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标准化制造
◆产品规格——标准答案
We don’t need no education.We don’t need no thought control.
——Pink Floyd Another Brick In The Wall29
用《迷墙》专辑里的歌词开头更有意境。当年平克在《迷墙》巡演现场中，铺天盖地的都是煞白的砖头。而从中国教育生产线中走出来后，咱也很快会成为那样的砖头。
凡是工业化制造一件产品，就必须先有一个模型，规定出它形状如何长宽高三围各是多少之类的，之后所有的工序都以此为准。中国教育的这个模型，就是“标准答案”。
看到“标答”二字，同学们肯定菊花一紧，虎躯一震。是的，它让所有学生魂牵梦绕，更让我们天天晚上睡不着觉。十多年来我们这帮男男女女攻攻受受，吃的所有苦受的所有累，写多少本书都说不完，但归根结底都为了一件事:追求标准答案。它是我们梦寐以求的温柔乡，更是衡量所有学生的标杆，我们没完没了地背它记它，只恨自己不能天生长着个印有“标答”的脑袋。
没事儿，很快你就有了。
但若仔细想想，便会发现所谓“标准答案”的存在性值得怀疑。首先，每个人对每个问题都会有不同的看法，这是非常自然的事儿，再者说了，若你的所有观点都和别人一样，那还要你干吗用呢？其次，世上的事物本无什么对错之分，只因你从不同角度看才会有不同结论。说得极端点儿，“真理也无非是存留下来的观点而已”30。所以，“标准答案”本就是个莫须有的东西，而寻找它之荒谬就好比在一筐红苹果里面找个黑的出来。
然而中国真就有这荒谬之事，不仅有人愣拿出一个苹果说这是黑的，还非逼着别人也这样说。别人明知是红的，却因为那人牛B，是权威，只好违心地承认“这是黑的”。
然而天天这样说，时间一长，大家便真觉得那苹果是黑的了。
时间一长，莫须有的“标准答案”便已深入人心了。中国教育的丰功伟绩是不仅让学生接受了“标答”的内容，更是接受了“标答”的存在。它让学生永远拿把菜刀，碰到什么事都给切成两半，一半是“绝对正确”，另一半是“绝对错误”；它让人眼中的世界只有两种颜色，一种是红，一种是黑。而这种埋藏在标准答案之下的思维模式，便可称作“标准答案式思维”。
刚才说中国教育制造学生的特点就是“一样”:一样的课，一样的作业，一样的考试⋯⋯而这所有“一样”的核心，乃是一样的思维。把中国学生的脑袋打开，你会发现里面全都是“非对即错”的思维模式。
这东西好像似曾相识啊，小学时候咱天天喊的口号的样式不跟这差不多嘛。没错儿，早在“喊口号”时期，中国教育便给你的思维定下了基调，或者说，之后的十几年咱就一直在喊口号，那背书做题考试那所谓的学习与之没啥区别，都是别人告诉你一句话，你别过脑子，原封不动地把它说出来。而为什么别过脑子呢？因为那是老师说的，教科书上写的，都是权威啊，绝对错不了。所以说小学的“喊口号”+“树权威”已经为人才制造生产线打下了基础，一刀把你脑袋劈成了两半儿，并在里面浇铸出了“标答思维”的雏形。
此时就好比要制作铁箱子，原材料已准备好，之后要做的就是按那个模型把产品加工得严丝合缝密不透风，再往里填上东西。而等加工个十几年之后，大家的思维自然会被标准化、同一化，在此过程中，带有个性痕迹的想象创造批判能力也自然而然会随之消失。所以说中国学生不会有这些东西就跟物理系的不会有美女一样，天经地义不足为奇。
好，下面我们就分解一下中国教育的主要工序，看看它们都是怎么打磨学生大脑的。
◆工序1——上课
如果你只顾单向传授，他永远都学不会。
——萧伯纳
随着一声铃响，“人才制造业”生产线就开始红红火火地运转起来，而第一道工序，便是让所有同学坐在一个教室里上同样的课。
“叮叮叮叮⋯⋯”“上课！”“起立！”“刷⋯⋯（椅子挪动）”“同学们好。”“老~师~好~！”“请坐。”“咣咣咚咚⋯⋯（椅子挪回来）”
别的不说，就从这一中国式课堂开场镜头，咱就能窥探出整个课堂的特征。其一，从学生老师关系来看，老师乃课堂中心，学生则须像n大行星围着太阳转一样围着老师转，上课有如上朝，大家看上头脸色行事。建议以后上课可用“吾师万岁万岁万万岁”、“众学生平身”、“谢万岁”开头。其二，从双方互动来看，老师处于上风主动地位，发出指令掌控大局，学生则居下风，只能听指挥而无权发话。其三，从对学生的指挥来看，无论你干什么都有一条永恒的要求，那就是齐。从起立喊“老师好”开始，几十人就须像一个人用鼠标圈起然后按Ctrl+C，Ctrl+V复制出来的一样，而能做到这一点的除了军人，只有机器人。但学校显然无意把我们培养成军人。
