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写这篇文章的人说得很轻松，大概是以现在的货币数量来衡量。要知道，在1957年，整个中国的共党P总值不过1028亿元，平均每日人不过168元（链接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1/25/content_707555.htm）。300亿元意味着1.8亿人干一年就为了这颗大礼花，当然这些费用是从1958年至1964年的费用，但考虑同期还有大量的军人、干部、外援都要供养，还有其他军工、民用设备投产，而 1957年全国财政收入不过303亿，到1964年，基本在300亿～400亿之间波动。（链接http://shiyunlong69.blog.163.com/blog/static/179786132201212714946470/）所以原子弹上所花费的代价根本不是当时中国能承受的。
（网友评论：楼主的知识面相当广，以前很多不明白的问题，都在这个帖子里有了信服的答案。特别是前面关于宗教的部分，观点表述的明白透彻，通俗易懂。关于马教教旨那段也是非常精彩，但是马教在俄罗斯和我国的发展，罗列的资料太多，但是如何洗脑，点评的偏少。）
（作者回复：对照宗教洗脑技术，想想你经历过的事，不就清楚了吗？还不清楚就接着看吧！呵呵）
（网友：楼主到我们这个讨论来辨驳那些基督教徒，猖狂得很啊！我们天天和他们吵。唉，基督教徒都疯了！他们攻击佛教和中国所有教派，说什么信耶稣得永生，不信者入地狱。你快来啊！帖名是：国人对基督教的误解实在太深了，忍不住818真正的基督教（算是科普））
所有的这些花销加上浪费，最终都要中国的农民来承担，如果按照正常的收税、征粮来筹措，肯定需要很长的时间，而时间恰恰是耄没有的。“人民公社化”自然就孕育而生。而“公社化”本质上就是一种“共产化”，讲白了就是一种对财富直接的掠夺，这对靠“打土豪”出身的耄这伙人来说是最靠谱的，也是他们唯一懂的办法。通过“人民公社化”把农民的私有财产直接充公，广大农民变得一贫如洗（其实当时也有建立城市公社的想法，因海外反响太大，怕引起不稳而作罢，杨的《墓碑》中有描述），可以补充财政亏空，原来私人所有的养殖、水果也变成了国家的，从此水果、肉类变成了紧俏货、奢侈品，因为绝大部分被出口换汇，少部分供应高层享用。通过大办食堂，禁止农民私人开伙做饭，不仅能够更好地控制民众，而且可以使扣克粮食之事易如反掌。这些扣克下的粮食或被出口换汇买设备，或供养军队、干部，或在国际上送人收买人心。至于农民的死活，视人命为草芥的耄怎会关心？对他来说，重要的是他的权力稳固，一统世界的大业成功。
这种阴险、疯狂的想法耄又如何能直说，因为在1957年农民负担已很重，春夏之交，青黄不接之时已有饿死人的现象，耄不可能直接下令提高粮食征收指标，因为这就意味着要大量饿死人。这会成为刘周攻击他的口实。而当浮夸风一起，各级官员纷纷报告高产喜讯时，调高粮食征收指标就成了水到渠成的事了，所以耄非但不戳穿各级官员的造假，相反还提拔，表扬吹得最凶的官员，使得浮夸风愈演愈烈。在浮夸风最早起来也是最烈的河南（1958年6月12日的《人民日报》即在头版头条报道了「遂平县嵖岈卫星公社韩楼大队2.9亩小麦试验田，亩产小麦3530斤」的「高产卫星」，随后引来数十万人参观），其省委第一书记就是在广州农运所里耄的学生吴芝圃，也是执行耄的政策最坚决的省委书记之一。 《人民日报》首推，各地互动，领导赞许，最后的结果就是农民的口粮也被收走，大面积饿死人现象发生。
由于连口粮都被扣克，在1959年春夏之交就有很大数量的农民死亡（很多农民死在水利建设工地上），各地颓势已显，耄的焦躁是必然的。本想露一手，不想露了丑，耄此时对任何对他权威的挑战都是很敏感的。当1959年8月彭德怀在庐山带头向耄发起质问时，预示着风雨来临。庐山会议的诡异风云一直遮盖到1976年耄的去世。
官史上一直把庐山会议作为一个偶发事件。说本来耄是想改正错误的，彭的万言书激怒了耄，结果错误没改，越发严重，直至引起大饥荒。
官方这样说，无非就是要把大饥荒归结于耄个人的性格，极力把这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巨大悲剧与体制撇清关系。从耄在庐山会议前后，以及在整个60年代、70年代的表现来看，耄从来就没有准备承认错误，而且他在1958年的方针一直延续到他的死亡，没有丝毫改变。大饥荒造成的真正原因是耄领导的体制穷兵黩武，用无数人的生命换取了原子弹，换取了军事工业和军队。这和苏俄、北朝鲜的大饥荒的原因如出一辙。
庐山会议吊诡之处就在于，耄的几个秘书，田家英，李锐，还有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也是耄的前秘书）都卷入了此次风波。彭在写“万言书”前和这几人经常长谈。以我的了解，耄是相当提防自己的秘书和别的领导人交往的，以耄对情报系统的掌控，又如何会不知道他的秘书和他从来不喜的彭混在了一起。最为吊诡之处就是在耄身边混了十几年，深知耄心胸狭窄的田家英居然也趟了这趟浑水。最后田在耄的保护下过关，没有追究，但最终在文革前夕被撤职，感觉大祸临头的他知道毛的手段，也知道自己的下场会很惨，索性一根绳子吊死了自己，倒也免了许多羞辱。李锐和周小舟下场都很惨。李锐坐了十几年牢后熬到了文革结束，写了一本《庐山会议回忆录》，提供了很多有用的资料，但中间有很多地方语焉不详，有意无意隐藏了很多秘密。周小舟则在会议后被撤职，后死于文革。耄的秘书及前秘书集团性地为反对耄的对手提供炮弹，真是匪夷所思，而后其中的人还有能逃过此难不予追究，更是让人不可想象，这里面必然有猫腻，大家可以深究，一定能挖出很多猛料来。
