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在思考这段历史时，我还在想：如果说，耄其实并不想对高饶痛下杀手，高饶以后的悲惨命运其实是周刘等人对耄的逼宫。以耄睚眦必报的性格，对权力酷爱，以及对人的猜疑，如何能容忍、信任那些在周刘的指使下对高饶两人穷追猛打的中共高官们？
忽然间，我恍然大悟，关于大鸣大放的起因，关于反右，关于社教，关于四清，关于文革都有了一条清晰的线路，耄的所作所为都有了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暂且按下耄在文官系统内部的纵横捭阖不表，来看看这段时间里耄对武官们都做了些什么。
武力，是耄一辈子迷信的东西，不然他不会说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种话的。所以耄的一生，对武力总是牢牢把握，从不假以他人之手。
在凤凰网上，我找到一段话：“在开国之初，MZD曾当面警告过各大野战军的军头，如果不听话，就拿你们开刀。在建国不到一年的时间，彭德怀赴朝参战、刘伯承去南京办学、林彪去苏联养病、聂荣臻调任总参谋长。各大区主要军事将领相继离开了自己的部队和地盘，军事与政事分离，从根本上消弭了地方割据的可能。”（链接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uanjialunshi/wanghaiguang/200911/1126_7325_1452049_7.shtml）
前面我也谈到，选派耄其实并不喜欢的彭德怀出任志愿军司令本身就是耄分化瓦解军内势力的一招。当朝鲜战争结束，1954年起搞部队正规化建设，论功行赏，向苏联学习，评定军衔，在1955年正式颁布。不过三年，1958年，耄却又在军内掀起了“反军事教条主义”的浪潮，指责正规化是“教条主义”。在这波浪潮中倒霉的是时任总参谋长的粟裕，捎带着把早已退出第一线的刘伯承也一同臭批了一顿，打倒刘、粟的棍子则是世人心目中的好人彭德怀及其亲信。如此一来，第二、第三野战军的领导人（粟裕虽然只是三野的代司令员，但是三野实际指挥者，在中共军内部享有很高声望）从此彻底脱离军界。而这个粟裕却是不过4年以前耄亲自选定出任总参谋长的，而当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是中共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因朝鲜战争而如日中天的彭德怀。在《名将粟裕珍闻录》（作者：张雄文 出版社：北岳文艺出版社）有这样一段粟裕对林彪说的话：“在总参工作中确实有错误，最大的错误是任总参谋长时，主席找我谈话，要我经常去汇报，十天半月一次，也可随时去谈，以后由于彭德怀说我骄傲自满，自己患得患失，便只向彭德怀汇报，不敢向主席汇报了。当总参谋长是M主席坚持才确定的，主席当时还讲，牡丹虽好还要绿叶扶持，是要大家扶持我的工作，主席对我是非常爱护的。”（链接http://book.sina.com.cn/excerpt/sz/rw/2012-02-13/1036295178_3.shtml）。
这里面我们可以读出，耄又在玩掺沙子的游戏，派与彭素无瓜葛的粟去监视彭，而彭对粟裕越过自己直接向耄汇报不满，大发雷霆，粟裕关键时刻站错了队，没有坚持向耄靠拢，最后被耄抛弃。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出，彭实际上也是把军队看成了自己的禁脔，竭力清除耄对军队的影响力，不愿意任何人直接向耄汇报军队的情况。粟失去了耄的信任，被彭夺去大权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而刘伯承则是被顺带着捎上的。彭刘二人从红军时代到抗日时期屡有龌龊，彭这次借机报仇，也算彻底了结了两人的恩怨。到这时，似乎是彭占了上风，刘从此在政坛销声匿迹。不过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刘伯承却因此没有再被耄记挂，安然度过了文革，活到了90多岁的高寿。而1958年的踌躇满志的胜利者彭德怀，却在1年后跌落马下，文革中被折磨而死。当然，1958年的彭哪里会知道他不过当了一回耄的棍子，替耄解决了一些问题，哪里会知道自己不久也会被用同样的手法赶下台。在粟裕被赶走后，他顺利地争取让他的老部下黄克诚成为总参谋长，军队似乎成了彭家的天下。
我们可以看一下耄在1956年时面临的情况：党务行政上刘周把持大局，耄想削藩而不能，自己的亲信还被反咬。军队又被自己素不喜欢的彭把持，自己掺进去的沙子似乎也只听从彭的话，虽然被众人捧为神，但身居神位的耄却感到阵阵寒意，以耄“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的性格，如何能容忍睡榻之旁安睡他人。不久，耄的新招就出笼了。
很多人已经知道接下去要谈到反右运动。在这场运动里，根据1958年5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的数字：定性为右派分子317.8万人，定性为右派集团22071个，定性为反党集团4127个。1978年中共中央55号文件对右派进行“平反”，共摘掉右派帽子552973人，予以“改正”552877人，不予“改正”96人，错划率为99.998%。至1986年，全国约剩右派5000余名，其中中央级“右派”只剩五人。300多万人被打成右派，最后平反时只剩50多万人，很明显，其中有250多万人在1957年以后消失。大家有机会在网上找到电影《夹边沟》，就会明白右派们是如何消失的。有一个朋友向我透露，在四川阿坝州也有一个类似甘肃河西走廊夹边沟右派劳改农场，数千人进去，几百人出来，大部分人死于饥饿、疾病、虐待。
