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周的冷血还可以从同一篇文章中读到：
三年困难时期，中国人却过着“只见猪儿跑，却吃不上猪肉”的紧巴日子。那时，中国工业尚不发达，给苏联还债主要靠农副产品，而粮食产品价格很低，只有靠大量出口生猪和肉食品。为此，数千万头川猪源源不断地运往苏联。
为了保证出口，MZD带头不吃猪肉。周恩来在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时，向全体同志宣布说：从明天起停止吃猪肉，起个示范作用。李井泉立即打电话给省委，转告这一情况。他说：“我们四川要大力支援国家外调生猪和肉食品的任务。各机关、企业、军队吃肉标准一律降低，吃得少的也要压缩。”
当时，四川农民的年均口粮已经降到最低限，增加养猪，势必增加粮食消耗。
周恩来听到李井泉有关饲料粮不足的情况汇报后，先后调拨了10亿斤专用粮，支持四川大力发展养猪事业。1959年底，四川生猪存栏数达3167万头，1960年增长到6424万头，翻了一番还要多，创历史最高水平。
到了1962年，由于严重缺粮，四川全省的生猪围栏数已经下降到1250万头。
注意这个数据，“1959年底，四川生猪存栏数达3167万头，1960年增长到6424万头，翻了一番还要多，创历史最高水平。”而1959年到1960年恰恰是全国，也是四川饿死人最多的时候。苏联逼债现在知道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当时的苏联不但没有逼债，而且主动向中国提供无息贷款买粮食救灾，但被耄拒绝。
人可以饿死，猪不能不养。中国人的命在周的眼里是轻于猪肉、茅台的！所以1960年刘、周选择山东、甘肃、河南发力，不是他们不忍见到人民的死亡，而不过是看到了一个打倒对手的机会。刘在七千人大会上猛烈抨击曾希圣的包产到户政策，在安徽、甘肃、河南采取的整顿措施甚至比以前还左，农民并不比之前更好过，1961、1962年照样有大量农民死亡。直到1963年，情况才开始好转，1964年大饥荒才完全结束。很巧，这一年，原子弹也爆炸成功。我推断，1963年应该是随着原子弹研究接近完成，资金需求增幅逐渐减少，到1964年基本停止增长，老百姓才终于有可能吃碗饱饭了。至于关于天气、关于还债、关于天灾造成大饥荒灾难的说法，都是些骗人的鬼话
关于耄在60年代不吃猪肉的事是真的，不过人家开始吃牛肉了，当然鱼、海鲜还是耄的最爱，水果也同样少不了。被忽悠当然是天朝子民的特权。
重新被供上神坛的耄怎会甘心大权旁落，冥思苦想之后，不待饥馑过去，耄在1962年就发起了反击。这就是大家不太熟知的社教和四清运动。老实讲，我以前知道这两个名词，但实际怎么回事也不是很清楚。童年时经常听参加过这个运动的母亲讲起她参加工作队下乡参加社教的故事，当我查看资料时才知道，“社教”的全称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个运动实际从1962年的9月一直持续到文革开始无疾而终，其实可以称作文革序幕，严格来说，文革应该是从1962年9月开始的。
耄在中共的1962年9月，七千人大会结束不过半年后就开始反击，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要承认阶级长期存在，承认阶级与阶级斗争，反动阶级可能复辟，要提高警惕，要好好教育青年人，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中层和基层干部，老干部也要研究教育。不然我们这样的国家，还会走向反面。所以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开大会讲，开党代会讲，开全会讲，开一次会就讲。”这就是所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起源。
虽然耄一厢情愿地要发动运动，没有刘周的支持也没法开展起来。我看到一个文献是这样说的：1962年冬到1963年初，MZD外出视察工作，跑了11个省，只有湖南省委书记王延春和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滔滔不绝地向MZD讲社会主义教育，其他各省都不讲。MZD对这种情况很不满意，认为社会主义教育并未引起党内许多同志的高度重视。（内容摘自《党史文苑》2005年第9期，作者林小波，下同） 接着，1963年2月11日至28日，耄在北京召开会议，重点讨论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和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问题。所谓“五反”是指“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对于农村地区社教如何搞，并无具体意见。文件虽然下发，下面还是不动。