官方史料上把彭树为为民请命的硬汉。这就像极力把周恩来树立成爱民如子的好总理一回事，不过是告诉大家这个团伙里还是有好人的。现在我们知道在60年代初，贵州大量饿死人的时候，周提供给茅台酒厂上千吨粮食酿酒，60年初茅台酒产量不降反升。从众多的回忆录中我们知道这茅台是中共高官们的最爱，这血茅台给谁喝了咱们都心知肚明。（闲话一句，在皇帝时代，大荒之年，官家会明令禁止酿酒，以省出粮食救命。）从这彭一生履历看，从打土豪，肃反，内战，朝鲜战争一直到整肃刘伯承及粟裕对人命也从来没爱惜过，对待自己的同志也是大下狠手的主，对权力也有着强烈的兴趣。如果仅仅是因为对老百姓的怜悯而奋不顾身反对耄，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彭不过是一个经常以大老粗示人的精明政客，不然他如何能打倒耄钦点的粟裕而换上自己的心腹做总参谋长以图把握军队呢？在庐山批彭时，耄也极力诉说彭的狡猾，甚至向全体会议代表发出威胁，说：我不相信解放军就听你彭德怀的。如果解放军真的都听你的，大不了我和林彪重上井冈山打游击去。一方面，耄是赤裸裸地向党内高干们摊牌，要不然你们站在我这边，要不然站在彭一边；另一方面也说明彭在军中的势力已经大到让耄已有所忌惮的地步。
综合上述，这彭德怀上书之事，绝不会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后面一定有自己的考量，没有一定的支持，彭是不会走这步棋的。彭的自信，一方面肯定来自对军队的掌控力，虽然他来了庐山，他的亲信、总参谋长黄克诚还留守北京，手握军队的实际指挥权；另一方面，肯定有其他党内大佬的支持，这些大佬们除却周和刘，我很难想象会有其他人。彭本身与刘在红三军团时共事，关系一直不坏，周本来就是彭的老领导，三者在1959年的利益相关，不合作的理由很少。彭的上书，可以看作是一次刘周彭趁着大跃进遇到挫折，试着向耄提出的一次挑战。耄的秘书们集体为彭提供攻击耄的子弹这件蹊跷的事情是不是耄故意安排的？如果是的话，耄为什么要这样干？刘和周在这里面扮演了什么角色？通观1959年庐山会议已披露的材料，基本上和庐山一样，总是罩在云雾之中，藏着太多的机密，还需要后来人解密。
耄化解这次挑战的办法是，首先将黄克诚调离北京，上山开会，使军队的实际指挥权从彭的手里拿开，然后急调林彪上山，与贺龙一起围攻彭和黄克诚，让彭、黄尝到了一年前刘伯承，粟裕吃过的苦头。（彭因为在1946年到1949年统领原贺的部队，产生了很多矛盾，也是耄洒下的种子。）同时，与刘周摊牌。记得看过一篇回忆录，耄连夜召集刘、周开会，刘吃了安眠药正准备休息，是被人扶着摇摇晃晃参加会议的。（无论是耄，还是刘、周，都要靠安眠药才能入睡，也是中共领导干部当中的一个特色。我曾写过一篇博文《领导们为什么睡不着觉》http://blog.tianya.cn/blog革r/post_read.asp?BlogID=2506659&PostID=35091797，对此现象作过一些分析，大家可以参考。）在这个会议后，刘、周积极参与了对彭的批判。他们二人甚至出面动员别的高级干部对彭进行揭发批判。刘在后来的会议中就揭发过当年和彭在红三军团长征中共事的一件往事，以示彭表面憨厚，实际精于算计。刘还出面做红三军团同事黄克诚的工作，示意黄批判彭，以换取前程，被黄拒绝。
耄是如何向刘周摊牌，以使得刘周抛弃与彭的结盟转而拥护耄我不得而知，相信随着史料的慢慢披露，真相一定会大白于天下。但刘周为了保护自己，放弃了和彭的联盟，转而拥护耄，使得耄能够打倒彭，撤销了彭的军委常务副主席的职位，代之以耄的亲信林彪，总参谋长的职位也换上了耄的心腹罗瑞卿，至此，刘、周、彭铁三角被打破，耄在军队控制方面开始占据优势，刘、周的命运逐渐被耄所掌控，直至被各个击破，死无葬身之地。
当然，此时的刘、周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软弱、自私、短视将会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仍然积极奔走在批判彭德怀的第一线，为早已准备好屠宰他们的刽子手呈上洗剥好了的羔羊，以洗白自己，显示忠心，虽然若干年后他们自己也变成了洗剥好了的羔羊！
庐山会议以耄的全胜结束，彭及他的亲信们被撤职，接下去耄在党内及军内掀起了抓“右倾分子”的浪潮，借机清洗了一批与彭亲近的干部。在经济上执行更疯狂的大跃进政策。但这种疯狂主要表现在农业方面。工业方面虽然号称完成了钢产量1300万吨，如何完成的却语焉不详，至少没有了全民炼钢的搞笑场景。农业方面仍然执行高征收、大办食堂、大修水利的政策，甚至变本加厉，比1958年更加严酷，很多地方基本上是秋收刚完，交完各种征收，农民手里就已经没有了粮食，就要向上面要救济粮。而各级官员怕以前吹的牛皮被戳穿，影响自己的前程，大都默不作声，并不向上级反映农民的要求，致使很多农民从1959年秋天就开始断粮，加上不准自己开伙，收集到的野菜、野味也要交到食堂，再加上大修水利等重体力活，在1959年冬至1960年春，大批农民被饿毙，据杨继绳先生在《墓碑》中的考证，这一年至少有超过两千万人饿死，占了大饥荒时期饿死人总数的一半以上。（杨经过详细计算，认定整个大饥荒时代中国死亡人数至少3千7百万以上，而且是很保守的计算。）
造成这么骇人听闻的死亡数量的各种原因中（讲实话，饿死恐怕是世界上最残忍的一种死法了。本人曾经有一天没吃早餐和中餐，到晚上已是饥肠辘辘，晚饭时狼吞虎咽。想想连续一两个月没有吃的会是什么境地，而且逃无可逃，到处一样，真让人不寒而栗），“反瞒产”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所谓“反瞒产”指的是上级认为实际产量高，生产队的干部和群众不愿意如实上报，隐藏了很多收成，上级就派工作队下去搜查，找出隐藏的粮食。这一招很像当年列宁派征粮队下乡抢粮的行为。杨在《墓碑》中透露，“反瞒产”的始作俑者是时任广东海南行署书记的赵紫阳。赵的报告经当时的中南局书记陶铸的推荐，得到耄的赏识，在全国推广，从此农民留下的一点救命粮被抢走，很多干部、社员甚至被吊打而死。赵从此走上省级干部的岗位，而死去的冤魂则增加了成千上万。不是我要有意打破大家仅存的美好幻想，历史的真相是如此的残酷，正视它需要非凡的勇气！
在查找资料期间，我看到很多资料，这里节选一些下来，以便不太知道这段历史的年轻朋友阅读：
