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教育是怎么拧巴的？
Wondering what god had wrought when He made life so sad.
——On The Road
揣摩着上帝究竟做了什么，竟让生活如此悲哀。
——《在路上》
羡慕嫉妒恨过外国学生之后，你不免还要悲伤地四十五度仰望天空，质问上帝究竟做了什么，竟让我的生活如此悲哀？（比凯鲁亚克悲哀多了，他都上哥伦比亚大学了还辍学。）然后又要把头扭向一旁，哀叹自己为什么生在了中国没有投胎到美国去。
问是问得好。在痛骂中国教育之后，我们得打一个问号:它咋就这么悲哀？
不过这哀叹严格来说并不准确。你应哀叹为什么自己生在了这个时代的中国。
你应感叹自己怎么没有早出生两千年，那样你就可以在战国时代做诸子的门徒然后跟他们天天唠嗑然后周游列国；或者你可以早生一千年，那样便可以在书院穿着袍子慷慨激昂地站讲台上跟志同道合的人讨论某个不靠谱的观点；哪怕早出生一百年也好啊，那时你亦可于乱世中寄身在民国的大学，和同样在喧嚣中祈求心灵宁静的学者们交流思想，而那些学者不会杀风景地三句不离学分绩⋯⋯
之前说了那么多西方教育不免有崇洋之嫌，那现在就让我们瞧瞧咱中国自己的教育，你会发现它也曾那么璀璨夺目美不胜收，远不是现在这般拧巴。它就好比一个女子，小时候是让大叔垂涎的萝莉，长大了也是迷倒众干部的妙龄少妇，但如今已成了一丑了吧唧的欧巴桑。你没泡上年轻的她，只能怪自己生不逢时。
过去老师动不动就对我们进行忆苦思甜的革命教育:过去我们如何如何，现在你们如何如何，于是你们必须得如何如何。那咱就也来个忆甜思苦，通过古人的记载追忆中国教育过去如何如何，再想想今天它如何如何，最后琢磨琢磨咱应该如何如何。
◆此景已然成追忆
要说中国啥事儿，第一个蹦出来的名字必须是孔子，教育也一样。刚才说到苏格拉底助产术的丰功伟绩，但你在网上搜“谈话法”，人家先说的可是咱们的孔子哦。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
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
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
夫子哂之。
“求！尔何如？”
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
“赤！尔何如？”
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
“点！尔何如？”
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
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
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
风乎舞雩，咏而归。”
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论语·先进》
这篇看得我眼睛长茧的课文说的便是孔子“上课”的场景（现在老师用灌输式教学让学生学孔子的启发式上课，真是分外幽默）。
一本《论语》翻开，满篇都是孔子和学生在聊天，从治国方法到诗词音乐，从人生理想到处世准则，千奇百怪无所不聊。和孔子唠嗑估计比和苏格拉底唠嗑更愉悦，因为苏格拉底和大多数哲学家一样，是同性恋，男同学估摸着一边跟他探讨“美之所以为美是否由于美”，一边还要防着他勾魂的眼神。然而和孔子则不必，他不仅取向没问题，而且大爱音乐，上课不用起立，但定要有销魂琴声相伴，高兴了还要唱两句（孔子若是生活在当今，肯定是一文艺青年，脚蹬马丁靴身着花格衫，戴个耳机摇头晃脑）。
孔子当年就明白，学生爱聊啥就聊啥，自己在旁边当个服务员就行。不过服务员也不是好当的。现在老师上课和学生也有对话，不过大致都是这样:“比喻的作用是什么？”“形象生动！”简直俗不可耐。孔子那对话可需要相当技术含量。
比如《卫灵公》中记载，孔子“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孔子听到后故作矜持地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子路问孔老师君子是否也有穷困的时候，他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从侧面提出了君子与小人两种人有两种对待穷困的不同态度。你看，你问他问题吧，他偏不告诉你“正确答案”，多傲娇。这就是孔子发明的“扣两端”法:从正反两方面做出比较，然后让学生去判断。王尔德说:“有些作品很有耐性，很长时间都没被人了解，因为它们回答了还没有人提出过的问题。很久以后这些问题才会出现。”孔子的“扣两端”就是这样的作品，不仅能回答问题，更能让学生悟出问题以外的道理:君子和小人之分别不在于穷不穷，而在于对待贫穷的态度67。
若说孔老师最脍炙人口的教育理念，就要数“因材施教”了（不过真是讽刺，此词并非出自孔某原话，而是之后朱熹总结的。一会儿我们即将看到朱熹是如何毁掉中国教育的）。
不知为什么，这四个字谁都会说，但没人会做（大家基本上做到了其对立面，“因教施材”）。咱可以观摩一下孔子咋做的:
《先进》中，子路问:“闻斯行诸？”
孔子答以:“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
冉有问“:闻斯行诸？”
孔子则答以:“闻斯行之。”
子路和冉有问的问题是一样的，而孔子的回答却不一样。这就有些奇怪了，所以公西华就问为什么啊。孔子说，这是因为这两个人不一样，冉有的缺点是“退”，畏缩不前，偏于保守，“故进之”，教他遇事果断进取；而子路的缺点却相反，是“兼人”，也就是胆大好胜，性情急躁，“故退之”，告诫他凡事要慎重考虑，三思而行，不要鲁莽轻率。
同一个问题，对不同学生做出不同的回答，这就是“因材施教”。（而让所有学生写出同一个答案则是“因教施材”，真是正好相反。）
这样教学生，能不受欢迎吗？在《子罕》中弟子颜回就赞叹孔老师说“: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都欲罢不能了，可见当时孔先生上课多么有诱惑力（不知颜回取向有没有问题）。现在的老师要是稍微有点儿孔子遗风，也不至于落得个“90%不合格”的尴尬下场。
话说孔子死后不少学生都主动守丧三年，“相向而哭，皆失声⋯⋯”子贡在老师去世时没能及时赶回，自责不已，便独自守了六年丧。
我们现在上学，要是哪天有老师病了或者有事儿来不了（尤其是数学老师），班里定会洋溢着欢乐的节日气息，同学们喜不自胜乐不可支，恨不得开香槟庆祝一番。
这样教学生的不仅是孔子，先秦那堆诸子百家统统用讨论法培养弟子，《孟子》、《庄子》里面全是对话，拿显微镜你也找不着一个让学生坐那儿干听干背的。我想孔子他们肯定不希望看到今天语文书《论语》篇后赫然写着“背诵全文”。
咱不光有孔孟这些大牌儿，“偏门”大师同样出彩儿。比如鬼谷子，后人称之为“一代怪杰”，卫国之鬼才，兼顾数家学问，更是纵横家鼻祖。他同样精通教育，弟子不多却个个声名显赫，降低学生数量提高学生质量，跟计划生育似的。孙膑、庞涓、张仪、苏秦皆出其门下。