在反右运动中，血腥的5%得到了完全的执行，每一个公职单位都严格按照这个比例执行，即使没有人发表过什么反对党的言论，也要按比例完成任务，完成上级下派的指标。记得幼年时听父母说过一些反右时的事，说是一个单位还有一个右派指标没有完成，开会时大家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会议不能结束。有一人内急，离开会场上厕所，等回来就变成右派了，大家趁他不在把他的名字作为右派上报了。还有一个故事也是单位差一人没完成右派指标，领导心软不好冤枉他人，就把自己的名字报上去了，结果很是悲惨。当然这些都是当笑话一样地讲，但实际上每个单位的领导大都没这么心慈手软的，借着反右，不听话、有傲气的人统统变成了右派。按照300万右派，5%比例计算，反右运动涉及的人数多达6千万人，这个运动不涉及工人、农民及中小学生，当时的城镇人口不过才1亿多一些，反右运动基本把所有识字的成年人都扫荡了一遍，有自己的思想，又有点骨气的知识分子基本被一扫而空。至此，中国大陆上不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能在这场运动中全身而退的读书人不是党内的领导干部，就是一些靠着党吃饭的软骨头。（在我的博文《让大师见鬼去吧》以及《尊严》系列：崖山之魂远去兮一节对此有展开论述，有兴趣者参考阅读）诺大中华，只剩下茫茫一片思想白地，接下来的20年是中国洗脑史上登峰造极的20年。而在反右中没有被触及的中小学生在接下的10年中受到了全面彻底的洗脑，从而也成为文革的中坚力量。
我高中时的语文老师是个右派，到了大学时，美学、中国哲学史、心理学的老师都是右派。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为人极端谦卑，眼神就像一只受过惊吓的小鹿。其中美学老师高尔泰本是在50年代，20多岁就成名之人，是当时国内所谓美学四大派首领之一，但当我见到他时，全无教授、名人的傲气，谦和得让人难受。记得1983年我有一次正在中哲史杨老师家讨教，高尔泰老师冲进来，很兴奋地对杨老师说：“好了，好了，报纸发评论了，这次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杨老师听完长出一口气，欣慰之情溢于脸上。当时19岁的我很是不以为然。但现在的我很是理解两位做过右派、在历次运动中九死一生的老师。两位老师都经历过那惨绝人寰的饥饿，目睹过其他右派的惨死，俗话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两位老师被咬20年，这心中的阴影如何驱散得了，当1983年文化思想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气势汹汹而来，两位前右派如何能不怕？好在1983年的这场运动虎头蛇尾，悄然消失。大约中国人经历了耄时代的30年斗争，再没有了力气互相吞噬了，大部分人也看穿了这类运动的本质不过是野心家希望通过整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已，不再热情掺和，野心家们只好怏怏收手。
插这段描述，是想告诉大家，反右的残酷性在20年后仍然能在幸存者身上看到，当时的斗争的残酷性可想而知，大家要了解详情就到网上去找找吧，这里就不再浪费笔墨了。耄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的惨酷性一次比一次上升，从前面引用的肃反运动材料大家就应当能看到一些端倪。土改消灭了3百万地主乡绅，这些是农村的知识分子，大镇反消灭了3百万与国民党有关联的知识分子，三反五反消灭了30余万受过良好教育的工商精英，反胡风和接下来的肃反又让20多万党内知识分子消失，而1957年的反右让几乎所有在以上运动中逃脱的知识分子跌入毂中，从1949年以来，1千万以上的中国大小知识分子被枪决、整肃，没有死去的也是苟延残喘，跌落到社会的底端任人践踏，列宁的红色恐怖理论在中国得到了彻底的贯彻，再也没有人敢于或者能够发出不同的声音。这样的状态使接下去洗脑的威力也发挥到了极致，以至于有了大跃进、大饥荒、文革。
但很奇怪的是，这场反右运动的全称是整风反右运动，耄开始宣称的是要为党整风，反右不过是后来突如其来的变化，难道这一切真不过是如耄自己宣称的，早有计划，引蛇出洞的阳谋？
按照官方的说法，反右是因为在整风运动中，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双百方针）的鼓励下，很多对社会主义、对党的领导心怀不满的知识分子大肆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党不得不停止党内整风，转而开始打击这些知识分子，而且这个说法在1980年后并无改变，只是说有扩大化，99.99%的人都是错划的。也就是说，运动无错，只不过做法有些过火。很多人把这种实际上平反、嘴上不认错的行为归于因为邓小平个人主持了这次反右运动，所有要留个尾巴。在阅读了很多资料以后，我觉得从整风陡然转向反右，其背后一定隐藏着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我们先按照时间看看事件的整个过程。
1956年，耄在《论十大关系》中就提出双百方针，鼓励知识分子们自由发表意见。
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刊载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同时号召党外人士进行“鸣放”，帮助共产党整风。知识分子们便开始向党和政府表达不满或提出改进意见。新闻界也刊出各种声音，运动进入“大鸣大放”时期。在大鸣大放后期，一些对党和政府的批评十分激烈、尖锐，为党所不能忍。