在河南，这年秋后，第二次“共产风”又刮起来，还夹带着疯狂的“反瞒产”。这一回可不比一九五八年，哪个基层干部完不成征购任务，就是“小彭德怀”，就得象土改的地主那样挨斗；哪个农民交不够征购粮，就会被捆起来吊打追逼……豫南一向富庶的信阳专区，在地委书记路宪文积极贯彻中央和省委反右倾精神所掀起的狂潮中，全区打人成风，手段千奇百怪，骇人听闻。许多县的县委扩大会议当即成为斗争大会，光山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带头斗争“右倾”的县委书记张福洪，亲自动手毒打，众人拳打脚踢，将张福洪头发连头皮一道撕下，活活整死。这个县的另一个县委书记刘文彩，到槐店公社主持“反瞒产”运动，连续拷打四十多个农民，打死四人。整个光山县公社一级干部中亲自主持和动手打人者占93%。斛山公社的一个党委委员、团委书记，亲手拷打农民九十二人，打死四人。庐山会议以后，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至六〇年七月为止，整个信阳地区为追逼粮食，正式由公安机关逮捕1774人，其中36人死在狱中；拘留10720人，其中死在拘留所667人。群众形容当时的恐怖气氛说：“干部好似阎王爷，大队好似阎王殿；只见活人去，不见活人还…….如此凶狠的反瞒产，把农民的口粮、种子粮甚至喂牲口的饲料，尽数掠劫而去。到了一九六〇年春天，信阳地区的公共食堂普遍断炊了，最严重的村子八十天没有一粒粮食，浮肿病大面积蔓延，农民开始大量外逃或饿死。（链接http://news.qq.com/a/20050413/001046.htm）
在甘肃通渭县，1959年8月开始“反右倾”斗争，有1169名生产队长以上干部因反映农村真实情况而被说成是“右倾”，遭到批判斗争。10月18日，县委召开扩大会议，重点揭发批判县长田步霄等“反党反社会主义集团”。10月29日，田步霄自杀。田死后，县委以“彻头彻尾、顽固不化的右倾机会主义首要分子”为罪名，上报中共定西地委批准开除党籍，并组织机关干部批判尸体。
一方面闭眼不看饿死人的事实，一方面向上级说假话。碧玉公社赵河生产队已死亡50多人，生产已经停顿，（县委第一书记）席道隆等却在向上级报告中写道：“社员情绪饱满、牲口体力壮，生产搞得较好。”在陇川公社召开了一次整社征粮的千人现场会，席道隆到现场讲话说：“要继续反右倾，鼓干劲，特别是在粮食问题 上，无论阻力有多大，困难有多少，粮食征购任务一定要完成，对于那些顽固不缴的要想尽一切办法迫使其缴出来，必要的时候，我还是那句老话，要政治挂帅。政治就是革命，革命就不是请客吃饭，不能文质彬彬，要有革命的铁的手腕和铁的行动。”县里向公社下达命令：“完不成粮食任务，提头来见！”
会后，县里成立了“万人整社团”，到各生产小队和农民家里搜粮食，挨门挨户，翻箱倒柜，普遍搜查，斤两不留，有的地方挖地三尺。搜查中见什么拿什么，连妇女的针线包也拿走了。农民说，“万人整社团”实际是“万人搜粮团”“万人抢劫团”。
在搜粮食过程中，对群众采用各种残酷的刑罚。当时的口号是：“宁欠血债，不欠粮食。完成粮食任务就是血的斗争。”“决心要大，刀子要快，哪里挡住，哪里开刀。”“向小队长要粮食，向资本主义要粮，为全县争光，为公社争光。”为了搜粮食，把生产队干部集中起来算账，逼着他们交待粮食藏在哪里。 他们提出“一个会议，十个战场”的口号，把逼粮食会当成对敌斗争的战场。有的公社开万人斗争大会，民兵带上机枪、步枪、马刀警戒助威。在这些斗争中，对被斗的干部群众实施各种酷刑：竹签子插指头、站冰块、雪里埋人、打夯、拔胡子等120多种。在全县大搜查中，搜出粮食1100多万斤（大部分被千人社团的人吃喝挥霍掉了），打死、逼死1300多人。群众将这些恶行比为“秦始皇”、“活阎王”、“黄世仁”、“狼狗”等。搜粮活动一共搞了40多天。
1959年11月3日，席道隆向各公社发布指示：“凡被批斗的人，一个也不准回家，编入劳教队，配备干部民兵持枪看管。”全县以公社为单位，组织了14个劳教队，集中劳教1637人。这些人白天劳动，晚上斗争逼审，遭受到种种折磨。（甘肃省人民检察院定西分院：《关于对通渭搞劳教队的情况检察报告》，[60]检二字第054号，1960年3月30日）
1960年春天省、地委工作组据揭发材料统计，全县50个公社党委书记当中，有11人有人命案件，共打死、逼死了79人。42个公社主任中，有3人有人命案，共打死、逼死22人。他们的口号是“立场稳”、“心狠”、“手快”、“刀子利”。陇阳公社党委书记李生荣打过53人，打死逼死12 人。马营公社书记张学圣主持召开了千人斗争大会，民兵和学生架起轻机枪12挺、步枪50多枝和土枪助威。他在会场主持斗争、拷打群众160多人，其中，当场被缚送劳教的66人当中因伤致死4人。（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60]364号：《中央批转甘肃省委关于通渭县委完全变质的情况报告》，1960年4月）”
在山西寿阳，山西寿阳事件：寿阳的“挖粮集资”运动从1959年10月底发动，到1960年 1月被中央制止，经历三个月时间，据运动后统计，全县 283个管理区中，有 259个管理区发生违法乱纪，造成人身伤亡，在 435个生产队中，有 11159户被抄家搜查， 24063户被集资，3116人遭到残酷斗争，打死、逼死、吓死及缺粮饿死等非正常死亡人数达 349人之多。在和平建设时期，在一个县内，因个别领导的错误决策，在短短三个月内，造成如此巨大的人为死亡事件，不仅在全省，就是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损失，党的政策和威望受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极度困难，生产无法组织，一时间民不聊生，疫病蔓延，牲畜死亡，人口外流，人心惶惶，全县城乡笼罩在一片恐怖气氛中。（链接http://www.tydao.com/suwu/jindai/0708-sy.htm）
从这些资料里大家可以看到当时农村的“反瞒产”的本质和残酷，以及人类在恐惧和贪婪的驱使之下很快会变成野兽。
大面积饿死人的惨剧从1960年春就开始慢慢揭露，最早的是河南信阳事件，后面有甘肃的通渭事件、中宁事件（当时宁夏属甘肃），山西的寿阳事件，还有安徽无为事件，等等。当我阅读这些资料时，几个情况引起了我的注意。
一是，惨剧被推到国民党反动派头上，从地委书记以下都被打成了“反动派余孽”。1960年12月，当时的信阳地委在发给河南省委和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有这样的句子：“由于地主、富农在土改时‘漏了网’，‘大批地混进了革命阵营内部’，‘实行反革命阶级复辟’，‘封建势力大大作怪’，造成‘群众生活异常困难’……”。试图将饿死人的事件嫁祸于早在10年前的土地改革运动中被消灭了的地主和富农。
