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调整工商业的措施和成效

调整工商业主要是调整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首先是调整公私关系。调整公私经济关系的实质，是在巩固国营经济领导地位的前提下，公私兼顾，使私营经济发挥其有益于国计民生的作用。

1950年4月12日，中财委召开党组会讨论调整工商业问题。我在会上发言谈到：关于公私兼顾的问题，中财委系统研究不够，没有把《共同纲领》第二十六条的原则规定具体化。《共同纲领》第二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应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我们在实践中究竟怎样落实这些规定，还缺少办法。1949年为平衡收支，征税有些重，加上其他方面的缺点，资本家叫得比较凶。我们自己没有经验。来帮助我们的苏联专家又不熟悉中国的情况和政策，比如商业部的苏联专家，总不理解为什么国营贸易部门能赚的钱，白白让私营工商业赚去，主张凡能赚钱的买卖，国营贸易部门都要干。这当然不能怪他们，因为我们没有很好地向他们说明中国的实际情况和我党的政策。陈云同志在这次会上强调指出：“我们既在经济上承认四个阶级，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工商业就要让他发展，有困难就要帮助。”“对资产阶级无非有两种办法：一是不给“油水＇；二是给一点＇油水＇，将来实行社会主义再拿回来。二者必居其一。我主张从预算内划出一部分，给资产阶级一点＇油水＇，这对我们更有利。”他还说：“给“油水＇也有一个如何给法的问题。一是税收放宽；再就是税收不放宽，银行给贷款。后一种办法给了好处，人家也不知道；前一种办法给好处在明处。所以，还是实行前一种办法。”他提出：“今后要多照顾一下别的阶级，可以定下一条，明年从预算里让出一部分，叫做“合作费＇，用以解决与资本家的合作问题；国家订计划也要把私营部分包括进去。至于有些资本家现在遇到困难，提出要公私合营，我们不能随便答应，要考虑利弊得失，不能一说合营就都是好的。”

大家完全赞同陈云同志的意见。会议决定中财委的工作要把重心从财政方面转到恢复发展经济上，首先抓好现有工商业的调整工作。按照公私兼顾的原则，研究从贷款、税收、原材料供应、运输等方面扶持私营工商业的发展。

以后，中财委又召开了一系列有私营工商业者参加的工商、税务、贸易、油脂、火柴、橡胶、机械等专业会议，逐个解决问题。5月召开的上海、天津、北京、武汉、重庆、西安、广州七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具体分析了私营工商业遇到的实际困难，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7月6日，中财委就召开公私关系各种专业会议的方针向中央写了报告，提出了应该采取的调整措施：

1．投放货币，收购农副土特产品，开展城乡交流（这一条当时是作为全党的大事来抓的，中央曾专门发出指示）。

2．对私人工业实行加工、订货，合理确定工缴费（后来成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最初形式）。

3．在原料供应、资金供给等方面，实行公私大体平等的原则。

4．划分公私经营范围。国营零售商业要担负起稳定物价的作用；现有零售业务只经营粮食、煤炭、油品、布匹和生产工具等少数重要物资，掌握货源的1／3到1／2，其他商品让给私人经营，并推动私商以适当价格收购和运销农副产品。

5．调整价格政策，使私营零售商有利可图。6．适当减轻税负，简化征税手续。

要落实这些措施，遇到的矛盾也很多。当时，国家财政还有赤字，社会上又有大量的失业者，金融物价也有再起风波的可能，政治经济形势仍然比较严峻。这些问题一方面需要在工商业的调整中去求得解决，另一方面又不能不制约工商业的调整。总之，当时是背着包袱搞调整的，回旋的余地比较小，必须审时度势，统筹考虑各项调整的措施，照顾到各个方面，避免顾此失彼，“按下葫芦又起瓢”。