1957年5月15日，耄撰文《事情正在起变化》发给党内阅读。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
1957年6月14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一篇据说是耄亲笔写的社论，指出：“让大家鸣放，有人说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
至此，反右全面展开，到1958年中基本结束（军队因彭的垮台，在1959年后又掀起反右倾，那是后话），整风则只字不提了。
按照６月１４日社论的说法，所谓整风鸣放就是一个套，目的就是要让对共产党不满意的人主动跳出来，以便于打击。这种说法只有基于一个前提才能成立，即这些人不说话，党就没办法打击他们。但不管在反右前，还是在反右中，以及反右后，直至文革，实际情况是不管你说不说话，只要组织或领导想打倒某人，基本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出身、学历、经历等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哪里要根据你说什么定罪，有时不说话就是证据！即使在反右运动当中，也是按照５％的比例戴帽子，哪管你说了什么。因此，６月１４日社论的说法完全是扯淡的说法。
接下去问题就来了，耄为什么要郑重其事地写（至少是亲自审核过）一篇这样扯淡的社论，他的目的何在？
耄的这篇社论明显地是向党内解释他为什么要搞大鸣大放，号召党外人士给党整风，目的就是要告诉全党，我耄是一贯英明的，所作的一切都是精心计划好的。
这就给我们透露出，当时党内一定有很多声音质疑耄的做法，认为耄做错了，而且这种声音已经很大，大到了耄不得不出面亲自作解释的地步。耄为了维护自己一贯正确的形象，不顾脸面地说出自己就是在设套搞阴谋（所谓阳谋不过是给自己脸上贴金而已），几乎就是在强词夺理，完全不符合中国权谋之术做而不说、秘而不宣的精髓。也说明通过党外人士给党提意见，为党整风的计划事先是没有得到党内其他高级官员同意的，是耄个人主导的行为。
同时，如前文所说，６月１４日社论的前提根本不存在，这篇社论很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恰恰说明耄所谓的引蛇出洞的说法是胡诌的。耄在极力维护自己的脸面的同时也在极力掩盖着他真实的目的：整风。
上一次耄大谈整风是在延安时期，是为了把权力完全集聚在自己的手中。这一次为什么耄又提出整风呢？当然是因为耄觉得大权旁落。前面已经说过，刘周彭的党政军势力使得心胸狭窄的耄寝食难安，经过高饶事件耄已知，通过党内正常程序他无法打倒刘周，也没有把握让军队完全听命于他，因此他必须寻求另一种力量来打破这种平衡，使权力倾向于自己这方。（1956年9月的中共八大将MZD思想剔除出党章，在彭的指责下，耄的后宫中南海文工团也不得不解散，耄的感觉如何可想而知）纵观耄的弄权生涯，围绕着权力这个核心，他始终使用几个简单的招数：第一，分而化之。任何他的手下都不可能完全掌控自己的地盘，耄总要让一把手和二把手产生矛盾，总不会让一派完全占据主导，这样所有的人都要仰仗耄。第二，选定敌对派非主要人员，先置他于死地，然后耄出面救他，以换取他死心塌地的忠心。许世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邓小平则是一不成功的例子。（这一招成功与否取决于被打倒及拯救对象的聪颖程度，时局变化，各方力量变化。）第三，拉拢一切力量对付重要的敌人，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依次消灭主要敌人，目的只有一个，壮大自己的权力。在中央苏区时，利用中央国际派、留苏派消灭江西地方党人，在长征途中利用张闻天、王稼祥与博古的矛盾晋升权力中心。在川北、陕北利用留苏派、国际派战胜张国焘，最后再次利用王稼祥登上王位，当权力巩固以后，张、王就在延安整风中被批倒批臭。文革中的红卫兵、造反派基本也成了耄用过即抛的牺牲品。道德、底线这类词汇对耄来说是无意义的，必要的话可以和魔鬼结盟。
１９５６年的耄看到了知识分子对各级党政领导的怨气，认为这是一股可以利用的社会力量。搞农运起家的耄当年就是利用被正常社会所压制的痞子们在湖南、江西狠狠闹过一把，深知被上层社会压抑的底层暴力的能量，在经历了高饶事件的惨败后，耄寄希望于利用这股力量削弱刘周的力量，减少他们的合法性，最终打败刘周。所以会有１９５６年“双百方针”的出笼，会有１９５７年５月１日的“整风指示”。
可是不过１５天后，耄就放弃了这种努力，转而向刘周势力妥协，甚至在报纸上公开说出“阳谋”之类的话，这完全是在全党面前为自己奇怪的行为给出解释，挽回面子。以耄的性格，当时的地位，可以说是奇耻大辱了。
从1954年起就担任耄的保健医生的李志绥在他的那本著名的回忆录中透露：1957年5月初的耄精神非常不好，压力巨大。
从五月初到五月中旬这一段时间里，在耄与刘周彭之间发生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从上面引述的材料来看，刘周彭对耄肯定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使得耄不得不妥协。加之放声讲话的知识分子们并没有如耄想象那样拘于体制内对党的干部提出批评，而是对整个体制提出怀疑，提出挑战，让耄也意识到，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尚存很多精英，还有很多从民国时代遗留下来的民主精神，还留有很多不为中共所容的傲骨，这股精神一旦掀起大浪，吞噬的不仅是自己的党内政治对手，自己恐怕也是在劫难逃，因此转而同意与刘周彭合作，合力打压知识分子。为了给自己一个台阶下，维护自己英明的形象，耄在6月14日才会写下那个此地无银三百两的“阳谋”社论。