这些特征也就是中国课堂精髓之所在:老师一人位居在台上，如占领了天王山，统领着下面同学的一切。那种场景看上去就像是跟巴萨踢比赛，对方强势霸占控球权，自个儿只能撅着屁股疲于应付。你看，大家上数学课不都是盯着老师洋洋洒洒写了一黑板的题，自己却连说的是什么都不知道，然后不知所措地抓耳挠腮仰天长叹吗？这感觉就跟巴萨传了三四十脚，然后射门，球进我方却连球都没碰到一样让人无语。所以说中国老师上课真是霸气外露。
中国式课堂俗称“填鸭式”，但小生觉得这绰号稍有不妥。我发觉咱们老师上课对学生要求不过就两条。一是“安静！”小学开始，黑板旁边就永远挂着个“静”字（通常伴有其他谐音字，以显示老师高超的文学素养）来提醒你:这儿上课呢，你给我把嘴闭上！同时老师还专门配有高跟鞋，能够在进教室时“咯答、咯答”作响，而多年来这声音已然在学生脑中形成了条件反射，听到它就立马闭嘴。若这些都不行也没有关系，上课时老师但凡看到有人说话，就会立刻做出一个专业的“唐老鸭姿势”:身体绷直，挺胸抬头，双手置于肚脐眼儿处，嘴巴微撅，并用恨铁不成钢的迷离目光扫视全班，同时还要假装大声清理嗓子。此姿势一旦做出，嘈杂的班里像是被按了“静音”键一样，瞬间万籁俱寂。安静的目的是让你“跟着老师思路走”，这也就是第二个要求。“×××，发什么呆呢？跟没跟上老师思路啊！”这句如雷贯耳的对上课爱做白日梦的同学的训斥就是本要求赤裸裸的表达。老师讲到哪儿你就得想到哪儿，这就是你上课的全部职责。然而大多数老师讲课都有如贺炜解说足球，一副话痨范儿嘴呱唧呱唧就不带停的，你在下面纵使全神贯注也不一定能跟得上。相反，上课最忌讳的就是被自己思路带跑，假如你一不小心面朝窗外望望开开小差，跟同桌讨论个问题或是自己发发呆，不是被老师大吼一声“×××，想什么呐”！便是回过神发现已然不知讲到哪儿了。总之擅自思考乃课堂大忌也。
所以我觉得吧，与其说是喂鸭子，不如说是圈羊:学生是羊，在前面跑，老师则是赶羊的，在后面挥鞭子，把我们的思维赶到他预设的轨道上走。也难怪老师不让思考，因为每节课都有进度，就好比羊圈的终点，你跑偏了到不了羊圈咋整？后面咱看到，外国人就无法理解这点:学生智力不一样兴趣不一样，怎么可能让他们上一样的课，课还设一样进度呢？嗬，这就外行了，你们那是手工业生产，耗时耗神，一学校开三百门课，排个课表花仨月，折腾不折腾啊？我们可不折腾，所有学生就上这几门课，偶尔加点儿花边儿完事，工业化流程，多快好省培养未来栋梁⋯⋯
同时我又觉得“填鸭”这词虽然既有文采也很写意，但却未能准确描绘课堂景象。假若你擅自思考一下便会发现，这小学中学上课跟看电视差不多:坐直盯着看她讲。到大学上课吧则像是听收音机:趴着眯着听他说。且其节目还必须得是主持人一说到底的，不能像夜间的××男科医院热线那样有听众插话，否则老师会十分不爽嫌你没规矩。初中时年级里有个同学学习特棒，总考第一，老师就夸她:“你们知道吗，她上课的时候40分钟一动不带动的，不提问题，连笔记都不记，就那么抬着头儿‘愣愣’听着，跟个雕像似的。”
我就奇怪对她来说来学校上课跟在家听收音机有啥区别，而倘若所有学生都这样，那么老师上课开场白则可改为“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物理新闻联播⋯⋯”
所以说中国课堂应改“填鸭式”为“圈羊式”或“收音机式”。
若说老师是收音机，那么学生则是录音机——只需把听到的东西录在脑子里就好。中国学生上课的典型画面便是四五十人脑袋整个上扬三十度，嘴巴微张牙齿微露，眼镜微歪肩膀微斜，目光呆滞表情麻木地望着老师（大家不妨观察一下）。所以上课在整个生产线中的作用，就是通过直接的语言给学生灌输知识和思想，如果说背白纸黑字的书像是给你一大碗饭命令你吞下去，算是硬塞，那么上课有老师形象生动的语言的引领就好比吃进一粒健胃消食片，有提高吸收能力的功效。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消食技术也有新突破。比如老师会运用多媒体，通过施加多方面的感官刺激来加强灌输力度。再比如有诡计多端的老师还会勾引学生的好奇心，而其手法往往有规律可循。一上化学课，老师必然会拿着一堆试管儿进来，笑眯眯地说:“今天我给大家变个魔术⋯⋯”然后咣当俩试管倒一块儿，只见其中或红色变蓝色，或是金属块消失，引得底下一片惊叹。此时老师见好就收，立刻摆出唐老鸭姿势，暗示该进入正题了，随后便时而滔滔不绝列举某元素的性质一二三四五，时而龙飞凤舞在黑板上画出奇形怪状的图，下面学生则记笔记记得胳膊直发麻，一不小心还会被叫去“上黑板做题”。
