企业都变成了公私合营，这也是中共政权的基本目标。在这个过程中，如果私营企业主老老实实交出你的企业，那就还好，会留些股份给你，还会成为宣传的典型，比如上海的荣氏家族，当然这些东西到了文革还会被彻底剥夺。如果你不想交出你的企业，没关系，中共有的是办法，首先通过控制原材料、银行的办法，使得企业主的生产成本居高不下，然后还不准企业主关闭企业，尽管亏本，企业主还必须照常运转，用积蓄补贴员工工资，不然就把你抓起来。直到把你的家底全部掏空，不得不把企业交给中共政府，这时的企业主还得自己敲锣打鼓，说欢迎公私合营，自己送企业给政府。和当年征兵的手法如出一撤。这期间，很多性格刚毅的企业家不堪凌辱，纷纷自杀。在网上我找到了三篇文章，给出链接，大家读一下，就知道这三反五反的真实面目了。
这第一篇是讲述上海著名品牌冠生园创始人冼冠生如何在所谓的工人逼迫下，最后以跳楼自杀为了结。文中是这样描写的：冼氏自杀的原因，是被非法关押逼发欠薪所致。“五反”运动造成了全国的经济大滑坡，上海的食品及饮食生意大受影响，也激化了劳资矛盾。冠生园除维持日常运转，每月需发工资2.4亿元（旧币），资金周转艰难，自1952年2月下半月起积欠员工工资，公司负债达13亿元。居家养病七八年的冼冠生被工人揪到公司，逼迫发放工资。他被关45小时后心力交瘁，于4月21日跳楼自杀。当时很多企业主选择了这种惨烈方式自我了断，被称为“空降部队”，据说只是为了证明“死要见尸”，没有潜往台湾“投敌”，以免连累家人。（链接http://bbs.hsw.cn/thread-934497-1-1.html）据说当时上海高楼两侧无人敢走，怕突然被上面跳下来的人压死。
下面这篇署名高天民的《“三反”“五反”纪实》（链接http://xzj.2000y.com/mb/2/ReadNews.asp?NewsID=189338）很详细地记叙了上海一个汽车零件销售商在这个运动中的遭遇。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上海一个普通商人是如何被一个政权处心积虑，强取豪夺，最后被消灭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屠杀的恐吓效果，和农村土改如出一辙的分化瓦解技术，还有现在仍在使用的双规办法。读后你们会感觉到60年的时间似乎是凝固住了的。
第三篇文章是讲述当时国内最大的私营轮船公司，位于重庆的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在这次运动中自杀身亡的故事。（链接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id=3067517&boardid=1&pa革=1&1=1#3067517）。这卢作孚是一个为抗战作出过巨大贡献的工商巨子，1949年以后也从香港归来努力和中共合作，不想还是不得不以一死作为了断。
据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四个部门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在“三反”“五反”中，有323100余人被逮捕，280余人自杀或失踪。中国的现代工商业本来并不特别发达，数十万工商业人士被捕，可以说基本摧毁了中国的工商业骨干。中共政权彻底地控制了工商业。
很有意思的是，如果你把官方发布的数据中严重违法和完全违法的工商户加起来，正好是５％，这个神奇而又血腥的５％我们在后面的运动中还会看到。
其实在完成土改、镇反、三反五反这三项广为人知的运动中，中共还悄悄地做了一项并不广为人知，但对中国文化影响极其深远的事情，即院校调整。