至此，耄的计划完全失败，整个事件被刘周彭集团接手，耄再次变为钟馗，高居神尊，背脊发寒。1957年的整风反右运动可以看作是不成功的文革预演，对耄来说是继高饶事件之后的又一次走麦城。当然，我们还会看到耄不断尝试，刘周集团不断反击，最后，通过文革，耄达到完胜，不过这时的中国也已被折腾得奄奄一息了。
而1958年的刘、周、彭几乎达到了他们势力的顶端。且不说刘周的亲信遍布党政系统，此时的彭居然可以把耄派来掺沙子的粟裕臭批一通赶出军队，换上自己在三军团时的亲信黄克诚任总参谋长。这些人对付耄的办法就是比耄还左，争取到斗争的话语权，因此并不比耄更宽容，而是更残酷，或者说难分仲伯。比如在很多人眼里的大好人彭德怀，在1958年反军事教条主义当中，整了很多刘伯承、粟裕手下的军官。在一次批判会上，刘伯承的手下，军事学院训练部部长、红军时期干部蔡铁根大校说，共同条令（50年代军内制定颁布的，当时正作为“教条主义”的“罪证”）是经彭总修改、军委例会通过和MAO主席批准的。话未说完就被当场摘掉领章帽徽，关押起来；后来，他被逐出军队，发配到边疆劳动改造，根本不容许他申辩、讲真话！后来这位蔡铁根大校，在文革中被当成现行反革命枪毙。因此他们和耄的斗争，并不是什么好和坏的斗争、善和恶的斗争，而仅仅是权力之争，就犹如两只狮子打斗，并不是为了保护小鹿，而是为争夺吃小鹿的权力。他们败于耄，不是因为他们心慈手软，而是他们为各自的私欲所障目，被耄各个击破，最终都死于耄手。里面的细节后面我会一一道来，在叙述这些权术之争之前，我要先谈谈从1958年的大跃进和随之而来饿死数千万中国人的大饥荒。
1958年耄在国内权力斗争中没有占得先机，但在国际苏式政权世界里却成了香饽饽。因为在1956年赫鲁晓夫为了对内获得绝对的领袖地位，公开了斯大林的一系列罪行，作为新的苏俄领导人，也急需中共在国际共产世界中的支持，因此和中共签署了很多援建项目（其中有一个秘而不宣的项目是：秦城监狱），甚至耄梦寐以求的原子弹技术赫鲁晓夫也一口答应了下来。当然这些援建项目以及原子弹中国都需要支付费用。当时的中国也没有什么工业品可以出口，因此农副产品成了出口换汇、偿还债务的唯一手段，这也是所谓苏联逼债造成粮食短缺饿死人的说法的来源。
斯大林的死去也让耄做起了成为共产世界领袖的春秋大梦。为此梦想，耄拼命向一切向中国提出援助请求的世界各地共产组织提供援助，与苏俄竞争（具体就是与赫鲁晓夫竞争）。而这一切外援所需的硬通货也是要用从中国人嘴里省下的农副产品来支付的。这一时期的北韩、北越等小兄弟就是在赫鲁晓夫、耄之间辗转腾挪，获得了无数的好处，而中国农民的呻吟却无人顾及。
同时，为了证明自己是理所当然的共产世界的领袖，耄需要向共产世界证明中国的实力，也就是间接证明自己有当共产世界领袖的能力。为了这个目的，耄把易于比较、易于显摆的钢产量作为唯一追求的目标，以期在单个指标上短期内超过英美，让世界折服。为此耄提出了他的方针：以钢为纲，纲举目张。耄对现代科技、经济几乎是一窍不通，既没读过，也没见过，但身居神位，却要无所不能。这种只顾一点、不顾其他的经济发展模式如何能适应现代复杂的、互为因果的经济结构，其结果当然是异常苦涩的。尽管全国倾尽全力，甚至连中南海里也建起了炼钢的土高炉，老百姓连家里的铁锅、铁铲也捐了出来，但到了1959年初，颓势已显，在年中时，彭德怀在著名的庐山会议上已经拿这来说事了。虽然耄还是硬撑着搞了了一年多，但在1960年的冬天不得不黯然收场，留下中华大地上的满目苍夷。（耄在七十年代时还提出以粮为纲，纲举目张，作为小学生我还学习过，结果依然是吃饭要粮票，全国粮食紧张，什么都紧张，纲举了，目却呆了！）
1991年我在江西将军县兴国参加一个调查时负责环保及教育方面材料收集。在出发之前，我得知兴国县水土流失很严重，当时觉得很诧异。因为身为江西人，深知江西雨水、阳光充沛，植物生长迅速，怎么可能和干旱少雨、植被稀疏的西北一样产生水土流失。记得当年中小学放暑假时，一个月的功夫，连操场上都会长出一人高的茅草，这土怎能流走？
到了兴国县一了解，当地的水土流失还真是很严重，四周都是荒山秃岭。和环保局的人谈完，查完资料，才明白个中原委。
这兴国县本是江西南部的一个边远山区小县（不边远，耄的人马也不会到这来啊。兴国县出了50多个中共的将军，是仅次于湖北红安的将军县。但代价是有名有姓的，参加红军死亡的人员就超过5万人，要知道，当时整个兴国县人口不过是十几万人，基本所有成年男子都被搜刮一空了。更有意思的是，这个县还出了50多个国民党的将军，真是奇妙的地方），在百余年前还是森林密布、猿啼虎啸的地方。当地居民烧水做饭基本靠枯枝落叶就够了，生态可以正常循环。到了1958年，大跃进开始，大练钢铁，大办食堂，大办养猪场。这些都需要大量的燃料，仅靠枯枝落叶是不行的，于是乎大量的森林树木被砍伐成为燃料，森林消失。大跃进下马，老百姓还得吃饭喝水，总得有柴烧，树都没有了，枯枝落叶当然也没了。当时也没天然气，煤也用不起，老百姓先是把树根刨出来烧，接着把草根刨出来烧，没了植被的保护，大雨一来，土壤就被冲走，南方难以想象的水土流失就产生了。（最近看CCTV 9频道纪录片一个颂扬广告，说是闽西一个地方水土流失，经过治理现在好起来了，看了说话人的年龄，估计这水土流失也是60、70、80年代的事，估计和兴国水土流失是一个原因）。兴国县给出的治理办法就是通过北京的兴国籍将军们为兴国搞些国家扶助，用这些扶助为百姓提供煤炭，使他们不再挖草根，植被长起来了，水土流失问题也就没有了。