耄又在5月在杭州召集各位大佬开会，即党史中的“五月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于20日颁发。在耄的严厉督促下，各地总算动起来了，开始进行社教运动的试点工作。“五反”试点主要集中于中央国家机关及各省、市、区级机关、工业交通财贸单位和文教单位的企业以及军队各单位，也就是在吃国家饭、拿工资的这些人，与农村无关。运动以来，各级干部依例形式，以前中共历史上整人的把戏，恶果马上显现。林文中是这样写的：“运动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一些地区也出现了自杀等极端现象。”从前面我写的文章里大家应该知道，这不是什么扩大化，压根就是无中生有。
在5月20日下发的文件中，还附有河北保定地委的关于清帐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物整风整社的报告。至此，全国各地陆续开展农村四清运动的试点，运动蔓延到农村。农村的情况林文中是这样写的：“在运动中，人为地制造了不少阶级斗争不断激化的事实，产生了打人、捆绑罚跪、吊人等极端现象，影响了农村社会的稳定。”
这样，在1963年的5月底开始，中国大地上才真正开始了所谓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其形式就是在城市及企事业单位搞“五反”，在农村搞“四清”。
刘周当然不会让耄主导这次运动。同年7月，刘派大将彭真出面写报告提出反对意见。耄迫于压力，派出秘书田家英与邓小平又起草《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这个文件也写了十条，简称《后十条》。从此，机关单位上的运动即已停止，运动的主要活跃区只是在农村，主要是针对农村不拿工资的大队长、小队长这样的干部。我看过一些材料，这时的农村干部很难过，以前受他们压迫的社员反过来整这些成天骑在他们脖子上的干部，其手段也是很残酷的。很多干部也被整得自杀，在北京地区就有40名干部自杀。刘的夫人王光美在1963年11月也来到河北省唐山专区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创造了著名的“桃园经验”。这位刘夫人拿出土改的办法，发动群众斗农村基层干部，以至于到了文革，这种残酷斗争的方法成了刘夫人的罪行之一（当然文革的刘、王也尝到了被斗争的滋味）。到1964年9月18日，刘主持，又是耄的秘书田家英参与起草，经耄批改同意，定名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后称第二个《后十条》），由中共中央正式发出，提出了“反革命的两面政权”的概念。四清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改变了过去以县委领导为主，实行在省委、地委领导下集中搞一县，县以下都由工作队领导的办法，集中大量工作队员，开到点上搞四清。也就是说，县一级对下面的干部好坏没有发言权，而由省、地派出的工作队主持工作。比如，江苏省组织了一支6万人左右的农村四清工作队和一支2万人左右的城市工作队；山东省参加运动的工作人员共54000人；浙江全省共抽调31378人，参加点上的运动；江西省农村四清组成七个工作团，参加工作队的干部29138人。四清运动本来就是左倾思潮的产物，而这一时期又不断强调反右倾，强调大兵团作战，这样，就使搞运动的许多单位把阶级斗争的形势看得比前一阶段更严重、更尖锐，甚至认为许多单位烂掉了，领导权不掌握在共产党手里，展开了夺权斗争，从而使运动出现打击面过宽、斗争过火等严重局面。如陕西省长安县进行四清时，斗争手段以揭发批判为主，造成兵临城下，不交待问题不行的局面。对其中的“坏中之坏”、“霸中之霸”，大张旗鼓地进行公判，打击其反动气焰，对大部分则采用“小战斗”的办法解决。对于那些久斗不服的“死顽固”、“牛皮筋”、“老狐狸”、“母老虎”、“老运动员”、“橡皮碉堡”等，狠批硬斗，甚至动手打耳光、碰头，有的当场被打得头破血流。大兵团作战，百万干部下乡蹲点搞运动，一场四清革命高潮于1964年下半年在全国部分地区掀起。运动的开展似乎异常顺利。
从上面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刘周是尽力把动荡控制在农村干部以下，即他们的官僚队伍之外，因为他们知道这支官僚队伍是他们的依靠。而耄发动“社教”的真实意图是利用群众对官僚队伍的不满（这种不满本来就是执行耄的命令引起的，而耄经常性地将官员抛出作为替罪羊，使得这支官僚队伍对耄心生厌恨）夺回控制权。刘的这种做法如何能让耄满意，尽管他们对待生命的态度上根本没有区别。
矛盾在1964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爆发。到了12月28日，戏剧性的一幕出现，耄拿着《党章》和《宪法》出现在会场（写到这，我也忍不住要笑了，耄居然会根据宪法索要权利！！！），对不安排他到会并发言大为不满，说他是党员、公民，有说话的权利。（刘在1967年也学了这一招，可惜，刘忘了，耄拿宪法、党章有用，是有枪杆子在手，党羽尽失之时也用这一招只是会徒增笑柄）