下面就谈谈当时是如何处理这些矛盾的。

1．关于维持生产、救济失业与继续稳定金融物价的矛盾。

要维持生产、救济失业，就要增加货币投放，这同稳定金融物价是相矛盾的；而实行有利于稳定金融物价的紧缩政策，工商业的困难就会继续下去。这两件事又都不能出问题，就象陈云同志比喻的，现在政府挑的是两筐鸡蛋，不要碰破一头。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在采取维持生产、救济失业的措施时，必须同稳定金融物价相辅相成，不能鲁莽行事。当时的金融形势是：贸易回笼减少，信贷回笼增加，信贷回笼大于贸易回笼。1950年3月份，发出票子6万亿元人民币（旧币，下同），而贸易回笼仅完成计划的40％，银行存款达到9万亿元。进入4月份，贸易回笼又有减少。信贷回笼增加，会不会孕育另一种危险，一旦物价波动，存户挤兑，又迫使增加货币发行，酿成更为严重的局面呢？因为信贷回笼的货币并不是闲在那里，已经安排了用场。三四月份，我们就是靠存款解决了财政贸易周转的资金需要。如果存户大量挤兑，就得大量增加货币发行。当时还缺乏这方面的经验，必须从最坏处着想，事先预谋对策。

经党中央和毛主席同意，中财委提出了四项措施，设置了两道防线。第一，掌握足够的纱布。当时，我们的存粮比较多，纱布比较少，一旦物价出现涨风，游资又极易冲击纱布。所以，中财委决定增购棉花，扩大委托上海私营纱厂代纺数量，以增加我们的纱布实力，又帮助私营纱厂渡过困难，减少失业。第二，扩大人民币的流通地域。当时，人民币主要在若干大中城市流通，如能扩大流通地域，对预防金融物价风潮将有重要作用。为此，中财委要求新解放区选择有条件的市镇，按照国营贸易公司统一牌价，开展专收人民币的售卖活动。第三，吸收定期存款。以上三项措施是第一道防线。必要时，采取第四项措施，即把军政经费推迟发放，并在短期内冻结机关、国营企业及合作社的大部分存款，或限制提款数量。这是第二道防线。由于采取了这四条措施，金融物价没有出大的问题。

2．关于减轻民负与平衡财政收支的矛盾。

从抗日战争起，多年打仗，人民疲惫，需要休养生息，适当减轻民负，以利于促进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但是，国家财力匮乏，减轻民负，又可能危及财政收支平衡。那时全国收支大约664亿斤粮食，调整措施将引起减收和增支共计116亿斤粮食。即使我们把所有的后备力量都拿出来，也不过66亿斤，加上其他增收节支措施，也还需要发行折合35亿斤粮食的人民币。这已经接近危险的界限，因此必须在努力减少支出上做文章。一是裁减国家机构的经费，二是限制工业投资。

3．关于扶持私营工商业与发展公营经济的矛盾。

从稳定物价、发展生产着眼，需要扩大国营及合作社商业在城乡的购销活动；但如果私营工商业被挤垮了，也不利于恢复城乡经济。调节的办法，是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对五种经济成分统筹兼顾。这种统筹兼顾，当时称之为既“有所不同”，又“一视同仁”。

4．关于保护私营工商业合法利益与保障工人权益的矛盾。

刚进城的时候，我们强调工人已经争得的政治经济权益不能轻易取消，不允许私营工商业随便停工停业。1950年上半年，工商业出现了困难，有些企业经营不下去，不批准停工停业不行了。有些企业要渡过难关，不仅需要政府的帮助，也需要工人的支持，包括忍受裁员减薪这样暂时的牺牲。这就需要我们做好劳资双方的工作。

针对工人中存在的一些过高的福利要求，周总理在七届三中全会上要求全党注意做工人的工作，向工人进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教育。工人一般都能够接受这个道理。当时有个口号，叫做“降低工资，劳资团结，渡过难关”。这样也发生了另一方面的问题。有些资本家和他们的代理人，对降低薪资持消极态度。天津私营中兴纸厂工人主动提出降低工资，而经理、副经理、襄理、协理7人的薪金占全厂工资支出的16％，他们无动于衷，却要求工人多减。也有的私营企业本来不必减低工人薪金，资本家也趁机向工人开刀；我们有的同志又缺乏这方面的警觉，不管青红皂白发动所谓减薪运动，让资本家钻了空子，引起工人的不满。

工商业困难，失业工人增加，做好失业救济和安置工作，就成为当时党和政府的一件大事。毛主席和少奇同志、周总理都直接过问，亲自处理。中共中央于1950年4月、6月、11月三次发出指示，对失业工人的救济问题作了若干规定。这些规定，事后看来，有利有弊。从积极方面说，确实安定了失业者，他们看到新旧社会对他们的态度迥然不同，从内心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从消极方面说，政府从此背上了统一安排所有失业人员的生活与工作的沉重负担，并一步一步地演变成了一种由国家包下来安排劳动就业的制度。