在江西其他地方，情况也差不多。我每年回地处赣中的老家扫墓，在90年代还是光秃秃的山丘，近年来草木疯长，以至于今年清明节时几乎迷路。原因也是过去百姓要砍伐灌木，刨取草根作燃料，现在农民也主要使用煤气做饭烧水，树林、草皮得到喘息休整，随之各种野兽也多了起来，野鸡、野兔、麂子、野猪也随处可见，甚至偶有老虎出现的传闻（去年这个时候曾经带着我的德国黑背夜宿江西宜黄华南虎保护地鱼牙嶂山顶，基本可以判断这里不可能有老虎生存的足够空间）。
这个我亲身经历的故事是要向大家说明，大跃进虽然只有短短的两年左右，高潮不过一年多一点，但它的危害持续了很长时间。大自然需要近三十年的时间才从这一年的疯狂中恢复过来，而不能恢复过来的是那些逝去的生命、摧毁的房屋、消失的文化！
（网友评论：任何对楼主的质疑都是那么的苍白无力，不合时宜。质疑楼主很容易，但质疑神，只有楼主能做到，这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能把二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的，实属难得。）
我在前面两段说过耄的三个权术特征，不是很复杂。耄熟读中国历史，尤其是各种小说。中国宫廷权术那一套不难学会。要说到大跃进，就要从1958年的南宁会议说起，因为大跃进的号角就是从那吹起的。前文已经说过，耄在斯大林死后，因为赫鲁晓夫请求他的援助，看到了赫的弱点，似乎有了在国际共产世界纵横捭阖的机会，做起了成为国际共产世界领袖的春秋大梦。当他1957年11月访问苏联时，听到赫鲁晓夫计划在15年内超过美国时，他提出中国在15年内超过英国。在耄的眼里，钢能造枪造炮，以为只要钢产量上去了，中国的经济实力就上去了，人家就要听他的了，这是后来“大炼钢铁”的起因。
另外，耄借着“大跃进”，希望把国家的行政权力抓到自己的手里，出一口久被刘周等人排挤出日常事务操作的恶气。因此，耄先是在1958年1月在杭州罕见地点名批评周及陈云，接着在南宁会议上公开羞辱周，说周及其助手们太保守，以至于周不得不作出检讨，承认保守。凤凰网上的文章是这样描述的：MZD先以“红而不专”嘲讽，他说：“管‘实业’的人，当了大官、中官、小官，自己早以为红了……如反冒进。”所谓管“实业”的人，是指国务院的周恩来、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都被MZD批判。
在会上，MZD说：“被右派抓住了，来了一个全面反冒进。陈铭枢批评我‘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喜怒无常，不爱古董。’张奚若（未划右派）批评我‘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陈为民革的常委、张为教育部长）MZD提及柯庆施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MZD修改后发表），责问周恩来：“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答：写不出来）……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此话一出，谁还敢讲话？周恩来被迫检讨，MZD的怒气稍减。但在3月的成都会议，毛仍批他，并鼓吹“不断革命论”。 （http://news.ifeng.com/history/2/shidian/200804/0417_2666_496261_1.shtml）
从上面的引文中，大家可以看出耄发泄在1957年受到的压迫，从另一个侧面可以证明前文所说，耄在1957年的反右根本不是策划好的阳谋，而是一场不得已的走麦城。
在广西党史办的官网上我找到一篇文章，是这样写的：“在南宁会议上，周恩来于1956年11月10日在中共8届二中全会上《关于1957年计划的报告》的节录等三篇材料，是作为被批评的反冒进的材料印发的。柯庆施（当时上海第一书记）在1957年12月25日所作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长篇报告等三篇材料却是MZD在南宁会议上极为赞赏的材料。在会上柯的长篇报告还多次受到MZD的表扬：1月15日，MZD在会议上说：“这个报告把中央许多同志（包括周恩来）比下去了。”“大家都要学习柯老。”16日，MZD在大会上再次拿出柯的报告说：“柯文章很好，上海一百万工人，无产阶级集中的地方才能产生这篇文章。”并当众对周恩来说：“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恩来回答说：“写不出来。”MZD接着又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听了MZD的批评，周恩来和到会的副总理们“坐卧不安”。当年随周恩来一起到南宁开会的经济秘书顾明后来回忆说：“几乎每天晚上，先念、一波等都聚在总理那里讨论到夜里二、三点，商议怎么检讨等等。那时，会议的形势很紧张。”
在南宁会议上，MZD多次对柯庆施的表扬，使柯庆施成了头号“标兵”。在会上受到严厉批评的周恩来，在当时，曾经对MZD说过这样一句话：“主席，你看我是否还适合继续做总理一职。”这就是后来有人撰文说的“柯庆施曾险些接替周恩来的总理位置”的依据所在。”（链接http://gxdsw.gxi.gov.cn/dszt/dhgjldrygx/zelygx/201107/t20110702_332130.htm）
凤凰网上在上面引用文章结束时是这样写的：“MZD原想以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接任总理，但因周恩来认错而作罢。在成都会议后，MZD发动大跃进，柯庆施和四川的李井泉、广东的陶铸、湖北的王任重、河南的吴芝圃等是狂热支持者；1958年5月，柯庆施、李井泉进入政治局。”