MZD在看完中央工作组调查报告后借口信阳事件是反革命分子当权的结果。他提出，信阳地区要进行民主革命的补课，彻底清除国民党、地主阶级的残余势力。M在召集各级中央局负责人的会议上对信阳事件定性说：“信阳事件是阶级敌人的猖狂报复，是挂着共产党招牌的国民党进行阶级报复，实行阶级复辟，是敌人篡夺了领导权。”他进而推论全国到处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只是程度不同。（链接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F%A1%E9%98%B3%E4%BA%8B%E4%BB%B6#.E4.BA.8B.E4.BB.B6.E7.9A.84.E5.88.9D.E6.AD.A5.E6.8F.AD.E9.9C.B2）
时任河南中共信阳地委副书记、行政公署专员的张树藩在《百年潮》1999年第12期第39～44页中写道：“这一时期，全地区县市委第一书记被开除党籍、逮捕法办的就有八人，其余县市委书记统统被撤换。农村二十多万基层干部则被集中起来进行「特殊训练」，还调了部队，用绳子将他们一串串拴起来，武装押送。这成了一次全面彻底的大夺权。”
同样在甘肃通渭大量饿死事件被暴露后，1960年3月1日，由省、地委工作组主持，在通渭文化堂召开大会，宣布省委决定：“通渭县委是一个现行反革命集团。”并当场逮捕了以第一书记席道隆为首的17名县委、县政府领导人，说他们是现行反革命分子。3月3日县委扩大会议结束的当晚，立即召开全县广播大会，向全县宣布：“以席道隆为首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严重违法乱纪分子，勾结一起所造成的恶果。号召全县广大群众和干部，一起起来向坏人坏事作斗争。”“1960年4月6日，甘肃省委认为“通渭县委完全变质”。1960年4月21日，中共中央批转《甘肃省委关于通渭县委完全变质情况的报告》（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60]364号）。中共中央的按语中写道：“甘肃省通渭县委完全烂掉，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篡夺和反对县委领导权，公开实行一套复辟资本主义的政策。”（这些文件由杨继绳先生在《墓碑》中披露）
当然谁都知道这不过是耄推卸责任的说词，因此在几年以后这些被判刑的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们都被放了出来，或任闲职，如通渭县的第一书记席道隆最后就在甘肃定西地区水利局副局长位置上离休在家养老或一直享受国家退休干部待遇。（杨继绳采访）那些在一线冲锋陷阵，为耄卖命的地区、县委书记们不免有兔死狐悲之心，对耄的不满自然会体现在行动上。我在搜寻“七千人大会”资料时，发现在百度百科上有这么一段讲述为什么有这样一个大会的原因。（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中央局、省、地、县（包括重要厂矿）五级领导干部，共7118人。人们习惯地称这次会议为“七千人大会”。）
自1960年河南、山东、甘肃问题爆发以来，省以下都在考虑如何使农民吃多点，农业恢复快点。过去是以少报多，现在是以多报少，因而中央在落实粮食征购、上调指标时深感困难重重。1961年11月中旬，各地上交中央的粮食只完成20%多一点。京、津、沪三大城市粮食问题全面告急。有鉴于此，中央一方面精简城镇人口，一方面计划1962年向全国征购粮食820亿斤（其中上调150亿斤），比1961年多征100亿斤，结果下边反映十分强烈，表示无论如何很难完成。怎么办？为此，中央曾召集各省市自治区负责粮食工作的同志开会，但没有解决问
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提出一个建议，把全国的地委书记找到北京来，打通思想。邓小平觉得这也是一个办法，可是来那么多人，吃饭怎么办？他顺口说了一句话，各人带猪肉，带青菜来。
这次会议，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虽然在接受上调任务时，表现得有些畏难情绪，但毕竟接受了150亿斤的盘子。负责粮食工作的李先念如释重负，他高兴地说：讨论得很好。首先一条还是现在到明年六月怎么过的问题，搞得不好，城市里开不了饭。拜托各位把北京保一下，现在知识分子和干部病得很厉害。
11月12日晚上，邓小平等将会议情况和陶铸的提议，向耄作了汇报。MZD认为大家提议打通思想，开地委书记会议有道理。中央对“大跃进”以来的工作是应该总结一下了。干脆把县委书记都找来，要开就开个大会，开一个县委书记以上的五级干部会议。会议的开法是总结经验，鼓足干劲。总结经验是讲清道理，好坏经验都要讲清楚。这几年各省只讲自己错，不讲中央错，这不符合事实，要用这次大会讲清楚，不要怕鬼。几年来中央在工作上犯了什么错误，要讲。中央的账要交代清楚。我们交了心，才能要求他们交心。错误的责任，第一是中央，第二是省。中央第一是改，第二是检讨。对地方只要求改，可以不作检讨。会议搞十天，大会套小会。MZD还说，他准备在大会上讲话，中央各同志也讲一讲，把会议当作小整风，把大家的思想统一起来。就这样，1962年初，中央要召开一个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的事情，在MZD那里定下来了。（链接 http://baike.baidu.com/view/111392.htm）
