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系全局的上海“五反”斗争

在“三反”运动不断升温的情况下发动“五反”斗争，对经济生活产生了一定影响。一部分经济部门的工作几乎停顿，国营企业的业务活动也受到冲击；加之资产阶级惊恐不安，并用歇业，停工的手段来要挟我们，大批私人工商户停业、半停业，使经济活动出现严重的堵塞现象，基本建设项目纷纷推迟，军事订货减少，商品货币流通遇到了障碍。据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统计，1952年春货币流通量比上年同期减少了13％，银行汇兑及票据交换仅及去冬旺季的30％。许多地区生产下降，市场清淡，税收减少，失业工人增多。华北地区1952年2月份的税收比1月份减少了一半。天津市新歇业的私营工商户有4000家，影响到40万人的生计。这个问题当然不能小看，党中央和毛主席要我们迅速弄清情况，拿出解决办法。

正在这时，中央收到了邓小平同志2月22日给毛主席发来的一封电报。电报说，目前西南地区工商业表现了暂时的但又是显著的停滞现象：（1）一季度税收估计将减少一半，好多税局已经垮了；（2）贸易额减少很多，国营公司百货营业额只有原来的30％，工业器材仅及15％；（3）许多私营工业无事可做，有的有意用不发工资或要公家贷款维持的办法抵抗“五反”运动；（4）工商停滞造成工人失业，也加剧了城市贫民的困难，重庆一区有两万人（占该区人口1／3）到了无食或缺食地步，开始对“三反”、

负部门领导工作的个别老同志也存在“左”的情绪，想趁机消灭私人资本，实行社会主义，以致闹出了一些乱子。当时支持乱斗资本家的，就有市总工会的一位负责人。在基层单位，不管什么违法不违法，一齐反。反暴利、反剥削、反压迫、反对资本家的腐化生活，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明确“五反”的内容，划清政策界限，确定斗争目标，防止出现偏差，就成为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

其他地区也先后遇到过这个问题。2月29日，西南局在给川西区党委并报中央的电报中指出：“你们二月二十二日送来之关于五反不法行为临时计算办法中关于“暴利”的解释，经我们研究后，觉得暴利的提法是不很妥当。这样，第一，是不好算，无底；第二，掌握不紧就很容易形成以算剥削帐的办法去算暴利，形成混乱；第三，从政治上说也不够策略。事实上许多奸商愿意承认暴利而不愿承认盗窃，就是证明。因此，我们意见，你们所指各项，应列入盗窃国家财产或因此而使国家受到的损失为好，并望以后报纸的宣传上亦注意此点。”

3月1日，毛主席将西南局的电报批转各地。他指出：“西南局二月二十九日的电报是正确的，发给你们参考。当天津、济南、南京、上海等处提出反暴利的口号时，大资本家即迅速接受，因为这个口号可以被他们利用去威胁中小资本家，说他们的利润中也有暴利。就目前时期来说，真正违反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暴利，已包含在＇五反＇的各项对象中，故只应提“五反＇，不应再提反暴利。隐匿侵吞敌产、逃走外汇两事，国家已有法令，又可包括

在“盗窃国家财产＇一项内。倒卖金银、偷卖鸦片白面两事，国家亦有法令，可依法办理，不必于“五反”外另立项目，变为“六反＇、“七反”。”

选择恰当的斗争方式，对于保证“五反”运动的健康发展极为重要。我到上海后，先去几家大的私营企业考察。记得其中有一个梅林罐头厂，在斗争不法资本家时，出现了戴高帽子和体罚现象，致使少数资本家跳楼自杀。如不采取果断措施，改变这种斗争方式，将会带来严重后果。经与陈毅同志和华东局负责同志商量，决定把这种“面对面”的斗争方式改为“背靠背”的斗争方式。让全市72家较大私营企业的资本家（几乎包括了上海工商界的全部头面人物，而且大都有比较严重的违法行为）集中起来开会、学习。上海市委选派得力干部参加，利用群众揭发出来的材料，促使他们在学习中坦白交待违法行为。其他中小私营企业也仿照这样的办法，分期分批地解决问题。大体上做到了斗而不乱，避免了前一个阶段发生的偏差。