鬼老师教学方法十分怪异。一天，他把孙膑和庞涓俩徒弟叫过来，给每人一把斧头，让他俩上山砍木柴，但是有个特殊要求:“木柴无烟，百担有余”，而且限制了时间:十天内必须完成“作业”。大徒弟庞涓没多想，直接奔去噼里啪啦砍柴，每天累得如上高三，半夜都顾不得睡觉。二徒弟孙膑则不然，他不慌不忙地找了些榆木疙瘩放到窑洞里，点火烧成木炭，然后砍一根柏树枝做成扁担，轻轻松松地将榆木烧成的木炭担回鬼谷洞。这意思是百（柏）担有余（榆）。
十天后到了交卷判分，鬼老师先点燃庞涓的干柴，结果火势虽旺，但浓烟滚滚呛他一跟头，结果分数只是勉强没有挂。接着他又点燃孙膑的木炭，人家火不大但很旺，而且还没烟。鬼老师当然是大加赞赏，给了个4.0。
这次考试庞涓考砸了，但他不服，嚷嚷着说要重考，鬼老师就又出了一卷子。这次他坐屋里，跟庞涓、孙膑说:“你们哥儿俩谁把我从屋里动员到屋外，谁就算考试过关，要没把我弄出去直接挂掉。”
大徒弟庞涓以为自己有办法，跟谈恋爱似的挖空心思用尽花言巧语骗人:先是说:“元始天尊到，请您接驾！”人家鬼老师坐那儿根本不理他。然后他又说某同学打架被打得半死，人家家属打110了等等，但鬼老师显然不会吃这套，结果庞涓气得差点儿把屋子给烧了把老师逼出去。最后结果不必多说，这样的三无学生怎能及格。
大徒弟挂掉，二徒弟孙膑上场。孙膑摆出一副要交白卷儿的样子，愁眉苦脸地说:“老师啊您这么资深的鬼，能知五百年过去、五百年未来，小生还嫩，怎能骗得过您！”鬼谷子跟当官儿的被拍了马屁似的，有些飘飘然，信以为真。孙膑接着说:“毕竟跟您学这么多年，其实要是您在屋外，我倒是有办法把您骗进来。”鬼谷子听了觉得不悦，边起身边说:“我倒要看看你有啥本事！”起身就往外走，等一脚踩到门外面才发现不对劲68。
哥真是服了。
这就是鬼谷子培养学生的方式，稀奇古怪天马行空，羡煞各位老师。
孔子这样的大师和鬼谷子这样的奇才在古代教育史上简直数不胜数不胜枚举，咱也能从他们身上窥得中国古代教育之美轮美奂之千姿百态。而古代流行的讨论法则能将学生的内在能力引发出来，真是代表着教育的发展要求，代表着智慧的前进方向，代表着最广大学生的根本利益。
如今此情此景已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将人的内在能力压制下去”。
古代教育之惊艳从学校中也可见一二。话说中国封建时期的学校和现今资本主义国家差不多，公立私立都有，且私立的水准还稍高一筹。“公私合营”不说，还有超凡脱俗遗世独立的书院，真是令人惊叹。
都说意大利人发明了大学，人们大概不知道中国早就有，只不过比大学多一点儿，叫“太学”。咱那太学已然发明了“选专业”、“选课”制度，即所谓的“分斋”，里面课程也从四书五经到军事兵法，从天文地理到孝悌睦姻都有，比现在大学还全乎。发明分斋制度的北宋著名教育家胡瑗还让学生每人选一个主课，再选一个副课，如同今天的双学位（他们到考试周肯定巨紧张）。分专业不说，他们还搞分层教学，也就是“别舍”，一门课分三个班，难度不一，各位学生量力而行。
但光闷教室里傻看书可不行，那就真成“中国学生”了。
学生在一起共同探讨诗义，各自发表不同的看法，相互砥砺志向。古代的大学在郊外，学生要离开父母和同学生活在一起，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让他们找到相观而善、切磋琢磨的朋友。在家自学的学生，学到一定的程度，都要想办法出去“游学”，广交天下朋友，相互论学，相互砥砺。即使在学校教育衰落的时期，学子们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相互切磋的风气从未间断，甚至更加流行。魏晋时期的名士最喜群居论学、清谈玄理。唐代诗人最喜结伴而游、相互酬唱。69
那时不光学生在平时讨论，各家流派还会定期在大堂之上吵个你死我活。这在古代有个雅名，叫“问难”，其实就是互相刁难，想方设法把对方问倒。古代宫廷有“太学”讲坛，也就是人民大会堂学术研讨会，不过这会不是领导念稿子，而是大家相互出难题，有时候更要齐集各家流派来PK，例如儒释道三方辩论。“问难”是唐代太学独特的教学的重要组织形式。据记载当时场面热闹异常，辩者“雅有词致，论难峰起”，针锋相对，听者则是聚精会神。“问难”充分体现了唐代教育的开放性。
对于问难，唐以后没有在教学制度上做明确规定，但是“问难”很长时期仍然是一种重要的学术研讨和教学方式。
这还只是官办学校，到了私学那儿更变本加厉，其学术气息之浓厚氛围之民主自由，如今的大学看了必定羞愧不已。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恢弘场景正是拜当时遍地可见的私学所赐，后世不管哪个朝代哪个皇帝，也少有把私学当做反动势力取缔的，而中国的那堆稀奇古怪的学术流派能流传至今也多亏了私学。
这里面最有特色的便是书院了。书院可谓是古代教育一朵奇葩。它既姓私又姓官，属于花猫，不管什么猫了，重要的是书院专注于学术，且为社会培养出了一批批正直廉洁、不畏权贵的人才。
书院里面施行“会讲”制度，顾名思义也就是书院内外的学者通过开会的方式来讲自己的观点，当然也要辩论，学生可以旁听。例如岳麓书院就是这样，当年举行明星学者朱熹和张拭的“朱张会讲”时，吸引了许多粉丝，“道林三百众，书院一千徒”，从全国各地赶来的书生更是“座不能容”，“饮马池水立涸，舆止冠冕塞途”，供水困难，交通堵塞。不知这玩意儿算不算非法集会闹学潮。同时岳麓书院还提倡师友间和师生间的辩论，而且他们的讨论没有“标答”，相反却把前人视为绝对真理“六经”里面的东西以及孔圣人都掰开揉碎拿来争辩一番。
也许这就是“批判性思维”的雏形。
说到古代教育就不得不提那地标性建筑——科举。如今一提科举，大家立刻想到八股，随即大骂“高考就是从这儿来的！”殊不知最开始的科举可不是全国一张卷子，而是科目繁复琳琅满目。别看现在西方都“无差别优异”了，人家最早是从中国这儿学的考试制度呢70。在大唐盛世，科举也搞得红红火火轰轰烈烈，科目类别纷繁复杂令人眼花缭乱，比如秀才要考方略五道，进士则要考试时务策五道，贴一大经。明经科目包括口试经文大义十条，答时务策三条，还有考试法律条文、算学、诸史等；之后还开设了道举科，考道家经典；到武则天时期，还设立了“武举”。
唐朝因隋朝之旧，科举制度逐渐完备起来了。“制举”不是常科，是为了“待非常之才”。前后不下八九十种科目，甚至有“不求闻达”科、“高蹈邱园”科，甚为可笑71。
现在高考的功能则是“废非常之才”。
唐代的留学生教育也发展起来，来自日本、新罗、高丽、百济的留学生数量众多，到中国学习经史、法律、礼制、文学和科技文化72。
看见没，那时中国可是留学胜地啊，大家没准儿都为了来这儿拼命考T考G，所以说你没有生错地方，只是生不逢时。
说你生不逢时还真别不信，就算没生在春秋战国大唐王朝，生在军阀乱战的民国也行啊。
华裔诺贝尔奖获得者，到现在也不过8人，而有5位都是生于民国接受民国的教育73。
耶鲁大学校长安吉尔博士宣读了“为人类做出革命性贡献的十大伟人”的名单，其中有爱因斯坦，有杜威，还有民国教育家晏阳初74。