说到回答问题，不得不提一韵味无穷的现象，就是课堂上回答问题的学生通常与年级高低成反比:小学你随便问个问题都有半个班同学举手，到初中骤减为数个，高中老师往往是问完避免尴尬自己答，大学老师问完连自己都懒得答——反正也没人听。为什么？因为从小老师提的所有问题都有正确答案。倘若你答错，老师就会十分不悦，撇着嘴来一句:“说得不完整，谁能补充一下？”这还是课堂文明用语了，没说“真笨”算给你面子，而这位同学只能灰头土脸地坐下。从此以后便再也不敢回答问题了，太伤自尊了。
尽管近年来祖国大地刮起课改的春风，上课景象稍有改观，但咱的课改基本就相当于马赛克——恶心的地方只能稍微遮盖一下，仔细看还能看出来。说是鼓励提问题，允许讨论，但那些都是老师事先设定好的，最终还是按课程进度走，你还是要跟羊一样被人圈赶。没办法，中国老师对上课的理解从来就是“我把我的想法输入你的脑袋”，而这样即使玩点儿讨论的花样，充其量也只算是“讨论式灌输”（后面您可以看看外国老师，人家那讨论的概念和您这完全不一样）。
即便是“讨论式灌输”如今也只算非主流，霸占主流地位的仍旧是“收音机式”，老师“授课”学生“听课”。从这一授一听便不难看出谁主动谁被动，而中国上课实际就是你当水桶，老师拿着水管往你脑袋里灌水的过程，最终，大家都会被灌入完全一样的东西。
每节课灌到哪儿都是事先计划好的，你若是跟不上，老师则会不屑地说“都坐一教室里，怎么别人跟得上你跟不上？”而各种稀奇古怪的上课方法看似热闹，实则都是润滑剂——用来促使学生接受灌输的内容。这上课的单向传授，不仅是语言的单向，更是思维上的单向。
再说得露骨点儿，上课就是老师在做一个“大脑置换术”，把自己的大脑嫁接到各位同学的头盖骨里。这便是第一道工序的意义。
至于为什么这样，因为老师脑子里装着标答，而考试要考它。当然这是后话。
而这样上课往往极为压抑，感觉永远像是被老师套了根绳儿在脖子上牵着走。谁不想自己走啊，尤其是俺们这样儿步伐矫健的少年，思维都如烟花般绚烂奔放，大家都想展示一下自己的独到见解，无奈领导在台上，自个儿只能闷头不语。再若碰上那些水平不高却自以为是跟长舌妇似的一说就没个完的老师，那心情更是比给大象掏鼻屎还郁闷，恨不得把老师轰下来自己上去讲。无奈这不符合我国惯例，你有比他水平高一万倍的见解都要藏起来孤芳自赏。
有见解不能发表有问题无法探讨，学生的大脑就跟废的一样，久而久之，我们便发现上课思考就像给熊猫画眼影一样无意义，所以还是算了吧。于是，随年龄增大，课堂景象愈发萧瑟。小学时大家上课往往会手放桌上挺直腰板瞪大眼睛，斗志昂扬如同要上战场；到中学就摸清路数了，无非是听完了记，于是大家脑袋有节奏地一抬一低一抬一低，手哆哆嗦嗦写个不停，气氛紧张好比打仗；再到大学根本就没人记，上课好比打完了仗，几百人恨不得直接在教室支一帐篷方便睡觉，而此时的唯一乐趣就是看周围人千奇百怪的睡姿。当然也不乏众人皆睡我独醒的，但不管你是睡着然后醒了还是一直醒着，当走出教室时，感觉都一样空虚。我看咱上课根本就不用带脑子，以后光把耳朵割下来放桌上即可。
然而在所有课里面场景最为萧瑟的，其实是外教课。
每到外教课同学们都感到十分无语，那和外教大眼儿瞪小眼儿的场面有如参加征婚节目时碰到前女友般尴尬——谁都不知道该说啥。中国学生从没见过这样的老师——不喊上课起立，啥都不干只会让人分组讨论，然后眼巴巴地看着想让我们说话。
外教也没见过我们这样的学生，当问“What do you think？”时，全班学生会以同样的姿势同样的节拍低下头，摆弄手里的笔，表情呆滞，大气不敢喘一声。
中国学生配不上这样高深的问题，您应当把“what”去掉，问他们:Do you think？
They don’t.