这件事情的起因是12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本是趁三届人大会议由刘主持，邓小平在向耄报告此事后说：如果工作忙，可以不必参加了。而且在一次会上，耄在刘讲话时插话，耄只讲了几句，就被刘打断了。让耄忍无可忍的是，没有请示耄，也没让耄出席，会议居然就结束了。耄大发雷霆，召回已在归途的各省书记们，继续开会。
在周恩来的协调下，刘作了检讨。说自己对耄不够尊重。接下来耄对过往“四清”工作的所有政策进行了指责，全然不顾这之前所有政策都是得到他的支持和批准的，弄得中共从上到下的官员们茫然失措，不知如何工作才好。（耄的出尔反尔、赖皮打滚的流氓劲尽显无遗）1965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文件接受了MZD对政治形势的基本估计，强调运动的根本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特别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治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走资派，这个大家在文革当中耳熟能详的名词）http://baike.baidu.com/view/33063.htm
《二十三条》提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成为新的“四清”目标。各地在开展运动中，强调突出政治，强调用MZD著作指导四清，掀起了学习MZD著作的热潮，从而构成了这一阶段运动的独特景观。写到这我想起了雷锋在汽车驾驶室里学毛选的照片。刘文学拼死斗地主、刘文彩水牢收租院等极度宣言仇恨、暴力的文学作品也在全国大肆宣扬，文革的血腥种子又得到了更多的养料。
虽然名义上耄取得了胜利，甚至耄在党内的高层会议上对刘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王光美、刘源等著《历史应由人民书写：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这样街头混混说的话。但实际上，1965年初的耄是打不倒刘的（咬人的狗不叫，叫的狗不咬人呐！），不仅如此，矛盾公开化以后，“社教”、“四清”也处在偃旗息鼓状态。除了大家装模作样天天学毛选以外，1965年中国大地实际处在较为平静的状态。处于这种全体官员软抵抗之下的耄也是有苦说不出，知道自己又被架上神位供了起来。
“社教”实际上是耄希望利用被洗脑的农民和工人对官僚们的厌恨以及对自己的崇拜，从刘周手中夺回权力的又一次尝试。尽管失败，但耄成功地把一个概念植入了中共的理论体系当中，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这个概念的含义就是即使你出身好、功劳高，同样可以成为共产主义的敌人。当然，是不是走资派要由权力占有者决定。1965年的耄还没有这种绝对的权力，刘、周更没有，耄在床榻欢愉之余思索着登上绝对权力之路。耄曾在1970年12月28日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坦承：（早在1964年底）他就下决心“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建国以来MZD文稿》第1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173页）当然如何加强自己的力量，削弱对方的力量，最终搞倒对方，是这段时间耄的主要工作。
1965年虽然在普通民众的眼里是难得稍微平静一点的年份，但实际上却暗涌着汹汹的浪涛，这浪涛最终在1966年将整个中国大陆拍碎，中华民族几乎承受了灭顶之灾。
我先给大家列一下文革发动到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之间的大事记，一方面有利于不太了解文革史的朋友有个全局概念，另一方面也让大家有个线索。
1965年7月，根据耄的提议，中共中央专门成立了一个领导思想文化工作的机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彭真，成员有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我们看到，虽然耄竭力想另辟战线战胜刘，结果新战线的发令枪还是掌握在刘的手里，整个文革领导小组里只有康生是耄的亲信，可见耄在1965年7月对中共高层人事任命的影响有限。