“新中国没有一个教育家，而民国时期的教育家灿若星海。”这句话虽是网友杜撰，却十分精辟。民国教育家既有像蔡元培、张伯苓这样如雷贯耳的大师，也有刘文典这样敢一脚踹在蒋介石肚子上的勇士。那十几年里大学百花齐放争奇斗艳，北大清华小得可怜，只有几十名教授，却都是名字响当当的学者，而私立大学自由的环境使之成为人文思想的圣地。这才叫“一流大学”呢。值得一提的是，杜威，就是前面说的那个美国最牛的教育家，曾经来中国和胡适商量要办大学搞教育，只不过因为“种种原因”，碰了一鼻子灰走了。
1949年之后中国一共就培养出一个诺奖（数据截至2009年），还是文学奖。
就算是在硝烟弥漫的抗日时期读书，你仍能在这破败不堪的土地上找到一丝温暖，那时的中国仍有能被称为大学的机构。
真正的大学应该是一个人们追求光明、探索真理、独立自由的理想主义学术圣地，是一座真真切切的象牙塔。用竺可桢的话说，就是一个“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地方。在中国的历史上，有过这样的大学吗？有！更讽刺的是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所现代大学——由京师大学堂转变而来的北京大学，1915年由蔡元培入主校长以及1937年抗日战争时期由北大、清华、南开组成的西南联大。就是当时的西南联大在那个动荡不安的艰苦岁月里造就了我国两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和8个两弹一星的功勋科学家75。
1937年，抗日战争，平津沦陷，北大、清华、南开被迫南迁，合并成一所简陋流动的西南联大。这几乎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历史上最美丽的海市蜃楼，学校坚持不采用政府教育部布置的大学课程，声称教学是大学自己的事，不是教育部的事。老师没有固定的教学大纲，随着心意安排课程，学生没有生硬的选课要求，学生们整日整夜地泡在学校外面的茶馆里看书写作。9年的时间里，培养出了我们后来投入百十倍的时间金钱都追及不了的大师。有人说西南联大成果的唯一诀窍是自由。西南联大的学生说:“那是一段谁也不怕的日子76。”
同样美丽的，还有另一个海市蜃楼——燕京大学。这个由司徒雷登开办的仅仅存在了33年的学校，在那个历史的夹缝中用它短暂的生命给中国留下了最鲜艳的色彩、最美好的回忆。33年里，燕京大学注册的学生加起来不到1万人，却培养出了42名中科院院士、11位工程院院士，这样的“效率”足以让如今的大学找个地缝儿钻进去。而费孝通、雷洁琼、冰心、侯仁之等人，只不过是这1万人中的代表。当年燕京大学的气势之盛，甚至引来了哈佛同它合作，在中国成立“哈佛燕京学社”，还建了图书馆，而司徒雷登标榜的自由之风，秉承的“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的校训，让这所学校引来了无数大师。那个年代，西南联大和燕京大学在国际上的盛名，毫不逊色于哈佛牛津77。
据说教育界有种共识，说1949年之前的高等教育基本是成功的。那时的大学，还有与国际教育主流接轨的野心和可能性。
1949年之后的高等教育也不能说完全失败，即便是在20世纪80年代，大学也没有现在这么低俗，即便不是象牙塔，也还算是一片纯净的场所。
而到了80年代，大学精神有了短暂的回归，大学生终于有了他们该有的样子。80年代，劫后余生的大师们，终于登上讲坛，在垂垂暮年有了点燃下一代智慧之灯的机会，精神荒原上长大的年轻人，终于来到了圣殿，在未老之际还有重组和构建心灵版图的机会，知识在两代人之间有了种缠绵的粗暴的哺育关系，从废墟上也要建立起血肉相连的精神谱系。
90年代，见证了大学的堕落78。
我们不仅见证了大学的堕落，更见证了一个国家，一个号称“教育是立国之本”的国家，一个民族，一个自诩“孔孟之乡”的民族的教育的堕落。一个有如此光辉教育历史的国家，如今竟落得这等地步，真是让人无语。
但在无语的同时，咱也得画个问号，纳闷儿它咋就成这样哩？上帝究竟做了什么，竟让中国的教育如此悲哀？竟让我们如此不幸，生在这么一个悲催的时节？
下面我们来把这个问号完整地画出来
◆“教”
中国学生干什么都喜欢抠字眼儿背定义。老师就这样教我们的。
那咱就来抠抠字眼儿，看看啥叫“教”我们。
“教”原本是个象形字，描述的是老师拿着棍棒监督孩子学数学的场景（拿着棍棒就够惨的了，还要学数学）。而其本义又该如何阐释呢？
上所施下所效也。
——《说文》
教者，上行下效也。
与英文education恰恰相反，中文的“教”强调的不是引导自身的能力，而是上行下效，说白了就是学别人，背别人写的书走别人走的路。如此说来，现在的中国学生真是达到了教育的极致。
其中“上”“下”二字更是值得玩味。或者说没啥可玩味的，明摆着就是说老师家长在上学生在下，地位差别一目了然。这是后话。
那到底应该“上行下效”，还是应该“e-duc”呢？
教育的首要目的是培养出那些能够做别人没做过的事的人，而不是让人简单地重复前人已经做过的事。
——皮亚杰79
这句话翻译得不大通畅，还请见谅，毕竟老师没教过我怎么翻译它。
◆孝？顺
既然“教”的左边是“孝”，那么说“教”要从“孝”说起；既然都说父母是人生中的第一个老师，那么咱也要从父母开始分析。
之前我们看到外国的父母给孩子自由，考多少分上什么大学以后干什么，都是孩子自己的事，他们犯不着管。怎么中国的父母就没这肚量呢？从期末考多少分到以后找什么工作找什么对象无所不管，跟城管似的烦死人了。萧伯纳曾经感叹:“家长们要是知道孩子有多讨厌他们就好了！”（If parents would only realize how they bore their children！）这话应该我们说才对。
殊不知，这“无所不管”在中国还有着悠久的传统呢！
都说“孝敬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此话不假。“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父母生你养你，你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天经地义，全世界都一样。然而中国的“孝”却走了样儿。
子曰:“父在观其行，父没观其志，三年无改父之道，可为孝矣。”
——《论语·学而》
孔老师说的啥意思？他说，当父亲在世时（因为孩子无权独立行动），儿子要观察他的行为，模仿他；父亲死了之后，就要弄明白他的志向，继续去做；倘若三年内你能够遵循父亲的想法行事，放弃自己的想法，那就算是“孝”了。
这句话功效好比卸妆油，剥去了“孝”的胭脂，使她露出了那比凯列班80还丑陋的面孔:只要父母在世，你便无权独立，即使父母死了你也要遵循他们的处事方式。你是父母的影子，他们怎样你就怎样。此时，“孝敬”已然变成了“孝顺”。一字之差，差之千里。所谓“孝”的精髓，实则在于“顺”。那为什么要“顺”呢？
贵贱有等，长幼有序。
——《荀子》
荀子一语道破天机:在中国，长幼之间是有等级的，你生来就比你爹娘低一等。古代当爹的不跟孩子一起吃饭，也不亲自教孩子读书，就是为了强调这种等级关系。