◆工序2——作业
We teach people how to remember， we never teach them how to grow.
——Oscar Wilde
我们教给人们如何记忆，却从来不教他们如何成长。
——王尔德
下课铃响，老师在黑板上写下“今日作业”，便把这批学生送到下一个加工点。留作业对老师来说必然是一件无比惬意愉悦的事儿，她只需大笔一挥写下“P×××，第×第×⋯⋯题”，或者直接“背P××——P×××”、“卷子×张”即可，顺便还能听听此时受惊过度的同学们发出的悦耳的呻吟声。当然这些作业也都是统一的，你若说你搞不定，老师还是那理论:“都一个班的，人家会做你怎么就不会？饭桶！”这就好比吃饭，老师嫌有的饭桶能吃三碗，你只能吃半碗。
黑板上这些作业只是狭义的，小学时候老师总说，学习要向高标准看齐，那我这样热爱学习的三好生当然不能满足于此。当然啦，我相信很多上进青年也都这样想，于是每天除了做老师留的作业，咱还得默默写背背书啊，买两本儿练习册做做啊，周末课外班也有卷子要交啊，哦，对了还得复习一下明天的统练。这些工程无论是数量还是耗时，都要数倍于黑板上那些，所以说实际上广义的作业可以囊括中国学生进行的除了上课之外的所有学习活动。
这些活动类别丰满，费时长久，但究其内容，可谓是枯燥至极。在全中国学生的全部生命中，只要你说你在学习，那必然意味着摆出这个姿势:小腿交织，大腿平置，躯干与大腿呈四十五度，双臂伏案，右手执笔，左掌托腮，眉头紧锁，表情无助，双眼酸麻，左边是摇曳的台灯，右边是成堆的卷子。这就是咱学习的标准体位（真想知道这些年来我摆此体位共计多长时间）。而在此基础上，我们又会不断重复以下程序:首先，目不转睛盯着课本，手持荧光笔，把这页画满之后心满意足地看着，颇有成就感。随后倒扣课本于桌上，跷起二郎腿，两臂缠绕于胸前，背诵本页内容，怒视前方，口中念念有词。背到卡壳处，身体稍倾，用和女友逛商场时偷看美眉的眼神微微抬起书来瞟一眼，恍然大悟，之后扣上书继续背，背腻了开始做题，抽出一本习题册置于桌上，然后眉头紧锁，左手继续托腮，右手转笔，以迷茫的眼神注视题目5分钟，突然茅塞顿开，打一响指喊道:“搜嘎！”遂掏出稿纸，画各种公式图形于其上，其中夹杂有千奇百怪的符号。一番冗长的计算之后脸上露出会心微笑，想终于做出来了，然后怀着忐忑的心情翻到书后答案处定睛一看，笑容顿时消失:“日！又算错了⋯⋯”于是只得再翻回去⋯⋯
我们这帮上进青年多年来就如雕像一样摆着那个姿势，再像永动机一样重复这套动作。
不仅动作机械，这干的事儿更是无趣至极愚蠢到家。每天早上起来，望着熹微的晨光，你会感到一阵莫名的悲伤，然后说不行我要振作起来，要努力要奋斗！于是坐到课桌前，开始心潮澎湃地“学习”。每当你在统练或什么小测验中考个第一，都会手舞足蹈眉开眼笑，觉得自己真了不起。最后你如愿以偿，考上了名牌大学，拿到《录取通知书》那一刻，你激动无比，感叹人生真美好啊。然而回头想想，你那“了不起”的学习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那两件事，一是背书，二是做题。这又有什么价值呢？没什么价值。作为文科生的我把十几年贡献给了背书事业，但如今写书了才明白，背书的全部价值只相当于在word上按个保存键。当然我也学过数理化，但现在却发现咱做的那些题电脑瞬间就能做出来，且更好更快。好好学习了十几年用机械的动作去做机器做的事儿，真了不起。中国学生都叫盖茨比。
上一章已经探讨过，背书做题的实质都是“背”:文科你要背知识点背知识结构背答题套路；理科看似是做题，实则是先背公式，再通过跳入题海来背题目模型解题套路。所以说在中国，所谓的学习等价于“背”，而因为这背无比死板僵硬，故又称死记硬背。这也就是第二道工序的核心。若说上课是多快好省靠效率取胜，那么死记硬背则单调枯燥，靠消耗时间取胜。
而这一道工序却更为可怕。记得一次有同学请教老师如何学习，只听老师义正词严地道出真谛:“⋯⋯说一千道一万，归根结底还是要背。你得背到让书上的知识融入你的血液里，融入你的骨髓里⋯⋯”说得太好了，“融入血液融入骨髓”，这就是“背”的终极目的。而我们就夜以继日矢志不渝，最后能背到什么境界呢？能进入一种如吃了巴豆状的极致境界——书上的字如连珠炮，呈喷射状从嘴中蹦出。比如老师问“新中国成立的历史意义是什么”，下面同学根本无须反应，呜啦呜啦跟西海岸饶舌歌手大合唱似的，不假思索地瞬间说出意义一二三四五；理科做题也如此，一种题型做到吐，最后见着这样儿的题，二话不说抄起笔一眨眼工夫哗啦哗啦就搞定，不带打草稿，甚至完全无须思考。不假思索，无须思考，能到这份儿上，您就是学生中的极品，这说明那些东西早已“深入骨髓”，或者说，进入您的潜意识了。