在这个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指导下，很多现在看来很左的，很模式化的文学，电影作品遭到了严厉批判。其中有《北国江南》、《早春二月》、《舞台姐妹》、《林家铺子》、《抓壮丁》等。上面列的电影很多当时根本没有被允许公映，只有《早春二月》获得了在全国57个城市放映的机会，但并非因为它通过了审查，而是被当作大毒草，供全国批判之用。（当然，文革以后，这笔账自然算到了林彪和江青的头上，虽然那时他们对这些批判根本插不上嘴。）
1965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被撤职，杨曾任红三军团政委，与彭德怀、刘少奇共事，后来又成为刘的副手，负责中共北方局，长期担任中办主任，是耄的亲信。杨被发配到广州当省委书记处书记，12月到广州，三个月后又被贬为肇庆地委副书记，转任山西临汾地委副书记。后杨又被归为“彭陆罗杨反党集团”，给出的理由主要是“窃听耄案件”（建议大家上网查查）同时说他同“罗瑞卿等人的关系极不正常，积极参加了反党活动”。那窃听事件发生在1961年，耄在1965年底拿出来说事，其意味深长，后面我还会给大家解释。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突然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晗，说 《海瑞罢官》是为右倾机会主义翻案，“是一株毒草”。而吴晗正是身兼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共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组长彭真的亲信，这篇文章实际直指刘的大将彭真。
1965年12月，罗瑞卿总长职务被撤销。这罗瑞卿本是耄的亲信，到达陕北后任第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1949年后任公安部部长，长期负责毛的安全，在1959年耄打倒彭德怀以后，被耄推荐接替彭的亲信黄克诚担任总参谋长。在此之前，庐山会议后一直赋闲在家的彭德怀在1965年9月被耄召见，然后被发到遥远的四川去视察国防工业及工事建设。（在此之前，本来就与彭德怀关系不错的刘曾提出让彭出来工作）杨成武代理总参谋长。杨出身红一方面军，是林彪的长期下级，在华北军方有很大的影响力。
作为反击，文革五人小组于1966年2月制定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来被称为《二月提纲》。《二月提纲》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之前文革小组批判其他文化作品时实际和批海瑞的手法是一样的，现在却说起要以理服人了。（我想起那个城管要赶一卖艺的武僧人，武僧人不走，城管仗着人多，抄家伙要打，武僧人一头拍碎一块砖，然后城管说，出家人要讲道理，不要打打杀杀的段子了。）
作为反击的反击，2月2日至22日，在林彪的支持下，江青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宣称建国以来文艺界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政，“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
到3月底，耄直接出面批评《二月提纲》，提出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如果中央出修正主义，地方要造反”，“要支持小将，保护孙悟空。再不支持，就解散五人小组、中央宣传部、北京市委，不管哪个省市委！”此时刘正带着夫人在国外访问。
4月10日，江青主持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经耄审阅修改后作为中央文件发给全党。
4月9日、10日，中央书记处会议批判彭真的“一系列罪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为成员，起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因为在1966年5月16号公布），批判《二月提纲》。并改组了文革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任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成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直接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彭真彻底垮台。
