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对知识分子问题的思考

多年来，我一直在思索一个问题。为什么建国后，我们党在对待知识分子政策问题上曾发生过多次摇摆？直到现在也还不能说已经解决好了。这中间有客观上的各种原因，也有我们指导思想上和工作中的失误。这里想谈几点个人看法。

一是建国以后的长时间内，我们没有把解决好知识分子问题提高到“安邦治国”的高度来认识。古人说：天下可以马背上得之，不可以马背上治之。意思是说，取得天下、巩固政权后，应该赶快由“武功”（以武力取得天下）转入“文治”（经济建设，治理国家），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实行工作重点的战略转变。为此，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要通过正确的政策和有效的措施，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创造性，来为国家的治理和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服务。回想起来，对知识分子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我们是认识不足的，见事迟了。究其原因，主要是进城之后，我们各方面的领导骨干，多是从战场下来的工农出身的干部，这是很自然的。而这些干部大多文化水平不高，他们过去同知识分子接触又很少，不熟悉不了解他们的

特长、心理、工作方式，生疏感甚或加上某些不信任感，影响了对知识分子的安排、使用和工作支持。按理说，担负领导职位的干部，不善于解决知识分子问题，不善于团结他们一道工作，用其所长，开拓进取，至少是一种工作上的失职。这样的教训不少。当今世界进入高科技的时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如果我们不吸取历史的经验，最大限度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我们和发达国家在经济和科技上的差距将不但很难缩小，而且会越拉越大。

二是在对知识分子使用的问题上思路太窄。我们过去往往总是习惯于按“发展党员、选拔干部”的思路去培养和使用知识分子。显然这是不全面的。然而长期跳不出这个“模式”的束缚，几乎成为一个痼疾。那么多的知识分子，情况各异，专业不同，怎么可能都按这样的“模式”去套呢？其实，知识分子只要热爱祖国，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就应充分信任他们，大胆地放手使用他们。他们有多大本事、多大才能，就应该放到与之相适应的岗位上，包括关键的领导岗位上，以便充分发挥他们的本事和才能。抗日战争时期，知识分子只要愿意抗日，热爱祖国，我们就欢迎，就大胆使用。我们尝到过这方面的甜头。我在山西新军时就大量吸收了由平，津奔赴来的爱国知识青年，对此是深有体会的。

三是过去的多次政治运动对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挫伤太大。当年我们党开始提出和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时，知识分子是种什么精神状态？可以说是一片

衷心拥护，兴高采烈，积极性很高涨，学术探讨空气也很浓厚。在那种情况下，就比较容易出成果、出人才。可惜，这样好的形势好的局面没有能坚持发展下去，被后来一个又一个运动打断了。特别是有相当一些知识分子在运动中过不了关，或者受到了冲击批判，或者受到不应有的打击，使他们的报国之忱和工作积极性受到很大挫伤，而一旦伤了“元气”，往往是多少年恢复不过来的。这个历史教训太深重了。当然，并不是一切领域都是这样。应该说，在自然科学领域工作的知识分子所受的冲击要小些，而在社会科学、文学艺术领域工作的知识分子所受的冲击就大多了，损失也更为严重些。我这样讲，并不是讲知识分子就十全十美，可以不严格要求，可以采取放任的态度。而是说知识分子身上有这样那样的毛病、缺点、弱点，是毫不奇怪的，也不必求全责备。要相信他们身上的一些不足 是可以通过长期的学习和实践，通过走与工农相结合、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逐渐得到克服和改变的。在这方面我们既要做积极引导工作，又要有耐心，而不能急于求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重申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强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强调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而且是最重要的生产力。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工作、生活环境比过去都大有改善。但是，需要解决的问题还很多。党和政府也正在继续努力采取措施逐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完全可以相信，广大知识分子是顾大局识大体

的，他们深知国家有困难，人民不富裕，是能够同群众同甘共苦，共济时艰，奋发图强的。但是作为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来说，却要时刻想一想，经常查一查，在关心知识分子，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上是不是已经尽心尽力尽责了，凡是经过努力能够做到的事坚决做到，如此坚持做下去，积以时日，必有成效。而战斗在各条战线上的广大知识分子就会从中受到鼓舞，就会更加自觉地为民族的振兴和祖国的繁荣贡献出自己的全部聪明才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