一旦如此，你就完蛋了。人的脑袋生来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它就好比一堵防御力五星的墙，能抵挡住别人的想法对它的侵蚀，然后在围起的城内培育自己的观点。然而连绵不断的死记硬背却能腐蚀掉这道墙壁，让你毫无防备地接受别人的观点，接受新中国成立的历史意义就是书上写的一二三四五。“二战”时，法军在法德边界建了一道号称史上最牛的马其诺防线，但德国人却从旁边儿绕过去了，没费一兵一卒就走后门直捣黄龙。死记硬背，就有这种“绕过去”的功力，化独立思考于无形，让你大脑直接废掉。
或者说，死记硬背那伤害学生思维的惊世骇俗的魔力，就像是让你大脑染上了艾滋病病毒。如果把人的独立思考能力看做是大脑的免疫系统，能够防御外部观点并保护自个儿大脑思维能力，那么“背”就能像艾滋病病毒破坏人体免疫系统一样，毁掉你的这些防御能力，从而让别人的想法直接进入你大脑的潜意识。然后你就成了“大脑AIDS”患者，思维完全崩溃，大脑的防线就像来了德米凯利斯一样孱弱无比，其典型症状便是一听到“新中国成立的历史意义”就下意识说唱出“从此中国结束了一百多年被侵略被奴役的屈辱历史⋯⋯”一看到抽屉就想到排列组合一看到椭圆立刻设xy⋯⋯诸如此类。后面我们将看到的对中国学生缺乏独立研究能力、没创新能力等等的嘲讽，皆是此病之后遗症。
艾滋病有N年潜伏期，死记硬背也一样。背个一天两天显然无伤大雅，所以老师才让我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翻天覆地翻云覆雨地背，这可是一个慢工出细活、小火熬汤药的过程，它就跟磨铁一样，拿根锉刀咯吱咯吱在你大脑上磨，一天掉一点儿一天掉一点儿，最后就把你脑袋磨“标准”了，这也就是第二道工序的作用。死记硬背对思维的侵害也有长时间的潜伏期，一开始你不怎么觉着，到后来发现毁了的时候已经晚了。高一你背“新中国成立的历史意义”时还有点自己的观点，但那会儿你想，嗨，不就几句话嘛，应付考试而已。然后你一直背呀背，背到高考完你就会发觉，自己除了书上那几条已经死活想不出别的“自己的观点”了。此时你的独立思维早已不复存在，但凡到这份儿上，这人也基本就和艾滋患者一样，只能节哀了。
怪不得老师常常教育我们学习要静，要踏实，要有恒心有毅力。没有时间的消耗，死记硬背是达不到效果的，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十几年背下来，管你是爱因斯坦还是达·芬奇，最后统统能把你大脑磨成边长5cm正方体的标准样式。而这，也就是中国教育的终极目的，除了它，没有任何东西能做到这一点。所以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死记硬背”都是中国教育的灵魂。
而我们学习的真正的痛苦，并不是身体跟雕像一样天天保持一个姿势，而是大脑要跟机器一样每天重复同一个动作。做立体几何题来回来去设xy，于是你就整日趴桌上设，不设不行，要是自己瞎琢磨方法，指定搞砸，考试拿不着分啊。一个事情作用意义永远那几条，新中国成立的历史意义必须是结束了一百多年屈辱历史，必须的！你答自己的观点就扣分！所以在中国教育下，想象力创造力可谓是受尽屈辱，永无出头之日，而这也使学生压抑无比。久而久之，思维创新能力便慢慢萎缩，好比一只鸟你总不让它飞，它就退化成鸡了。到最后，中国学生都这样儿，凤凰变乌鸦。
如果把背书看做打磨大脑，那么书则是打磨工具。高尔基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恐怕他没有料到会有“中国教科书”横空出世，成了折磨人精神的工具。此时我才明白亲爱的王尔德同学的那句话，“过去人们有绞刑架，现在他们有出版社”的含义。他显然比高尔基更有远见。总之教科书为整个中国人才制造业立下了汗马功劳。标准化思维当然需要标准化工具，因此教科书也都是由教育部指定且由指定出版社出版，在各大书店有售，有兴趣的可以买一本看，包你恶心得如同听日本人念诗。