对此关系，孔子用一句结结巴巴的话做出了诠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没错，你爹之于你，就如皇帝之于臣子。之后从董仲舒三纲五常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也能体现这点，而宋明理学更是夸张:“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父要子亡，子不敢不亡。”
《汉书》上说，汉武帝时重臣金日，因其子行为不轨，便杀了自己的儿子。
小时候吵架老说一句很幼稚的话，“他让你跳楼你就跳啊！”现在才知道，要是爹让我跳，我就得跳。
父者，子之天也。
——董仲舒《春秋繁露》
父子者，何谓也？父者，矩也，以法度教子也。子者，孳也，孳孳无已也。
——班固《白虎通义》
天下无不是的父母。
——某理学家说的，不知道是谁
既然天下没有不对的父母，既然他们是你的规矩，是你脑袋上的天，那你除了一丝不苟地按照他们说的做，还能怎么着呢？虽然“孳孳无已”本来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意思，但我倒是觉得，把它理解成“孜孜不倦地放弃自己”更加恰当。
“父母皆祸害”那小组里好多人抱怨父母总管他（她）们的私事儿，有的说父母总对女朋友指手画脚，有的则是直接把有情人生生拆散。其实你已经很幸运了，古代的婚事从来都是被家长“包圆儿”，根本就没你自己说话的份儿。“指腹为婚”更是夸张，父母对着大肚婆乱指一通乱点鸳鸯谱，如同闭着眼睛买足彩，买到西班牙还好，买到朝鲜就瞎了。随之而来的悲剧更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主要素材，比如《孔雀东南飞》，就是焦某他妈不喜欢刘兰芝，非要把俩人拆散，最后二位各挂东南枝，悲哉，悲哉。
婚事不过是家长“无所不管”的一个小小例子。古代还有个荒诞的说法，“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必须给我生孩子，否则就是“大逆不道”。你说生不生孩子关他什么事儿啊，没准儿他儿子天生是个同性恋。
我正好有个问题，你说怎么好多同性恋都有孩子哩？王尔德就是一例。
估计王尔德不会对他孩子说“你考试考好点儿，给你娘争争光”。中国的“争光”也是有传统的。“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既然论语都这样说了，那么我们后世这子子孙孙都要去“显父母”，所以下次你娘恨铁不成钢地哀叹“你咋就这么不争气啊！！！”的时候你别不高兴。
毕竟你是她的孩子，应当孝。哦不，应当“顺”。
◆师者，所以传授“真理”也
中国还有一个传统美德:尊师。我小时候敢不听我妈的话，但从来不敢不听老师的，因为老师好像总有一种威慑力，比我高一等，让幼小的我心中产生巨大的畏惧。这大概就叫“师道尊严”。
中国老师高出的可不止一等，而和古时学生比起来我还不算忒的:在古代私塾，开学那天全体学生都要跪地九拜至圣孔子的神威，然后再三拜私塾先生。跪拜结束还没完，起来马上还要设宴请老师吃饭。而平日，你看见老师就要主动拜四下，俗称“四拜”，此乃仅次于对父母的八拜之礼。等到老师走了，你还必须目送老师背影，等他走远才能离去。
我好歹还没见着老师就扑通一声儿跪下。我原来只听说臣民给皇上跪的，没听说还要给老师跪。
现在终于明白了，不仅你爹，你老师也是皇上。要不怎么说“天地君亲师”呢。要不怎么《尚书》说“天降于民，作之君，作之师”，怎么《学记》说，“能为师然后能为长，能为长然后能为君。教师也者，所以学为君也。”老师就是你的皇上。这样看来学生给老师下跪就太合情合理了。
那老师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因为他教你。
古之学者必有师。
因为只有他能教你。
道之所存，师之所存。
因为他是真理的化身。
古人竟傻到这地步，以为老师就是道，是真理。我看古代老师就应该在脑门上贴个条，上面写着“我是真理”。古人认为只有尊师才能重道，你要想获得真理，首先就得高度尊崇老师81。《吕氏春秋》认为，重视教育应真正从尊师开始，否则便是毫无意义的空谈。
难怪咱总说学生去“求学”，老师在“授业”。真理都在他那儿，你只能求了。
也奇怪“无师自通”这词咋出现的，我觉得它对于古人就像“韩国人”对于韩国人一样——搞不懂这词儿到底是个啥意思。清朝时候黄宗羲还说:“古今学有大小，未有无师而成者也。”没有无师自通的，绝对没有！
既然老师哪儿都对，那当然要尊重他了。于是古人就提出“师道尊严”。其实原本是“师道然后尊严”，后人可能觉得把“道然”这么有趣的名字放在如此地方太杀风景，则去掉了中间俩字。
短短四个字，却能从中找出多少教育问题的端倪。从学生缺乏批判精神到体罚，从学生杀老师到女学生被潜规则，都能在此找出缘由。
其实尊严后面还有一个更耸人听闻的字。荀子当年讲当老师的四项基本原则，第一条就是“尊严而惮”。“惮”！所以我害怕老师很正常，而你不光要在老师下面，还要哆嗦哆嗦，表示自己很“惮”。
荀子说:言而不称师，谓之畔（叛）；教而不称师，谓之倍（背）。
我刚上高一的时候，学校为了改造学生思想开过一个主题为“听老师的话”的讲座，我听完那讲座便大为不爽，满腔愤恨地跑去找年级组长质问凭什么让我们“听老师的话”，现在想来，真是惭愧啊！古人说话时不称颂老师都要被扣上“叛逆”的帽子，那我们课上和老师争辩，课下跟老师顶嘴，有时候觉得老师水平不高讲得不好还上课睡大觉回去自己看书查资料，真是逆反之极，罪该万死。
我还恍然大悟为什么中国学生没有批判性思维，为什么我们的创造力如同英格兰队的中场一样匮乏。
如果你的每个想法都“为师是从”、“师云亦云”，如果每个老师都按前人的方法教学，那么任何创造都是浮云，整个教育就如一潭死水，臭了几千年的死水，而如此推导，最后大家都是孔子的徒弟，他老人家是金字塔的顶尖，后人只能一层一层往下摞，永无出头之日。怪不得咱管孔子叫“先师”，怪不得千年来直到现在学生都要膜拜孔子像跪拜孔子庙，尊其为“至圣”。
那么我们就来说说“至圣”。
虽说孔子和苏格拉底都是“谈话法”的鼻祖，但仔细琢磨却发现他俩截然相反。苏某最著名的一句话是“我知道我无知”，他一直觉得别人比他懂的都多，于是总以谦卑的姿态在雅典街头请教别人问题，即便在功成名就后亦是如此。
反观孔子，整篇《论语》全部是弟子向他请教。“老师，到底啥叫孝吖？”“无违即是孝！82”从孔子这儿开始，老师心里就滋生出一种高出学生、“尊严而惮”的姿态。
咱假设一下，若孔子和苏格拉底跑到一起，又会怎样。
衣衫褴褛的苏格拉底大概会不解地问:“孔先生，啥叫不耻‘下’问啊？难道问个问题还有上下之分？鄙人不懂。”
你懂的。
◆死记硬背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前面说了不少传统美德，但要说最使中国学生独一无二的，还数“死记硬背”。
一提到古时课堂你会想到什么？一定是一帮小毛头坐在座位上摇着脑袋齐声背书的场景（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要摇脑袋，又不是去看演出）。没错，在古代，小孩子一般是在政府办的学馆或个人办的私塾里学习，所谓学习，就是每天背书，比谁背得多，要不会背就得挨板子。都说十年寒窗，听着挺高尚，但它实际意思就是花十年时间在窗户底下背书。据统计，古代书生要背《论语》11705字、《孟子》34685字、《书经》25700字、《诗经》39234字、《礼记》99010字。此外还要熟记几倍数量的注释以及其他的经典、史书、文学书籍等83。