从上面的引文我们可以读出这样几个信息。第一，各地干部不再争相虚报粮食产量，因为他们知道这样他们也会倒霉，耄的话不是很管用了。第二，耄不得不承认中央有错，但还想沿用过去的老套路，希望通过延安整风的办法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事实上耄在7千人大会上作的道歉不过是认为自己不知情，责任主要还是推在执行者身上。但这样的道歉并没有得到与会者的认可。与会者不敢与耄公开说耄的道歉不够，就转而向耄的几个骨干开火，使得这些人先后被撤职。第三，在七千人大会之前，耄对自己在党内高级干部中的威信已不自信（估计耄对高饶事件和反右事件中吃的亏还心有余悸），但对自己在下层干部中的威信还是很自信的，寄希望于扩大与会人员范围，让底层的干部参加会议以抵消刘周在中高层干部上的优势（文革利用更低层的人打倒耄不喜欢的官僚阶层雏形，根源可回溯到耄在1927年利用乡村流氓打倒乡绅的做法）。不曾想，在大会上，刘公然向耄叫板，否认耄一直强调的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说法（即错误是一个指头，成绩是九个指头），认为大饥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实际是直指耄是祸首了。而让耄惊恐的是，与会代表们几乎都默认了刘的说法。省委书记中耄的几个主要支持者如吴芝圃（河南）、曾希圣（安徽）、张仲良（甘肃）、李井泉（四川）受到了集中攻击，这时，只有林彪跳出来支持耄。可以说，没有军队的坚定支持，耄是撑不过这场风波的。刘、周失去了彭在军队里的影响力，已经没有战胜耄的可能性了。当然，此时的刘、周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还在全国布局，希望把耄重新推上高高的神坛，不要乱说乱动，自己掌握实际的权力。（说心里话，这刘、周与耄共事这么多年，仍然看不出耄的嘴脸，不知权力争斗的残酷，实在是智力、历史知识都有限。）经过这次大会，耄也对全国掌握实权的干部们从上到下统统失去了信心，这也许就是为什么耄在文革中要打烂除军队外所有机构，让造反派夺权的真正原因。因为这帮经过十几年严格洗脑的年轻人已完全将耄看作了神，耄可以完全控制他们。耄希望通过这些被洗脑彻底的信徒们彻底掌握国家的机器，贯彻自己的意图，使中国真正成为自己的囊中之物。刘通过造神而上位，但他不知道，神一旦上位，就是需要祭品的，这造神之人往往会成为最大的祭品。否则，很难解释耄为什么要摧毁所有的权威机构，自毁长城，迫害为他卖命的各级干部的奇怪行为。
从上面的引文中我还注意到，当时“中央计划1962年向全国征购粮食820亿斤（其中上调150亿斤），比1961年多征100亿斤”。而在1961年，国内很多工业项目下面，大批人员回乡，这就是著名的“下放”（这个词已是我童年里经常听到的词语，父母的很多同学、同事、老乡曾经历这些遭遇）全国有１千万人返乡务农，这说明1962年需要粮食供应的人口至少比1961年少，而且大量工业项目下马，需要在国际市场上购买的原材料也应大大减少，所需粮食应该大量减少才是，为什么不减反增，还需要比1961年征调更多的粮食？多征调的粮食明显不是为了供应增加的城镇人口的，而且，当时各级官员都知道大面积饿死人，却还要不顾民众的生死征调更多的粮食，这不是明显的让更多的农民饿死吗？
前文中在谈原子弹所耗费的资金时，引文中曾披露1962年当局曾讨论是否原子弹下马，说明原子弹研制所需资金极大（前文已分析过了），已经让当局难以为继了，因为为了筹集这些资金（硬通货，以便在国际市场上支付购买研制原子弹所需原材料），中共只有增加农副产品的出口以换取硬通货。而1961年已经大量饿死人，还要不要继续征调粮食，加大出口力度才是1962年当局讨论的原子弹是否下马的主要原因。而这增调的粮食必然是为原子弹研制筹措资金，否则我找不到任何理由。耄知道，手里有了原子弹，就有了在国际上讨价还价的筹码，就有了做共产世界到达的本钱，他的权力才有更好的保障。
图中是青海海北州海晏县原子弹研制基地的主办公大楼，我在2010年夏天访问这个被废弃的基地时，这幢建于50年代末大楼里老式电梯还在运行，楼体墙厚达半米，历经50多年的地板依然完好无损，可见当时的做工、材料多么精良，耗费是多么巨大。如今整个金银滩依然遍布当年的实验设施，有独立的电厂，还有独立的生活区，规模极其庞大。
从时间上看，1960年初已发现大规模饿死人现象，为此在1960年就先后处理了山东、河南、甘肃三省的一把手。可以肯定，耄、刘、周是知道实际情况的。而在接下去的1961年、1962年中，一是继续采取公社化政策，大办食堂，绑住农民的手脚，扎住农民的嘴；二是继续加大粮食征调量，这基本是有意要加大死亡数量的路数。我在查阅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在1960年前后的历史时发现，曾在1961年初在安徽省试行包产到户，取得了不错的成果，到1961年秋，安徽粮食产量增加了近40%。曾在采取这一行动上征求了耄的意见，耄同意在小范围内悄悄地进行。但在1961年12月，耄要求曾取消这一政策，曾居然不同意，认为农民刚好一点，还是让农民接着搞。结果曾失去耄的信任，在转年的7千人大会上遭到猛烈批判，被免去安徽第一书记的职务，理由就是省内饿死的人多，搞包产到户。而安徽饿死人很多这件事其实在1960年就有大量事实披露，但曾非但无事，还接替同样因为饿死人多而下台的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兼任两省的第一书记，可见曾在耄心目中的位置。从耄对曾态度的转变，我们可以看到，耄对农民的死亡是无动于衷的，对能增加农民存活机会的办法不感兴趣，耄更关心的是别的东西。杨继绳在《墓碑》中计算出，大饥荒饿死3700万人以上，少生了4000多万人，两项相加已达到8000多万，加上历次运动被杀的人，离一个亿就不远了。曾经网上传说的《中苏秘密协定》中规定中国需要减少一亿人口的目标似乎已经达到，难道说真有这个协定？
总结起来，农业上的错误政策及体制造成了农业生产效率降低，产量下降，而穷兵黩武，耗费大量资金，资源打造核武库，以至于民生凋零，饿殍遍地，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大饥荒的主要原因，90年代末发生在北朝鲜的大饥荒和中国的大饥荒如出一辙，而当局的冷酷、残忍让我现在想来还是不寒而栗！至于是不是有意要这样做，以达到减少一亿人口的目的，还需要进一步的证据，但从1961、1962年中共的政策来看，是符合这种猜想的。另一个引起我注意的现象是那些最先暴露也揭发最深的大饥荒事件的省委书记都是耄的爱将，而既是耄的爱将同时又和刘周阵营中的主将邓小平关系良好的四川第一书记李井泉虽然罪孽深重（四川一省饿死人数就过千万，超过全国饿死总数的四分之一）则不仅被揭露得晚，而且在事件披露出来后还升任西南局第一书记。在七千人大会上李遭到严重攻击，与会代表强烈要求追究李的责任，而后邓亲自参加对李的批判会，保李过关。由此我对这几个事件的过程和背景做了一番研究，从中发现了事件背后刘周势力的背影。