王尔德其实也不够有远见，因为他还说“世上没有不道德的书，书只分写得好坏”。他想不到竟有中国教科书，既“写得坏”又“不道德”，其乏味程度令人惊愕（若非乏味怎能当磨铁棒使？），也不知是谁写的，反正要让我写那种书，我还不如到北极卖冰箱去。上中学时我本以为中学教科书是世界上最不堪入目的书了，到了大学才发现此言差矣。
但出版社们可不在乎这些。中小学教育业荣膺“十大暴利产业”31，其中这些暴利出版社也要分得很大一杯羹。一旦能印教材，那就意味着全国所有学生都得买你的书啊，于是整个出版社就好比曼城来了阿拉伯酋长，女大学生被包养，一夜暴富，鸡犬升天。你看×教社×教社那大楼，猖狂无比，里面不知道哪个马桶是用我的钱买的。
绞刑架不仅有教材，还有广大练习册们，也就是教辅书。若说书店里数学练习册最多，排名第二的便是物理，之后是化学、英语⋯⋯它们整齐地排起N个书架，绵延千里一望无际，前面还往往淤着一群迷途的羔羊，王尔德见状怕是要马上把那句话改为“世上有很多不道德又写得差的书”。全国那么多出版社，要是哪个能捞上一本让学校盯上成为指定练习册的教辅书，立马能跟中了彩票似的发大财，不过挣的都是学生的血泪钱。
那学生为什么还甘愿流血流泪背书做题呢？
因为要考呗。
◆工序3——考试
In examinations the foolish ask questions that the wise can not answer.
——Oscar Wilde
在考试中傻瓜往往提出智者无法回答的问题。
——王尔德
中国教育有三宝，背书做题天天考。接下来就要说到咱中国教育的重头戏，说到整个“人才制造业”的高潮——考试了。
有人说，不到长城你就不是好汉；又有人说，没看过武藤兰你就不算看过日本爱情动作电影。那我们则可以说，没被考试考晕考糊你就不算中国学生。考试之于中国教育，就好比瓶子之于莫兰迪32、瓜子儿脸之于莫迪利亚尼33，乃其标志性特征。而考试也不仅仅是一道工序，它对我们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同学们见面时寒暄语可以为“今儿你考了吗？”或者“今儿你考了几次？”的确，中国学生吃过多少顿饭，差不多也就考过多少次试，尤其是在中学，那六年我们见证的考试数量就跟结婚登记员见证的悲剧数量一样多，掰着头发都数不过来。而且它还是分行政级别的，从国家级开始，到省级市级区级校级，最后到各科老师见缝插针自主研发的小测验，数量之多种类之繁盛真是令人叹为观止，我看咱中学完全可以开个考试博物馆，供全世界学生参拜（相比之下外国就相形见绌了，估计中国一个重点中学的考试数量能顶上美国所有中学的总和）。
天天背书做题的目的都是为了应对天天考，或者说中国学生就是为考试而生的。你看每逢考试来临，不管大考小考，各位同学就跟“大姨妈”来了似的，焦虑不安气血不畅，“哎，最近人品暴差，这次考试肯定衰啦！”“怎么办怎么办，还没复习完呐⋯⋯”考试前夕如临大敌紧张无比，考试时满头大汗奋笔疾书，考试后唧唧喳喳兴致盎然地对题，这些场景早已成了固定步骤，大家天天不厌其烦地重复。瞧我们的生活，真是多姿多彩。
要说为啥中国学生如此痴迷于考试，原因很简单，“考试是检验学生的唯一标准”。它就是生产线上检验产品质量的那道工序，可以衡量学生的价值，还给人打个分数，以示你是否符合标准。所以说“分分分，学生的命根”，从小到大，就卷子上那两位数（有时是三位或一位）成了所有人活着的意义。
那么考试又是如何进行质量检测的呢？
考试考的，实际上是学生能不能在极短时间内写出“标答”。这又跟平时不一样了，做数学时一道题你爱想多久想多久，但考试不行，时不我待，要想拿分必须用之前训练了N次的标准解法做，不能有丁点儿偏差。所以它不仅考你知识的固化程度，更是考你思维的固化程度。一共就那么点儿时间，还那么多题，哪儿容得你胡思乱想。政治考试问你“为什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要跟出租车司机似的想到哪儿扯到哪儿，赶紧乖乖写出书上说的那几条息事宁人拉倒。最怕的就是有孩子傻，看到“你认为某某事件有什么意义”，哇靠，一下心血来潮开始长篇大论，正面不够还写到背面，等发卷子就傻眼了。它问你“你认为”，实则是问你“书上说”，这么简单的逻辑都不明白，不是傻是什么？懊悔之余看看旁边同学，写得短小精悍，按套路套上书中原文，满分儿！理科也一样，答题的思路要非常精确，每一步都跟印在脑子里似的，这才是拿高分的正路。绝对不能灵机一动想新方法，那样往往会以悲剧收场。归根结底这些灵机一动心血来潮的，还是没有接受“只有一个正确答案”这样的思维方式，脑袋还没打磨到家。