4月24日，杭州会议基本上通过《五一六通知》，并决定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和正式通过这个文件，并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时任中共宣传部长，刘派大将）、杨尚昆四人作出组织处理。在这个会议上，刚从国外回来的刘主持了会议，并对彭真亲自作出了处理。
5月16日，会议正式通过了《通知》，官史上把这一天算作文革的开始。
有意思的是，在会议期间，5月8日，《解放军报》（注意，是军报而不是《人民日报》）发表江青组织写的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光明日报》发表关锋写的署名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假》。两篇文章宣布：邓拓、吴晗、廖沫沙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是反党工具；号召：“我们一定不放过你们，一定不会放过一切牛鬼蛇神，一定要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
5月18日，身为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人民日报》社长总编的邓拓自杀；
5月23日，耄的秘书田家英自杀。
吴晗后死于1969年，百度百科上是这样描写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吴晗从精神到肉体惨遭摧残，随后于1968年3月被捕入狱；1969年10月11日被迫害致死，死前头发被拔光，其骨灰至今下落不明；他的妻子袁震也于1969年3月18日被迫害致死；养女吴小彦于1976年9月23日在狱中自杀身亡。”相对于吴晗的命运，邓拓的自杀无疑是明智之举。“三家村”集团中只有官职较低、与耄较少过节的廖沫沙熬过了文革。田家英自杀是因为耄怀疑田投靠了刘，解除了田的秘书职务。深知耄整人手段的田立即自戗，不枉一世聪明，免受了很多苦楚羞辱。
与大部分人所知的文革有所不同的是，从1966年5月16日到8月初，刘、周、邓是文革的实际主持人。耄一直到7月中旬才回北京，在外面待了8个月。刘周邓在主持文革期间，除了搞倒了内蒙古的一把手乌兰夫以外，还在各省对文化教育方面的负责人进行了猛烈攻击，一大批中央与地方的文艺、宣传和教育系统的干部被打成“黑帮”、“三家村”，然后再抛出来交给“革命群众”批斗的。主要形式就是从中央各部派遣工作小组到各个单位接管权力，各个单位原来的当权者靠边站，工作组发动群众中的积极分子批斗当权者和出身身份不好，或敢于提出不同意见者，其形式一如土改、延安整风、反右，甚至比照50年代末的整风反右提出了打右派的比例。
以文革五大学生领袖之一蒯大富为例。从5月到7月他是被工作组批斗的对象，甚至被关了起来，当工作组撤出后他才被放出，成为全国出名的学生领袖。这一期间有为数很多的学生、教师被打成右派关押、批斗。
到8月，事情起了戏剧性的变化。1966年7月18日在外面晃荡了8个月的耄回到北京，马上指责刘邓向学校派工作组的事，虽然这些事都是事先请示过他的。7月2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27日，中央文革小组起草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
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
在8月4日，耄在会上指责刘在北京“镇压群众运动”，并声色俱厉地点出：“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刘冲口而说出，“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648页）
8月5日，耄就写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公开将矛头对准刘、邓。
8日，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使文革进一步发动合法化。
接着耄提出改选政治局，刘从常委第二位、接班人一下子降至第八位；而林则由第六位直线上升至第二位，显然是接班人位置。全会没有重新选举中央副主席，但其后就只称林彪为副主席，其他刘、周、朱德、陈云4人的中央副主席职务不再提及。林彪就成了耄当然的接班人。
会议结束后，耄在8月18日第一次接见了红卫兵，刘作为中共领导人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从此陷入软禁。
此次，耄在中央上层战胜了刘、邓，但周依旧保持第三号的位置。
1966年8月，北京开始出现红卫兵打死人事件，在警察的纵容甚至是配合下北京数千平民被打死，这些打人者中不乏文革结束后以被迫害者面目出现的高干子弟。打人风潮也从北京蔓延全国，有两年的时间，全国的学校停课，学生们以造反为职业。