5．关于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扩大造成的矛盾。

繁荣市场的措施之一，是收购农副产品。除国家力量外，当时还要运用私商的力量。建国初期，城市人民购买力低，产地价格偏高，抑制了对农副产品的需求，私商不愿意下乡去收购贩卖。要打开农副产品销路，产地价格就必须适当降低，以适应消费者的承受能力，并使私商有利可图。在当时的情况下，农副产品只要能够卖出去，对农民就合算；否则，看起来是照顾了农民利益，最后还是农民受损失。

1950年5月份以后，由于部分工业产品价格上扬，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逐渐扩大了。5月下旬到8月下旬，河北省唐山、石家庄、保定三市工业品价格上升了22％—29％，农产品价格反而下降了7％—13％左右，粮食的市价降低到国家牌价以下，农民很有意见。9月19日，华北局就剪刀差扩大的情况和意见向中央写了紧急报告。9月25日，陈云同志主持召开会议，决定放手购粮，把粮价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上，以免“谷贱伤农”，造成市场的呆滞。同时，加强农产品的推销与出口工作，并进口一部分农民需要的日用品。这样做，对繁荣农村市场，活跃整个国民经济有利。

1950年调整工商业的工作，总的看成效是大的，特别是把收购农副产品作为主要措施，抓到点子上了。如果要讲那次调整的经验，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经验。陈云同志曾在中财委的一次会议上专门讲到了这个经验。他说：“三、四月间工商业困难，经过五、六、七月情况变了，霓红灯又亮了。为什么变化得这么快？其中的道理之一是使社会力量转动起来，办法就是收购，城乡都是如此。在乡村收东西投放钞票，然后钞票又进城来买东西，就活起来了。所以，繁荣的重要之点又是收购农副产品。这是主要的经验。农村这个百分之九十动了，百分之十（当时城乡人口比例是一比九—一波注）也就有办法了。基本动力是农村的力量，这一条道理我们摸到了。”我们大量收购农产品，农民卖出了产品，就增加了购买力，城市的工商业也就活了。失业现象跟着也会减少，继之又会推动城市购买力的提高，工商业又会进一步繁荣起来。这不仅有利于增加税收，减少财政困难，促使物价稳定.而且有利于打击投机活动，发展正当的工商经营，促进城乡交流越来越活跃。4月10日开始投放货币，一路到乡，一路到城，4月20日左右进入市场，5月初市场开始转机，6月份就重新活跃起来了。工商业停歇业户开始减少，复工复业户陆续增加。以华北为例，各地工商业5月底由下降转向回升。据上海、天津、北京、武汉、青岛等城市的统计，10月份同4月份相比，大米、面粉、棉布和棉纱的销售量，分别增加了298％、54％、233％和180％。上海市7月份扭转了歇业户多于新开业户的情况，整个下半年，新开业的工商户达到32674户，比歇业户多出25223户。

1951年4月9日到5月10日，我在上海对工商业的情况作了一个月的考察、研究，发现私营工商业存在的问题还不小，需要继续努力解决。回来后，我向毛主席和党中央作了书面报告。当时，上海工商企业中公私资本的比例是1：5，而它们的营业额则是2：5，说明公营比私营恢复得快。这既是好现象，也说明私营工商业困难多，恢复乏力。那时私营工商业在一些重点产业部门还占优势。如按资本额计算，在机电行业占60％，机械行业占75％，酸碱制造业占60％，纺织业占60％，其他日用品工业几乎都掌握在私人手里。国营工业设备利用率已恢复到70％—80％，私营工业仅恢复到40％—50％，有一半的生产能力闲置在那里。从国计民生的需要看，这是必须解决的。所以，我在报告里建议：一方面，必须有计划地发展国营工业，逐步改变不利于我的公私比重，以加强国营经济对私营经济的领导能力；另一方面，应该继续调整工商业，逐一解决存在的问题，把私营企业的潜力利用起来。此外，我还发现，统一财经后，地方对中央集权过多意见比较强烈。他们对中央管大政方针是拥护的，但对许多业务部门搞垂直管理有意见，认为这样做会影响经济工作。这次调整工商业的工作，由于抗美援朝开始，未能坚持做到底，还遗留下了一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使后来的工作增加了一些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