所以在中国，满脑袋新点子的学生绝对没好果子吃，只有你的思维够固化够僵硬够“标准”，考试才能分数高。我考试的时候就有体会，尤其是考拿手的科目，都不带想的，眼睛看到哪儿，手就能跟到哪儿，中途不用经过大脑链接。刚才说背书要背到潜意识里，考试考的就是你的知识和思维深入潜意识的程度。我们考试的境界，先是“见题是题”——不会做；学着学着就“见题不是题”——开始琢磨了；学到最高境界，就回到了“见题是题”——不用琢磨了，看见题就写下答案，就好像狗见到骨头就叼，已经成了本能。
凡是达到这种境界的人，一场考试下来感觉就像当年凯鲁亚克写最初版本不带标点的《在路上》34，一气呵成不带停的。这样的极品学生拿到卷子便觉得无比亲切，看着那些个题就好比腐女看日本漫画、宅男看武藤兰——已经见过成千上万遍，想忘都忘不掉，答起题来更是轻车熟路易如反掌，对每一道题的套路都烂熟于心，往上写只不过是例行公事。这样的学生考试根本犯不着动脑子，一看题就知道怎么做，往往读完题答案都能算出来，随后大笔一挥三下五除二搞定，捯口气儿便开始做下一题⋯⋯
要达到这种境界实在是不易，那基本就相当于把人的脑袋变成狗的脑袋。马戏团训练狗是给它扔骨头，要它跑过去，而老师训练我们则是扔给我们一古诗，让我们冲“形式内容”跑过去，扔给我们一圆，让我们冲什么什么点什么什么线跑过去⋯⋯诸如此类，到最后能把人练得思维极度僵化，让这些套路成了你的下意识反应，让思考退化成了本能（怪不得杜威说“学校是个应用心理学的实验室”呢，原来是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实验室）。你别说，到最后真有人一整张卷子都答出标答的，老师总会拿着这些卷子跟我们说:
“你们都学着点儿！”真想知道此人大脑长什么样儿，建议生物学家们能解剖存留供科学研究。
行为主义心理学家华生有句名言:“给我一打健康婴儿，让我在可以完全控制的环境里去培育，我能使任何一个婴儿变成任何一种人物。”那么中国教育则可自豪地说:给我一打婴儿，再给我一打考试卷子，我能使他们都变成一个人。
而考试衡量学生的基准，就是“标答”。
工业生产线上都有一个标准模子，所有产品都要拿来跟它比，咱们则有“标准答案”，此乃评价学生质量的唯一尺度。这考试流水判卷给学生打分的实际功效就像是当年苏联挑中国苹果一样，拿个漏斗把大脑一个接一个扔进去，大了不行，小了不行，卡在洞口刚刚好才算过关。这漏斗便是“标答”，上面的刻度是分数，越是接近洞口那个大脑就越标准越合格。漏斗检验之后老师会整个“大排名”，按分数高低把这些大脑排成一列。只见那分儿最高的大脑是一标准的正方体（可以给方正电脑做广告了），长宽高可丁可卯一点儿都不带差的。高分段的脑袋都长成一个样儿，分不出谁是谁的脑袋，越往后则是差别越大，低分段的反倒是人模人样了。
以上就是考试测定学生质量的原理，相当抽象，相当抽象⋯⋯考试既可以评价质量，亦可作一道工序使。每考一次试就相当于给狗扔块儿骨头，把你脑中“标准答案式思维”再往潜意识里推一步，这一招也是快捷高效，要不怎么“天天考”呢。而学生考完了试，一手拿着自己卷子一手拿着“标答”修修改改，就好比一手拿着自己大脑，一手拿着“标准大脑”，看看自己大脑哪儿不合适，这儿多出一块儿，割掉，那儿缺了一块儿，补上。直到有一天拿了满分，说明自己大脑已经修成正果“圆寂”了，欢欣鼓舞激动万分，回家立刻给爹妈报喜，爹妈摸着你脑袋说:儿子你真棒！
真棒。
哪个国家都有考试，但从没听说只用考试评价人的，更没听说用一张卷子一个标准来测定人的价值。只有工业品，才会统一标准。既然你用工业方法评价学生，学校只好按工业方法生产学生，把大家都弄成一个样儿，排成一个队，分数高的叫好学生，分数低的叫差学生。考试至上乃中国教育丑陋之基石，而为了精辟地概括这种丑陋，咱发明出了“应试教育”这个词儿。