前面提到的安徽省一把手曾希圣治下的安徽，1960年死亡人数不少于山东，没有被刘周势力打击（周早知安徽大量饿死人）反接替了舒同的位置，身兼两省一把手，原因不仅是曾得到耄的信任，同时也因为这曾希圣是周长期的部下，原军委及南方局的干部，周是不会选曾开刀的。
反过来，河南的吴芝圃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我们先看看河南信阳事件是如何爆发的。资料是这样记载的：
1960年2月，内务部派一位处长前往信阳视察灾情。被停职的张树藩复职并陪同到息县和淮滨视察灾情。所到之处哀鸿遍野，举目凄凉，很多村庄无人烟。处长向张询问，灾情严重，是否有死人状况，张回答有，而且应该不少。只是由于自己1959年9月后一直被批斗，对全区状况不了解，估计饿死在20万到30万人之间。这位处长感觉事态严重，立即进京汇报。与此同时，卫生部也收到了河南固始县委和省医疗队联合发送的关于固始县病情和灾情已经致死五万多人的电报。
内务部领导听取报告后，立即向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报告，习随即向中央监委书记董必武汇报。此时，卫生部将固始县委和省医疗队的电报也转报中央监委，信阳事件由此初步揭开。4月，吴芝圃对路宪文说，信阳死了些人，你总结下经验教训，向中央写个报告，检讨一下就行了，不要有思想顾虑。不要调查，死人问题调查不清楚，越查越多，让县委书记估计报一下就行了。7月，河南省委在鸡公山召开信阳地委扩大会议，由路宪文作检讨，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被逮捕法办，以向“中央交代”。
与此同时，董必武派李坚、李正海前往信阳调查，调查遭到河南省政府的层层阻挠，但他们排除万难，深入基层，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初步调查后有据可查的饿死人数为七十多万。调查组回到北京，向中央监委、中组部主要领导汇报。
1960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监察委员会四名干部提交了一份关于河南省信阳地区大量饿死人和干部严重违法乱纪等问题的调查材料。24日，李富春将其呈送与MZD。26日，M批示道：“请刘、周今日即看，下午谈一下处理办法。”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将情况报告周恩来，中央监委副书记王从吾则向周恩来呈送了信阳事件的书面报告。26日，在MZD召集的华北、中南、东北、西北四个大区的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会议上，河南省委负责人汇报信阳事件后，“大家十分震惊”。周恩来随后召集国务院紧急会议进行讨论，决定成立中央工作组，王从吾任组长，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为副组长，深入信阳进行进一步调查。
11月6日，中央书记处开会，听取安子文汇报河南问题。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谈及工作组了解的情况：全省三分之一的地区人畜大量死亡，生产力大破坏，党群关系受到很大损害。信阳地区的光山、固始、潢川等县遭到毁灭性破坏。光山槐店公社很多村子都没有了，一个九十人小队，只剩下三十多个人了。
信阳地委向省委报告的死亡人数为38万，信阳地方志统计的死亡人数是48.3万。时任中央调查组处长的李坚和李正海两人向中央报告的数字是105万。1961年1月13日信阳地区呈报中央最后一次统计数字显示：全区总人口808.6526万人，1959年11月至1960年10月，死亡人数107.0321万人，占到总人口13.2%。
事件被揭露后，吴芝圃被迫三次向中央检讨，承认信阳地区非正常死亡人数是100多万，承认他“对河南人民犯了大罪”，不过吴芝圃没有受到严重处分。吴芝圃最终于死于1967年。1979年，吴芝圃获得了平反。
信阳地委《关于整风整社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夸大了敌情，混淆了敌我矛盾，把该地区发生的粮食严重减产和大量饿、病、死人的现象，一概归之于坏人当权和地主封建势力的破坏，因而提出依靠贫下中农，进行整风整社，彻底孤立和打倒反革－命复辟势力的作法。中央批示并肯定该个报告，并要求“全国三类社队整风整社都应照此执行”。这一批示助长了整风整社运动中“左”倾错误的发展。
这里面可以看到，事件被揭露是从国务院系统开始的，习仲勋和董必武是发动者，这两人与周的关系非常亲近。李富春在法国时就是周的伙计。当1962年耄指使康生出面假小说《刘志丹》之事攻击习之时，周出面保护了习，使习避免归于“敌我矛盾”，而后能够东山再起，（要不然当朝太子怕也是别人了）。而王从吾、徐子荣、安子文全部是刘的人马。在文革中徐死于非命，王、安两人都被关押十年。耄不过是在刘、周的逼迫之下不得不处罚了吴，但还是要维持自己的面子，吴被免去省委第一书记，平级调任中南局任管文教的书记。我们再来看看同样闻名的甘肃通渭事件是如何爆发出来的。
杨的《墓碑》中是这样叙述的：通渭县大量死人，当时有一些人冒着风险向中央写信。经中共中央指示，甘肃省委对通渭采取了措施。1960年2月8日，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处书记、常务副省长王秉祥率领100多人的省、地委工作组到通渭，还带了一些粮食。从工作组留下的文件来看，他们到通渭不是反左，而是“反右倾”。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去通渭正是庐山会议之后，全国正处于“反右倾”的高潮之中。