凤凰网上的文章把耄没有撤换周的职务原因归结于周认错服输是明显的遮掩。因为在随后1958年3月在成都召开的会议上，“MZD当着与会的中央有关部门领导人和西南、西北、东北地区各省、市委书记的面，再一次直截了当地批评周恩来。”周被迫再一次作检讨。（链接http://military.china.com/zh_cn/history2/03/11027561/20061201/13782964_3.html）。这说明耄对周在南宁的检讨还是不满意的。而且，以耄的性格，做事的手段，一个他如此不信任、不喜欢的周如果完全能让他玩弄于掌股之中，他如何会让他如此便宜，如此逍遥，后来的彭德怀也认了错，刘少奇甚至希望回家做农民，耄也没有放过一个。看看耄还要仰仗苏俄的时候，就能让王明去当妇联主席的招数，就知道耄不是不想撤了周，而是不敢。周明着问耄是不是要撤自己的职务也是明显的以退为进，甚至是一种威胁的手段。在中国官场上这种手段也是常见的。周能以这样的姿态和耄说话，也说明周的实力是可以和耄叫板的，知道耄不可能撤他的职。
有意思的是，这篇文章还提到刘少奇：“周恩来更加意识到，无论在建设思路还是在思想方法上，他都很难跟上MZD。这一感觉，不仅周恩来有，刘少奇也有。在成都会议上，刘少奇也作了自我批评，说自己思想上有跟不上毛主席的地方，以前对建设速度估计不足。”
这篇文章的最后一段是这样的：“3月底，周恩来等人回到北京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便开会决定召开党的八大二次会议。
这期间，MZD的心情开始舒畅，而周恩来的心情则极其苦闷。
经常去周恩来那里的人们发现，一向最为忙碌的周总理和总理办公室，开始有了一些明显的变化。
当时去过西花厅的国家计委的梅行后来回忆道：有一天总理办公室给我打电话，说总理有事情找我，叫我去布置一下工作。我就马上去了。总理正在打乒乓球……我从来没有看到总理打乒乓球，也没看到他做其他活动，我就问总理办公室的许明：总理今天怎么打起乒乓球来啦？许明表现出心情很难受的样子，她说：“你难道还不知道吗？南宁会议以后，总理的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的位子被免了。……他们好几位秘书同志见到总理坐在那儿发呆，觉得很难受。后来他们自己攒钱买了一张很破旧的乒乓球桌，还买了乒乓球拍子和球，说是在总理心情很不好的时候把总理带到那去打乒乓球。”
实际情况是，此时的耄亲自出马主持日常工作，依靠他的一些铁杆如前面所说的李井泉、吴芝圃、柯庆施、陶铸等，在全中国掀起了“大跃进”的狂潮，希望通过这个运动证明自己不仅只会弄权，也是会搞经济的，以期壮大自己的实力，彻底打败刘、周。而刘、周等基本是冷眼旁观，当“大跃进”的问题显现时，刘、周就拿这说事，这也是理解庐山会议，理解为什么河南信阳、四川、甘肃、安徽、山东这几个省的领导，作为耄的心腹会因为饥荒下台的钥匙。
所谓“大跃进”大致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58年3月中共成都会议后吹响号角，一直到1959年的8月庐山会议，是最疯狂的阶段，所有的“卫星”都是在这个阶段放的，全民大炼钢铁也是这段时间搞的。第二阶段是1959年8月至1960年冬，耄在庐山会议成功搞倒彭德怀以后，在党内及军内大搞反“右倾机会主义”，主要是肃清彭的势力，与一般民众牵涉不多，在经济上耄基本是为了颜面竭泽而渔，继续推动钢产量和公社，结果当然是越来越坏，到1960年冬不得不黯然收场。
而“大跃进”的内容可分为农业和工业两个方面。在农村主要口号就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将所有原来农民集体所有的农业合作社变为实质上国有的公社，农民不仅不再拥有土地，甚至农具、家具、厨具、房子也被收归公社。私人不再允许自己烧饭，所有的人都必须吃食堂，这就是“大办食堂”的由来，常常是几百号人一起吃饭，场面宏大，煞有共产主义风范，深得领导欢心。但有些农民必须翻山越岭去食堂吃饭，最过分的是有的农民要走两三个小时才能到食堂，一天的时间只够跑两顿饭。食堂做饭的燃料也必须是大的木材，以往人家烧饭用的枯枝落叶不再能满足需要，大办食堂成为过量砍伐树木的一个原因。当然树木也被作为大型猪场烧煮猪食的燃料。当时各地竞相成立“万头猪场”，将原来在各家散养的猪集中在一起饲养，烧煮猪食的燃料远远超过私人散养时所需的枯枝落叶，但是对农村环境造成最大破坏的是全民性的大炼钢铁，这也是耄在大跃进对工业方面中提出的唯一任务。
前文已经说过，耄急于在国际和国内证明自己的能力，想当然地把钢产量当成工业化的火车头，提出在1958年底要达到钢产量翻番，达到1070万吨，而作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已是1958年的8月17日，而到8月底，全国的钢产量不过才400万吨，剩下的4个月里，却要生产出670万吨钢铁，是过去的8个月的1.5倍强，而全国的铁矿石、焦炭、炼钢设备并没有大的变化，这对正常人看来无异于天方夜谭。不过，这难不倒英雄的共产党员们的。为了得到耄的青睐，一场轰轰烈烈的现代工业造假开始，到1958年12月19日，据说从不造谣的《人民日报》宣布，提前12天完成钢产量翻番任务，钢产量为1108万吨，生铁产量为1369万吨。这个奇迹是如何完成的呢？那就是发动全国民众炼钢铁，铁矿石不够，就把家里的铁锅、铁铲、锁头、围栏贡献出来做原料；现代化的炼钢设备不够，就拆了城墙、古迹，搭起土高炉；没有煤，就砍树，上到中南海下到小山沟，神州大地到处燃起炉火。到了，1958年底，奇迹果然产生了，耄希望看到的数字出来。但后来官方也承认，实际上合格的钢只有800万吨，所炼300多万吨土钢、416万吨土铁根本不能用 。官方估计炼钢铁在全国约损失200亿元。造成人力、物力的极大浪费。但官方的检讨当中根本就没对这次疯狂的行动对环境的破坏进行描述。前文已经说到我老家江西的情况，很多网友也提到他们的家乡也是这样的情况，我介绍一篇博文大家可以看到，将森林一扫而空的情况基本是全国性的。（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7fa915010085kw.html）而这种破坏，到现在我们还在承受。