从1966年8月18号到11月26日，耄先后8次在北京接见全国各地来京的1300万红卫兵，引发全国性的大串联。到1967年8月，各地无法承受大批人员旅游的成本，耄号召“就地闹革命”，串联活动才基本上结束。红卫兵运动在全国开展。
1967年初，造反派和红卫兵在各地的夺权造成了很多混乱，各派之间从争吵到打骂，最后发展到真枪实弹的战斗。著名的文革“武斗”从此爆发并持续了两年，我看到的资料里，陕西宝鸡的武斗在1969年2月才结束，死伤人数近5万人，死伤人数最多的广西南宁4·22事件，死亡人数居然超过10万人，让人瞠目结舌。参战的各派都是高呼着誓死捍卫毛主席的口号相互砍杀、射击，和欧洲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高呼为了上帝互相掐脖子，砍脑袋一个样。
1967年1、2月间，在中共军委会议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议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余秋里、谷牧等人，当着中央文革成员的面对文革发展发表不满言论，主持会议的均为周恩来。耄出面从2月22日起至3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了7次政治生活会，以“资产阶级复辟逆流”的罪名指责参与发言之人，此后，政治局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取而代之。这被称为“二月逆流”。但参与者并未受到很大伤害，而且1971年林彪出事后，耄给这些赋闲在家的人重新安排了工作。
1967年7月20日在武汉发生轰动全国的武汉“七二〇”事件。武汉军区的军队抓捕耄的代表王力，而耄就在王力住处旁。周恩来化装飞往武汉，陪同几乎不乘飞机旅行的耄飞往上海。
1968年3月，发生“杨余傅”事件。杨成武（代总参谋长）、余金立（空军政委）、傅崇碧（北京军区副司令，北京卫戍区司令）被撤职逮捕。林的另一个亲信黄永胜出任总参谋长。在林彪主持下改组了军委办事处，另成立办事组，军委办事组由黄永胜任组长，其成员都是林的亲信。其后，办事组代替了军委。从4月1日起，军队重要文电不再抄送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刘伯承等人。
到1969年春，耄达到了基本控制全国的目的。4月，耄召开了中共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耄成了真正的上帝。与会代表流着眼泪，狂热地喊着“毛主席万岁”，耄享受着至高无上的崇拜，耄在此刻达到了他人生的巅峰。
在以上简约的概括里，我们可以看到1965年中耄又一次试图利用“文化革命”的名义来掌握权力，但还是失败了。但在1965年底到1966年初的发力却成功了。是什么原因促成了耄的这次成功，所有的官史中都是语焉不详，都以党内生活不正常为说法。问题是，人还是那些人，组织也没变，是什么原因使耄忽然能够在1966年2月派出自己的妻子直接向刘派大将彭真发起攻击，而不惧过往的失败。
如果仔细考察这段时间各种力量的此消彼长，在耄、刘、周三种势力中，刘派被彻底打败，耄派力量大涨，只有周的势力没有什么变化，周的亲信大将几乎都没有受到严重的伤害。所谓“二月逆流”中出头的，不是国务院系统的巨头，就是周留法期间的好友。在耄如日中天的情况下如此公然挑战耄的权威，却能全身而退，说明周的力量是为耄所忌惮的。可以说，“二月逆流”是周派势力对耄的一次示威，尽管过后这些人形式上赋闲在家，但实际影响力还是在的。以至于１９６８年３月“杨余傅事件”后耄还要让林断掉几位元帅的公开信息渠道。耄虽然找了他们很多麻烦，但却一直不敢决裂，因为周派的力量不像刘派力量大部限于党政系统，而是行政和军队两方面混成。耄一旦与之决裂，其反击也是会很犀利的。更何况以耄的权术习惯，在无必胜把握的情况下，耄是不会动手的。现在我们还知道，耄对林彪系统的军人也是很提防的，在自己被洗脑彻底的新生代力量（以造反派、红卫兵为主）能接手之前，耄还要留着周制衡林。这可以解释周派人马为什么能在刘派人马被清洗以后继续存活的原因。
结合1954年高饶事件以来的历次斗争及结果，我只能得出一个结论：耄之所以在1966年初敢对刘派下重手，一定是得到了周中立甚至是支持的许诺。因为以往的经验告诉耄，他不可能同时打倒刘周两人。耄在两人中间，选择了势力较弱、野心较大的刘下手。这完全符合耄分而治之的惯用手法。从周在文革中的表现来看，周持的不是中立的立场而是支持耄的立场。如果用此观点去观察文革里的各类事件，就会有一种忽然开朗的感觉，很多以前云雾缭绕的事件就会有一个很合理的解释。
在周是否支持耄打倒刘这件事情上，几乎没有任何公开材料提供佐证。但耄的秘书，原“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和组员王力在回忆录中都提到，中央不少人在耄发动 “文革”前就已经知道矛头所指是刘，这些人里面也包括周恩来。但无论是陈还是王，在周对耄的支持问题上却大都缄口不语，很是怪异。想想其实也很正常，因为周派在文革以后把持了各个领域，谁还敢多说。