工作组负责人王秉祥当时给省委写的《关于通渭问题的报告》中说：“通渭问题之所以如此严重，总的根子是右倾机会主义和反革命勾结一起，严重地破坏了‘三个万岁’。”“三个万岁”即“三面红旗”。
工作组负责人之一的李坤润2月19日给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的报告中说：“县委第一书记席道隆为首的县委领导，在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上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如在所有制上实行四级制，以包产小队为核算单位，1959年春耕时提出小队种不完的土地由社员谁种谁收。”
包产到队、让农民开荒种小片土地，本是摆脱饥荒的重要措施，而工作队把这些作为资本主义大加批判。李坤润上述报告中批评这个县1959年以来的“反右倾斗争”不彻底：“县委几个主要领导成员本身存在着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们怕运动深入，将自己的错误露出来，因此在去年10月县委扩大会议上，只解决了以田步霄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问题后，就草草结束了会议，企图将他们的问题遮掩下来，混过关去。”
据通渭县委1960年3月10日电话报告，他们发动群众对“有严重问题的”78人进行揭发批判。说这些人“千方百计地推行了席道隆为首的反革命纲领”。这个电话报告中列举他们的罪行，主要是划小核算单位、解散公共食堂、任用阶级成分不好的人等。
1960年4月6日，《甘肃省委关于通渭县委完全变质情况报告》中说：“这个县不是一般的落后县，而是全县溃烂，问题的性质是非常严重。以县委第一书记席道隆为首，包庇重用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把持了县委领导权。从上到下，彻头彻尾地推行了一套完整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这个报告也列举了席道隆的“四级核算小队为基础”“牲畜分散到户”“种子分散到户”“谁种谁收”等“一系列复辟资本主义的政策”。
省委工作组对制止打人抓人方面起到了一些作用，也发放了一些粮食，但未能扭转形势。通渭问题本来是左倾错误造成的，省委工作组却大反右倾，这加剧了人口死亡。1960年通渭县的死亡人数相当于1959年的3.86倍。
省委工作组除了加大反右倾的火力以外，还以阶级斗争眼光对全县干部施行了分类排队，排队的结论是：“从通渭县的领导核心和基层干部政治情况看，问题是很严重的。该县历年来在镇反、审干、肃反、反右派斗争、整社、整党等一系列政治运动都搞得不彻底，五类分子没有从干部队伍中和党内清查出去，仍然进行隐蔽活动，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他们就乘机大肆破坏，现在敌人已露出水面，这次必须乘此机会，由内到外，内外结合，狠狠打击，否则通渭的面貌不会改变。”1960年4月6日，甘肃省委认为“通渭县委完全变质”。1960年4月21日，中共中央批转《甘肃省委关于通渭县委完全变质情况的报告》（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60]364号）。中共中央的按语中写道：“甘肃省通渭县委完全烂掉，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篡夺和反对县委领导权，公开实行一套复辟资本主义的政策。
通渭形势继续恶化，死人越来越多。1960年12月在西北局兰州会议以后，中央、省、地委，派了250人的工作组和128人的医疗队。调来粮食3370多万斤，救济金330多万元，药品136吨，还有棉布、棉花等其他物资。工作组用这些物资安排群众生活，把濒临死亡的8万多人抢救过来了。并成立孤儿院，收养孤儿1200多名。在抢救灾民的过程中，医疗队员王俊、刘春华（女）付出了生命。在安排群众生活的同时，还组织恢复生产。为此，国家先后发放各种贷款和补助款142万元，无偿投资270多万元，购买了牲畜4700多头，添置修补农具4万多件。工作组还在口粮、棉衣供应，疾病治疗等方面作了安排。这些措施对扭转局面起了重要作用。
而真正解除饥饿的是1962年的好年景。《通渭县志》记载：“是年，风调雨顺，夏秋作物全面大丰收，缓解了全县人民的吃问题。”这一年，为 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给社员增加自留地，并允许社员租借集体的熟荒地，耕畜、羊只分槽分圈，下放私人饲养。这些政策也是农作物大丰收的重要原因。
在中共中央西北局留下的文件中，认为西北局的兰州会议是扭转局面的一次会议。兰州会议是1960年12月开的，正是在MZD批示信阳事件之后。MZD在对信阳事件的批示中认为信阳的问题是“民主革命不彻底”，要搞“民主革命补课”。兰州会议认为，通渭问题的出现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阶级敌人破坏所造成的。1965年9月9日，中共甘肃省委报送西北局的《甘肃省委报送“通渭历史经验教训”的报告》中写通渭问题有原因时认为：“有许多部门和公社的权落到了坏人手里。152名公社主任以上的领导干部中，有敌伪党、团、军、警、宪骨干、特务、一贯道等24名，占15.2%，30名县委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种种政治历史问题的人8名，占22.6%。”这些就是民主革命不彻底的根据。因此，将大批基层干部当作民主革命补课的对象。