如果在网上输入“大炼钢铁”，朋友们可以看到很多匪夷所思的笑话，但当我读到下面这个故事时，我真是惊讶当时人们被洗脑、恐吓、愚弄及无耻的程度。这个故事是发生在安徽，据说是当时最大的土炼钢炉：当地的干部命令民众将一条山沟的两头用土石封口堵死，将山上的树砍一些，推下山沟，然后把铁矿石、收来的铁器推下山沟。再砍一些树推下去，再堆一些铁矿石、铁器，这样堆上三、四层，直到把山上的树砍光。然后放火将树木点燃，烧上几天。等火熄了派人下去一看，到处是烧出来的铁疙瘩，还有没烧完的树木，没烧到的铁矿石、铁器。于是调动人马，将铁疙、铁器选出来，敲锣打鼓，运到县委去报喜。
这样的疯狂自然不能长期持续，全民大炼钢铁的闹剧实际到1958年底就结束了。虽然在1959年底官方也号称达到了1387万吨钢产量，实现了“大跃进”，但这更多是打肿脸充胖子的宣传，因为随着1960年以后大量工业项目下马，显示之前的数据都是假造的，就如同现在的共党P数据一样，是由领导说了算的，真拿它当回事，你就该倒霉了。
那段时间造假的疯狂可以说是到了登峰造极，江苏省委办的《新华日报》7月7日报道：丹阳县两天办了四千多个工厂，全县计划办厂两万五千个。过了一个星期，又报导说镇江地区办厂十万个。此时，各地报刊也在竞相乱吹。甘肃省说是办了二十二万个工厂。河南省更神，办了一百三十万个中小型工厂。河南省遂平县更是邪乎，一个公社便办了七所学院，全县说是共办了大学、专科学校五百七十多所。（额滴神啊！）（链接http://news.cn.yahoo.com/ypen/20110829/557617_2.html）
在这么多学校出现的同时，各地也涌现了很多诗人，用很通俗、很大胆的语言歌颂他们必须歌颂的东西，为这场灾难抹上了一丝黑色幽默，但这丝幽默将被随之而来的旷古悲剧所吞噬！
随着农业社迅速变成公社（1958年6月，河南遂平县查岈山人民公社成为中国第一个人民社，到10月，就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到年底，全国74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成为2.6万多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农户有1.2亿户，占全国总农户的99%以上），整个中国农村变成了一个大兵营。在这篇纪实口述中，一个经历过河南遂平县查岈山人民公社成立，解体的村民讲述了当时的情况。（链接http://www.china.com.cn/economic/txt/2009-09/28/content_18621550.htm）
“大社”由嵖岈山附近的27个“合作社”、9000多户人家组成。“大社”成立之后，为了便于管理，领导就根据“中央有啥咱有啥”的想法，在“大社”里设了“农业部”、“商业部”、“财经部”、“公安部”、“林牧渔业部”、“工业交通部”、“军事国防部”、“文化部”等机构。那时候成立“农业大社”是跟人家苏联的农业组织学的。过了不长时间，我们这模仿“巴黎公社”改为“公社”，后来改名叫“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
那时候，听说要合并成“大社”，群众都被发动起来了。乡里天天组织大家游行，喊着“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的口号。每天夜里，人们都打着灯笼、举着火把，锣鼓喧天地闹到天明，大家都盼着能早一点跨进共产主义。为了以实际行动迎接大社的成立，群众自发除草、消灭麻雀，还准备了很多木材、银元、铜等着捐献。
公社成立以后就实行了“军事化管理”，建立了“棉花营”、“水稻营”、“红薯营”等，设了“团长”、“排长”、“连长”等职务，干活的时候给每个人分任务。当时，大家都是集体住宿，集体劳动。还有卫生所，看病都不用花钱。
我那时候年龄还小，印象比较深的是在“大食堂”吃饭。刚开始，成立“大食堂”说是“为了把妇女解放出去”，后来就把各家各户的锅、碗、瓢、盆都交公了。干完活，食堂已经做好饭了，能直接去吃饭。我家就三口人，一共不到二亩地，一年下来收的粮食总是不够吃，家里比较穷，从小没吃过白面馍，吃的都是黑窝窝头。家里的玉米、高粱，只有来客人的时候才舍得烙点馍。油盐都舍不得吃。而“大食堂”的时候生活很好，有馍有菜，“四菜一汤”，也不要钱，比在家里吃得好多了。那时候，我妈常说“共产主义好啊，不用发愁油盐酱醋了”。
公社成立后，在土山村建了个小学，全社五年级和六年级的小孩都集中在这个学校学习。我当时读六年级，不交任何费用，全由公社出。每天上８节课，星期天休息。学习也不紧张，按照“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的“四同”原则上学。学校还经常组织学生下地薅草、逮虫、插秧，上山捡矿石、炼钢铁等活动。
人民公社的特色主要是“一大二公”：“大”主要是指人很多，几千户、几万户集合到一起，地也多。“公”是说“消灭资本主义残余”，比如自留地、自养牲口。人民公社成立后土地全部归公，大家一块种地，牲畜、鸡鸭都是社里集体养。个人家里不准养鸡养鸭——那时候家里的余粮都归公了，也没法养了。那时候，社员叫“劳动力”，上面是根据每个“劳动力”每天出勤多少，给你计算“工分”和发工资的。