在这场发生在1952年6月到9月间的院系调整中，中共按照苏俄的模式，全面调整了中国大陆的学校结构，全面向苏俄学习，主要是裁撤文科院系，增强工科院系，使党委成为学校的核心。在调整中，社会学、政治学被裁撤，哲学等也成了可有可无的学科，很多久负盛名的大学，如上海的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震旦大学、沪江大学，北京的教会大学燕京大学也被裁撤。即使在残存的文科教育中，也必须全面教授苏俄的教材，如果有人提出异议，就会遭到围攻批判。百度百科是这样描述的：为此，他们在各大高校相继开展的“人人过关”、“个个洗澡”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都受到批判。清华大学教授潘光旦反对苏联式的灌输教育，认为这样会培养出一大批毫无判断力的青年，在学校学会了道听途说、鹦鹉学舌的本领，出了学校以后，就只能是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据当时的清华学子回忆，“对潘光旦先生的全校大检查，好像有三四次，每次检查都达四个小时”，这位学生回忆了其中一次的场景：“在暗夜里，学生们席地坐在成府的马路上，人声如潮，灯光晃动，显得异常恐怖。”后来，潘光旦被调到中央民族大学，写文章检讨《我为何仇美仇不起来》，继续进行思想改造。（链接http://baike.baidu.com/view/4977070.htm）。
在这场院系调整中，所有的私立学校都被撤销，所有的大中小学都掌握在政府手里。继工商业之后，教育文化领域也全面被中共掌握，直至今日，这种以官为本位，党委领导教授的局面仍然是中国大中专院校的基本格局。如果哪个知识分子不同意中共的政策、思想，立马就会丢掉饭碗，从人生的基本需求控制思想，本来就是苏俄式洗脑的核心。
当然，如果哪个教授要学陶渊明“弃学回乡，采菊东篱下”理论上还是可行的，在1952年时中国农村的土地还是私有的，粮食还可以自由买卖。但封闭这条生存缝隙的计划早就制定好了。
一日驱车1500公里。过节期间争取更新吧。
苏俄式政权的基本套路都是一旦夺得政权，先是用屠杀清除反对者，使大众极度恐惧，然后通过文宣系统、学校进行洗脑。为了维持洗脑的效果，又要把所有的生活资源控制在组织的手中，为此将社会、经济搞得凋零不堪也在所不惜。事实上，经济凋零对苏俄式政权来说本质上是欢迎的。因为经济凋零，绝大多数的人都挣扎在生死线上，这时的组织，只要给予听话的人少许食物，这些人就会感激涕零，更加顺从，同时也会让社会上所有人深切感受被组织抛弃的恐惧，因为一旦被组织抛弃，你没有任何渠道获得食物、衣物、住房，死亡马上就会降临，这也是列宁从巴甫洛夫动物反射理论中学到的精髓（在我的《尊严 离所有的中国人还很远》系列博文中，在谈官员一节时，有详细论述，大家可参考阅读，这里就不展开了）。所以，不断地屠杀清洗，控制所有生活物资，社会经济凋零，是所有苏俄式政权的特点，也是为什么从这个体制内走出来的人都带有同样的处事模式、面部表情，不管他们是东欧人、古巴人，还是中国人、北朝鲜人。（我在上世纪90年代在瑞士留学时碰到很多东欧人北朝鲜人，2008年到古巴旅游时看到的古巴现状，让我惊讶地看到ZC体制对人产生的影响是如此模式化，不管人的文化背景如何。）
共产主义原教旨本是强调共产实现的前提是物质极大丰富，Marx本人也是个人享受至上的人物，但到了列宁领导下的苏俄，共产主义却成了提倡蔑视物质生活的清教徒形式，这很可能是因为在俄国占统治地位的东正教苦行僧式修炼方式影响俄国近千年，是俄国大众心目中通向天堂的必由之路，革命的领袖们当然要利用这种形式来获得大众的认可。当然，对于领袖们来说，苦行僧的生活方式只是给人看的，在众人看不到的地方，领袖们的生活可以是很放荡形骸的，现在公开的资料我们可以看到列宁、斯大林在生活上的奢侈，我们也可以读到全中国为耄修建了61所行宫，而且大部分是在有数千万人饿死的60年代初建造的。这种割裂的理想和现实的生活态度其实也是暗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宋代以降，“存天理，灭人欲”之儒家学说就是中国占统治地位的理论，也是皇帝们要求臣民们做到，自己也要装模作样弄弄的理论，实际上皇帝们、大臣们的骄奢淫逸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详见我的系列博文《神医，神棍层出不穷的文化背景》以及《尊严》系列博文）。