还原历史，应该是这样的：
耄的1965年7月在争夺“文化革命”话语权再次失败后，再次准备出击。而这次他吸取以前的教训，与周达成交易，集中火力攻击刘。为了确保安全，耄先撤换了掌握自己身家性命的中办主任杨尚昆，原因是杨和刘的关系良好，而罗瑞卿与杨、彭真关系也很好，又掌控军队实际指挥权，也必须除掉。所以耄翻出1961年的窃听事件，无中生有，撤了杨的职，又命林彪以更莫须有的罪名批判罗。罗莫名其妙，愤怒之下跳楼明志。为彻底切断刘和军队的关系，耄还煞费苦心地将赋闲在家的彭德怀发到了偏远的四川，以防刘彭联系。（所以在1966年底耄取得绝对优势以后，彭德怀又被揪回了北京，最终被整死。）在扫除可能的后患的同时，耄派自己的妻子回到上海，以上海为根据地发起攻击，当刘和彭发起反击后，耄直接出面反击彭，而且还恰恰挑在刘携夫人出国访问之际。当刘回国，大势已去。这时的刘为了与彭切割，断臂自保，出面主持了对彭的批判。（彭真、陆定一被投入秦城监狱，遭受了十几年的磨难，而罗、杨则除了被批斗几次，基本是在部队营区，待遇截然不同，也可看出耄真正的用意）
此时的刘仍然期望着用弃车保帅以及反右的手法控制局面，将反革命的指控限制在中下层，保护自己。但耄周已联盟，而且1966年的知识分子们已不再是1957年有自己头脑的知识分子。这时的大学生、中学生都是经过十几年的洗脑，完全被塑造成一面是狂热、一面是仇恨的硬币，旋转呼号着听从神的魔棒砸向刘，而这座神恰恰是刘自己塑造的，这个笑话开得有点大了。（大家可以查一下文革北京五大学生领袖的资料，除了北大的聂元梓以外，其他都是出身农村，学习努力，聪颖异常，听话的孩子，从中可以看到神和魔真的隔得不远。）
耄在南方，遥控着周及江青。当耄回到北京，刘的好运就从此结束了。无论刘怎样做，失去了周的支持，面对他塑造出来的神，刘的命运只能是走上祭坛了。
在接着谈耄和林的斗争之前，有几件事要拎出来和大家聊聊。
从1969年开始，牵动几乎所有中国城镇人口的上山下乡运动在全国展开。因为在这个时候，这两千余万满腔热血、一心想圣战的年轻人对于耄来说，已经没有了用处。城市经过两年的摧残，也没有能力提供给这些年轻人足够的就业机会。这时候，耄提出了“广大天地更有作为”的口号，让这些红卫兵们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按照共产理论，本来城市无产者是最先进的，现在最先进的城市无产者却要跑到农村去接受按照共产理论是最落后的农民的教育，这个口号还被一个共产领袖堂而皇之地提出，可见当时的中国人已被洗得没有自己的思想了。
如果大家在网上查上山下乡，官史上也承认这一招本是从苏俄学来的。因为共产主义的经济政策极大破坏了农村的生产力，粮食供应不足，苏俄不得不从城市组织人员下乡进行生产，既可以减少城市粮食供应的压力，又可以弥补农村生产力的不足，同时又是一种惩戒措施。本质上，强迫性地组织城镇人口回到农村进行农业生产本身就是共产经济政策失败的一个表现。因为一个正常的社会，人员都是从农村流往城市，而不是反向。而为掩饰这种失败，苏俄为这类行动加入了很多冠冕堂皇的词语。这一招也被中共有样学样地照搬到了中国。从50年代末，就有共青团组织的屯垦，比如江西的共青城就是这样的一个产物，在60年代前期也有个别的青年到农村工作，比如著名的邢燕子。但大批的、成制度性的将城镇年轻人踢进农村，则是从1969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977年。而当结束上山下乡政策、下乡知青又大批返城之后，城市人口的快速膨胀让中共上层惊恐不安，生怕城市供应不足，计划生育政策随之提出，并严格贯彻至今，其危害必将在以后的数十年中体现出来。可以说，计划生育政策是上山下乡政策的另一个变种，其本质都是因为中共政权本身无能且对国民的创造性进行限制，使得社会生产率极端低下，无法对增加的人口提供有效供给造成的恶果。我比我的大姐幸运一些，在上山下乡的高峰时年纪尚小，但计划生育却依然没有躲过。虽然本人其实对多子多福抱有怀疑，但大规模的独生子女家庭的存在是明显有悖自然规律的事情，这些恶果到了我们这一代步入晚年时必然要显现出来，我们一定会看得到的。
另外要谈的就是在文革中出现的一些奇特的社会现象。而正是这些社会现象与基督教教会形式上的相似性引发了写作本文的动机。
最让人啧啧称奇的就是每一派都是在“誓死捍卫毛主席”的旗帜下向也是“誓死捍卫毛主席”的另一派发起血腥的攻击。这让我想起天主教徒、东正教徒、新教徒们之间下呼喊着“为了上帝”相互敲脑袋、捅肚子的场景。
在文革中，学习毛选立竿见影见成效的神话到处流传。这类神话文革前在部队里已广为普及（比如雷锋），在文革中则广为流传。大致内容都一样，就是以前某人多么差，或某事多么难，完全没有希望，没有办法了，经过学习MZD的著作，忽然信心大增，找到方法，迅速解决了问题或使之变好。这和基督教里面信仰了耶稣，一切都是happy ended的宣传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在文革中只上了小学，但学了毛选就变好的作文可没少写。想想当年绞尽脑汁编假话的艰难，现在的我还在怜悯当年的我的辛苦！才读小学的人啊，几乎天天要先抹黑自己或亲友，然后撒谎说学完毛选就变好了，难啊，可怜我的小脑瓜了！说不定我的白发多就是那时种下的病根呢！