不过，大食堂的“好日子”时间并不太长，主要是后来浮夸风厉害，超过了几倍、几十倍的标准征购粮食。我记得日子比较好的时间差不多有半年多吧，慢慢就不行了，吃不饱饭了。四年后食堂便散伙了。因为吃不饱饭，群众干活也不积极了，收入也低了，公社最后基本上剩下一个壳儿了。
下面这张图拍的是穿着号码劳动的农民，旁边架着基干民兵的枪支，可以作为上面查岈山人民公社经历者诉说的证明。
既然公社建立，共产主义已经到来，优越性当然就要显现出来，所以各地在耄的鼓励之下拼命地拔高粮食产量。在短短的几个月里，放卫星一浪高过一浪，从1958年6月到11月报道的各种“卫星”达39次。小麦最高“卫星” 7320斤，玉米最高“卫星” 35394斤，水稻最高“卫星” 130434斤，甘薯最高“卫星”567570斤，等等。（各种卫星之最数据有些出入，不过不妨碍说明问题。）
既然产量这么高，上缴的粮食当然就要按比例提升。到1958年底，农民完成各种名目的粮食上缴任务以后，手中就没有多少余粮了，加上成立食堂以后的胡吃浪费，1958年底1959年初就有饿死人的现象出现。在地处中原的河南“到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底，密县已发生饿死人的问题。来年春天，豫东黄泛区浮肿病和死人事态更加蔓延……”（链接http://news.qq.com/a/20050413/001046.htm）而地处西北的甘肃通渭县情况更是严重，早在1957年粮食征购入库中，有些地方粮食就很紧张。农业社分配时只分现金，不分粮食。1958年春季，碧玉、第三铺、义岗等地就出现饿死人现象。到1959年情况就更严重了。 当年冬季，全县162个大队中，就有102个大队三个月没给社员分过口粮。有些地方社员40天没有吃过粮食，以草根、衣草、树皮充饥，还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中共甘肃省委文件》甘发[65]347号：《甘肃省委关于报送“通渭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报告》）
因此，在1958年还在兴致勃勃和属下讨论粮食多了该吃三顿饭还是五顿饭的耄在1959年3月不得不亲自向全中国五级干部（从省到生产队）写公开信，信中吩咐：忙时吃干（饭），闲时吃稀（饭）（此文可在耄的第五卷文集中查到）。这说明耄此时完全知道全国粮食供应紧张，农民手里是没有什么余粮的。当时他的兼职秘书、水利部副部长李锐也在1959年3月的上海会议上问耄为什么出生农家，如何会相信亩产万斤的谎言。耄辩解说是听信了钱学森的说词，所以信了。关于钱学森的故事我在我另一博文《让大师们见鬼去吧》已有描述，及评论（链接http://blog.tianya.cn/blog革r/post_read.asp?BlogID=2506659&PostID=25695294），这里就不再说了，焦点还是聚集在耄身上好了，免得跑题。
现在在网上还经常能看到关于耄是否知道底下事情，是否被欺骗的讨论。就我个人而言，这类讨论完全是不必要的。中共政权完全学习苏俄政权的控制手段，从上到下，“十人团”之类的安全眼线密布，任何情报都会很快上报，明目张胆、漏洞百出如“放卫星”之类的造假没有上级的放任，甚至是怂恿，是不可能成为一种政治时尚的。耄把责任推到钱学森头上不过是他一贯不承认错误、强词夺理、不承担责任性格的应急反应。建议大家想办法找到杨继绳先生写的《墓碑》看看，里面有目前为止我读到的最为详实、可靠的关于这一阶段的史料。而在这篇文章里，我的重点是分析这些史料中的一些关联，告诉大家这些现象出现的原因是什么，这些是杨先生的著作中所欠缺的。
耄在1958年要达成三个目的：第一，在国内经济工作中取得成功，向刘、周展示自己的能力，夺回在国家建设当中的话语权。第二，向共产世界的小兄弟展示实力。第三，为军工企业，尤其是原子弹筹集资金。耄为此三个目的采取的措施是公社化和大炼钢铁。我们从上面已看到，一味蛮干的大炼钢铁耗费了大量不必要耗费的财富。即使是炼出的有用钢材也主要用在满足军事需求及援外，转化为社会有用财富的也极少。我亲眼所见的70年代中国农村赤贫一片，几乎看不到任何现代化的设施，而60年代的农村比70年代还惨。现在的北朝鲜先军政策也弄得朝鲜民众民不聊生，新元帅上台带给他子民们的居然是让人民喝上肉汤这样一个伟大得让人掉眼泪的承诺，其原因也是和60、70年代的中国一样，大多的资源和财富用在军队和原子弹研发上面去了。现在的北朝鲜还能通过毒品和军火交易赚取一些硬通货，50年代末的中国统治者只能用肉食、水果、粮食这样的东西去换硬通货。那么，到1964年爆炸成功的原子弹花了多少钱呢？
我在中国网络电视网上找到如下资料：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枚原子弹爆炸。根据最近解密的资料，为了这枚原子弹的爆炸，中国一共花费了28亿人民币。结合早前公布的模糊资料，中国在截至80年代初的整个核计划上（第一代核武器的发展研制与工业体系建设），投资相当于一个宝钢规模的钢铁厂——据此估计是300亿人民币
中国的核计划在1958年全面展开，到了1962年，经过是否下马的讨论以后，转入决战阶段。中国的原子能工业建设目标是小而全，根据资料，从铀勘探到制造出第一颗原子弹，按1957年的价格计算，约107亿元人民币，按1981年的价格计算，约128.6亿元人民币。
根据以上资料综合估算，中国爆炸第一枚原子弹直接耗资28亿元；建设核工业体系与配套开支（如铀开采等）在数十亿人民币，最多达到80亿的规模；除此以外，包括核武装等其他开支，如核潜艇、导弹核武器开发等，总额是建设一个宝钢的代价。这是一个虽然沉重、却是可以承受的代价，而不是真的“当掉裤子”了。(链接http://news.cntv.cn/20110223/102366.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