苏俄和中国不同的文化传统却使得共产主义在这两个国家有了一个共同的变化，就是一个可以尽情享受极大物质满足的目标，却要用极端节俭苦行的手段去达到。当然这个影响也通过共产国际扩散到全世界的共产运动。实际上的效果如何我们现在都知道了，因为领袖们都是人，而且一定都是欲望超乎平常人很多很多的人，这些欲望强人做的事会让相信他们理论的普通百姓瞠目结舌。所以，宣传、屏蔽、洗脑的重要性再次体现出来，不然，领袖们的欲望之火公之于众如何了得，那会烧塌华丽的金顶的。
以上所述，不过是要大家明白，为什么苏俄要不惜牺牲上千万人命也要实现农业集体化，为什么中共要在1953年，朝鲜战争刚刚结束，就忙不迭地宣布粮食统购统销。所谓统购统销就是任何个人都不能私人买卖粮食，必须由国家粮食部门统一采购，统一销售。就是说，农民生产出粮食后，不能卖给粮食商人，必须卖给政府授权的粮食机构，这个政府授权的粮食机构也是唯一能出售粮食的机构。换句话说，就是谁要惹政府不高兴，政府就能不卖粮食给你，让你饿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各地政府抓了很多粮贩子（粮食商人的贬义说法），甚至枪毙了其中一些，很快全国的粮食交易市场就烟消云散，粮食买卖这个和妓女一样古老的行业在中国重新出现时，时间已是30年后的80年代初了。
但是，粮食统购统销只是卡住了城市居民的脖子，对于自己有田、生产粮食的农民来说，政府还是没什么办法。交完农业税以后，农民的粮食可以卖给政府粮食部门，也可以留在家中；而且私下的小规模粮食买卖也很难杜绝。
放心，中共的老师苏俄早就把后续手段给他们的学生准备好了，农业的集体化马上就在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出台后的一年，也就是１９５４年出笼。
打破中国两千年自耕农为主传统的农业集体化在短短的不到两年就完成了，在中共的宣传当中，照例农民不仅拥护这项政策，而且和当年参加红军、八路军、ＰＬＡ那样兴高采烈，那样急不可耐，就像当今《新闻联播》里说群众兴高采烈欢迎汽油、柴油涨价一样。但实际上却是伴着血腥、强迫、欺骗、镇压进行的。在杨续绳的《墓碑》一书中，记述了浙江仙游县上万农户要求退社但被血腥镇压的故事，而他资料的来源是当地政府上报的文件。整个农业集体化完全是在武力的支持下，以村干部和基干民兵为打手强行完成的。如今大家还可以看到类似的行动就是计划生育，从中大家可以体会当年的农村集体化是怎样实施的。当然中共挑选这个时机是因为朝鲜战争已结束，政权稳定，不怕内部的大规模反抗了。当年为夺政权抛下的诱饵现在开始收钩。那些因为可以从比自己富裕的人那里分得财物、土地，而对虐杀、抢劫行为熟视无睹，甚至积极或被动参与的农民现在感觉到了脖子上的绞索在收紧，但他们已无力反抗了。他们还不知道的是，这样的虐杀才刚刚开始。（参阅我的《尊严》系列博文中对农民阶层的描述）
随着1956年全国农业集体化的完成，中共完成了对所有阶层成员生物学意义上的生死掌控。按照苏式政权的原理，在用政治、经济的手段恐吓的同时，文化的洗脑必然同时进行。在1951年，耄就亲自发动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而耄在延安时期的密友，《文艺报》主编、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丁玲撰写了大批判文章《作为一种倾向来看》，直接把在1951年大受欢迎的小说及电影《我们夫妻之间》的作者萧也牧归于党和人民的对立面，（萧也牧后来被打为右派，文革中被打死）而这些电影、小说中不过是表现出了一点人类正常的温情而已。
