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探索带来的新风
《论十大关系》讲话，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是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代表作。正如邓小平同志1975年7月10日给毛主席的信上说的：“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今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指导意义。”讲话提出的一些重要原则，例如：保持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合理的比例，充分利用沿海工业基地，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等，都被采纳成为八大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指导思想。但是，也正如周总理在八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指出的：“这十大关系问题并不是一提出来就能解决得了的，具体的解决还需要今后在实践中，在采取具体措施中、在反对错误的倾向中不断努力。”“比如农、轻、重的比例究竟如何才恰当？现在还不可能回答得很完满，必须经过多次反复摸索，才能使这三者的比例安排得比较恰当。一个时候恰当了，过一个时候还要修改。”（《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31，232页）重要的是提出了处理这些关系的原则。
毛主席率先探索，在党内和思想理论界也发生了良好的影响。1956年到1957年头几个月，我们党内掀起了一股调查和探索的风气，而且我以为是成果累累的，思想理论界探讨问题的空气也甚为活跃。这股新风的出
现，同毛主席率先对十大关系进行探索、探索过程中又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分不开的。
学文化领域，由于受到苏联学术批评中粗暴作风的影响和教
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形式主义的危害，推
种学派的现象曾经是比较严重的，例如：在遗传学、生物学中，强制推崇苏联的李森科学派，禁止西方的孟德尔—摩尔根学派，并且乱贴政治标签如说什么李森科学说、米丘林学说是“社会主义”的，而孟德尔—摩尔根学说是“资本主义”的等等。文艺方面对待不同流派也有类似问题。有鉴于此，毛主席在1956年
论《论十大关系》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要实行“百花
的问题。早在1951年，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毛主席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题词。1953年，中国历史研究委员会成立，这个委员会主任陈伯达向毛主席请示研究委员会的方针时，毛主席说，要“百家争鸣”。1956年4月28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陈伯达发言，讲到这些情况时，毛主席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
艺术问题 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可以，那种学术也可以，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另一种学术。”5月2日，在第二次谈十大关系的那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在作讨论结论时，毛主席明确宣布：“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必要的，这个问题曾经谈过。百花齐放是文艺界提出的，后来有人要我写几个字，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现在春
十九《论十大关系形成前后的调查和
称
493 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诸子百家，春秋战国时代，二千年以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说，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
涉他们，李森科、非李森科，我们也搞不清。有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就是社会科学，也是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谈，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
在建国初期，我们在许多方面学习苏联经验，虽然有必要，但毋庸讳言，在学习中有一定的教条主义，对斯大林存在一定的迷信。在苏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错误之后，毛主席在许多方面批评了斯大
斯大林，这无疑起了破除迷继十大关系的探索之后，紧接着又
”的方针，这更有助于推动探索新风的形成。
5月，中央提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是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经建设指导方针方面的重要成果（详见本书第21篇）。因为象我们这样贫困而又落后的大国，从上到下有一股迅速改变贫困面貌的强烈愿望，在建设问题上就往往很
思想上往往容易形成急躁冒进。
7月21日，周总理在上海市党代会上，提出了“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的观点。他认为，在我们还不能普494
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上卷
遍直接秘密选举人民代表的时候，扩大民主的办
一是
是把人民代表在人代会上的发言，包括批评政府工作的发言，不管错的对的都发表出来，这有利于揭露政府工作中的缺点；三是使人民代表检查政府工作，一直到检查公安、司法工作。
党的八大展示出一大批探索成果。
最重要的是八大关于社会矛盾问题的分析。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提出：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
报告的决议，在肯 定我国人民还必须为解放台湾、为最后消灭剥削制度、为彻底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而斗争的同时，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在我国错综复杂的诸矛盾中理出这一个主要矛盾，这对斯大林曾经提出过的“阶级斗争越往后越尖锐”的观点是个重大突破。《论十大关系》提出了十大矛盾，但还没有提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如果说这是个不足的话，那么，八大决议关于我国社会矛盾的探索，就弥补了这个不足，从而在《论十大关系》的基础上又迈出了重大的一步。
八大展现的探索成果，除周总理向大会的报告中总结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经验以外，在经济方面主要的还有：
陈云同志在发言中提出的著名的“三主体三补充”方针，即：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是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济是补充；
，在计划许可范围内按市场变化的自由生产
体，一定范围内的自
里讲的是经济体制中三个相互联系的重要方面：所有制结构，经济运行的调节机制和市场结构。这“三主体三补充”的方针，对于克服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给经济体制带来的一些弊病和当时出现的盲目求纯的思想，是一副对症的良药。
李富春同志在发言中提出了实行分级管理的计划体制的建议。凡需要全国统一平衡的各项重要指标，由国家计委、经委综合平衡，报国务院批准后纳入计划；地方
门自行平衡
案，纳入国家计划；其他许多次要的、种类繁多、情况又不容易掌握的产品，不做计划，由地方或基层单位自行安排，国家只从大的方面加以筹划，并从价格政策、供销关系上加以调节。凡列入国家计划的指标，分成三类：指令性指标，可以调整的指标，参考性的指标。这个建议对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应该说是一个重大突破。
我在发言中讲到的那个有关积累与消费比例关系方面提出的三条杠杠（详见本书第13篇）也可以算是一项探索成果吧。三条杠杠的具体数据是根据“一五”经验概括出来的。现在情况不同了，当然不可以照套这些杠杠，
经济发展全局的大问题，似有必
要总结新的经验，提出一些新的概念，探索一些新的杠杠。
索成果，在经济领域以外的，要算董必武同志关于法制建设的观点最为重要。他在大会的发言认为，在废除旧的《六法全书》
》之后，要逐步完备我国的法制，写出我们自己的《六法全书》。
书》。要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劳动法、土地使用法等一系列法律
党政职能分开的原则，认为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可以使党和政府的活动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在群众运动一个接着一个的年代，他对法制建设的认识达到这样高的境界，是很可贵的。
毛主席的率先探索，特别是在他提出“双百”方针后不久，1956年冬天和1957年上半年，在社会科学方面，就出现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问题与人口问题的两个大讨论。当时，我国经济学界，一般都接受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的观点，把计划经济同价值规律对立起来，认为计划经济是受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支配的，价值规律仅被用来作为经济核算工具。当时的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经
恩格斯诞辰 136周年纪念日发表的论文《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之上》，对
》，对这种流行观点提出挑战。经济学界对孙冶方的观点，支持的人少，反对的人多，这就出现了我国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问题的第一次大论战。从1955年开始，我国理论界就有人提出要对
十九 ＜论十大关系形成前后的调查和探索
497 人口的增长加以控制。1957年初，社会学界吴景超、费孝通、陈长蘅、孙本文、全慰天等学者先后发表文章，论述我国控制人口增长的必要性。北京大学校长，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在这年6月召开的首届人大四次会议的小组会议上，提出了他的著名的《新人口论》。马寅初、费孝通、吴景超等诸位学者有深远意义的观点提出后，立即受到了批判。批判者认为，人多是好事，我国人口越多越好，无须控制。这就是我国学术界第一次出现的人口问题的大论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