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金融物价的初步治理

中财委成立后抓的头一件重要工作，是在刚刚解放不久的上海召开金融贸易会议，研究、部署以稳定金融物价为中心的经济工作。近代以来，中国长期遭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奴役掠夺，加上国民党蒋介石20多年的反动统治，财政枯竭，通货膨胀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民党从大陆败退前夕，上海主要商品批发物价指数比战前上涨了200多万倍。恶性通货膨胀使投机活动十分猖獗，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难以进行。人民共和国建立时，国民党政府给我们留下的是经济破敝不堪的烂摊子，财政经济状况十分困难。所以，中财委成立后的首要任务，就是整治金融市场，把物价初步稳下来。稳定了物价，就稳定了人心，这才能谈到恢复秩序，恢复经济。

当时，选择在上海召开这样全国性的经济工作会议，有重大意义。上海是最大的城市，全国的经济中心，稳定上海，恢复上海的经济，对全国关系重大。陈云同志受命主持中财委后，从东北进关，首先到上海去调查研究财政经济情况，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逃到台湾的蒋介石反动集团也懂得这一点，对上海实施封锁、轰炸，企图窒息上海经济，影响全国。在解放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上海连续出现两次物价大波动。在华中，地处五省通衢的汉口，同上海息息相通，物价也剧烈波动，出现拒用人民币的严重情况。沪汉物价不稳，波及各地，人心难以安定。1949年7月3日，华中局紧急电告中央，建议在上海开会谋求对策。中央采纳了这个意见，决定8月初召开上海会议，研究各大区的财政收支、物资调拨和货币发行问题，寻求支援战争与稳定沪汉经济的办法。

上海会议开了20天，陈云同志作了报告和总结。会议提出了克服经济困难的措施，并从领导思想上明确了一些重要问题，对建国初期的财经工作，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观察和解决财经问题，要有政治观点，这是上海会议强调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所谓政治观点，在那时就是要立足于革命战争的全局看问题，从全国的范围看问题，这样才能抓住问题的本质，找到解决的有效办法，坚定自己的信心。当时，从我们面对的情况说，一方面是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新中国处在诞生的前夜；另一方面财政经济确实困难，特别是在南方，在较大的城市，困难更大。怎样认识这种困难，做财经工作的同志首先要明确。会议完全同意陈云同志的分析，认为这是胜利中的困难，是战争推进到国民党区域后出现的暂时困难；全国解放了，新区的工作开展起来了，困难就会减轻，回旋的余地也会更大。会议作出了努力收税、发行公债和发钞票几项决定，以解决财经困难。作出这样的决定，是基于以下的认识：全国解放了，中国这样广大的地区，众多的人口，多收一些税、多发一点公债是不会有问题的，随之也会增加对于货币量的需求。陈云同志在会上给大家算了一笔帐，他说：“抗战前，全国的货币流通量（包括地方币）为20多亿银元。经过了12年战争之后，生产和货币流通不正常，发行是应该少一些，假定打两个对折，还应有5亿多银元。可是，现在我们发行的人民币，只相当于1亿至1.2亿银元，数目还是很小的。我们的税收也不多。处在一个发展的环境中，加一点税不会出大问题。如果赤字不大，可以用增加税收的方法求得收支大体平衡，以便使经济走上健全发展的道路。到那时，货币比较稳定，发了票子物价不涨，就大有文章可做了。”会议从当时的全局出发，正确地指出：解决财经困难的根本办法，还是要依靠军事上的胜利。不论财经工作有多大困难，仍然要把支援战争放在第一位，在支援战争的前提下谋求经济的稳定。离开这个前提，孤立地看问题，就经济论经济，路子不会宽广。

观察和解决财经问题，要着眼于恢复和发展生产，这是会议提出的又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原来设想，解决上海的困难，办法之一是搬迁一些工厂出去，用疏散来减轻上海的负担。中央要陈云同志同华东的同志研究这个意见。商量的结果，认为这件事要慎重。从缓解一时困难看毫无疑问有利，但对于下一步恢复生产就未必有利了。因为工厂不是随便搬到什么地方都可以生产的，不具备一定的条件形成不了生产能力。而经济困难的最终解决，离不开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本着这个原则，会议决定，各区共同努力来维持上海，承担分配的粮、棉调拨任务。上海的工厂恢复生产，全国各地都会受益，下一步就主动了。从这时起，在全国开始实行了粮、棉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的统一调拨。