实在吊诡的是这个延安时期就与耄关系密切的美女作家却在1955年被打为反党集团的首领，而以丁玲为首的反党集团不过是发轫于1954年3月、结束于1956年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中的一个较小事件。这胡风当年是和鲁迅关系密切的左派作家，是中共坚定的拥护者，只是和当时耄在文艺界中的主管周杨在创作方法中有些意见不合。胡风向耄递交了一份长达30万字的意见书，被耄发现是一个整肃来自国统区、没有经历过延安整风恐怖的文人的好机会，于是，一个本不过是文人之间常见的争论被上升到了反党集团，胡风被判刑入狱，并就此引发了持续将近两年的全国性肃反运动，在这个肃反运动中到底抓了多少人、杀了多少人，据已经解密的早期政治运动档案，肃反运动到一九五六年底结束，运动中一共逮捕了二十一万四千四百七十人，判死刑二万一千七百十五人，非正常死亡五万三千二百三十人（所谓“非正常死亡”，是指被迫自杀，在斗争会上或刑讯逼供中被打死，或在监狱、劳改中被折磨致死等）。原华中工学院教师许宗岳写过一篇“万言书”，申诉他在肃反阶段的遭遇：“……方法则更为粗暴，根本蔑视宪法，给祖国光荣的基本法则涂上了重大的污点。诱供、逼供、打人、骂人、不准人睡眠等变相肉刑样样俱全。没有经过公安部门或法院的拘留及抄家，也样样做到。……在被监禁的几百人中间，我受的待遇是最好的，可以称为高等罪犯，由此可以推论其他。”（链接http://www.fqxsw.com/fqxsw/9638/1536425.htm）而另一名学生因为审查而精神错乱，在精神逐渐恢复正常以后，重返校园，到处鸣冤叫屈，并写了一张《雷打火烧，我要活！》的大字报，描述他受到的待遇：
“我呼共产党万岁，就用木屐打我的嘴巴，用木板打我的脸。双手带上了日本式的锁铐，血不断的淌。还把我丢在院本部楼下黑暗的房间里的乒乓球台上，混身发痛，彻夜不眠。我的颈、臂被粗绳紧捆着，透不过气，昏厥过去了。他们还恐吓我，说要枪毙我。在这无法忍受的虐杀下，我的生命已处于死亡的边缘。” 这是一场急风暴雨的斗争，对于所有初出茅庐的青年来说，都是惊心动魄的洗礼。有人成熟起来，有人堕落下去。一位学生沮丧地说：“这种斗争是以群众的自觉斗争为名义，其实我们这些群众，只不过是一些摇旗呐喊的随从和附庸。斗谁，怎么斗法，这些都是上级布置好了。上级指示‘可以打一下’，我们这些血气方刚的单纯的群众们，也就随之挥拳舞脚的打了起来。” 大家都处于极度紧张和兴奋状态，晚上开会经常至凌晨两三点，睡眠时间只有三四个小时。直至斗人与挨人斗的双方，都感到疲劳过度，神志昏乱。华南工学院一位学生估计：“肃反在同学中斗了10%，教工中斗了20%，斗出的反革命分子只有1%。”（链接http://ysm2001.bokee.com/4662252.html）
从这些当事者的回忆录我们可以看出延安整风时的招数在新时期全面展开，也成为文革的预演。
在这次肃反运动中，我们又看到了神奇而又血腥的数字——5%。耄划定了好人和坏人比例，他说，革命队伍中的好人占“百分之九十几”，反革命分子一般“在百分之五左右”。因此，在肃反运动中，就以“大约有百分之五左右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规模进行“肃反”。各单位如果达不到这一指标，就会被认为是“右倾”。当然，由于苏共20大揭露了斯大林的罪行，中共的肃反不得不中断，使得被抓及死亡人数没有达到耄预计的数字。
而胡风本人1955年5月18日被逮捕，1965年11月26日，在关押了十年半后，北京高院判其有期徒刑14年。1969年5月，14年刑期满，得到的指示则是“关死为止！”1973年1月，夫人梅志五年后再见到胡风，是位于大竹县的四川省第三监狱。胡风完全变了个人，成了一个佝偻着背、缩着脖子、破衣烂衫、满怀恐惧、头也不敢抬的老犯人，胡风患了心因性精神病，既不好好吃饭也不好好睡觉，总是生活在恐怖与畏惧之中，说有空中启示他曾犯过的“罪行”，常常念念有词地对空说话。（链接http://www.unicornblog.cn/user1/118/20078.html）80年代，胡风获得全面彻底的平反。胡风案件也被官方承认为一大“冤案”。