和他们相比咱还真算幸运的。
中国人历来对“背”青睐有加。而进入科举时代，尤其是“明清时节”科举退化之后，死记硬背就俨然成了唯一的学习方法（同现在无异）。而死记硬背之精华，在于“死”、“硬”二字。
前两天我的大学老师刚讲过考试技巧:“到考试前知识点你要是还记不住，就硬记，比如数学公式，你也不用理解，把它印在脑子里就行⋯⋯”
学馆或私塾的师长，对课文很少讲解，从启蒙读物到经史之类，就是要学生死背84。
我一听，嗬，这老师跟古人说的一样儿一样儿的。
中国特色的背，就是不用理解，死背。直到现在，小孩儿从话都说不利索就开始背“三百千”，背得烂熟，却怎能通其意？不要紧，背下就可以了。背的目的就是背，不多也不少。古代学生背诵完全是在机械状态下进行，老师不要求别的，只要求你每天都跟复读机似的，坐在那里叽里呱啦翻来覆去地叨咕这一篇文章。
为了死背，古人还发明了各种“窍门”:必须背够一定遍数，“一百遍强过五十遍，二百遍强过一百遍⋯⋯85”；抄书，当年苏东坡天天抄《汉书》，最后只要说一段首字，他便能把整段默写下来。现在咱不也用这些“窍门”吗，高考前要把历史书背多少多少遍，一边背一边抄在本本上，还拿五颜六色的笔抄，觉得自己挺有本事。
你若能背到梁启超这境界，也算圆寂了。
愿书万本读万遍，口角流沫右手胝。
——梁启超
都口吐白沫了，这何止死背，简直是往死里背。这么辛苦地背，难道真的“目的就是背”吗？
非也。
如之前所说，“死记硬背”之精髓也是其最可怕的一点，就是能使背的东西直接钻进你的潜意识，钻进你的内心深处。时间长了，你就变成这样了:
使其言皆出于吾之口，使其意皆出于吾之心。
——朱熹
然后您就可以去死了。
“书上的文句就如同我说的似的，书中的意思就像是我想的一般”，那请问您还活着做什么呢？最好在您脸上印个版权页，以示是哪本书的“影印版”不就得了。
背诵不是不可取。在欣赏文学，尤其是学习语言时，通过背诵你不仅能体验到语言文字的美，更能把这种美吸收到自己身上。但你的大脑所吸收的如果都是别人的思想，那你可以把它扔掉，它不过是别人拙劣的复制品。
王尔德说“质疑是信任的前提”，不过我看着死记硬背就没有质疑，只有无条件信任。都“其意皆出于吾之心”了，还质疑个什么劲啊，而创造力想象力更是无从谈起。那怪不得中国学生记忆能力计算能力世界领先，想象力创造力倒数领先。
你看我天天背王尔德的话，现在就感觉“其意皆出于吾之心”，不怎么会质疑。
但这好像不大对，若我“信任”他，那么我则应当先质疑他，但显然我从没质疑过。既然没质疑过，那么我就是“信任”他。好像有点儿晕。算了算了，王尔德还说过，“我真是太聪明了，以至于有时都不明白自己在说什么”86。
数死记硬背之集大成者，还看朱熹。上面那两句揭露背书丑恶面容的话就是出自《朱子大全·读书之要》。后来他觉得说得还不到位，又写了本《朱子读书法》，名字起得比较婉约，实则就是“朱熹背书宝典”。此书对古代学生学习方法可谓影响甚远（建议要高考的去买本看看，包你650分以上）。
朱熹对于中国教育影响也甚远。他不仅是死记硬背集大成者，更是教育堕落的始作俑者。自他这儿开始，中国教育就跟春晚一样，一年不如一年。
◆罢黜百家独尊灌输
话说朱熹祸害教育也并非一蹴而就。早在汉代，董仲舒就号召“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虽然没真罢黜，但自此之后学生们便觉得学习儒家思想才是正经事儿，这就给之后的祸害埋下了伏笔。
自此之后儒学成了正统思想。而恰恰南宋又出来一个“孔子、孟子以来最杰出的弘扬儒学的大师”:朱熹。
我们都知道朱熹是将儒学极端化为程朱理学的主要推手，而这种极端化很难说是弘扬还是糟蹋还是一边弘扬一边糟蹋。程朱理学的核心思想就六个字:“存天理，灭人欲”，亦可说是没天理，灭人欲。没天理到什么地步呢？《程氏遗书》里愣是号召广大妇女“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你饿死了都不能改嫁。而之后果真有女子，手一不小心碰了一下别的男人，回家就抄起刀把自个儿手给砍了。然而作为一个学者，朱熹虽宣扬这种极度保守的道德观念，他却拥有天下最伟大的政治家具备的基本素质——说一套做一套，尤其是在道德层面。他才不灭自己的欲呢，一边号召“不能失节啊”，一边玩儿“扒灰”（不知何意的请教语文老师去），把儿媳妇的肚子搞大了。
就是这么个怪蜀黍，被后来的皇帝们顶礼膜拜，他的思想也上升为“主体思想”。其实光朱熹一个人也没啥，不过是个老学究嘛，“主体思想”关学生屁事，你灭你的人欲，我读我的书，大家和平相处共创和谐社会。然而后来又有一朱姓好事者出现，一下坏了事儿，那便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
皇帝登基之后头等大事向来是认祖宗，找那种比较牛的套近乎，朱元璋一介农民更是在意这个。于是他就把史书翻了个遍，打着手电筒找，然后发现姓朱的最大牌的就是朱熹。朱元璋不过一放牛的，大概当了皇帝刚把字认全，此时找着个同姓的不说还是儒家大学者，眼前立马一亮，心想就他了。
尽管随后他觉得乱点家谱这事不大严肃，没好意思真认朱熹当祖宗，但朱元璋打心眼儿里为朱熹之学说所倾倒。现在大家都明白，皇上好哪口，你就得听哪口，上行下效嘛，于是程朱理学便一发不可收，成了那个年代的“指导思想”。
朱元璋不仅选择了朱熹思想体系作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而且采取得力措施，将其转化为全体官民的世界观。具体措施就是将朱熹遗存的著作纳入决定公民思想的全国统考。
作为博取文凭和仕途的全国统考──科举三级考试的内容和形式，是朱元璋首创了:
1.科举考试文章体裁只限八股文一种；
2.文中内容不准超越朱熹对“四书”、“五经”的注释，不准讲三代以后的史事。当然，谈论时政是不可能的。87
也就是这一时期，中国教育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如庐山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如同电脑上了黄色网站，立刻病魔缠身七窍冒烟。臭名昭著的八股文粉墨登场，它首先是形式死板枯燥，所有人必须按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这八个步骤来写，毫无趣味格调可言。
但八股说到底只是一种体裁而已，就算刻板，应该也不会真把人的脑袋都弄成“统一”牌的。没有关系，明朝统治者还有后续招数:他们规定，所有的考试文章，绝不能有自己的想法，必须仿照圣人立言，他的思想就是考试规则，你若是超出了就算违规，零分。
于是学子们自此只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了。
这圣贤到底是谁呢？
朱熹是也。
八股文的“标答”，便是朱熹的思想。科举写文章不仅要遵循固定套路，而且还要复制朱熹的思想观点。他写的《四书集注》的内容是衡量八股文的唯一标准，谁的大脑最朱熹，谁的文章就能得高分。
此时八股已和今日考试神似:标准答案，固定套路，移植大脑，背别人的观点⋯⋯顾炎武说:“八股之害，等于焚书。”何止是焚书，简直是砍头。