政治学习从１９４９年以来就是中国的一大景观，到了文革期间，越发多的时间被用来学习毛选，毛选成了中国版的《圣经》。在每个角落都要学毛选，学完了还要谈感想，就像欧洲中世纪的查经班一个样。那时全国的纸张都调来印刷《ＭＺＤ选集》，基本是每人发一套，当时我以为不花钱。后来才知道其实都是单位花钱买的，稿费都进了耄的个人账户，据说这个账户的金额当时高达数百万人民币，按照现在的价值算，乘以１００，就是数亿的个人财产。感情这耄当年可是全国唯一的大富豪。允许全国用公款买自己的书，书款进个人腰包，现在看来应该是贪腐了，不过那时没人敢说。在１９７７年春天恢复高考时，连可以用来印刷考卷的纸张都没有了，中央特批动用准备印刷《毛选》第五卷的纸张才对付过去，可想见这毛选印刷的规模有多大了。
就像在中世纪的欧洲人动不动就要说“上帝保佑”、胸前佩戴十字架一样，在文革中耄的语录成了人们必须背诵的“圣经”，1967～1969年，每个中国人照相的标准姿势是右手端捧一本《毛主席语录》，左胸佩戴一枚耄的像章。见面说任何一句话以前先要说一句耄的语录。比如说你到商店买东西，你得对售货员说：“为人民服务，我要买一块肥皂。”售货员则回答：“要斗私批修，五毛钱。”你接着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给你一块钱。”售货员丢一块肥皂给你，说：“坏分子不打是不会倒的，找你五毛钱。”诸如此类。可笑的东西很多，那时太小，记不住很多，大家有时间可以收集，一定是很有意思的。
图中端着红宝书、佩戴耄像章的是我的两个姐姐和我以及邻居的孩子们。那年我４岁多一点。从图中大家可以看出当时的偶像崇拜已到了何等地步，连四岁的孩子也逃不掉。
文革开始时本人才2岁，红卫兵是没份了，但到了后期红小兵还是当了一回，木头做的红缨枪也扛了几天。后来在欧洲还有美国看到他们的教会童子军组织，还有他们佩戴的领巾，心里基本清楚这少先队、红小兵是从哪里学来的了。
在文革时期，出现了特别多的英雄，比如勇拦惊马被火车撞死的军人欧阳海、勇救落水群众而淹死的军人李文忠（此人的纪念堂居然今天还掩藏在南昌市郊的一片民宅中），还有为抢救生产队的一根木头而被洪水卷走的知青金训华，当然还有不计其数的在武斗中壮烈牺牲的英雄。如果翻开欧洲中世纪宗教史，类似为上帝献身的圣徒们也是比比皆是，难以胜数。
在文革中，最与中国传统不符的，也是最让现今中国人津津乐道的事就是全国人民大跳忠字舞，大唱红歌。中国人除一些少数民族以外，绝大部分不善于歌舞。而在文革中，只要有人的地方，从早到晚，必然是歌声嘹亮，无论男女老幼都会来几首。到现在，我还会哼《大海航行靠舵手》《东方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等歌，虽然时隔40年，且我对这几首歌深恶痛绝，但不自觉地有时还会哼出，可见那种几乎24小时强制灌输功能是多么的强大。如果读者有幸参加西方基督教的弥撒，你们会看到音乐在宗教中的重要性，很多人去教堂会仅仅是因为那美妙的音乐。唱诗班、管风琴几乎就是基督教堂的象征。而现在中国大陆军队中极为强大的文工团，其祖师爷就是苏联红军中的文工团。用音乐来做鼓动工作，是俄国人从宗教中搬来的，最后成了文革中最强的洗脑工具。到现在，唱红歌又成为某些人和团体手中的好东西，使得有些中国人可以为唱红歌而不顾死去的亲人，并且这样的行径被官方媒体作为正面形象进行宣传。
当然，任何洗脑的前提是控制信息源，就像基督教在中世纪的欧洲要销毁除《圣经》以外的书籍、烧死敢于提出异议的人士一样，文革中几乎所有的文献资料都被禁止阅读，很多被焚毁，唯一能大量发行供人阅读的书籍只有《MAO选》，提出不同意见的人被枪毙，比如遇罗克，比如林昭。除了少数红歌外，全中国8亿人民只有8台样板戏可以看。到后期，社会流行一些手抄小说，而这些手抄小说的作者还要被抓去坐牢，比如《第二次握手》的作者。
最后，和中世纪的欧洲一样，中国大陆成了禁欲的国度，很多年轻人因为调情，因为和自己的恋人亲吻、做爱而被抓、被判刑。记得那个时候法院的判决布告里特别多强奸、流氓等罪名。尽管现在我们知道伟大领袖和他的很多部下都是生活在花丛中的，但禁欲的生活却一直是这个国度始终倡导的主流。这种思潮一直流传到80年代初。在80年代的严打中，有不少案子是因为亲吻了异性，或和几个异性有性关系而被枪毙。这和中世纪时严格禁欲，但高级僧侣们性丑闻不断有异曲同工之妙。
总之，文革呈现了洗脑的高峰，从文革，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共产洗脑和基督教洗脑的高度相似性。所以，我在瑞士初次接触基督教时，不禁被这种相似性所震惊！当然，经过文革洗礼的我对这种洗脑拥有极强的免疫力，基本上是糖衣吃完，炮弹打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