耄之所以要在胡风的问题上小题大做，不过是杀鸡给猴看，恐吓那些还有些自己思想的人，让他们彻底放弃抵抗，完全按照中共的意图行事。整件事情不过是一个现代版的指鹿为马。在这个事件中最为积极的文坛大佬们，借着耄的力量打倒了宿敌，出了一口恶气，但好景不长，丁玲在1955年就被打成反革命集团的首领，接着在1957年的反右里又被打为右派，周扬比丁玲晚几年倒霉，在文革才被打倒，被关押10年，事后，周扬回忆说：当时，他对所谓“说理”的批判还可以承受，最难接受的是硬让你承认是叛徒。他说：“我没被捕过，怎么会是叛徒！不承认就动手打人。”当时周扬的一双耳朵都被打聋了。”（链接http://history.chinaiiss.com/html/20114/20/a3755b.html），积极揭发批判胡风的舒芜、老舍等人在文革中不死即关，苦不堪言。
通过胡风反党集团案件及肃反，耄在中国的思想界制造了深深的恐惧感，使得当时的知识界噤若寒蝉。由于时代变迁，带有民国身份的诸多知识分子“心惊胆跳”，“畏罪自杀”的事件时有发生。虽然1955年之后胡风案及其带来的整肃运动最为狂暴的时期已经过去，但“知识界空气空前沉闷，知识分子心情压抑，意志消沉，政治热情、工作热情受到严重挫伤”。（链接http://baike.baidu.com/view/1035836.htm）
在完成苏式政权的规定动作之外，耄还干了什么呢？耄在为维护他的权力殚精竭虑。为了大权不旁落，他分别在军政两个方面处心积虑地布局、设套。
当时在耄之下，行政上的事务工作由周恩来负责，我看过一个回忆录，说那时的周有28个秘书，乖乖，我只能说，匪夷所思！党务方面的工作主要由刘少奇负责，刘原来在北方局、中原局的班底基本成了各地高中层干部。周刘两人手里积聚了很多权力，这让耄很不快。耄对西花厅（周的住所）车水马龙很有些不爽， 甚至说出了“什么都是西花厅（周恩来处），哪有颐年堂（毛泽东处）”的悻悻之语（链接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uanjialunshi/wanghaiguang/200911/1126_7325_1452049_8.shtml）。为了分掉周刘两人的权力，避免两人尾大不掉，耄在1952年秋，朝鲜战争正酣之时，下令将东北局的高岗、华东局的饶漱石、中南局的邓子恢、西南局的邓小平、西北局的习仲勋调入北京任职，分掉了刘周两人的权力，史称“五马进京”。这五马对刘周二人的分权到了何种地步我们可以从高岗职务安排略见一二。高以中央政府副主席的身份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而这个计委和周任总理的政务院却还是平级单位，统领除外交部和对外贸易部以外所有的部委。周忽然从统领各部的大管家，变成了只管外交部和对外贸易部的小角色。以周的智商，这样明显的失宠意味着什么，他不可能不明白。
可是，不过一年多一点，这颗耄手中炙手可热的明星却坠入了深渊，成了高饶反党联盟的首犯，还将原来刘少奇的部下，同为“五马”之一的饶漱石牵连进去，个中原委实在蹊跷。而且在80年代初的平反浪潮中，所有耄主持发动的政治运动几乎都被平反（反右虽然保持了几个右派，但完全是数鸭子的，肉烂嘴不烂，全国都知道是引蛇出洞的阳谋），所有文革以前被耄打倒的党内干部都被平反，但高饶事件却没有得到平反，事件的两个主角仍然是作为反派角色在各种党史资料中出现。
正规党史是这样叙述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简称高饶反党集团）“企图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力的毫无原则的阴谋集团”，说高饶二人结党营私，伸手向党要官，结果被英明的耄发现，果断拿下。
如果真是如党史所言这样，就有一个疑问，为什么这高饶，尤其是高岗要这样做。他本来就是耄的红人，权力已经很大，他要的官是什么？