这还差点儿意思。前面说了，科举本婀娜多姿，有好多科可以选。这么多选择还咋“统一思想”？于是朱元璋便为科举瘦身，罢黜百科，你可以选，不过不好意思，我们只设进士。我们只有进士一科可选。不仅如此，他还封死了学生的其他路。原本选仕并非只靠科举，察举荐举之类的条条大路通仕途。但到明朝，想当官必须考科举，而科举又只有进士一门，进士又要考八股。于是大家也就省去了选择的烦恼，都往一条道上挤，全民大练八股即可。
这便是“高考独木桥”的原型。
既然如此，学校就更不用玩儿花样了，什么质疑讨论太学问难，全是浮云，在教室里背书才是正经事。明朝太学就进行了“教改”，废除百家争鸣，施行“复讲法”。啥叫复讲？就是全班在下面读书，老师点谁名谁上去背，用今天的话说，这叫“抽背”。书院更是在明朝惨遭四次“大屠杀”，那些讲究学术研究提倡会讲问难的纷纷被毁，历史悠久的东林书院也被魏忠贤夷为平地，只留下些为考试存活的“考课式书院”。
而在“公办学校”国子监，学生更是心惊胆战，但凡对老师有一点儿不敬，你就会惹上大祸。朱元璋搞了一条规定，说敢有毁辱师长的，犯“有伤风化”罪（王尔德当年犯的也是这罪），杖一百然后发配充军。洪武二十七年，学生赵麟因受不了老师的虐待，贴了张大字报，结果明太祖一声令下给他砍了头不说，还在校门口把他脑袋支在一杆子上，悬首示众，就这样挂了162年。
听着都瘆得慌，这还学个屁啊。一边是钳制思想，一边是四毁书院，于是学者纷纷落荒而逃，一同消失的还有曾经讲台上的学术论辩，曾经思想碰撞的火花。此时学生们彻底沦为了儒家思想，或者说理学思想的附属品，沦为了“为朱熹代言”的工具，沦为了被灌输经义的容器。明朝开始，教育就如同一座曾经光芒璀璨的灯塔骤然倒塌，黑暗中只剩一片废墟，废墟上插起一面赫然写着“罢黜百家，独尊灌输”的大旗。
清朝不仅接过了这面大旗，还让它迎风飘扬。八股文在此达到了极致，政府干脆编了一本《钦定四书文》做范文，学生把这范文吃到肚子里即可。再来个文字狱一折腾，连废墟都没了，大家只能大眼儿瞪小眼儿，然后继续埋头背书。
说学生是祖国八九点钟的太阳，那么砍掉学生的脑袋，无异于砍掉国家的未来，清朝的衰败，与教育的堕落不无关系。然而统治者怎么可能意识不到这点呢，就连现在的政府都知道“教育是立国之本”。梁启超当年论述“科学不兴”时就犯嘀咕:“清初袭用明朝的八股取士，不管他是否有意借此愚民，抑或误认为一种良制度⋯⋯”88总之这样培养的“人才”，在八股对思想的压抑和对官职、利益的追求中棱角早已被磨没，甚至连一个有正义感的公民都算不上，又怎能有那境界探索世界、追求自由价值呢？“人才”已然如此，国家的衰败便指日可待。
于是大清帝国坍塌之后，民国人把这祸害国家的旗子收起。教育在民国死而复生回光返照，短短二三十年，中国不知出了多少杰出人才。无奈时运不济人算不如天算，不知何时，罢黜百家、独尊灌输这面大旗又重新被举起来。
◆IQ84
愚人创造了这个世界，智者不得不活在其中。
——王尔德
如今，中国的教育就像中国的足球一样日趋堕落，像中国的文艺界一样死气沉沉，像中国的食品安全一样令人心寒，都已是不争的事实。自打我上小学，“有关部门”就不断痛心疾首地“反思”:啊，中国教育有问题！啊，我们一定要改！啊！从十年前的“减负”到现在的“课改”，口号倒是改得挺快，改的结果是我当年初三做作业做到半夜12点，现在楼下小朋友小学三年级作业做到半夜12点，然后反思的结论永远是“有问题，没办法”。
这样一个腐朽体制，十几年想不出办法，不仅有辱智商，还在毁灭一代代年轻人的头脑。
“有问题，没办法。”这就像××大学老师听到学生抱怨宿舍条件多么可怕之后，装作无辜地耸耸肩时说的话。“没办法啊，学校条件有限。”然后拍拍屁股回那14万平方米的楼里吹空调。房子又不是他们住，有没有问题他们才不管呢，随便找几个挡箭牌应付应付即可。
教育的挡箭牌最臭街的便是“人多”，从老师到专家，每每说到教育总感叹:“中国人多啊，没法子⋯⋯”人多的确是问题，班里人忒多，老师管着都犯晕，再一讨论就更没谱了。但外国大学里也有300人一个班的微积分课，大伙儿讨论得依然起劲儿，师生互动一点都不比小班差。而中国，管它30人还是300人，统统没有讨论。就算全中国只剩下一个老师一个学生，那老师也一定会让学生背书。还有很多人说“因为人太多，所以只能让学生走高考独木桥啊！”更是荒唐。你拿屁股想都知道，正因为人多才需要多样化，需要给学生选择的空间。这些人大概都看琼瑶小说看多了，智商不太行。
第二个挡箭牌则是“穷”。我知道很多人早已经开始骂我了:你个小屁孩儿站着说话不腰疼！你知道农村孩子多穷多苦嘛，条件多差嘛！你还在这儿说风凉话⋯⋯
这可邪了门了，难道就因为他们生活条件差，我们就有理由不改变教育，有理由让他们受罪，有理由让他们浪费十几年生命？这就好比街上有盲人讨钱，你觉得因为他瞎了，你就能趁火打劫把他碗里的钱全拿走。
有些地区条件是差，要让那里像国外一样开那么多课搞那么多课外活动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完全可以让他们快乐地学习，不仅他们，让所有学生都能学自己想学的东西。哪个国家都有穷孩子，这不是借口。在美国上学更贵，多数大学生都要贷款才上得起学，还得省吃俭用打工挣钱，比中国学生辛苦多了。但他们的快乐不是源于钱，而是源于兴趣。
说到钱，不得不说中国教育一个奇怪的现象。不过先不说这个，我先说说“风凉话”。
也许打八股开始，标答思维就已经在我国深入人心。新中国人民好像特别喜欢用两分法，分对错，分现象本质，分真理谬误，其具体情节大家都懂，此处就不掰开揉碎说了。尤其是经历了“文革”洗礼的老前辈们，打心眼儿里喜欢给东西分堆分类。明清八股是锅里的菜，两分法思维则是金龙鱼色拉油，放在一起扒拉扒拉，一盘“中国教育制度”便炒好了。从“×好学生”到考试“标答”，都是这锅中美味。而作为主菜的高考，无非是披着科学羊皮的八股。现在的教育继承了明清时期的“优良传统”，而那时盛行的“独尊灌输”也自然被发扬光大。
同时，传统中的老师学生家长孩子之间的关系也被去精取糟，等级制度传承了下来，糟粕中加上“好孩子”、“好学生”的概念，便发展为今天的景象。家长们把一切都规定好，让孩子遵守，而老师则好似圈羊的，拿着鞭子在后面抽。
老师家长也是为孩子“好”。说到这儿，还不得不说我国另一个悠久传统。与古希腊人“闲暇教育”截然相反，中国的书生发奋读书学习，目的是“学而优则仕”（话说此语本义并非如此，而是被全都想当官的中国人扭曲成此）。“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九岁的孩子就能说出这话，可见“读书做官论”影响之广泛。说中国人功利，总要学以致用，我看还差点儿，应该是“学以致官”。“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劝学诗句，实则都是“劝官”。宋真宗一堂堂皇帝都明白“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有女颜如玉”，这话说得多直白，读书就是你满足七情六欲的捷径。别说皇帝了，连苏轼一诗人赴京应试途中还感慨:“富贵耀眼前，贫贱独难守。”功名利禄就在眼前，哥实在不想当穷酸文人啦！随着科举兴起，读书基本就沦为当官的单行道。