要把财委建设成有思想、有战略眼光的司令部，这是陈云同志向财经领导机关特别提出来的要求。那时，各级财委机关正处在组建过程中，陈云同志在会议总结里说：“各大区财委机关要组织成为一个司令部。现在各地区财委只有几个人，这样不行。财委要设置专管各方面工作的组织，如金融、贸易等处。有些可以设秘书或委员，如工业秘书、计划委员等，负责看有关材料，动脑筋，考虑问题。这光靠下面的业务部门不行。现在工作范围很广，任务很重，没有专门的研究机构应付不了。人员从哪里来？由上面派不可能，要从业务机关抽。抽二、三等的不行，要抽一等的。以前的机构，已完全不适应今天的需要，过去的那一套经验也应付不了现在的局面。现在我们不但要应付国内，而且要在国际经济中周旋。这样就需要党内外人士团结起来，根据地的，做地下工作的，外来的，本地的，没有哪一方面的也不行。总之，我们今天面临的是管理一个有几亿人口的大国的局面，必须吸收党内外各方面有知识的人来共同工作。”后来，他多次讲过这个思想，要求财委多考虑研究经济工作的战略问题，成为通观全局的经济工作机构。从中财委本身来说，当时就是按着这个想法设置机构、建设队伍的。我在前面已经谈到，中财委高层次的领导人员中有党内外经济专家，局处级领导工作人员中这样的专家就更多了，在一般工作人员中也有很大一部分青年同志具备了一定的财经专业知识，大家上下一心，通力合作。这对于完成各项任务起了很大的作用。许多同志后来成长为经济建设的栋梁之才。

上海会议提出克服困难的办法，主要有4项：

1．精简节约。关于精简节约的具体措施，大家认为精简人员困难比较大，所以与其裁员不如减薪，“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着吃”。

2．在新解放的乡村抓紧征粮，新解放的城市抓紧收税。这方面很有文章可做。例如上海的税收原来每月45亿元（指旧币，下同。1955年3月1日发行新币，新旧币比值为1：10000），经重新研究，可望达到268亿元。3．发行公债。会议原定发行2400亿元，因民族资产阶级人士对于现时发行公债一事尚有异议，所以中央决定推迟。

4．由中财委主持从各地调拨物资，首先保证上海需要的粮食、棉花和煤炭，稳住上海，恢复生产。

在上海会议上，还就急待统一的几个问题作了规定：

第一，统一规定了各地的秋粮征购任务、1949年8月至12月份的货币发行量和各区域之间的物资调拨计划。

第二，统一税率。

第三，建立由中财委领导的统一的发行库。

第四，建立全国性的花纱布公司、中纺公司、土产公司，集中掌握几种重要物资。

建国伊始，稳定金融物价的斗争，主要是同民族资产阶级中的投机资本家的较量。官僚资本在接管城市的过程中，已经陆续收归国家所有，帝国主义在华企业也已经不能为所欲为；而民族资本则不同，它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受到国家政权的保护。在当时，民族资产阶级既拥有官僚资产阶级所没有的政治资本，又掌握着足以影响金融、物价的经济实力。他们自以为身价很高，看不起我们，说我们这些“土包子”只会打仗，不懂经济（即所谓“共产党军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经济是零分”），又看到我们控制市场的能力有限，于是就在市场上一再兴风作浪。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同他们进行必要的斗争并在斗争中取得胜利，我们就会站不住脚。刘少奇同志曾经说，谁掌握了市场，谁就在实际上掌握了经济上的领导权。所以，这场斗争也是我们同民族资产阶级争夺经济领导权的斗争。正是这场斗争的初战胜利，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才开始树立起对其他经济成分的领导权，并按照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去调整各种经济关系，使之各得其所。