随着一些资料的公布，公众了解到，高饶两人是觊觎周、刘的位置，希望替代周刘。为此目的，高四处活动，先是拉饶入伙，许诺事成之后饶可得刘的位置。接着在全国各大区游说，结果被邓小平告发，被英明的耄拿下。
但是，接着问题又来了，在以耄为中心的体制下，没有耄的首肯，高饶两人能拿得下周刘？就是拿下周刘，他们又能如愿以偿坐上那个位置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按照官方的说法，高饶两人是背着党中央，也就是背着耄，私下活动的。按照这个逻辑推下去，就是高岗明知道耄反对拿下周刘，但却仍然私下想凭一己之力，联合各方诸侯，拿下周刘，继而代之。明知道没有耄的支持，自己不可能拿下周刘，更没有可能替代周刘，但从腥风血雨中滚打出来的高岗却这么干了，这脑残得已不是一个级别，还有一个更脑残的饶漱石还会相信这样一个脑残人的诳语，积极地介入进去，实在是叹为观止，是脑残人最高级别的聚会！
且慢，这高饶两人，可都是中共内部的优秀人才，都是中共内部统领一方的诸侯，都曾是耄和党中央倚重的精英，这样一来岂不是说耄和他的那一伙人都是脑残级的人物？这样说与历史不符，因为按照这样推演下去，很多历史都要改写：蒋介石居然被一帮脑残人士打跑了，朝鲜战争中美国人还被脑残人士打败，这美国人岂不是成了脑残中的脑残了，这世界居然被脑残中的脑残的美国人做了NO.1，岂不是说，这世界是被脑残人中最脑残的人统治的？
上面的结论肯定是不对的，与现在事实不符。那么反过来推论，就只能说，高饶两人不是脑残，这世界的一切才能说得通。高饶应该至少不是脑残人士，才能在这个集团站住脚，并爬上高位。作为一个有理智的人，不会去做一件不可能的事，就像一个正常人不会向火中伸手一样。那么，我们只能有一个结论，高岗在做这些事之前，是得到了耄的许可的。饶也是得知耄许可这件事才积极介入，希望借此更上层楼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解释得了为什么高岗会如此大胆公然四处游说，饶漱石为何会积极参与反对他的老上级刘少奇。
以上的推论不过是利用逻辑理论把我的论据再夯实些，以减少对历史数据的依赖，也算是学哲学出身的一种偏好。事实上，已有各种回忆录证实，高岗是在耄的唆使之下进行倒周刘大串联的。耄甚至还有撤换总理的想法。在1953年春，耄和高岗议论中央领导人，提出：“如果恩来不当总理，你来组阁怎么样？”高岗故作推辞，推荐了体弱多病的林彪。（链接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uanjialunshi/wanghaiguang/200911/1126_7325_1452049_10.shtml）。当耄决定抛出高饶作为牺牲品，平息党内反对意见时，又对周说，高是自己行动，目的就是要取代周。这个资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高岗在得知耄完全否认是自己的授意，并说高岗的行为是个人行为时，激愤之下一气自杀身亡。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这样回忆道：高岗自杀前，耄曾表示过，打算在高作出检讨后，安排他回延安当几年地委书记，给他以改过的机会。对于饶漱石，在这一年左右的时间中，党中央反复研究过处理方案，我都参与了。当时，中央只打算撤销饶的中央委员和中组部部长职务，保留党籍。不料，全国党代表会议开会期间，在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央作《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后的讨论过程中，风云骤变，高、饶问题“逐步升级”，最后来了个180度的大转折：会议一致同意中央政治局在七届四中全会后对高、饶问题所采取的措施，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但将决议中对饶漱石的组织处理，改为同高岗一样“永远开除党籍”。