当年柏拉图创办雅典学院，他的弟子中有人学了一些数学公理后，问老师学这样的学问是否可以赚钱，柏拉图听后给了这个学生几个钱让他们赶紧滚蛋，因为这样的人根本不配读书。
这学生来中国肯定吃得开。尤其是现在，经济发展快了贫富差距大了，学生学习想的首先是能不能挣钱，从小写作文便大谈“只有⋯⋯以后才能成功”，说白了就是以后当局级还是部级，经理还是董事。再加上中国判断人才的标准向来不是脑袋是屁股，看的不是你有何能力，而是你屁股坐在哪儿。于是中国学生学了十几二十年，到头来就是为了混张文凭。现在国人最引以为豪的便是经济，什么全球第二百分之八，恨不得没了经济中国就不存在了。于是全中国的学生对它也是趋之若鹜，凡是跟钱沾边的专业都火得不得了。功利主义和成功学已经被中国学生演绎到了极致。
然后大家为了升官发财，削尖了脑袋上北大清华。为什么一定要上北大清华呢？难道中国大学就跟“二战”之后国际局势似的，只有“北约”、“华约”这两股势力吗？
也许按规定是这样的，这也牵扯到教育问题的要害。
中国教育最突出的特色就在于不给学生选择的权利，而其核心又在于不给学生选择大学的权利。咱们高考前填志愿的时候会发现其实没啥可填的，“好学校”就那么几所，不管你是想学艺术还是想经商，想当律师还是想搞政治，都是它，所以你照着排行榜往下顺着捋就行。填志愿实际上就是大学先排成一队，然后你看自己分儿在哪儿，往里面填补就行。所以咱才张口闭口“北大清华”，毕竟那就是大学的排头。刚才说美国学生不太在意上多大牌儿的学校，除了因为价值观不同，更重要的是他们有很多种“好大学”。虽说哈佛耶鲁有名儿，但没必要非得跟它死磕，你可以去上文理学院，那儿的教学水准比常春藤还高；或者你还可以去名气不大却在某一领域非常出色的学校，比如你要想学物理，就可以去杨振宁任教的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这学校咱完全没听说过，排名不过才第96，可它的物理系是全美数一数二的。总而言之即使你学业不好上不了“名牌大学”，也完全可以上这种专科院校读自己喜欢的专业，以后照样能学有所成。
张磊给耶鲁捐钱我国人民表示很不爽，可人家耶鲁是民办学校，没有×××工程的银子，再没校友接济要喝西北风了。美国排名前20的学校，均为私立，像咱们耳熟能详的哈佛、耶鲁、普林斯顿、麻省理工，都是如此。咱甭说外国，就是在民国时期，私立学校水平高都是公认常识，那时的教育家们认为私立学校比公立的学校有优势，限制少，更自由，条条框框都没有，自然更容易办好。在民国，私立大学不仅数量甚多，且水准颇高，最开始北大就是其中一个。
而且在咱中国，私学这玩意儿也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当年孔子可以算是吃螃蟹的人，第一个建立民办学校，而之后几千年里，学院书院不仅在实力上一直能跟官学抗衡，而且就文化传承和创新的功绩来说，它们还要高出一筹。然而咱们继承了那么多“光荣传统”，偏偏把这个抛弃了。1951年，随着私立学校全部合并调整为公立，从孔子那儿流淌下来的私学血脉被一刀斩断，之后，中国便再无纯正的私学可寻。虽然近年来名义上是允许建民办大学，但这件事儿充分体现了我国一贯的行事风格:说一套做一套，且说的与做的严重对立，但在表面上却能保持一致。现在的私立学校，理论上是民办，实际上是民办国营，不仅录取和课程等方面仍和其他学校一样受限制，更有各种近乎歧视性的规定层层束缚，保证这些学校兴旺不起来。总而言之就像俞敏洪说的，中国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私立大学。而这样的结果就是此类学校根本发挥不出私立的优势，除了穷，其他跟公立毫无差别，他们整日处于入不敷出、揭不开锅的状态，苟延残喘自身难保。而放眼全国，稍微能说得出名儿来的大学，肯定是公办的。中国的经济已经不是计划经济，教育却仍是计划教育，一水儿的公办学校，好比一水儿国企，里面能卖什么不能卖什么能怎么卖不能怎么卖，都有规定，别说学生了，连学校都被管得严严实实的。
大学之所以被比作象牙塔，就是因为它是世外桃源，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不受权力金钱政治等庸俗之事干扰，能以自由的方式塑造健全的人。然而中国这大学全是按“规定”来的，里面能开什么课不能开什么课怎么录取学生，一切都被设定好。于是象牙塔的风云早已荡然无存，而中国大学只不过是一堆山寨产品。这比“一夜回到解放前”还悲剧，这是没能回到解放前。
然而公立之祸害远不止此。凡是一旦姓公，就必要姓腐，大学之腐，远甚于大学女生之腐，因此不得不用高考这种极端手段防止其声势过于浩荡。高考与其说是国家规定，不如说是迫不得已，而大家好像也能若无其事地安慰自己，说不要紧，高考虽然不合理，但公平。
与其说是安慰自己，不如说是骗自己。既然如此，那干脆也甭高考了，咱比身高上大学不就得了吗？都一样不合理，这个做手脚更难，所以更公平。
您这方法乍一看挺公平，但实际上，用同一标准衡量人是最大的不公平。然而这些问题的源头，都可追溯到大学的设置。大学是教育的终端，终端的单一引发蝴蝶效应，最终铸就了以“一”为特色的中国教育。咱倒着推，你要上大学，而大学都是公办，于是你要高考，要被一卷定乾坤，为高考大家又要上一样的课，背一样的书做一样的题，接受一样的“标答”。同时，咱吃的所有苦受的所有累，也都是这连锁反应的结果。
就这样了还有人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又祭出昏招:建设一流大学！
前两天读王璐小友的文章，其中有句话说的挺好玩，说到国内某现象，他说:两个连大学都算不上的什么机构，竟然为自己还算不算一流大学而辩得脸红脖子粗。89
“一流大学”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口号文化”和“面子文化”。教育有多少问题都可以不管，打肿脸充胖子再穷不能穷面子，一定要弄出几个自诩的“一流大学”摆出来看看，好比皇帝要穿上一件新衣才觉得痛快。至于这件透明的新衣“遮盖”了多少丑，则可忽略不计。
哈工大校长王树国接受媒体采访
“我再次强烈呼吁——还高校自主权！”采访结束时，王树国说，“别的话可以不发，这句话一定要发。”
王树国:从整体上看，不仅仅是哈工大，我们所有的高校离世界一流差距都很大。
记者:最致命的差距在哪里？
王树国:机制和体制。机制和体制的具体内容谈起来千头万绪，仅从高校权利而言，我国大学现在还称不上是名副其实的独立法人，现在来谈质变性的发展似乎是奢侈的。
记者:高校权利的不完整，是否已经严重到使高校难以完成自身的义务？
王树国:从目前来看，我们的高校——或者说高等教育体制的弊端已经越来越明显，可以说已经影响到了整个社会孩子们成长的全过程。
记者:您认为，在高校权利不完整的情况下，对孩子的哪方面影响最大？
王树国:没有机会接受完整的心灵养成。
——摘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
《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王树国访谈:还高校自主权！》
*应该说是没有权利接受适合自己的教育