通渭的民主革命补课是以整风整社的名义进行的。在整风整社过程中，开展了全面的夺权斗争。1961年1月19日，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提出“要进一步揭开‘通渭问题’的盖子，把大根、小根、毛毛根一齐拔掉”的口号。接着，全县开展了“揭盖刨根”运动，当时的口号是“拔席道隆的根”；对各级干部进行“集训”和“特训”。除原来逮捕的县级干部以外，又对360多名县以下干部进行了处理。
由于1962年2月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在各地饿死人问题上减轻了地方干部的责任。1962年5月13日，据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省地委决定，释放席道隆等17名县级干部，并重新安排工作。2000年，作者到定西采访时，得知席道隆从地区水利局副局长位置上离休在家养老；2005年作者到定西采访时得知，席道隆已去世。”
我们可以看到，通渭事件发起的时间和河南信阳事件是一样的，都是在1960年春节前后，过程也差不多。来自北京的压力是不是来自国务院或中监委，文中未提，但肯定不是来自耄。到1960年12月前，基本是按耄定的调进行处理，反右，将责任推到当地干部头上，而且这些干部还是国民党（用时髦的话说，这国民党真是躺着也中枪）。甚至当地干部采取的一些救命的办法（保产到队、开荒种粮等这些方法后来刘周在调整期也同样做，又变成好的了）也被作为罪状。真正事件得到处理的是在1960年12月西北局的兰州会议上，张仲良被当场免去省委第一书记，改任第三书记，全面救助才开始。而这时的西北局第一把手正是刘的嫡系刘澜涛。
最让我惊讶的是在查找资料中，看到这期间还有一个“山西寿阳事件”，官方描述是这样的：寿阳的“挖粮集资”运动从1959年10月底发动，到1960年 1月被中央制止，经历三个月时间，据运动后统计，全县283个管理区中，有259个管理区发生违法乱纪，造成人身伤亡，在435个生产队中，有11159户被抄家搜查，24063户被集资，3116人遭到残酷斗争，打死、逼死、吓死及缺粮饿死等非正常死亡人数达349人之多。在和平建设时期，在一个县内，因个别领导的错误决策，在短短三个月内，造成如此巨大的人为死亡事件，不仅在全省，就是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损失，党的政策和威望受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极度困难，生产无法组织，一时间民不聊生，疫病蔓延，牲畜死亡，人口外流，人心惶惶，全县城乡笼罩在一片恐怖气氛中。中共山西省委查清事实后，撤销了王之一党内外一切职务，改组了寿阳县委、宗艾公社党委，查处了133名犯有严重错误的党员干部，追究了35名严重违法乱纪人员的法律责任，其中王维、苏景云等四名罪大恶极的刑事犯罪分子被处以死刑。（链接http://www.tydao.com/suwu/jindai/0708-sy.htm）。
现在我们知道，在那个时期，一个县死亡349人已经是非常少了，而这样的事件被挖掘出来成为一个全国闻名的典型，实在费解。我查了一下当时的山西省第一把手的姓名，陶鲁笳，原北方局干部，刘的部下。
在1960年底同时被处理的省委第一把手舒同属于红一方面军系统，也和刘、周没有很深渊源，所以很快被抛了出来，也成为耄刘周恶斗的第一批牺牲品。
同样在这一时期执行激进路线，发掘出“反瞒产”血腥政策的广东省委第一把手陶铸，尽管在富饶多产的广东也造成了农民大量死亡（看过一个材料，原红四方面军的军长何畏也在广东老家饿死），难民涌向香港，造成了国际影响极大的逃港事件，因为与刘关系良好也安然无事。
综上所述，我可以肯定，刘周对下面的现状实际了如指掌，当他们觉得时机成熟以后，有选择地挑选耄的亲信掌管的省份进行揭露，以打击耄。耄在这种有组织的打击揭露之下，不得不节节退让，以至于在七千人大会上道歉，从此也交出一线指挥权，刘周人马重新走上一线，这一回合以刘周大胜结束。（但在这场斗争中投靠刘周势力的大员们在文革中就没有那么幸运了。陶和曾被整死，李、张、舒虽然也被批判，但无性命之忧，都安然度过了文革。吴在1967年死于医院，没受多大冲击。）
有的读者肯定会说，我在用阴谋论看待我们伟大的革命领袖，他们这样做完全是要救民于水火。以我读过的资料来说，刘周二人对别人的生命也是很漠视的。我在凯迪网上看到一篇吹捧李井泉的文章，资料很详尽，出处应该是可靠的。原文如下：
1961年初，四川省委在金牛坝宾馆召开工作会议，讨论调粮的问题。会开到一半，李先念从北京来电话要粮，井泉请一位副省长去接电话，并请他向李先念说明，四川现在确实有困难，已经调不出粮食了。李先念执意要李井泉来接电话，要求四川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的调粮命令，并转告说，中央领导认为，问题发生在四川总比发生在京、津、沪造成的政治、经济和各方面的影响要小一些！作为四川人民的父母官，李井泉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你那里是国务院，我这里也是个小国务院嘛！”
据在场的同志回忆，李井泉接电话回来，脸色很难看，嘴唇还在发抖。他原封不动地传达了李先念的指示：四川要服从大局，一定要调粮!
四川省委经反复研究讨论，只有再调“死角粮”，从川东北和交通不便的通（江）南（江）巴（中）地区往外调。为此，国务院专门派来粮食部的一位副部长坐镇广元，调来几百辆卡车，向外运粮。（链接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96&id=8442097）
注意，这里讲的是1961年初，全国粮荒死人已是普遍的情况，刘周早已心知肚明。年初，正值春荒阶段，从任何地区调粮都意味着那里的人得饿死。不是去海外购粮渡荒，不是停掉核武器实验节省资金，而是要求从早已大量饿死人的四川调出粮食，没有比这更残酷的行为了。而四川省委决定调“死角粮”的说法更让我惊悚，这句话真正的含义就是：把交通不便、外人难以了解的地方的粮食调出，因为那里的人死了也没人知道！作为人是很难作出这么冷血的决定的，但这些人做到了！我可以想象，四川通江、南江、巴中被饿死的人一定很多，有知道情况的网友可以提供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