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对三大改造高潮的几点看法

我从本书第15篇开始，分别对个体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手工业改造高潮的形成、发展和问题作了回顾。现在综合起来，对三大改造高潮谈以下几点看法。1．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求，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相当长的时间”多长？1953年12月制发的总路线学习和宣传提纲规定，从1953年算起，大约是三个五年计划，即15年左右。1955年夏季以前，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基本上是按照这一要求逐步推进的。但是，从1955年夏季开始，以批判“小脚女人走路”为先导，农

业社会主义改造一马当先，带动了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改造高潮，结果，大体只用一年的时间，就完成了本来需要12年左右（从1956年算起）才能完成的任务。在那一年左右的时间里，财经各部门的负责同志，尽管大家都努力工作，紧跟形势，紧跟党中央，然而由于一个高潮接着一个高潮，总有一种跟不上的感觉。由于“要求过急”，“改变过快”，不仅必然带来了“工作过粗”，“形式过于简单划一”，“长时间遗留了一些问题”，而且使农民和手工业者“个体生产的积极性”未能得到充分发挥，资本主义工商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方面”，未能继续加以利用，这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未必有利。毛主席曾经指出：土改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集体生产的积极性，一方面是个体生产的积极性。手工业者的生产积极性，无疑也有这两个方面。到1955年时，农民、手工业者由于土改和民主改革焕发出来的个体生产的积极性，都还远没有发挥出来。今天看来，如果1955、1956年时，对农业、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不搞得那么急促，而是进一步发挥两种积极性，以后，随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发展，逐步推进合作化的进程，那样对生产力的发展可能会更有利些，后来的合作化事业也可能不会出现那么多的曲折。从建国前开始，毛主席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就既看到其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方面，又充分估计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方面，党的利用、限制、改造政策就是建立在这种科学分析基础之上的。经过“五反”，对“五毒”行为的打击，为进一步利用其有利于国计

民生方面提供了条件。今天看来，对其有利于国计民生方面多利用几年是否会更好些？也是值得我们研究的。

2．在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我们党是注意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我们不是把资本家赶走，而是采用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单个企业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初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最后实现马克思和列宁曾经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对个体农业，创造了从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过渡形式。对手工业的改造，则是从供销入手，多种形式，稳步前进。这些大都是我们自己的创造，来源于我们自己的实践，自己的国情。然而，对国情的认识，是一个长期的、不断发展的过程。1955年时，我们对我国生产力落后虽有一定认识，但是，认识还不深刻，以致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提出了一些离开生产力的实际状况而谈生产关系的先进性的要求。从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到人民公社化，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到“文化大革命”，经过长时间的曲折，我们才懂得，我国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包括发展多种经济成份在内的一系列改革开放的政策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对我国国情的认识又深化了一大步。

3.50年代，我们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认识，只认识到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而计划经济的标志就是国家

直接下达指令性指标；商品经济被认为是与社会主义经济不相容的东西。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在发动三大改造高潮的时候，批判“四大自由”（实即批判商品经济），并认为连“小自由”都要搞掉；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就建立了一套实际上是严格限制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当时对社会主义经济作这样简单的理解是不奇怪的。因为当时我们看到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唯一榜样（苏联模式）就是这样。马克思主义的书本也是这样写的。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里，商品经济被认为是同私有制一道存在的。他们设想，一旦消灭私有制，商品生产也将消亡，个人劳动将直接成为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每个经济单位和劳动者都接受社会统一计划的直接支配，无须著名的“价值”插手其间。列宁早期完全接受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认为“社会主义就是消灭商品经济……只要仍然有交换，那谈什么社会主义是可笑的”（《列宁全集》第1版，第15卷第112页）。他想象中的社会主义，就是一个大“辛迪加”（联合公司），全体居民都是这个“辛迪加”的雇员（《列宁全集》第1版，第25卷第456页），因此无需商品交换。1921年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恢复和发展“商品流转”，也不意味着他改变了“社会主义就是消灭商品经济”的观点，因为他并不认为新经济政策是社会主义政策，而认为是向资本主义的“暂时退却”。斯大林早年也认为“实现社会主义就要消灭商品生产，就要废除货币经济”（《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199页）经过长时间的挫折和探索，直到1951年他才承认：消费品是商品，买

卖和交换是集体农庄唯一能够接受的与城市进行经济联系的形式。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我们当时认为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最新成果。因此，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我们受到苏联那套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模式的很大影响，是顺理成章的，是很难避免的。我们所以发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重要目的之一，就是想要以最快的速度把全部农业、全部手工业、全部工商业都纳入直接的计划经济轨道。三大改造完成以后，发觉统得太死，不行，着手改进体制。可惜，被反右派斗争打断了。到1958年，曾一度提出过是否消灭商品生产的问题。经过严重的挫折和长期的反复思考、探索，直到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才认识到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不能把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割裂开来，从而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经济及其管理体制的认识发生了重大的飞跃。

4．回顾这些历史，我们看到，三大改造高潮的发动，由于认识上的问题，有其难于避免的原因。三大改造要求过急，虽带来了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在短时间内，进行如此巨大的社会变革，没有引起大的社会动荡。我国的工农业生产当时没有受到大妨碍，而且得到发展，不象别的国家那样，一场农业集体化，要连续减产许多年。这确实是一个奇迹。这说明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党中央和毛主席作出的“一化”、“三改”的决策是正确的，取得的胜利是辉煌的。党在群众中有着崇高的威望，党指引的社会主义方向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党的思想

政治工作发挥了强大的威力。三大改造高潮中发生的一些失误，虽然带来了一定的损失，但毕竟是次要的，它同这场伟大的社会变革所取得的伟大历史功绩—在中国确立了崭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开创了中国人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是绝不能相提并论的。而且经过对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总结，使我们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找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这也是重要的收获。因此，用历史的观点、发展的观点看得失，不仅适用于手工业改造高潮，而且也适用于整个社会主义改造高潮，适用于整个社会主义改造全过程。那种由于今天实行改革开放，发展多种经济成份，发展商品经济，就否定历史，否定当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站不住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