金融市场上的银元斗争，是民族资产阶级中的投机资本同我们的初次较量。1949年春，国民党崩溃的形势已定，在南方新解放的城市，我们在金融市场上遇到的难题，主要的已不是国民党发行的金元券（金元券已不打自倒），而是银元。渡江以前，我们一般是先解放乡村，后包围、解放城市。在金融市场上，人民币先在乡村生了根，城市一解放，人民币比较容易占领市场，较快地恢复城乡经济联系。沈阳、北平和天津解放前后的情况大体上都是这样。渡江以后，情形不完全相同了。在那里是先占领城市，后占领乡村，城市和乡村都是银元占领市场，人民币挤不进去。上海解放的头一周，投入流通的人民币还不足20亿元，数量并不大，但大部分还是浮在市面上，充当本位币的照旧是银元，人民币根本买不到成批的东西。这就滋生了银元投机。旧上海的证券交易所本来已命令停业，实际上却没有停，成了半公开的银元投机指挥所，每天麋集几千人在那里。充斥在大街小巷的银元贩子更多，1949年6月5日这一天有2万人，6月8日发展到8万人。银元的黑市价从人民币1400元涨到2000元以上。这股银元投机风严重地冲击了金融市场，危害正当的工商业，影响市民的生活。不禁止银元流通，制止银元投机，人民币的信用就树立不起来，金融也难以稳定。上海最初设计的斗争方案是以银元制服银元，即用经济的办法解决问题，集中大量银元拿到黑市上抛售，先把价格压低，再宣布禁止流通。这个方案试行的结果，没有起什么作用。1949年6月6日这一天，在一个城区抛出了1万银元，价格一点没有回落。原因是投机势力大，不够吃。据说，日本人占领上海期间，市场波动，从东京一次运来5吨黄金投下去，也是以失败告终的。后来，上海市决定组织一次严厉的政治打击。首先发动和组织以工人为骨干的各阶层人民，造成强大的舆论攻势，同时作好必要的准备，于1949年6月10日一举关闭作为银元投机中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拘捕严重违法的投机者。在政治打击的基础上，迅速实施金银管理办法。人民币从此占领了市场。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来，在经济斗争中需要有政治、法律手段配合，才能充分发挥经济手段的作用。当然，这也不能绝对化，决不可以因为政治、法律手段易于收到一时的效果而滥用。我们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是完全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从事经济工作的同志一定要有这种观点，首先要学会从政治上看问题。如果只是埋头于具体的经济事务，不关心政治，不研究经济工作中的政治问题，就可能变得头脑不清醒，甚至迷失方向。但是，经济又是基础，如果离开经济去谈政治，那也会走向反面。经济问题毕竟有它自身的规律，最终还是要依靠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经济手段和经济办法来解决。这个道理，在粮食和纱布市场的斗争中，就看得更为清楚了。

粮食和纱布市场上同资产阶级的较量，是继银元斗争之后的又一个回合。银元斗争我们虽然胜利了，但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没有受到重大打击，还不服气。那时，物价不稳定，粮食和纱布往往代替货币充当筹码，成为囤积的对象。资产阶级也把眼光转到粮食和纱布市场上。在上海开会的时候，银元斗争刚过去，市面上好象显得平静，其实是酝酿着又一次较量。会议曾经作了一番布置。1949年10月15日，物价涨风果然再起。以津沪为先导，华中、西北跟进，全国物价猛涨。天津是粮食带头。上海是纱布带头；资本家估计我们手里的纱布不多，就从这里突破，很有孤注一掷的架势。武汉受上海影响，也是纱布带头，涉及到粮食和金银。上海仍然是较量的主战场。在中财委统一部署下，各地一致行动，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双管齐下，一面筹措掌握物资，择机抛出；一面几路进军收紧银根：征收税款，收缴公债款，要求资本家按时发放工资而且不准关厂；公家的钱只能存放国家银行，不得向私营银行和私营企业贷款。这一抛（抛售物资主要是纱布）一收（收紧银根），资本家两面挨“耳光”。他们原以为大量买进，甚至举债存货，可以伺机抛出，大捞一把，没有料到银根一收紧，日子就过不下去了。他们错误估计了形势，完全失算了。

当然，我们也付出了代价。那时，从四川调运大米到上海，运费和粮价差不多，销价不提高，都是国家贴补。赔钱做买卖，私人是不会干的。看似悖理，不符合经济原则；但从稳定上海、进而稳定全国经济以较快恢复生产这个大局看，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无论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有好处。看似悖理的事就不悖理了；不仅不悖理，而且是按照经济原则办事的又一种形式。搞经济是要算经济帐的，不算经济帐的财经干部不是好的财经干部。问题是看怎么算。有大帐有小帐，有时它们是一致的，有时不一致。在它们不一致的时候，首先算大帐，不为小帐遮住眼睛，这一点对于财经工作的领导者是很重要的。我们在粮食和纱布市场上斗争的胜利，就是正确处理了算大帐和算小帐之间的关系，各地区都从大局出发，统一行动，充分发挥我们的政治、经济优势才取得的。这是一条经验。

各地市场从1949年11月25日起趋向稳定，到同年12月10日物价涨风告一段落。以1949年7月底为基期，上海、天津、汉口、西安四大城市的物价涨幅基本稳定在3.2倍的水平上，和我们的物资力量、货币发行状况大体相适应。在这以后，市场物价虽仍有起伏，大的波动没有再出现，说明经过这次斗争，我们在市场上已经取得了领导地位。资本家对我们搞经济的能力也开始翘大拇指了。上海一位有影响的民族资本家事后说：“6月银元风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这次仅用经济力量就能压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料想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