那我倒想问问那帮出卷子的，你们有什么权利让所有人都按你设定的标准排队呢？又有什么权利要求别人非得接受你的观点呢？就几个编教材的，一拍脑袋写出一句话再加黑就成了学生的圣旨，成了评价所有人的标准。拿一根尺子衡量所有人，这种行为本身就是对人性的蔑视。就好比伍兹、鲁尼、张维迎、陈冠希在一块儿，四人各有所长，但你非要比谁球踢得好，那鲁小胖立刻趾高气扬，其他三人只能骂道:凭什么啊，不讲理啊你。的确，中国教育就这么不讲理，你有天大的本事有再多的才艺会再多的东西也白搭，我就考你那几科知识，就考你背书做题。后面我们会看到外国的教育，人家评价学生的方式正相反:无差别优异，用无数个标准衡量学生，不排队，只要你成为“你”就好。
然而中国这样却有一个好处。若不给学生排队，大家都特乐呵；给学生排成一队横向比较，则能刺激人的自卑心。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阿德勒说自卑是人的原动力，这句话至少放在中国学生身上没错儿。你想，一旦排队，就总会有排你前面的，你永远要看着人家后脑勺，即便你得了99，前边还有100的。谁看见别人排自己前面都觉得别扭，于是所有学生排完队心里就必然搓着火，憋着气咬牙切齿想超过排自己前面的，回家便凿壁偷光悬梁刺股。就这样，大家前仆后继你追我来我追你，于是整个生产线就成了个永动机。
小学时，考试就已经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深深扎了根，成为了一个无比神圣的事物，我们同时也就有了北京国安情结——永远争第一。那时候要是得个第一，可了不得了，自己会觉得是个巨伟岸的成就。当然像我这样的好学生拿第一是家常便饭，只是有一次数学没考100，回家又气又恨直掉眼泪。这种情节到中学则愈演愈烈。政治书上说人生的真正价值在于奉献，扯淡，人生真正价值明明在于考试。上中学天天考试天天排队不说，大家还都坐一个教室里，这不就跟斗鸡似的吗，看见比自个儿分高的就愤恨难耐痛不欲生，然后暗自下决心总有一天我要排前面。尤其女生们嫉妒心强，此时还没抢男朋友呢，这儿就开始较上劲儿了。有的老师还嫌不刺激跟边上添油加醋，按考分排座位，明摆着是要对差生进行一番羞辱。学生们的各种心理疾病都是这么刺激出来的，而学生与父母和老师的矛盾也都跟考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政治书又说矛盾是对立统一，扯淡，我看矛盾就是考试成绩。到大学，考试依旧使人肝肠寸断，虽说科目有所变化，不过乡音无改鬓毛衰，仍然考你的下意识反应。当然你没有这反应也可以，讨好讨好老师，拍拍马屁或是用其他计谋一样能得高分，此处不再赘述。
然而有的东西不能不赘述，一说中国教育就必须提到中高考，此乃中国独特的风景线。女人每月要折腾那么几天，而中国每逢6月都要折腾好一阵子，所以中高考可谓是全中国的“大姨妈”，那段时间全国都进入了一级戒备状态，硝烟味道在空气中弥漫，警察巡逻街道封锁，一派盛世景象，场面荡气回肠。然而折腾过后却发现，原来就那几张卷子，那几个小时，就能决定你的全部价值。一考定终身要求学生一切的一切都必须极度僵化，从记忆力思维套路到考试时的状态甚至这一天几点大便，都要重复可操作。没听说有什么比这更不人道的了，这就是彻彻底底把人当成机器，而教育的工业化也在此达到了顶点。高中课本上把教育归为第三产业，我看不大合适，它应该是第二产业里的最正点的一个。
咳，中国学生就这德行，一谈到考试就跟哲学家似的唠叨个没完。打住，打住。
以上就是中国教育培养“人才”的主要工序。这工序威力虽大，却也挺简单。的确，要想标准化就不能整得忒复杂，工序越是乏味，制造出来的人才就越是标准。所以说王朔那句“长得跟教育似的”，真是形象。用语文答题套路来回答，“用类比的手法，以教育类比人，形象生动地描绘了此人长得死板，不仅死板而且丑陋”（满分）。
总之，上课作业考试这三道工序对学生轮番轰炸，你方唱罢我登场，其步骤之连贯有如法国贵族吃牛排一般一气呵成，分工之精确就跟屠夫切取猪膀胱一样滴水不漏。中国人才就这样哗啦哗啦被批量生产出来了。
生产工序说完了，还要说说其中涉及的人员单位吧，尤其是这荣膺“十大缺德行业”35之首的教育产业，内部构成纷繁复杂，队伍相当庞大。接下来咱们就看看最主要的角色——老师、学校、家长都是干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