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制定1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

1956至1967年的1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制定，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它涉及高科技领域和应用技术以及培养人才等多方面的课题，

课题，需要集中大批专家和全国的协作才能完成。

1．中央的高度重视和强有力的组织领导，保证了规划制定工作的顺利进行。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提出制定科技发展长期规划的任务后，中央确定由周总理亲自挂帅领导这项工作，政治局和书记处多次开会进行研究，国务院成立了由科学院和各部委办负

委办负责人组成的科学规划10人小组，进行具体

的组织工作。为了解我国科技工作现状与世界先进科技水平的差距，毛主席和少奇、恩来.陈云、彭真

同志在怀仁堂专门听取科学院吴有训、竺可桢、严济慈等同志作的报告。1956年2月2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成立国务

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决定陈毅同志任主任

李富春、郭沫若、李四光同志和我任副主任，张劲夫同志任秘书长，科学规划10人小组成员都任副秘书长。由于这项工作过去我们从来没有搞过，国务院和规划委员会都倍加重视，多次举行不同类型的会议，充分听取各方面科学家、专家和有关部门的意见，对制定规划的方针、原则、重点等逐步取得一致的认识。中央

中央调集了 600多名各种门类和学科的科学家，并请了近百名苏联专家参加规划编制的实际工作。他们一面消化国家计委制定的国民经济长期计划草案及各部门已拟订的生产和科学技术长远规划，以弄清整个国民经济对科学技术的具体要求；一面接受中国科学院院长的苏联顾问拉扎连科的建议，邀请16名苏联各学科的著名科学家来华短期讲学，使我国科学家及时了解当代世界科学技术的水平和发展趋向。然后

作，经过半年时间的辛勤劳动，编写出12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的纲要（草案）。后来，因陈毅同志调外交战线工作，中央和国务院于1956年11月任命聂荣臻同志为国务院副总理兼科学规划委员会主任。国防工业的科研工作原来就由聂帅主管，现在中央作出这个决定，可以更好地统筹兼顾，使军民一体，把全国

了必要调整和充实。聂帅身负重任，领导有方，全身心地扑在这项工作上。他在原规划纲要（草案）的基础上，组织规划委员会多次开会研究，着重讨论规划制定中出现的一些争论较大的问题，进一步提出

修改补充和完善规划的意见。每次会后向周总理汇报，周总理都及时地作出指示。12月下旬，规划纲要的修正草案拿出来了，中央立即将草案连同陈毅，富春、荣臻同志联名写的关于编制科学规划的工作报告转发各地、各部门，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反应。同时，还将规划纲要包含的各项任务和基础科学学科规划的说明书，寄到苏联征求意见。苏联科学家仔细研究后，对每个项目提出了书面意见和建议。1957年，我国政府派出以郭沫若同志为首的科技代表团，与苏联科

科学家进一步磋商，交换看法，并洽谈确定122个科技合作的项

的项目。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规划的实施过程中，既注重出成果，又注重出人才，为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受到科学家们的称赞。

2．明确的指导思想和方针对规划的正确制定和组织实施起了重要的作用。周总理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曾着重指出，我们制定科技发展长远规划的指导

须按照可能和需要，把世界科学的最先进的成就尽可

能迅速地介绍到我国的科学部门、国防部门、生产部门和教育部门中来，把我国科学界所最短缺而又是国家建设所最急需的门类尽可能迅速地补足起来，使十二年后，我国这些门类的科学和技术水平可以接近苏联和其他世界大国”（《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84页）。这个指导思想告诉人们，要加快我

技术的发展水平和取得的成果。假如我们关起门来，“一切都自己从头搞起”，不学习和利用世界科

学技术的先进成就包括苏联的成就，那就不能实现我们预计在12年要达到的目标。在规划制定讨论过程中，大部分同志认为，发展科学技术应该坚持自力更生，但世界上已经搞出来的先进科技成果都是人类创造的宝贵财富，我们不应该对它持排斥态度。正确的方法是，只要人家愿意提供和帮助，我们应该虚心学习、利用和掌握这些先进成就，把它变为自己的东西，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研究、创新、提高，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成效。郭沫若同志当时讲过的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铝镍钻合金是生产部门十分需要的产品，我国曾花费很多精力研究它的冶炼方法，一直未能奏效。后来知道日本早在20多年前已经取得了研究成果，苏联也早在1936年将这种冶炼方法研究成功并投入了生产。我们完全可以直接从苏联获得整套设备、资料和图纸，而不必再走回头路了。苏联顾问拉扎连科也一再表示，苏联可以把从理论到工艺方法的科技成果都传授给中国。他说：“我来中国前，得到科学院领导及其他方面的指示，中国可以从苏方得到任何援助，包括可以派比已议定的名额多几倍的人员到苏联学习，可以从苏联得到所有的科学情报，只要中国方面提出要求来。”对苏联的援助，中国政府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周总理在听取规划委员会负责同志汇报这个问题时，赞成大家的意见，并富有远见地说，我们要尽量瞄准当代世界的新兴科学和技术，采用世界的先进技术，不失时机地迎头赶上去。当然，根据我国国力有限的实际情况，我们在选择和确定科研项目上要重点发展，以避免分散力量。