3月3日，我将上海“五反”的情况，又向毛主席和党中央作了一次专题报告。报告中谈到，当时上海的私营工商业163000户，根据已经掌握的材料进行了分类排队，确定了应予保护的和着重打击的名单。报告还提出，运动展开后，必须加强领导，规定纪律，严密控制。毛主席看后，在报告上加了一段批注：“严密控制，非常需要。有些城市控制不严，出了乱子。”并把报告批转各地参考。3月5日，毛主席将《北京市委关于“五反”运动中对

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办法》批转各地。他在为中央起草的批示中，就若干政策问题作了新的补充规定，指出：对工商户的处理，要掌握过去从宽、今后从严（例如补税一般只补1951年的），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的原则。划分私人工商户的类型增加为五类，前三类（守法、基本守法、半违法）约占95％左右，后两类（严重违法、完全违法）约占5％左右。检查违法工商户必须由市一级严密控制，各机关不得自由派人检查，更不得随便捉人审讯。根据中央的这个指示精神，我们对上海的“五反”重新作了研究，又进行了一次分类排队。

经过重新准备，上海的“五反”斗争，于3月25日正式开始。这一天，举行了全市动员大会，由陈毅同志（当时任上海市长）作报告。他很会讲话，着重讲了要防止过火现象，全面交待了党的政策。这次会一开，上海的资本家稳住了，跳楼事件的影响也很快消除了。

在对上海72家较大的工商户定案处理的时候，遇到了一个问题：如果都定为违法户，就谈不到继续同他们合作，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也有在很大程度上落空的危险。我和陈毅同志商量认为，可视他们的政治表现，适当从宽处理。有一件事值得提一提，就是荣毅仁先生家当时是上海最大的民族工商户，在“五反”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应该划到哪一类？我和陈毅同志反复商量过。陈毅同志说，还是定为基本守法户好。我同意他的意见，并报告了周总理，周总理又转报毛主174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h卷

席。毛主席说，何必那么小气！再大方一点，划成完全守法户。这个“标兵”一树，在上海以至全国各大城市产生了很大影响。许多人翘起大拇指，称赞共产党伟大卓识。

上海的“五反”运动，毛主席自始至终直接过问。我每次呈送中央的报告，他都及时阅批。4月中旬，上海的“五反”运动已近尾声，我离沪去穗。在广州，我就运动处理阶段的几个政策问题，在给党中央、毛主席的报告中，提出了四点意见，这也是我这次外出期间写的最后一次报告。四点意见是：

1．慎重处理违法资本家的退财补税问题。上海退补金额将达10万亿元（不包括罚没），即使打七折，仍有7万亿元。而全市私营资本包括动产不动产在内总值约50万亿元，1951年除所得税及抗美援朝捐献以后的盈利额为5万亿元。资本家要退补这样大的数目，无论如何一下是拿不出来的。建议采取三种办法解决，即现款偿付20％左右；退而不出转为公股20％左右；其余60％左右记帐分期偿还。这样做比较有利。

2．上层资本家中应有一批划为完全守法户。这就需要打破单纯按违法数字大小定案的标准，适当考虑他们的政治态度和过去的贡献等因素。

3．工人监督生产势在必行，但其中问题甚多，应重点试验，俟取得经验并经中央批准再行推广。

4．妥善解决“三反”和“五反”的联系问题。“三反”提供的材料只能供“五反”参考，不能作为根据；“五反”只能顺便解决“三反”提供的材料问题，而不是为“三反”而

“五反”。否则，机关的“老虎”乱咬资本家，资本家也乱咬干部，对定案没有好处。

4月24日，中央批准了我在报告中提出的这些意见，并转发各中央局和分局参照执行。