放眼望去，世界上真正的一流大学不仅是象牙塔，更是象牙塔的顶尖，那是追逐人文精神，攀登真理之峰的世外桃源，那里培养的是独立自由的、充满道德和正义感的公民。再看看中国大学，成天着急麻慌跟企业要上市似的，今天要块地明天要点钱后天找个学校吞并。看着人家哈佛、耶鲁光彩照人，咱也铆足了劲儿，清华北大都把自个儿的镇宅之宝——管理学院捧得老高。殊不知这些玩意儿根本不能入外国一流大学的法眼，像哈佛、耶鲁，本科院系各自只有一间，常春藤众校基本没有法学院商学院。你这雕虫小技，在别人眼里只能算个“一流大专”。
在咱眼里，一流大学的特点就是“大”。中国人都觉得学院升到大学就跟处长升到局长一样，既霸气又实惠，都以为俩大学一合体就能平步青云飞黄腾达从末流升至一流，于是便开始大兴土木搞兼并。十几年间，大学或合并或升格，前前后后总共牵扯数百所，风生水起激情四溢。这一折腾不要紧，其直接结果就是学生彻底没了选择。刚才说外国有小而精的学校供学生挑，其实中国本来也是如此，除了北大清华，民间还有各种“小大学”，它们在某些学科的水准并不差。但自从“一流大学”开始，这些专科院校被悉数吞并:北京医科大学被北大吞掉，自此想当医生则要照着700分考；西南师范大学和西南农业大学合并为西南大学，以为这样就能恢复西南联大的雄风⋯⋯
吞并升级看着有派头，实则贻害无穷。若把大学比作商场，那么综合大学就是百货大楼，面积大，从一楼珠宝手表到五楼体育用品什么都有，而“小大学”则是专卖店，店面虽小，商品却十分精致，比如人家开个小店，就卖网球拍子，种类数量比百货还齐整。但这大学一流化综合化就好比把专卖店都合并进百货大楼，然后所有商店便毫无差别，不管你走进哪个，都是一面卖珠宝一面卖网球拍子，于是好赖只能看谁的楼高，谁的钱多。
当然，钱最多的就是中国大学里的皇马巴萨——北大清华了。
十年前刚喊“一流大学”口号那会儿，国家就每年给北大清华各6个亿。随着举国奔小康以及通货膨胀，近年来的数字更骇人。
（2006年）我国教育经费在10亿元以上的学校有11所，经费总和占百所部属高校教育经费总额的1/3，其中清华、北大更是以35.91亿元和24.08亿元遥遥领先。90
东京大学的187亿日元也不过是折合11.7亿人民币。清华大学已经超过，北京大学也比较接近。这还不考虑因中日人工和物价的差异（约8倍）而导致的实际购买力差异。91
所谓的“一流大学”不过是用百姓交的税堆出来的。那么这些钱又用在哪儿了呢？
前任复旦大学校长、现任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杨福家教授总结说:中国高等院校盖大楼的速度是高校发展史上的“世界第一”。92
中国的名牌大学在外观建筑上可能比世界上的任何名牌大学都亮眼。牛津、剑桥、哈佛等世界级品牌大学和中国的清华、北大比外表等于是一个不起眼的寒酸乡下佬，可那几个大学却输送出了一个又一个的诺贝尔奖得主，造就了一个又一个世界顶级科研成果。相比之下，看上去富丽堂皇的清华、北大在诺贝尔奖和世界顶级科研成果方面却等于零。93
江湖传闻，清华北大有些年份实在经费太多，年终审计害怕经费收回，光绿化植树就花2个亿。94
某顶尖高校设计建造了上千万元的星级卫生间，接待中心、洗浴中心的豪华程度不亚于四星级宾馆。95
教授年薪百万到底值不值
2002年4月28日，清华大学向28位海外华人学者颁发讲席教授聘书，据报道，每人年薪100万元人民币，每年将在该校经济管理学院工作3到4个月。此举很快遭到了一些海内外人士的质疑。有人说，美国的大学教授平均年薪不过7万美元左右，这些华人学者在美平均年薪大约也接近这一数目，“以工作时间折算，这批讲席教授不仅是中国，而且是世界上工资最高的教授”。
面对形形色色的议论，清华经管学院院长赵纯均教授向本报记者解释说:“在聘请讲席教授的问题上，清华是很慎重的，我们又不是钱多得没地方花。”96
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我就像个丐帮帮主97
昨日（2010年3月5日），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语出惊人，称自己“就像丐帮帮主，得到处找钱”。
是啊是啊，又不是钱多得没地方花，有限的那点儿资金只能凑合着盖盖四星级宾馆、修修草坪什么的。
自“一流大学”起，清华年年大兴土木，那高楼那宾馆恨不得比政府大楼还豪华，乍一看还以为慈禧太后又过生日了。有的学校一年经费加起来才不过百万，你修草坪就俩亿，这简直一边儿农村打工仔一边儿富二代啊。所以说中国大学的差别，是“计划”出来的，“工程”出来的，“口号”出来的，是拨款拨出来的。而这俩富二代组成的“北约”、“华约”集团也不负众望，给国家挣足了面子，一流大学盖没盖起来不说，一流宾馆反正是有了。
您面子倒是挣够了，学生那边可遭殃了。
十年前教育部一边喊着“减负”，一边建设“一流大学”，此举声东击西之效果就好比一边说要抑制通胀啊抑制通胀，一边偷偷印43亿票子。二者效果根本就是完全相反。“一流大学”把专科院校全整没了，只剩下综合大学，把专卖店全合并成百货大楼。这让我们顾客如何是好？不管你是买稻香村点心还是周大福珠宝，都得去百货大楼，那去哪个呢？自然是去最大最豪华的。既然所有大学货色都一样，那只好去国家给钱最多的，填志愿只需从北大清华往下排，排到哪儿算哪儿。长此以往，我看连填志愿这过场也可免去，各大学直接按拿钱多少排成一队，然后按顺序抽走高考排名中相应的学生们即可。
至此，高考独木桥正式建好，不仅建好，而且越弄越窄，窄到勉强能让一个人过去。而自减负之日起，学生的负担便跟现在物价似的，一个劲儿飞涨。究其原因，就是“一流大学”这面子工程在作祟。
而以上这些全部加起来，不过只是教育问题的九牛一毛。从乱收费到行政化，从暴利行业到学术腐败，要是都掰开揉碎了说，写完这本书小生怕是都要满头白发了。中国的教育简直就如荷兰的奶酪，千疮百孔。
问题多本身并不是问题，没人踏踏实实想办法解决问题才是最大的问题。教育部出台的措施从来都是换汤不换药，如隔羽绒服搔痒（也难为他们，不出昏招就不错了）。老师们的脑袋总转不过来，觉得灌输挺好。虽然号称“教育是立国之本”，但不得不承认咱的教育确实拿不上台面。虽然所有人天天都在抱怨教育之弊，但我们剩下的，除了抱怨还有什么呢？
毕竟“有问题，没办法”嘛。
还有一件事令人费解:中国号称世界第二经济大国，GDP蹭蹭蹭地涨，每年公款吃喝都干掉多少个亿，却舍不得在教育上花钱。纵观全球，教育经费占GDP的4%已成惯例，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发展中国家平均的教育投资占GDP比例早在1985年就达到了4%，更不用说发达国家（美国一直7%以上）。于是中国也把口号喊出来了，1993年的《中国教育发展和改革纲要》就声称:“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本世纪末达到4%！”
如今，“本世纪末”已经过去了十年，教育经费依然没达到4%。最近又有人喊了，说2012年一定4%！不知他们是不是想通过2012暗示，到了世界末日4%也绝不可能！一边是哭穷，“人太多，钱不够用啊”，另一边把教育经费当成国家财政零头，零头里还有一半去装点面子工程。真应该把前面梁启超那话拿出来质问一下。
当然，对于经济这档子事儿我是不懂的，毕竟我是个学经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