经耄“拍板”，认定饶犯有反革命罪，指示公安部在1955年4月1日将他逮捕入狱。3天后，又把饶漱石列为饶（漱石）、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的首犯来查究。（链接http://baike.baidu.com/view/1151430.htm）。耄的秘书田家英说过耄这人出尔反尔，不讲信用，高岗之事肯定是其中一个原因。当然，从遵义会议开始耄的发迹之路，拉一派打一派，最后把所有人踩在脚下肆意凌辱的路线图本来就很明显，也是中国历史上权术斗争中最常用，最普通的技术，只是中共内部的绝大部分高官们文化水准很低，对历史了解甚少，在欲望和恐惧的驱使下，不断为耄所用，又不断成为耄的板上肉。（如果有人对耄出尔反尔的个人品格这个说法还不是很相信的话，可以在网上查查丁玲和耄的故事。在延安时，耄和丁玲过往甚密，大有相见恨晚之意。当整风中有人对丁玲被国民党国民政府逮捕之事提出疑问时，耄极力为丁玲辩护，说丁玲没叛变。到了1955年，耄却改口说丁玲叛变了。弄得过气美人怅然若失，很不是滋味。）
现在可以大致勾勒出高饶事件的真相：耄在国内大局已定的情形下，为防止周刘取而代之，派出铁杆粉丝高岗四处游说倒周、刘，并许诺高在事成之后得到周的位置。高得旨后四处活动，饶在得知耄支持这件事时，积极参与。但出乎耄的意料，周、刘联手反扑，其力量之大出乎耄的意料，不得不将高饶抛出做替罪羊，声称自己不知晓。高在得知被耄出卖后愤而自杀，饶则被关押至死。耄本来并不想对饶漱石进行多大的处理，不想在周主持的批判会上，调子越来越高，结果饶被作为反党分子逮捕关押，这完全不是耄的意思。从这里我们也可以找到所有被耄打倒的党内政治人物都在80年代以后平反了，而高饶二人却仍然高居黑名单的原因。这是因为高饶两人压根就不是耄打倒定罪的，而是周刘的势力打倒的，而周刘的势力在1978年以后就掌控着中国的政局，所以高饶两人平反当然无望了。
周刘二人如何逼迫耄认输投降，抛出爱将做替罪羊的具体过程我还没看到过硬的材料，但在一篇陈赓儿女的回忆录中我读到过，当准备批判高岗的前一天，周吩咐枪法出众的陈赓第二天带上手枪出席批判会，并坐在高岗的身后，以防高岗出手反抗伤人。因为高岗在西北时曾经在一次说服当地军事领导人参加中共的会议上突然用砖块从脑后拍死了提出不同意见的首领，顺利解决了收编问题。鉴于高岗的勇猛，周不得不作好准备。回忆录中说道，陈赓晚上回来后很高兴，说高没有反抗就被带走，并把枪交还给秘书保管。从这篇回忆录中我们可以读出：第一，在这个中央的批判会议之前，高岗并不知道自己的厄运即将到来。第二，周一定在此之前和耄进行了谈判并且谈妥了。第三，周在中共中央里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可以在中央的批判会议上安排高级官员在警卫人员之外带枪戒备。也许，这就是耄不得不对周、刘作出让步的原因。
至于饶漱石被指为饶（漱石）、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的首犯之事更是蹊跷。因为潘杨作为共产国际情报网的一环，是直接由周恩来单线联系领导的，耄都未必知道他们做了什么，饶漱石如何能插上手？更何况在1980年以后潘杨先后被平反，反革命集团都没有了，而饶漱石这个首犯却罪名依旧，煞是奇怪。真实的情况只可能是耄硬生生地把饶扯进潘杨事件，为自己找台阶下。而耄明知道潘杨是接受周的指令与日本人接洽谈判的，但为了报复周，就是要把周的亲信潘杨打倒逮捕，还周恩来以颜色。不然所有一切都没法解释。
可以说，高饶事件是耄在权力斗争中的一次失手，一次走麦城，结果耄不得不吞下苦果，抛出自己的爱将做替罪羊。其中原因是连续的胜利，耄以为自己的实力已经大到足以同时打倒党内两股势力的地步，所以轻易出手，不曾想，当周刘联手反击时，力量足以撼动耄的地位，耄不得不作出妥协。当然，作为这场战斗的代价，周也和潘杨进行了切割，牺牲了自己一群亲信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