我国发展科学技术采取“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方针，就是由此而来的。

在这个方针指引下，我们的科技规划纲要（草案）提出了重要的科技研究任务57项，共有研究课题600多个。整个规划加上它的附件，全文达600多万字。这57项任务都是经过大批科学家反复论证，围绕我国今后十年左右经济建设各方面的需要提出来的。努力完成这些任务，就可以迅速壮大我国的科学技术力量，满足经济战线的需要，使我国科学技术的某些重要和急需的部门在12年内赶上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在这个基础上，大家又讨论确定了12个重点项目：（1）原子能的和平利用；（2）电子学方面的半导体、超高频技术、电子计算机、遥控技术；（3）喷气技术；（4）生产过程自动化和精密仪器；（5）石油等奇缺资源的勘探，开矿基地的确定；（．6）建立我国自己的合金系统，探寻新冶金技术；（7）综合利用燃料，发展重有机合成；（8）新型动力机械和大型机械；（9）黄河、长江的综合开发；（10）农业的化学化、机械化和电气化；（11）危害人民健康最大的几种主要疾病的防治和消灭；（12）自然科学中若干重要的基本理论问题。

对这些重点项目的前10项，大家的认识是一致的，少数同志对后两个项目有不同意见。经过热烈争论，对（11）项，聂帅的解释说服了大家。他说：“有几种疾病，如血吸虫病，严重地危害着几千万人民的生命和健康，不是件小事，应该是科学研究的一个重点问题。如果我们的医学科学不把解除亿万人民的病痛列为重点，那么我们

的科学规划怎么能谈得上是造福人民的规划呢？”对（12）项，从讨论一开始就有分歧，有人说，我国科技发展还处在初创阶段，工农业生产和国防建设中有着大量的科技问题急需解决，现在发展应用科学是当务之急，不应再牵涉精力开拓别的领域。大多数人则认为，我们现在着重发展应用科学是对的，主要精力也要往这里投入，可是理论科学作为应用科学的基础，我们绝不能放松，也要有人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正确处理好理论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关系。这一点，周总理看得更远，指出，“如果我们不及时地加强对于长远需要和理论工作的注意，我们就要犯很大的错误。没有一定的理论科学的研究作基础，技术上就不可能有根本性质的进步和革新。”他的意见，博得了大家的赞赏和同意。后来的实践证明，我们制定的这个长远规划是宏伟的，也是切实可行的，它成为当时全国人民向科学进军的行动纲领。有了这个规划，在各级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科研、教学和生产单位密切配合，工作开展得很顺利，从而也更加坚定了我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地发展我国科学技术的决心和信心。

在这个规划指导下所取得的科技成果是巨大的。1963年，国家对规划的执行情况进行了全面检查，绝大多数科研项目都已完成，并且已经运用到生产建设中。我国整体科学技术的发展，7年时间完成了十几年的工作量，大大缩小了同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的差距。从科技研究机构和研究队伍上看，全国科研机构（国防系统研究机构除外，下同）由1956年的381个增加到1962年

的1296个，各主要学科和技术领域几乎都设置了专门的研究机构。专门从事研究工作的科技人员，从1956年的6.2万多人增加到1962年的近20万人，其中大学毕业的有5.5万人，副研究员以上的高级研究人员达到2800多人。从科研成果看，规划任务的实现，解决了第二和第三个五年计划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中迫切需要解决的一批科技问题，填补了我国科学研究的一些重要空白，加强了某些重要的基础学科，发展了原子能、电子学、半导体、自动化、计算技术、喷气和火箭技术等新兴科学技术，并为以后科学技术和国家各项建设事业的继续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这里举几个例子来加以说明。1956年9月才开始筹建并同时开展科研工作的电子学研究所，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取得了科技成果100多项，其中有49项在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中获得广泛应用，有3项获得1964年全国工业新产品奖，有4项获得中国科学院1964年度优秀奖，有50多项在实验室获得完整的或重大阶段性的成果。又如，我国曾被认为是一个贫油国，1949年全国石油年产量不过12万吨。建国后，在以李四光为代表的著名地质学家的理论指导下，运用我国独创的地质力学方法，研究地壳运动和油气聚集规律，揭示了我国东部新华夏构造体系的三个沉降地带具有广阔的含油前景。经过勘察、钻探，相继发现并开发了大庆、大港、胜利等大油田，从而推翻了“中国贫油”的观点。1963年起我国实现了石油自给，从此结束了依赖“洋油”的历史。特别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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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的，是我国在原子能、火箭技术重大突破方面所取得的成就。1964年10月16日，我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66年10月27日，我国自己设计制造的导弹发射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的氢弹试验成功。美苏两国由拥有原子弹到爆炸氢弹，都用了10年时间，而我们只用了3年。1968年春天，我们又完成了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一切准备，1970年发射成功。这些尖端技术的掌握，证实了我国的科技工作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中国科技人员的智慧并不逊于外国人，中国人民是有能力赶超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的。

我深深感到，要发展我国的科技事业，党和政府的正确决策是至关重要的。但仅有正确的决策，而无切实可行的规划和有力的组织措施，也是不行的。实践证明，指导思想和目标明确，规划的指标恰当，实行全国大力协同，集中必要的人力、物力、财力形成拳头，锲而不舍地攻关，就一定能取得预期的较好效果。反之，如果规划脱离实际，指标订得过高，要求过急，组织措施不得力、不落实，那就会带来损失。这方面的教训，我们也有不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指引下，我国科技工作重新走上全面发展的道路。经过40年的奋斗，总起来看应该说，我国的科学技术比起许多发展中国家来，发展速度要快些，发展水平要高些。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也是全国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和广大知识分子特别是科技领域的知识分子辛勤劳动、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结

果，我们要倍加珍惜。面对今后更加艰巨的任务和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我们的广大科技工作者要同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坚定信心，继续拼搏，勇攀高峰，使我国的科学技术迎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